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传统观念的崩溃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维系传统小规模社会群体的纽带的崩溃。现代社会环境往往要求或诱使个人脱离自己的社区移动到新的地点,这一事实对于小规模社会群体的解体也有促进作用。除此之外,科技社会如果要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必须削弱家庭关系和地方社区。在现代社会中个人首先必须忠于体系,其次才能忠于小规模社区,因为如果小规模社区的内部忠诚强于对体系的忠诚,这样的社区会牺牲体系来为自己追求好处。
假设公职人员或公司的执行总裁任命他的表兄弟、他的朋友或者教友担任某职位而不是任命最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他将个人忠诚放在了体系忠诚之前,这就是“裙带关系”或“歧视”,这两项在现代社会中都是可怕的罪行。未能成功地将个人或地区忠诚置于体系忠诚之下的准工业社会通常是非常低效的(例如拉丁美洲)。因此,一个先进的工业社会只能容忍那些遭到阉割与驯服并被体系当做工具的小规模社区。
【7】(第52段)少数被动内向的群体,例如阿米什人,可能会部分例外于这一原则,这些群体对于更广泛的社会影响不大。除此之外,在美国确实存在一些真正的小规模社区,例如青少年团伙和“邪教”。所有人都认为他们很危险,他们也的确如此,因为这些群体的成员主要忠于彼此而不是体系,因此体系无法控制他们。拿吉普赛人举例。吉普赛人往往不会因为盗窃和欺诈行为遭受惩处,因为
他们忠于彼此,其他吉普赛人总是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显然,如果这类群体成员太多,该体系将面临很大的麻烦。二十世纪初期一些关心中国现代化的中国思想家认识到有必要打破小规模社会群体,如家庭:“(孙中山认为)中国人民需要接受新一轮的爱国主义影响,这将使得忠诚从家庭向国家转移……(李璜认为)如果中国的国家主义想要得到发展,就不得不放弃传统的牵绊,特别是家庭的牵绊。”
53,人们广泛认为人群聚集与社区的快速变化瓦解是社会问题的根源。但是我们不认为仅凭这些就足以造成今天我们所见的如此严重的问题。
54,有几座工业社会之前的城市也十分庞大而拥挤,但是其中的居民似乎并没有遭受像现代社会成员那样严重的心理问题。今天的美国依然存在着人口稀少的农村地区,在那里也出现了与城市地区类似的问题,尽管程度上没有这么剧烈。因此人群聚集似乎并不是关键因素。
55,在十九世纪不断推进的美国边疆,人口流动性对于大家庭与小社区的破坏作用至少与今天一样强。实际上许多核心家庭都是自愿选择隔离生活的,几里以内没有邻居,不属于任何社区,但他们似乎也没有出问题。
56,进一步来说,美国边疆社会的发展也十分快速而深刻。某人可能生长于木屋中,不受法律秩序的制约,以野物为主食。而到老时他可能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生活在法律约束的社区当中。与典型现代人在一生中遭遇的变化相比,这种变化更为深刻,但是看起来似乎也没有导致心理问题。实际上,十九世纪的美国社会基调乐观而自信,与今天大不相同。
【8】的确,我们清楚十九世纪的美国也存在着自己的问题,而且还十分严重。但是为了方便讨论起见我们在这里姑且简化一下实际情况。
57,我们认为这其中的区别在于现代人(基本有理地)感到变化是强加在他身上的,而十九世纪的边疆开拓者则(也同样基本有理地)感到他自己造成了变化。开拓者定居在自己选择的地点,并用自己的努力将其改造成农田。当时一个郡县里往往只有几百户居民,这个郡县的孤立性与自主性也远远超过今天的郡县。因此,开拓边疆的农夫参与了一个相对较小的团体并创建了一个新的有秩序社区。这种社区的创立算不算进步尽管可以讨论,但无论如何开拓者的权力过程得到了满足。
58,变化迅速且/或缺乏密切社区纽带但却没有像今日工业化社会那样发生大规模行为异常的社会可能还有其他例证。我们意图说明现代社会当中社会与心理问题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人们没有足够的机会来正常地完成权力过程。我们并不认为现代社会是唯一一个打断权力过程的社会。很可能绝大多数文明社会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干涉权力过程。但是在现代社会这个问题尤为尖锐。左派主义,或者起码说最近形式(二十世纪中后期)的左派主义,正是权力过程剥夺所导致的症状的一部分。
