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第一条原则。假如一个小改变影响了长期历史趋势,这种影响只能是暂时性的,趋势很快就能逆转回到原来的状态。(举例:政治反腐改革几乎总是只能取得短期效果,改革者终将懈怠,腐败也总会卷土重来。任何一个给定社会的腐败程度都是恒定的,或者只会随着社会的演变发生缓慢的变化。正常情况下,反腐改革只有在伴随着广泛社会变革的情况下才能取得长期效果,小规模改变是没有用的。)如果某个小改变看似在长期历史趋势当中取得了长期影响,这只是因为这个改变的方向与大趋势相一致,因此趋势没有得到改变,只是向前推进了一步。
101,第一原则基本上就是同义反复。假如某个趋势相对小改变而言不够稳定,这一趋势就会随机发展而非追寻特定方向,换句话说就是根本无法成为长期趋势。
102,第二条原则。假如一项改变足够大,可以永久改变长期历史趋势,那这项改变必然影响整个社会。换言之,社会体系中的各个部分都是相关的,不可能永久性改变任何重要部分而不改变所有其他部分。
103,第三条原则。假如一项改变足够大,可以永久改变长期历史趋势,那么任何人都无法预测社会整体将如何改变。(除非许多其他社会也经历了相同的变化与同样的结果,这样才可以在经验基础上预测下一个经历了此类改变的社会可能会遭受类似的结果。)
104,第四条原则。新型社会无法从纸面上创造出来。换句话说,你无法提前设计新型社会,并期待该社会在得到建立之后会按照设计来运行。
105,第三条与第四条原则是人类社会复杂性的结果。人类行为的改变将会影响社会经济与物质环境,经济与环境互为影响,而社会与经济的改变又将以无法预测的方式作用于人类行为。因果律的网络过于复杂,任何人都无法理清并理解。
106,第五条原则。人们并不有意识地并理性地选择他们所属社会的形态。舍同通过社会演化而形成,不受人的理性控制。
107,第五条原则是前四条的结果。
108,在此说明一下:根据第一条原则,一般说来进行社会改革的尝试要么遵从社会发展的方向(因此仅仅加速了无论如何都要发生的改变)要么就只有暂时性的效果,而社会很快就会恢复原状。如果要在任何重要的社会方面遵循发展方向进行持续性的改变,改革是不够的,必须诉诸于革命。(革命并不必然意味着武装暴动或推翻政府)根据第二条原则,革命绝不会仅仅改变某一个单独社会方面;根据第三条原则将会发生革命者们未曾期望或不想看到的改变。根据第四条原则,革命者或乌托邦主义者们建立的新型社会永远无法按照计划运作起来。
109,美国独立运动并不是反例。所谓的美国“革命”并不是我们所谓的革命,而是一场独立战争加上一场用力过猛的政治改革。开国元勋们没有改变美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也没有这么做的打算。他们仅仅将美国从英国的拘束性统治之下解放了出来。他们的政治改革没有改变任何基本趋势,仅仅将美国政治文化在自然发展方向上推了一把。美国社会是从英国社会分生出来的,而英国社会早已在代议制民主的方向上发展很久了。独立战争之前美国已经在各殖民地代表大会内部实行了相当程度的代议制民主。美国宪法确立的政治体系是根据英国政体与殖民地代表大会为模版构建出来的。开国元勋们的确进行了重大修改,他们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这一步仅仅是踏在了英语国家早已走了很久的道路上。证据就是英国本土以及所有英国人永久居留的殖民地最终都发展出了与美国类似的代议制民主。就算当年开国元勋们一时手软没有签署《独立宣言》,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也不会有显著差异。我们与英国的联系或许会更紧密,或许会有议会与首相而不是国会与总统,但这都不是什么大事。美国独立运动并未对我们的原则构成反例,而是对其进行了很好的诠释。
110,不过人们在应用这些原则时依然需要依靠自己的常识。这些原则的表述语言并不周密,有进行阐释的空间,也可以找到例外。因此我们提出这些原则并非将其当作牢不可破的定律,而是作为思考指南,希望能为关于未来社会的不成熟想法提供部分解药。应当牢记这些原则,假如某人得出了与这些原则相冲突的结论,他应当仔细审视自己的思考过程,仅仅在有坚实理由的前提下才维持原有结论。
工业技术社会无法得到改良
