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仿佛注定要成为当代文学的“井喷”期。经过六十年代的沉痛和压抑,七十年代的痛定思痛与反思,伴随着思想大解放,也必然带来了文化的大繁荣,所以我国历史再次迎来了文化上的百家争鸣。各种思想之花携着劲风竞相怒放,代表了社会心态的作品普天盖地。文学的热情,驱使人们亲赴南国海疆以获得创作的灵感,或深入广袤的大漠以体验生命的韧性。这种火热的状况也因为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而彻底推向了顶峰。那时候,我正在一所中等师范就读,所以时刻感受到了文学的炽热。
同学们讨论着王蒙,李锐和贾平凹新作的意境,议论着北岛和海子诗歌的新颖,转而又对《红高粱》里展现的山东高密那千亩高粱的崇敬。好像谁要是不了解几位大作家,不能说出某个作家的作品,就显得太没见识了。文学朝圣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时代,也给人们输送了远方大海的汛息,自然而然地,我和同学们都有了一个绚丽的文学梦。看到很多同学由讨论进而订阅书刊,再而着手创作,我也不甘落后,把初三时写的一篇小说从家里拿到了学校,以便在课余时间仔细推敲一下。
小说的内容是改革开放后不久,几个村民合股买了一辆汽车,打算从南方某地收购山货和水果,经过长途运输,到家乡售卖。这很契合当时商品流通的政策。于是,我煞费苦心地组织起材料来,从地理书上查找某个省的特色物产,从地图册上用细线量出南北方的距离(厘米),再按照比例尺计算出大致的公路里程;估算运载量的大小,规划几条可行路线,等等。我反正记得,课余就一直忙活这个事。两个星期后,我把书写工整的稿件毕恭毕敬地递给了文选老师,请之批阅修改。然后按照老师的指点再次修正,最后把我多日的心血装进了一个大信封里,郑重地投入了邮箱。
结果不出所料。尽管我费尽移山之力才完成的处女作,苦苦煎熬了足足一月之后,投出去的稿件仍是石沉大海。我怀疑编辑根本就没有看我的来稿,直接扔进了废纸篓。现在想来是多么可笑,肤浅的阅历,稚嫩的笔触,能写出什么作品来。何况那个年代,几乎每个人都在写作,谁会注意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子?可当时我们不这么想,都认为自己的作品举世无双。每逢几个人互相询问有无编辑部的消息时,差不多是同样的表情和语调:眼睛一闭,然后失落的一声“没影儿呢”。
接下来,就是大量阅读,读自己订阅的刊物,读老师推荐的书目,以图下次的写作能变成铅字。我清楚地记得,我订了《小说月报》,《小说选刊》,还时常到师范附近的书报零售亭买一两本《散文》来读。那时的写作固然一无所成,但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如今,读书已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每天闲暇时必然会坐下来,静静地品读,由此进入一个全新的时空,远离尘嚣,自由畅意。所读之书也庞杂无比,天南海北,上天入地,古今中外,人文自然,只要是装订成册,我都会认真地读下去。以至于所在学校的图书室更新了两次书目,我好像每次都读了大多半。
读书是我的习惯与兴趣,但不是说,博览群书就一定可以写出作品来。文学创作需要灵性与悟性,李春雷先生的开山之作,就是同龄人的一个制高点,他的起跑线远高于常人的天花板。但文坛上的奇才毕竟属于凤毛麟角,本无可比性,人与人之间在身高体重方面可能差别不大,然而在精神领域里的差距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愚钝如我,尚有一点自知之明,故而每日读书,心智澄明,如果忽有感悟,成一小文,则欣喜不已。
文学是我少年时期的梦想。而今,我仍然在这条路上艰难地跋涉着,这也许就是一个锲而不舍的追梦人吧。
梦想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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