现代社会对于权力过程的打断
59,我们将人类的欲望分为三类,(1)可以通过最少努力得到满足的欲望;(2)需要付出大量努力才能满足的欲望;(3)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充分满足的欲望。权力过程满足的是第二种欲望。第三类欲望越多,人们就越发沮丧愤怒,最后则会发展成失败主义与抑郁症。
60,现代工业社会倾向于将人类的自然欲望推向第一类与第三类,第二类欲望则越发人为化。
61,在原始社会,物质需求一般属于第二类,必须付出大量努力才能获取。现代社会在倾向于保证令所有人【9】都能用最小努力换取物质必需品,因此物质需求就被推到了第一类。(有人可能并不认为保住工作只需要“最小化”的努力;但是一般来说,中低层工作所要求的只是服从而已。只需要在规定地点站着或坐下,根据指定的方式完成指定的任务。在工作中基本上没有自主,因此对于权力过程的需求也就没有得到满足。)
【9】(第61段)我们这里忽略了下层阶级,只讨论社会主流。
62,社会需求,例如性、爱与社会地位,在现代社会中往往属于第二类,当然这还要取决于每个个人的具体情况。【10】但是,除非某人对于社会地位有着特别强大的欲望,满足社会欲望所需的努力依然不足以充分满足权力过程的需要。
【10】(第62段)有些社会科学家、教育者、“精神健康”专业人士以及其他类似人物正在竭力将社会欲望推入第一类,从而使所有人都能拥有满意的社会生活。
63,因此属于第二类的特定人为需求就被创造了出来,借以满足权力过程的需要。广告与营销的发展使人们觉得他们需要他们的祖父母们做梦也没有想过的东西。他们需要花大力气挣钱来满足这些人为需求,因此这些需求就归于了第二类。(见80-82段)现代人想要满足权力过程的需要就必须主要依靠追求由广告与营销工业创造出来的人为需求【11】以及替代行为。
【11】(第63段)对于获取物质的无尽欲望是否真是广告和营销行业的人为创造呢?当然,人并没有与生俱来的获取物质欲望。在许多文化中,人们对于物质必需品之外的物质财富并没有多大兴趣,以满足他们的基本生理需求(澳大利亚原住民,传统墨西哥农民文化,一些非洲文化)。另一方面,在工业革命前,获取物质行为作用重大的文化也有许多。因此,我们不能说当今以获取物质为导向的文化完全就是广告和营销行业的创造。但很显然,广告和营销行业对于这种文化的创造有着重大的作用。如果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如此大手笔的开支一定能增加销量,大公司是不会花费数百万美元做广告的。一名FC(?)成员几年前遇到了一个销售经理,此人坦率地告诉他,“我们的工作是让人购买他们不想要且不需要的东西。”然后他描述了一个未经训练的新手如何向人们介绍关于产品的事实却卖不出去,而一个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专业销售员却可以面向同一批人打开销路。这表明人们在操纵之下购买了他们并不真正想要的东西。
64,看来对于很多人甚或大多数人来说,人为形式的权力过程是不够的。二十世纪后半期社会批评家的著作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困扰很多现代社会成员的无目的性。(这种无目的性通常有其他名称,如“失范”或“中产阶级空虚”)。我们认为,所谓的“身份危机”其实是对于目的性的寻找,往往是为了投入一项合适的替代活动。存在主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是现代生活对于无目的性的回应。【12】对于“满足感”的搜寻在现代社会中非常普遍。但我们认为,大多数以获得满足感为主要目标的活动(即替代活动)并不能带来完全令人满意的满足感。换句话说,它并不能完全满足对于权力过程的需要。(见第41段),这一需要只有通过拥有外部目标的活动才可以得到完全满足,如物质必需品,性,爱情,地位,复仇等。
