你的父亲（1）

2007年11月22日

        挥弦，想知道爸爸从前是什么样子的么，那就看吧。

                                    ——呵呵，是我。

        我出生在那个叫太和的小镇，现在她属于重庆的合川区，从前是属于四川的。那年是1972年。按农历应该是四月十一。和那个时候在小镇出生的小孩一样，我是在小镇上一个著名的产婆的大力帮助下诞生的。当然，另一个为我的诞生而操劳的是现在被我称为“婆婆”的老人，在出生六年后从母亲的口里知道她的名字叫曹淑先，是她替我洗尽了身上的血污。我的出生给母亲和父亲带来了欢乐，尤其是母亲，两年前第一个儿子夭折的痛苦得到了抚慰。我至今也不能够确切的知道母亲的第一个孩子——我未曾谋面的大哥夭折的具体情形，据说是医疗事故，可后来不了了之，毕竟那个年代的母亲比现在的许多妇女温顺，至少在这一点上是这样。

        我的大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刚好八个月，这次打击几乎使母亲崩溃。直到我六七岁时母亲提起这事都抑制不住伤心，在翻看发黄的影集时见到大哥唯一的相片还潸然泪下，而没有在意我目不转睛的盯着她。后来那张相片被我藏了起来，倒不是怕母亲伤心，而是因为我对那个坐在“椅架”里的婴孩感兴趣，那时我十岁。

        我想正因为这样，我便理所当然的排行老二，邻里称我“罗二娃”，当然后来也有人叫我“罗大娃”。而母亲，则干脆叫我“二娃”，想必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昵称吧。

        我一再提及我早夭的大哥，是因为冥冥中他给了我一种影响。这种影响把他的夭折这件伤心事蕴涵的恐惧和担忧深深的注入年轻母亲的心。对我直接的作用可以用父母给我起的名字来证明。倘若不是我多病的话，我的名字应该叫做罗晓桥（后来这个名字用到了我唯一的弟弟身上）。然而，在我多病的惊扰下，或许更可能是由于母亲害怕我跟大哥一样夭折而听信了老人们的无稽却富有爱心的劝告，替我起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女孩子名字，也就是我现在的大名“罗晓艳”。现在我不必去责怪母亲这一荒唐却蕴涵满腔怜爱的决断，虽然这个名字在以后给我带来了许多笑话和烦恼，但这一切都自然而然。

        现在让我回过头来说说我的母亲和父亲，正因为他们才有了我，所以我不吝惜笔墨。

        母亲生下我时已经是二十九岁了。二十九岁对一个女人来说绝不能算是大好年龄。十多年后，当我进入一所比较有名的大学念书时，我见到了太多的比母亲年龄小却孩子比我大的妇人，我不知道母亲有没有遗憾过。虽然当她在惊叹比她年纪小得多的妇人已经有了孙儿时自嘲自己是“标准的晚婚晚育”，但晚育并未给她带来什么利益。在我眼中母亲永远是强者，从她口中我能断断续续了解到父母的过去。

        准确的说，母亲出生的家庭应该算是小镇的望族。外祖父是一个开明的乡绅，外祖母是小镇大姓易家嫡女。我可以想象在母亲出生后的六七年间，这个家是相当殷实的，虽然不能够和官宦名门相比，但也绝对有些排场。外祖父苦心经营，买田置地，然后在小镇定居下来，有一个女佣人一直为这个家服务。我没有见过外祖父和外祖母，但见过这个女佣，她后来死掉了。生前她一直和母亲姨妈有来往，母亲一辈都很尊重她，从她口中我听到过一些外祖父的掌故。我曾经在脑海中根据点滴的描述勾勒出外祖父的形象：夹着纸烟卷，身穿白绸衫，白白胖胖的脸上有一副金丝眼镜。在小镇，凡是认识外祖父的老人都说他是个大好人，特别令我欣慰的是他们还补充道：“你外祖父和邻里关系极佳，喏，就象现在一样。”当然，最让我开心的是他们说我相貌和外祖父最象，这委实让我高兴过好长一段时间。五年前我再次从和外祖父从前的佃户——他们从前租的是外祖父在乡下的田地，现在已经垂垂老矣——的攀谈中听到关于外祖父品行的传说。他们说外祖父从不催租的，遇到荒年从来不去过问田租，有时还接济他们。难怪当我们一家第一次去祭坟时乡农们对我们极礼敬，带我们去看他们一直看守的坟茔，还说他们一直认为终究有一天王家的后人会来祭扫的。那一刻，我有了一个念头，我颠覆了我在书本中获得的对恶霸地主们的切齿痛恨。事实如此，一个社会中，如现在一般，好人坏人都存在的，即使剥削营生的也有体恤，而为富不仁中今日也有，何况从前。