111,上述原则也表现了为什么很难对工业体系进行改革从而防止其渐进性侵蚀我们的自由。技术至少早在工业革命时就就已经有了以个体自由与地方自主非为代价来加强体系的持续趋势。因此任何保护自由不受技术损害的改变都与我们社会的基本发展趋势相悖。这样的改变要么是暂时性的——很快就会被历史的潮水所淹没——要么就会因为足够产生永久性效果而改变我们这个社会的本质。这是根据第一与第二条原则得出的结果。此外,由于社会的变化无法事先得到预知(第三原则),这种变化将会伴随极大的风险。如果改变足以产生对自由长期有利的变化,那么就不会被风险吓倒,因为这些风险将极大地打乱体系。因此任何改革努力都过于软弱,无法生效。就算改革者们发动了足以带来持久不同的改革,他们也会在这些改革的破坏性效果表露出来后收手。因此只有那些愿意接受极端、危险且无法预测的体系变动的人才能对于自由永久有利的改变,换句话说就是革命者而不是改革者。
112,有些人急于拯救自由却不愿牺牲技术带来的所谓好处,他们会提出天真的新式社会构想来调和自由与技术。姑且不论这些人很少提出任何建立此类社会的具体方法这一事实,就算这些社会真能得到建立也得遵循第四条原则,要么崩溃要么产生与预期十分不同的结果。
113,因此即便是泛泛而言,想要通过改革协调自由与现代科技也很不现实。在接下来几节当中我们将会给出更详细的理由来总结为什么自由与技术进步不相容。
在工业社会里对自由的限制是不可避免的
114,正如在65-67段以及70-73段所解释的那样,现代人受到了一整套规则与规章的约束,他的命运取决于他人,这些人离他很远以致他无法对他们的决策施加影响。这并非偶然发生的事故,也不是傲慢的官僚独断专行的结果。在任何一个技术发达的社会这都是不可避免的。体系必须紧密监管人类行为,唯此才能正常运作。在工作当中人们必须遵守命令,否则生产过程就将陷入混乱。官僚体系必须根据硬性规定进行运作。假如允许底层官僚运用任何潜在的个人裁量就将打乱体系,底层官僚运用个人裁量导致的差异也会引发不公平的指控。的确,有一些对于自由的限制的确可以得到消除,但总体而言,答应组织对于我们生活的监管是工业技术社会正常运行所必需的。这将令普通人感到无力。不过正式的监管将会越发由心理工具所取代,使我们想要遵从体系对我们的要求(第14段,教育手段,“心理健康”项目,等等)
115,体系必须强制人们的行为越发远离人类行为自然模式。例如体系需要科学家、数学家与工程师,否则就无法正常运作。因此儿童们担负了要在这些领域出类拔萃的巨大压力。青少年将大量时间花在静坐学习上是不自然的。正常的青少年希望花时间来能动地接触真实世界。原始民族训练儿童所做的事情与自然的人类节律自然和谐。例如美洲印第安人就会训练男孩到户外相互追逐——正是男孩子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的社会儿童被迫学习技术学科,大多数儿童对此都不情不愿。
116,因为体系持续施压来矫正人类行为,不能或不愿调整自己来适应社会需要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其中包括完全拒绝工作的社会救济领取者、青少年犯罪团伙、邪教信徒、反政府叛逆、激进派环保主义破坏者、辍学者以及其他各种抵制社会体系的人。
117,在任何一个技术发达的社会,个体命运都必须依赖于那些他本人不能施加实质性影响的决策。技术社会无法分解成小型自主社区。因为生产有赖于极大数目的人和机器的协作。这祥一个社会必须是高度组织化的,而且不得不做出影响极其大量人口的决策。打个比方,当一个决策影响一百万人时,每一个被影响的个人对于该项决策平均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影响力。实际上,决策往往是由政府公务员、公司主管抑或技术专家做出的,但即使是公众投票进行决策,一般也会因为投票人数过多而使得任何个人的投票不起什么实质性作用。因此,大多数个人不可能对于影响他们生活的重大决策产生任何值得注意的影响。在技术发达社会中,这一点是无可救药的。体系试图通过使用宣传手段来诱使人们主动要求那些已为他们作好的决策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这种“解决办法”非常成功地让人民在感觉上好了一点,它也依然是对人类的一种贬低。
118,保守派和其他一些人主张进一步加强地方社区曾经有过的自主权,但随着地方社区越来越与公共设施、计算机网络、高速公路、大众传媒以及现代医保制度等大规模系统纠缠在一起并且必须依赖它们才能存在,这种自主也就越来越不可能了。应用于一个地点的技术往往会影响到距离遥远的其他地区,这一事实同样说明了技术社会与自主的不相容。例如,在某条小溪使用杀虫剂或化学品可能污染下游几百英里的水供应,而温室效应则影响了整个世界。