【12】(第64段)在过去的15年里,无目的性的问题似乎已经变得不那么严重了,因为人们现在感觉自己在身体与经济方面都没那么安全了,对于安全的需要为他们提供了目标。但无目的性已经被实现安全的难度所带来的挫败感所取代了。我们强调无目的性的问题,因为自由派和左派主义者希望通过使社会保障所有人的安全来解决我们的社会问题,但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只能令无目的性卷土重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社会为其成员提供的安全是否足够,而是在于人们依赖体系为他们提供安全而不是将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顺便说一句,之所以有些人对于携带武器的权利如此热衷,这也是部分原因;手里有枪意味着他们把某一方面的安全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65,此外,如果通过赚钱、攀爬等级阶梯、充当体系一部分或其他方式来追求目标,大多数人都不会自主追求自己的目标。大多数工人是别人的雇员,正如我们在第61段中指出的那样,他们每天都必须按照指定的方式做指定的事情。甚至独立经营的人也只有有限的自主。小企业经营者和创业者一直都在抱怨政府过度监管束缚住了他们的双手。有些规定无疑是不必要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规定对于我们这个极其复杂的社会来说是必要且不可避免的,。今天很大一部分小企业以特许经营制度为基础。几年前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许多大公司在授予专营权时都需要申请者接受性格测试,目的是为了排除那些有创造性和主动性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不够顺从,无法乖乖地沿袭特许经营体系。这就将许多最需要自主的人排除在了小企业之外。
66,今天的人们更多依靠体系为他们或对他们所作的事情生活,而不是依靠自己为自己所作的事情生活。而他们为自己所作的事情也越来越依靠体系安排的渠道。机会大都是体系提供的,对于机会的利用也要符合规则与规定【13】而且如果想要有机会成功就必须遵从专家指定的方法。
【13】(第66段)保守派减少政府监管的努力对于普通人没有多少好处。首先,真正能够消除的监管措施只有一小部分,绝大多数监管措施都是必需的。其次,绝大多数去监管措施都是对行业而不是普通人起作用。因此这些举措的主要作用是将权力从政府手中转移到私人企业手中。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意味着之前干涉他生活的是大政府,现在则是大企业,而这些企业可能会允许对他不利的行为,例如向水源倾倒化学物质使他患上癌症。保守派将普通人当成了冤大头,利用他对大政府的怨气来加强大企业的权力。
67,因此在我们的社会里权力过程经常因为缺乏真正目标与缺乏追求目标的自主权而遭到打断。不过打断权力过程的因素还有第三类欲望:无论付出多么大的努力都不能充分满足的欲望。其中一项欲望就是对安全的需要。我们的生活依赖于其他人的决定,我们无法控制这些决定,通常我们甚至不知道作出这些决定的是什么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相对不多的人——也许500或100人——做出重要决定的世界里。” 菲利普.B.海曼,哈佛大学法学院,《纽约时报》,1995年4月21日,安东尼.刘易斯)我们的生命取决于核电厂是否得到了恰当维护,食品中许可的农药残留量或者空气中许可的污染物含量有多高,我们的医生有多么高明(或不称职),我们是否有工作取决于政府经济学家或企业管理者的决策,大多数人都只能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确保自己免受威胁,个人对于安全的追寻因此而受挫,这也导致了无力感。
68,可能有人提出反对,认为原始人与现代人相比更欠缺身体安全,因为原始人的寿命更短,因此现代人承受的不安全感与人类能够承受的正常值相比要更少而不是更多。但心理安全与身体安全的关系并不密切。我们之所以感到安全与其说是因为客观安全的现实,倒不如说是对我们有能力保障自身安全的信心。原始人在面对猛兽袭击或饥饿威胁时可以奋力自卫或长途跋涉寻找食物。他的这些努力未必总能成功,但他面对那些威胁他的事物绝非束手无策。另一方面现代个人对于自己所受到的威胁往往十分无奈:核事故,食品里的致癌物质,环境污染,战争,税收上调,大型企业对于隐私的侵犯以及全国性的社会或经济问题都会打乱他的生活方式。
69,的确,原始人面对某些威胁时同样无能为力,例如疾病。但是他坚忍地接受了疾病带来的风险。疾病是自然的一部分,不是任何人的错,除非是某个想象出来的、毫无感情的魔鬼。但是现代人面对的威胁都是人为的,并不是运气不好的结果,而是他人的决策强加于他的结果,而他又无力影响这些决策。因此他自然会感到沮丧,羞辱与愤怒。