        外祖父姓王，名功伟。他可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在母亲出生七年后，全国解放了，很自然，在一种源于根深蒂固的旧思维对革命的惊惧中，他和外祖母相继去世。据母亲后来说，他们在解放时已经无法得到大烟了，毒瘾发作，再加上心病，就死去了。至于真实情形如何，那时母亲才七岁，应该是不大可能很清楚的。

        外祖父和外祖母去世后，昔日的三小姐——我的母亲便成了孤儿，更为糟糕的是我的小姨才两岁。万幸的是大姨在小学里谋得了一份差事，而我唯一的舅舅在解放前夕离开家参加了解放军。于是，仅仅靠大姨的微薄薪水养活二姨、母亲和小姨。那个女佣结了婚，但一直照顾着这几个孤零零的孩子，想是一种报恩心态，或许是外祖父临终所托。尽管如此，母亲瘦小的肩膀也不得不承担起家庭的重荷，那时大姨忙着教学，薪水发下来，大部分交给八岁的母亲，柴米油盐得靠母亲自己去市场采买，还得照料咿呀学语的小姨。女佣——母亲称她高姐姐在那时也帮着照料一切，而她更大的作用是以曾经佣人的身份——受苦的人——保护这一群“剥削者”的后代。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的母亲形成了独立、倔强、果断的处事态度。

        大约在解放后的几年间，情况似乎有了一些变化。失去音信的舅舅重新联系上了，他退伍进入了铁道部设计院，有了不菲的薪水，于是，母亲和二姨得以进入学校念书。大姨在不久也结了婚，除了“地主崽子”的阴影外，她们的境遇已算不错。外祖父留下的房子除了留下极小的一间外，被分给了贫下中农，这种情况知道八十年代落实政策为止。

        就在母亲经历这一切的同时，我的父亲也作为剥削阶级的后代经历了那个时代的洗礼。我的爷爷是县城的银行职员，而婆婆则是名门闺秀。婆婆的大哥（我管叫舅公）是解放前夕合川的城防司令。多年后，我在图书馆找到《重庆解放史》，按照里面的说法，在解放军进入重庆后他率部起义，当解放军通知他去开会时却不知去向，后来就被定义为“畏罪潜逃”，《合川县志》也是这么说。但也有知情人讲，舅公后来被抓住，是在成都盐市口被镇压了的。这些也仅仅是传说而已，对我而言并无多大意义。但对于那时的爷爷和父亲，可就是难以抹杀的阴暗的家族痕迹。

        爷爷曾经是卢作孚先生创办的瑞山学校的高才生，父亲曾经不无得意的告诉我，爷爷曾经亲聆卢先生的训诫。高兴的时候，父亲会给我讲他小时侯的一些故事，在现在我看来，多少显露出父亲对家族荣耀已成昨日黄花的某种淡淡的怀念罢。特别是父亲在讲到他小时候在茶馆玩看到合川警察局长在舅公面前毕恭毕敬的模样，我总能够感觉他骨子里的骄傲。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这些家族的荣耀在以后的日子里使父亲的少年时代充满辛酸与苦痛。家产被没收了，房屋变成了公家的药房，爷爷被投进了监狱，而父亲只能吃“对时饭”（每天吃一顿）。至今我们一家都不知道爷爷是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父亲在去世的时候也没有说起过。

        更糟糕的是，父亲在瑞山中学念完初中后被迫辍学了。“成份”这个要命的历史概念使天资极佳的父亲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养尊处优惯了的婆婆自然也无法抚养父亲，他只好去涪江上替人拉船。而父亲的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也先后抱养给了人家，只留下了父亲，也许是为了传承罗家的香火。

        在五十年代的末期，父亲的境况稍稍有点改观。綦江齿轮厂到合川招学徒工，或许是来自于街道的怜悯，或许是爷爷的改造被证明是一个错误的惩罚，父亲有幸被招了进去。进厂几年后，在那个替刚诞生的我洗净血污的老人的介绍下，父亲和母亲相识了。那时我的母亲在合川糖厂做零工，我舅舅不时寄钱资助她，应该说母亲过得不错。而父亲虽然是正式工人，却只有极低的薪水，还得养活我的婆婆。大约在六三年左右，极其自尊的婆婆因为患上子宫癌不堪身心压力未及母亲过门便上吊自尽了。当时父亲在厂里上班，是母亲以少女的勇气处理了后事，独自请人帮忙埋葬了未来的公婆，这事成为了父亲心中永远的感动。

        替父母做媒的曹淑先老人以母亲工友的身份，抑或是她丈夫姓周和我婆婆同姓的缘故成为了我父母的亲人。我出生后，她便成了我的“婆婆”。而我亲生的婆婆爷爷，我是未曾见过的。

        六九年，经过八年苦恋的父亲和母亲终于走到了一起。

        现在，我得把叙述拉回到我出生后的岁月。这里关于我小时侯的描述更多的得益于母亲在我懂事后的娓娓讲述，当然也有着我部分懵懂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