119,体系的存在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仅仅以满足人类需求为目的的体系也不可能存在。相反,体系会改变人类的行为以适应它自己的需要。这与可能假装引导技术体系的政治或社会意识形态无关,而是技术本身的问题,因为体系不是由意识形态引导的,而是由技术需求引导的。【18】当然,体系满足了人类的许多需求。但一般说来,只有在满足人的需求对体系有好处时,它才会这样做。体系本身、而非组成体系的个人的需求才是至高无上的。例如,体系供给人们粮食,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挨饿体系就不能运转;在方便的情况下,体系也会照顾人们的心理需求,因为如果太多的人感到压抑或变得反叛,体系就不能运转。但是,体系有许多充分且实际的理由要不断地对人施压,改变他们的行为以适应体系的需要。比方说,假如垃圾积累过多,那么政府、媒体、教育系统以及环保主义者就会一拥而上,用铺天盖地的垃圾回收利用宣传来淹没我们。假如体系需要更多的技术人员,那么各种声音就会组成一场大合唱来劝诱儿童学习科学。没有人停下来问一问:强迫青少年花费大量时间来学习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十分讨厌的东西是否人道。当技术工人因技术进步失去工作而去接受“重新训练”时,没有人问一问:像这样把他们推过来拨过去对于他们来说是否太屈辱。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一个人都必需向技术的需要低头,而且理由十分充分:如果人的需求被摆在了优先于技术需要的地位,就会出现经济问题、失业、短缺甚至更糟。在我们的社会当中,“精神健康”的概念主要被定义为在多大程度一个人能够根据体系的需要行事并且不会流露出承受精神压力的迹象。
【18】(119段)“今天,在技术发达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十分相像,地理位置、宗教和政治上的不同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芝加哥的一个基督教银行职员,东京的一个佛教银行职员,莫斯科的一个共产党银行职员,他们彼此之间的日常生活十分相像,而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的生活与一千年以前人们的生活却非常不同。这种相像是普遍技术的结果……”
三个银行职员的生活其实并不完全一样。意识形态确实会产生某种影响,但所有技术社会必须遵循大致相同的进化路径,唯此才能存在下去。
120,在体系内为目的感和自主权留出空间的努力只足一个笑话。例如,我们的公司把每个工人只组装一套机件的一部分改为每个工人都组装整套机件,声称这就是给了他们目的感与成就感。有些公司的确试图在工作中赋予雇员更多的自主权,但由于实际需要,这种尝试只能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能给予雇员有关最终目标的自主权,他们的“自主”努力决不能指向他们自己选择的目标,而只能指向雇主的目标。任何公司如果允许其雇员自行其是都会很快关门大吉。同样,对于任何一家存在于特定社会体系当中的公司来说,其中的雇员都必须将各自的努力指向企业的目标,否则企业就不能实现其作为系统一部分的目的。从纯技术角度来说,大多数个人或小团体在工业社会中都不可能享有高度自主权。甚至就连小型企业所有者通常也只有有限的自主权。除了遵从必要的政府规章之外,他还必须适应经济体系对自己的要求。例如,当有人开发出一种新技术之后,小企业主为了保持竞争力往往必须利用这种技术,无论他本人意愿如何。
技术的负面效应不可能与正面效应分割开来
121,工业化社会不能迸行有利于自由的改革的一个更深层原因在于,现代技术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其中所有部分都相互依存。你不可能去掉技术当中“坏的”部分,只保留“好的”部分。以现代医学为例。医学的进步有赖于化学、物理、生物、计算机科学以及其他领域的进步。先进的医疗需要昂贵的高科技设备。只有技术先进、经济富裕的社会才能提供。显然,抛除了整个技术体系及其所有伴生物,你就不可能在医学领域有任何进步。
122,即使医学进步可以不依赖技术体系的其他部分,这一进步本身也会带来特定的弊端。例如,假设我们发现了治疗糖尿病的办法。带有糖尿病遗传倾向的人就会生存下来并且与他人一样繁殖,淘汰糖尿病基因的自然选择就会中止,而这类基因就会在人口中扩散。(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现象已经发生了,因为糖尿病虽然仍旧不可治愈,却可以用胰岛素控制)许多其他疾病的易感性也会受到人口遗传退化的影响。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无非是优生学计划或者大规模人体基因改造工程。换句话说,未来的人类将不再是自然、偶然或者上帝(根据各人哲学观点而异)的造物,而是人造的产品。