70,因此原始人的安全大体而言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无论作为个体还是小群体的成员)。而现代人的安全则掌握在那些距离他太远或规模太大,以致他无法施加个人影响的机构组织手里。因此现代人追求安全的欲望大致可归于第一类与第三类;在某些领域(例如食物与住所)他的安全只需要一丁点努力就能得到保证,而在其他方面他则完全无法自行获得安全。(这段论述极大地简化了实际情况,但是的确十分粗略地概括了现代人与原始人的区别)
71,现代生活中人们有很多暂时性的欲望或冲动也会遭到抑制,因此也会落入第三类。一个人可能会生气,但现代社会不允许斗殴,很多情况下甚至不允许言语攻击。某人前往某地是可能急着赶路,也可能希望慢慢走,但一般来说都只能跟随车流行动并遵守交通信号。在许多其他方面,现代人都被一张规则之网所笼罩(或明或暗),使他的冲动无法释放并因此打断他的权力过程。大部分此类规则都不能废除,因为这些规则对于工业社会的运作是必需的。
72,现代社会在某些方面是极为放纵的。在不影响体系运作的方面我们基本上想做什么都可以。我们可以任意信仰任何宗教(只要该宗教不鼓励威胁体系的行为)。我们可以和任何人上床(只要注意“安全性交”)。我们想做什么都可以,只要所作的事情无关紧要。但是在所有重要方面体系都倾向于越发规范我们的行为。
73。管束人们行为的因素不止限于明确的规则以及政府。控制往往是政府以外的其他机构或者作为整体的体系通过间接胁迫、心理压力或操纵来进行的。大多数大型组织都会使用某种形式的宣传[14]操纵公众的态度和行为。宣传不限于“广告”,有时制作人甚至没有自觉意识到自己正在进行宣传。例如,娱乐节目的内容就是一种功能强大的宣传形式。举一个间接胁迫一个例子:没有法律规定我们必须去工作,每天必须遵守雇主的命令。在法律上没有什么条文能阻止我们像原始人那样生活在野外或自行创业。但在现实当中野外环境已经极为有限,经济生活当中所能容纳的小企业主数量也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大多数人只有成为别人的雇员才可以生存。
【14】(第73段)如果某人同意某个特例当中使用宣传的目的,他一般称之为“教育”或使用其他委婉用语。但是宣传就是宣传,无论出于什么目的。
74,我们认为现代人对于长寿的痴迷以及在老年阶段维持身体活力与性吸引力的执着是一种不满足的症状,原因则在于权力过程遭到了剥夺。所谓“中年危机”也是此类症状之一。缺乏养育子女的兴趣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也十分常见,但是在原始社会这种事可谓闻所未闻。
75,在原始社会,生活是一连串的阶段。一个阶段的需要和目的已经达成之后,原始人就会自然进入下一阶段而并不感到特别勉强。一名年轻男子通过成为一个猎人来完成权力过程,他的狩猎活动不是为了取乐或满足感,而是为了得到必要的肉食。(年轻女性的权力过程更加复杂,更加注重社会权力,我们在此姑且不加讨论)。顺利通过这一阶段后,年轻人就会毫不勉强地承担起养家的责任。(相比之下,一些现代人无限期推迟生育子女,因为他们太忙于寻求某种“圆满”。我们认为,他们所需要的是权力过程的充分经验——这里的权力过程要有真正的目标,而不是替代活动的人为目标。)同样,在成功地养育了他的孩子,通过为他们提供物质必需品而完成权力过程之后,原始人会认为他的工作已经完成并坦然接受老年(如果他能活这么久)与死亡。另一方面,许多现代人对于死亡的前景感到不安,他们付出了大量努力试图维持自己的身体状况、外观和健康。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他们从来没有以任何方式使用自己的身体,从来没有通过认真地使用自己的身体来完成权力过程,因此感到不满足。原始人每天为了实际目的而使用自己的身体,而现代人对于身体的实际应用无非是每天下车走回家,真正担心年岁增长却是后者。在人生当中满足了权力过程需要的人最能接受人生的结束。
76,有些人对本段论述的反应是“社会必须设法为人们提供经历权力过程的机会。”但是对于这些人来说,由社会向他们提供机会这一事实就已经摧毁了这些机会的价值。他们必须自己寻找或创造自己的机会。只要这些机会是体系提供的,体系就依然制约着他们。为了获得自主他们必须摆脱这种制约。
一部分人的调整方式
77,并非所有生活在工业技术社会的人们都会遭受心理问题。有些人甚至对于社会现状十分满意。我们现在就来讨论一下为什么人们对于现代社会的反应如此不同。