123,如果你认为现在的大政府过度地干涉了你的生活,那么你就等着政府着手管制你的孩子的遗传构造吧。随着人类遗传工程的到来,这种管制将不可避免,因为没有管制,遗传工程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19】(123段)可以设想一下某无良基因工程师创造出一群恐怖分子的场景。
124通常对于这类担忧的反应是谈论所谓的“医学伦理”,但是伦理规范无法在医学进步面前保护自由,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能够应用于遗传工程的伦理规范事实上将成为管制人类遗传构造的手段。一部分人(多半是上层阶级)将决定如此这般的遗传工程合乎“道德”,如此这般的做法则不道德,因而他们将在实际上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整个人口的遗传构造。即使伦理规范是以完全民主的方式选择出来的,多数族裔也会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那些很可能对于如何“道德地”运用遗传工程另有看法的少数族裔。真正能够保护自由的伦理规范只能是一挑,那就是禁止任何人类遗传工程。而我们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这一点恰恰不可能在技术社会中得到实现。任何将遗传工程贬低成配角的规范都不可能维持下去,因为生物技术的巨大力量所产生的诱惑是无法抗拒的。特别是在大多数人看来,大量生物技术的应用显然且肯定是有益的(可以根除身体与精神疾病,赋予人们当今世界所需要的能力)。基因技术必将不可避免地得到大规模应用,但应用方式只能与工业-技术体系的需求相一致。[20]
【20】(124段)再举一个医学进步导致负面后果的例子。假设人们发现了治疗癌症的可靠方法,哪怕这种疗法过于昂贵,只能用于少数精英,依然会极大地削弱人们制止致癌物质逸入环境的意愿。
与自由的渴望相比,技术是更为强大的社会力量
125,在技术与自由之间不可能实现持久的妥协,因为技术是远远更为强大的社会力量,它将通过不断的强迫妥协来侵蚀自由。请想像两个邻居争地的案例,开始时两人各有一块同样大小的地皮,但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强有力,强的那一个要占对方一块地,弱的那一个拒绝了。强的说“那好吧,让我们妥协,给我原先要的那块地的一半就行。”弱的没办法,只能让步。过了一些时候,那个强的邻居又要另一块地,然后又妥协,直这样妥协下去。通过一系列强加于弱者的妥协,强者最后占了他所有的地。在技术与自由的冲突中,情况也是一样。
126,请允许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与自由的渴望相比技术是更为强大的社会力量。
127,一开始看上去并不威胁自由的技术进步往往会在日后极大地威胁自由。以机动车辆交通为例。从前步行者可以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行走,不用遵守任何交通规则,不依靠任何技术支持系统。机动车刚刚出现时好像增加了人的自由的。它们没有夺去步行的人的自由,任何人只想要不想买汽车就可以不买,而买了汽车的人则可以比步行者走得快得多。但是机械化运输很快就改变了社会并大大地限制了人的移动自由。当汽车多起来了之后,大规模地管制它们的使用就变为必需了。开上汽车之后,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地区,人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步调去自己想去的地方,人们的移动为车流和各种各样的交通法规所限。人们将为各种各样的义务所累:牌照、驾驶员考试、更换注册、保险、安全维修、每月付车款,等等。尤其是人们不再拥有选择是否使用机动车辆交通的自由。自从有了机动车辆交通,我们的城市的布局已有了很大改变:大多数人的居所已不在其工作场所、购物区和娱乐区的步行距离之内,因而他们不得不依赖汽车交通或者必须使用公共交通。这时他们对自己的移动的控制更少于自己开车。甚至步行者的自由也变到了很大限制。在城市里,他要不断地停下来等待为汽车交通而设计的红绿灯。在乡下,机动车交通也使得沿高速公路行走变得危险而难受。(注意我们在机动车案例中阐述的重要论点:一项新技术刚开始往往是以一种备选的面目出现的,作为个人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但它不一定停留在备选的位置上。在许多情况下,新技术会改变社会,最后人们会发现他们自己将要被强制去使用它)
l28,尽管技术进步作为整体不断压缩我们的自由空间,但是每一项新的技术进步单独考虑都是可取的。电、室内上下水管道、快速远距离通讯……一个人怎么能反对这些东西呢?怎么能反对数不清的技术进步呢?正是这些技术进步造就了现代社会。例如,反对电活实在是荒唐的,因为电话带来的全是方便而没有任何不便。然而,正如我们在59-79段中解释的那样,所有的技术进步汇总到一起就创造出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普通人的命运不再掌握在他自己或他的邻居朋友手中,而是掌握在政客,公司主管及遥远的、不知其名的技术人员和官僚手中,而对这些人他是没有任何影响力的。[21] 这一过程将在未来继续下去。以遗传工程为例。很少人会反对消灭某种遗传疾病的遗传技术。它没有任何明显的害处,却能消除大量的痛苦。而大量对于人类的遗传改进汇总到一起则会把人变成设计制造的产品而不是随机性(或上帝,或其他什么,取决于你的信仰)的创造物。
【21】许多人都觉得许多好东西合到起就会变成坏东西是一个有悖常理的想法,因此我们将用一个类比来说明。假设A先生与B先生下棋,而C先生是一位特级大师,站在A先生后面看棋。A先生当然想赢,于是C先生给他支了一步好招,他是在帮A先生。但现在假设C先生告诉A先生这盘棋的全部下法,情况会如何呢?在两种情况下,C先生都是给A先生支好招来帮他,但如采他替A 先生走完这盘棋,他就等于把这盘棋搅了,因为如果有其他人替他走棋,A先生还下个什么劲呢?现代人的处境十分似于A先生。体系在无数方面都方便了个人的生活,但这样它就剥夺了个人对于自己命运的控制
129,技术之所以是如此强有力的社会力量的另一个理由是,在给定社会的条件下技术进步只会不可逆地朝一个方向前进。只要某项技术发明被引进,人们就往往会对其产生依赖,除非它被某种更先进的发明所取代。人们不仅仅作为个人依赖这项新技术。甚至体系作为一个整体都会依赖它。(例如请想像一下,如果没有了计算机,今天的体系会怎么样)因此,体系只能朝向更加技术化的方向移动。在不至于颠覆整个技术体系的前提下,技术将会不断地逼迫自由后退。
130,技术的进步十分迅速并在许多方面威胁自由(拥挤、规章制度、个人对于大型组织越发严重的依赖、宣传与其他心理学技术、遗传工程、通过监视设备和计算机侵犯隐私,等等),阻挡任柯一项对于自由的威胁都需要一场单独的社会斗争。那些想要保卫自由的人会被无数的新攻势及其发展速度所压倒,他们会变得微不足道并停止抵抗。分别反击这些威胁是无效的。只有把技术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反击才有成功的希望,但这就是革命而不是改革了。
131,,技术人员(我们在此取这个名词的广义定义来描述所有那些执行需要培训的专门任务的人)往往如此投入自己的工作(他们的替代活动),以至于当他们的技术工作和自由之间发生冲突时,他们几乎总是决定以技术工作为先。对于科学家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地方:教育机构、人道主义团体与环保组织都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宣传或其他心理手段以便他们实现其值得称道的目的。公司和政府机构发现个人信息很有用之后,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采集而丝毫不考虑隐私问题。执法机构经常因为犯罪嫌疑人与完全无辜者的宪法权利感到不便,于是他们采取了一切合法(或非法)手段以限制或规避这些权利。大多数教育工作者,政府官员和执法人员相信自由、隐私和宪法权利,但是当这些观念与他们的工作相冲突时,他们通常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更重要。