78,首先,无疑人与人之间的权力欲望强弱有所不同。权力欲望较弱的个人相对而言或许没有多少体验权力过程的需要,或者至少说相对而言对于权力过程中的自主性没有多少需要。这些人属于温顺的类型,例如当年美国南方各州种植园里的黑奴。(我们无意嘲笑当年美国南方各州种植园里的黑奴。平心而论,大多数黑奴都不甘忍受奴役。但我们的确嘲笑那些满足于奴役的人。)
79,有些人在满足权力过程需求的追寻中或许有超过常人的欲望。例如有人对于社会地位的欲望特别强烈,他可能会耗费终生向上爬而丝毫不感到厌倦。
80,不同的人对于广告营销手段的易感度有所不同。有些人极易受到影响,以至于尽管他们赚了很多钱,依旧无法抗拒营销工业在他们眼前招摇的闪亮新玩具。因此尽管他们收入优厚却总感到财政吃紧,他们的欲求总得不到伸张。
81,有些人对于广告与营销策略的易感度很低。这些人对金钱没有兴趣。获取物质无法满足他们对于权力过程的需要。
82,对于广告与营销策略有着中等易感度的人可以赚到足够的钱来满足自己对于商品与服务的欲望,但是必须为此付出相当的努力(加班,兼职,争取升职等)。因此获取物质可以满足他们对于权力过程的需要。但他们的需要未必一定就能得到完全的满足。他们在权力过程中未必拥有完全自主(他们的工作就是执行命令)而他们的一部分预防也可能遭到压制(安全或攻击性)。(我们在80-82段的论述过于简略,因为我们假设获取物质的欲望完全是广告与营销行业创造出来的。当然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83,有些人通过认同某个强大组织或群体运动来部分满足自己的权力需求。缺乏目标或权力的个人会加入一个组织或运动,接受其目标作为自己的目标,然后努力实现这些目标。当这些目标中的一部分达成之后,即使个人的努力在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只起到了不太重要的作用,个人依然会(通过对于运动或组织的认同)感到自己已经完成了权力过程。法西斯,纳粹和共产主义者都利用过这种现象。我们的社会也会利用这种现象,尽管不那么粗暴。例如:诺列加刺激了美国(目标:惩罚诺列加)。美国入侵巴拿马(努力)并惩罚了诺列加(达到目标)。美国完成了权力过程,许多认同美国的美国人也共鸣班底感到了权力过程的完成。因此公众广泛支持入侵巴拿马,因为这一事件给人们带来了权力感。[15]在军队,企业,政党,人道主义组织,宗教或意识形态运动当中也能看到同样的现象。左派主义运动尤其会吸引试图满足权力过程需要的人。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认同一个庞大的组织或群众运动并不能完全满足对权力的需求。
【15】我们并不打算对入侵巴拿马事件表示赞同或反对。我们只想说明自己的论点。
84,人们满足权力过程的另一种方法是替代活动。正如我们在第38-40段所解释的那样,替代活动指向人为的目标,个人追求此类目标是为了获得“满足感”而不是达到目标本身。举例来说,锻炼出巨大的肌肉,将小球打入一个洞里或获得一套完整的系列邮票等行为并没有什么实用动机。然而在我们的社会里有很多人都在充满激情地进行着健身、高尔夫或集邮活动。有些人与其他人相比要更加“以他人为导向”,因此更容易仅仅因为他们周围的人认为这些替代活动十分重要或者因为社会告诉他们这些活动很重要就重视这些替代活动。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非常严肃地对待基本上无关紧要的活动,如运动、桥牌、象棋或晦涩的学术研究,而其他看得更清楚的人从来只将这些活动视为替代活动,因此在满足权力过程的需要时从来没有重视过这些活动。接下来只需要指出在许多情况下一个人的谋生方式也是替代活动。不是单纯的替代活动,因为活动的动机是为了获得物理必需品以及(对于某些人来说)社会地位和因为广告宣传而想要拥有的奢侈品。但很多人投入工作的努力远远超过了赚取任何金钱或地位所必需的额度,而这种额外的努力就构成了替代活动。这种额外努力加上随之而来的感情投资是促进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最强大力量,并会为个人自由带来消极的后果(见第131段)。特别是对于最有创意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说,工作往往主要是替代活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值得拿出来单独讨论(第87-92段)。