132,众所周知,人们在追求报偿时比起在避免惩罚或不良后果时工作得更好、更坚持不懈。科学家和其他技术人员主要是为了报偿而工作,但那些抵抗技术对于自由的侵犯的人们却是为了避免不良后果而工作。因此,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坚持不懈并且全心投入地从事这项令人泄气的工作。如果改革者的确获得了明面上的显著胜利,设立了防止技术进步进一步侵蚀自由的坚固屏障,那么大多数人都会松懈下来并把注意力转向更为惬意的追求。但科学家会仍旧留在他们的实验室里忙活,而技术随着自身的进步会找到办法绕过任何屏障,将越来越多的控制加于个人头上,使他们越来越依赖于体系。
133,无论是法律、机构、习惯还是伦理规范,任何社会安排都不可能提供永久的保护来防止技术的侵害。历史表明,所有的社会安排都是短暂的,它们最后都会改变或崩坏。但是技术进步在给定的文明的背景下却是永久的。例如假设我们能够作出防止遗传工程应用于人类,或是防止其威胁自由与尊严的某种社会安排,技术仍会等在那里。迟早这种社会安排会崩坏,多半很快就会崩坏,因为我们的社会变化是如此之快。这时,遗传工程就会开始入侵我们的自由领域,而这种入侵却是不可逆的(除非技术文明本身崩坏)。任何通过社会安排获得持久成果的幻想都会被最近在环境立法中发生的事情所打破。几年以前,我们似乎已经有了一些牢靠的法律屏障,至少可以防止某些最坏的环境退化。但是政坛风向一变,这些屏障也就崩溃了。
134,所有前述理由说明,技术是比自由的渴望更强大的社会力量。但需要对这一陈述作一个重要的限定:在未来几十年中,由于经济和环境问题,特别是由于人类行为的问题(异化、反叛、敌意,许多社会和心理困难),工业-技术体系很可能会承受严重的压力。我们希望体系多半要经历的这种压力会引发其崩溃,或至少起到足够的削削弱作用,使得革命能够发生并获得成功,那时,自由的渴望将证明自己比技术更强大。
135,在第125段中,我们使用了一个被其强邻通过一系列强制性妥协抢走了所有土地,最后一无所有的弱邻的比喻。但是,假设强邻病了,不能保卫自己了,弱邻就可以迫使其归还自己的土地或在有机会时将其杀死。同样,我们在工业体系患病时将其摧毁。如果我们与其妥协,给它从病中恢复的机会,它将最终剥夺我们所有的自由。
更简单的社会问题也无法得到解决
136,假如还有人以为可以通过改革的方式保护自由不受技术的侵害,那就让他想想我们的社会在应对远远更加简单直接的其他问题时到底有多么笨拙且往往不成功好了。体系未能制止的问题有很多,比方说环境恶化、政治腐败、贩毒或家庭暴力等等。
137,以环境问题为例。在这里价值的冲突是直截了当的:是要眼前的经济利益还是为我们的子孙保留一些自然资源[22]。然而,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从掌权者那里得到的只是一些废话和胡话,而没有得到任何清楚一贯的行动路线。与此同时我们则继续为子孙积累环境问题。解决环境问题的尝试成为不同集团之间的斗争与妥协,有时这边占上风,有时那边占上风。战线随着公众舆论的飘移不定而变化。这不是一个理性的过程,也不能及时且成功地解决问题。大的社会问题,即使能够“解决”,解决方式也很少是理性、全面的计划。各个相互竞争的群体在各自追求(往往是短期的)自身利益的过程中[23]主要凭运气达成了某种多多少少还算稳定的临时解决办法,这样问题就算是得到了解决。实际上,我们在100-106段系统地阐述的原理已经显示了理性长期的社会计划很难成功。
【22】(137段)我们这里仅仅考虑主流之内的价值观冲突。为了简化讨论,我们姑且忽略了“非主流”理念的价值观,例如认为野生自然界比人类经济福祉更重要的看法。
【23】(137段)自身利益未必一定是物质性的,也可能包含特定心理需求的满足,例如通过传播自身信仰的宗教或意识形态来获得满足感。
138,因此很显然,即使只解决相对直截了当的社会问题,人类的能力也是十分有限的。那么,人类又怎么能够解决协调自由与技术关系这样远为困难且微妙的问题呢?技术显示的是明确的物质优势,而自由是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含义的抽象概念,宣传和花哨的言论很容易掩盖自由的缺失。
139,而且请注意这样一项重要区别:可以想像某一天我们的环境问题(比方说)可以通过一项理性的全面计划得到解决,但这一切只有在解决环境问题符合体系的长期利益时才可能发生。然而保留自由和小群体的自主权却不符合体系的利益。正相反,最大程度地控制人类行为才符合体系的利益。因此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有可能最终迫使体系采取理性且深谋远虑的手段去解决环境问题,但同样的实际考虑却会迫使体系更严格地管制人类的行为(最好是通过能够掩盖其侵蚀自由之举的间接手段)。这不仅仅是我们的看法。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们(例如James Q. Wilson)也曾经强调过更有效地“社会化”人民的重要性。
【24】(第139段)一个限制条件:在某些领域允许某些指定程度的自由符合体系的利益。例如经济自由(辅之以适当的限制和约束)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但只有有计划、有约束、有限制的自由才符合体系利益。个人必须得被拴上绳子,即使绳子有时放得很长(参看94、97段)
革命比改革更容易
140,我们希望我们已经说服了读者,体系无法通过改革来调和自由与技术。唯一的出路是摒弃整个工业-技术休系。这意味着革命,不一定是武装起义,但肯定是激烈而根本的社会性质变化
141,人们倾向于想当然地认为,由于革命带来的变化比改革大,所以革命也就比改革更难发动。实际上,在某些条件下革命比改革容易得多。这是因为一场革命运动能够激发出人们极大的献身热情,而一场改革运动却不能。一场革命运动许诺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并创造整个新世界;它提供人民为之甘冒风险、甘作牺牲的理想。由于这些理由,推翻整个技术体系要比对技术的某一部分——如遗传工程的应用发展——进行有效、持久的限制容易得多。在适当的条件下,许许多多的人会热情地献身于推翻工业技术体系的革命。正如我们在132段提到的那样,寻求限制技术的某些方面的改革者是为了避免不良后果而工作。然而,革命者是为了获得强力的报偿一一实现其革命理想——而工作,因此他们比改革者更努力且更执著。
142,改革总是为对于变化过大有可能带来的痛苦后果的恐惧所阻遏。而一旦革命的狂热控制了一个社会,人民会为了革命事业而忍受无与伦比的苦难。法国与俄国革命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很可能在这些案例中,只有少数人真正献身于革命,但这少数人已足够多且足够积极,足以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我们将在180-200段更深入地探讨革命.
控制人类行为
143,自文明肇始,有组织的社会便对人们施加压力以保证社会有机体的运行。这类压力在各个社会中极为不同。某些压力是生理的(缺乏营养、过度劳累、环境污染),某些是心理的(噪音、拥挤、按社会所要求的模式重塑人类行为)。过去,人性基本上是恒定的,有变化也不会超越某种界限。因此社会也不能将人推过一定界限。当人的耐受极限被突破时,问题就来了:反叛、犯罪、腐败、逃避工作、抑郁和其他精神问题、死亡率升高、出生率降低,等等;社会或是崩坏,或是不能有效运行,最终将会(或快或慢地通过征服、内耗或演进)被其他更为有效的社会形式所取代。
【25】(143段)我们并不是说一个社会生存的效能和潜能总是与该社会加于其人民的压力或不适成反比。这显然是不正确的。有充分理由相信许多原始社会加于其人民的压力比欧洲社会小,但欧洲社会远比任何原始社会更有效能,而且在与这些社会冲突时总能因为技术优势而胜出。
144,因而在过去,人性对于社会的发展设置了某些界限,人们至多被推到此处而不会逾越。然而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现代技术正在开发改造人类的方法。
145,设想这样一个社会,它可以迫使人们处于极度不快的状况,然后向他们提供药物以解消他们的不快。这是科学幻想吗?某种程度上这种事正在我们的社会里上演。在最近几十年中,可临床诊断的抑郁症发病率迅速上升。我们相信这是由于权力过程遭到打断而导致的,如59-76段解释的那样。但即使我们错了,抑郁症发病率的提高也肯定是由于当代社会的某些条件造成的。现代社会不是去改变那些使人们抑郁的条件,而是给人们抗抑郁药。实际上抗抑郁药是改变个人的内在状态以使其能够忍受其原先不能忍受的社会条件的一种手段(是的,我们知道抑郁显时常是纯遗传性的。我们在这里谈的是那些环境起决定作用的病例)
146.,用于人类头脑的药物仅仅是现代社会正在开发的控制人类行为方法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看看其他例子
147,让我们从监视技术开始。隐蔽的录像摄影机今天在大多数商店和许多其他地方使用,计算机被用来收集和处理大量的个人信息。如此获取的信息大大加强了生理强制(即执法)的有效性。[26] 然后是宣传手段,大众传播媒介为此提供了有效的载体。有效的技术被开发来,使选举、销售产品、影响民意娱乐的产业成为了体系的重要心理工具,即使是在大量播放性与暴力的时候。娱乐业为现代人提供了逃避现实的必要手段。当人们关注于电视、录像等时,就会忘悼紧张、焦虑、挫折、不满等情绪。许多原始民族在无需劳作的闲暇时候很乐意一连坐上几个小时无所事事,因为他们与自身以及外在世界和睦相处。但是多数现代人必须不停地忙碌或不停地娱乐,不然就会“厌倦”,坐立不安、心神不定、烦燥易怒。
【26】如果你认为更有效的执法手段打击了犯罪,因此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么不要忘了,体系定义的犯罪未必就是在你眼中的犯罪行为。吸食大麻在今天美国的某些地区是“犯罪”。持有火器,无论注册与否,也有可能变成犯罪。同样,不受认可的育儿方式,例如打屁股,也有可能变成犯罪。在某些国家,表达异见政治观点是犯罪。谁也不敢说美国永远也不会发生这种事,因为任何宪制或政体都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
如果一个社会需要一个庞大且强有力的执法机构,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有些什么严重的毛病:如果有那么多的人拒绝遵守规则,或者只有在遭受强迫的时候才肯遵守规则,那么这个社会必须向人们施以强大压力。过去很多社会并没有正式执法力量,或者执法力量有限,不过也照样运行得很好。
148,其他技术的影响比上文所述更深远。教育已经不再是孩子不会功课时打打他的屁股、会了就拍拍他的头这样简单的事了。它成了一门控制儿童发展的科学技术。例如,西尔瓦学习中心(Sylvan Learning Centers)在激励儿童学习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而心理学技术在许多常规学校中的应用也多多少少取得了成功。教给家长们的“如何做家长”的技术是为了使儿童接受体系的基本价值观并按照体系的要求行事而设计的。“精神健康”计划、“参与教学”技术、心理治疗等等表面上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设计的,但实际上它们往往是诱导个人按照体系的要求去想去做的一种方法(这里确实也没有什么矛盾,如果个人的态度和行为与体系发生了冲突,那么他就是在与一个极为强大的力量作对,他既无法战胜也无法躲避,因此他就会因紧张、挫折、失败而痛苦。如果他按照体系的要求去想去做,他的路就会容易得多。在这个意义上,体系对个人进行洗脑,使他顺从,确实是为了他好。大多数文化——如果不是全部——都不赞同以粗暴且明显的方式虐待儿童。为了一点小事或无事便折磨一个儿童,这使几乎每一个人都感到厌恶。但是许多心理学家把虐待的概念无限扩大。打屁股,作为教育孩子遵守纪律的理性并合谐的体系的一部分,是否算虐待?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要由打屁股是否能使一个人良好地适应社会的现存体系而定。实际上,虐待这个词的解释几乎包括了所有会导致不利于体系的行为的抚育儿童方法。因此,当防止“虐待儿童”的计划超出了防止明显且无意义的残酷行为时,其目的就已经在于加强体系对于人类行为的控制了。
149,可以推测,研究将继续增强心理学技术用于控制人类行为的有效性。但是,我们认为。仅凭心理学技术就使人类适应技术正在创造的这种杜会是不可能的。生物学方法多半也会被用上。这方面我们已经提到了药物的使用。神经病学也许可以提供改造人类头脑的其他途径,人类遗传工程已经以“基因疗法”的形式开始冒头了,没有理由认为这些办法最终不会被用来改造能够影响思维的身体机能。
150,正如我们在134段提到的那样。工业化社会似乎正在进人一个严重紧张的时期,部分是由于人类行为的问题,部分是由于经济及环境问题。而体系的经济及环境问题当中很大一部分又是由人类行为引起的。异化、缺乏自尊、抑郁、敌意、叛逆、厌学儿童、青少年犯罪团伙、毒品、强奸、虐待儿童、其他罪行、滥交、少女怀孕、人口增长、吹治腐败、种族仇恨、民族对立、意识形态对立(例如支持与反对人工堕胎的问题)、政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破坏、反政府集团、仇恨集团,等等。所有这些都直接威胁着体系的生存,体系将被迫使用所有可行的手段来控制人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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