85,在本节当中我们讨论了许多现代人是如何或多或少地满足了自己对于权力过程的需要。但是我们认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于权力过程的需要并未得到完全满足。首先,那些对于社会地位的欲望极强,或者极其投入替代行为,或者十分认同某个组织或运动,从而满足了自己对于权力过程的需求的人都是特例。其他人是无法通过这些方法来得到满足的(见41、64段)。其次,体系通过明文规定与社会化施加了太多限制,导致了自主性不足,无法达成某些目标以及对于过量冲动进行限制的必要性也会使人感到挫败。
86,但是即使大多数人在工业技术社会都得到了完全满足,我们(FC)依旧要反对这种社会形式,因为(原因之一是)我们认为通过投入替代行为或者认同某个组织而不是追寻真正的目标来满足对于权力过程的需求是对人的贬低。
科学家的动机
87,科学和技术为替代活动提供了最重要的例子。一些科学家宣称,他们的动机是“出于好奇”,这个概念十分荒谬。大多数科学家研究的都是高度专业化的问题,并非任何正常好奇心的对象。例如,一个天文学家、数学家或一个昆虫学家会对三甲基丁烷的特性感到好奇吗?当然不会。只有化学家才会对此感到好奇,因为化学是他的替代活动。化学家会对一种新发现甲虫的适当分类感到好奇吗?这个问题只有昆虫学家有兴趣,他对此有兴趣也仅仅是因为昆虫学是他的替代活动。如果化学家和昆虫学家不得不认真努力从而获得物质必需品,而且如果这种努力需要他们以非科学研究的有趣方式发挥自己的能力,那么他们根本不会关心三甲基丁烷或甲虫分类。假设研究生教育的资金缺乏导致原本可能成为化学家的人成为了保险经纪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对保险事宜很感兴趣,但不会再关心什么三甲基丁烷了。科学家们单纯以好奇心为理由将如此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自己的工作是难以服人的。
88,“造福人类”,这个解释也同样靠不住。一其他科学领域则显然有着造成危险的可能性。然而,在这些领域的科学家们对他们的工作就像开发疫苗或研究空气污染的同行们一样热情。考虑爱德华.泰勒博士(Edward Teller)的例子,他对于参与促进核电厂建设十分热情。这种感情投入是否源于造福人类的愿望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泰勒博士没有对其他“人道主义”事业进行同样的感情投入呢?如果他是人道主义者,那么他为什么要帮助发展氢弹呢?与许多其他的科学成就一样,核电厂是否真正能够造福人类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廉价电力的好处能够超过核废料累积和危险事故带来的危害吗?泰勒博士看到的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显然他对于核电的情感投入并非源于“造福人类”的愿望,而是源于他的工作以及将核电投入实用所带来的个人价值的实现。
89,一般来说科学家都是这样。可能其中也有少数例外,但总体而言他们的动机既不是好奇也不是造福人类,而是完成权力过程的需要。
90,当然实际情况并没有如此简单。其他动机对于许多科学家来说也有作用,例如金钱与地位。有些科学家或许对地位有着无法满足的欲求(见79段),这一点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了最主要的动机。无疑,大多数科学家也像大多数公众一样多少易于受到广告与营销手段的影响,也需要金钱来满足他们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需要。因此科学研究并不完全是替代行为,但在相当程度上是这样。
91,此外,科学技术也构成了群体权力运动,许多科学家都通过认同这一运动来满足自己的权力需求(见83段)
92,因此科学盲目地前进,不考虑人类种族的真正福祉或任何其他标准,仅仅服从科学家以及提供研究资金的政府官员与企业高管的心理需求。
自由的本质
93,我们认为工业技术社会无法加以改革,使之不至于蚕食人类自由的空间。但是由于“自由”这个词可以从许多不同方面加以解释,我们必须首先阐明我们这里所谓的自由究竟是什么。
94,我们这里的“自由”指的是经历权力过程的机会,该权力过程要有真正的目标,而不是替代行为的人为目标,不受任何人尤其是大型组织的干涉、操纵或监督。自由意味着(以个人或小群体成员的身份)控制关乎本人生死的问题:食物,衣物,住所以及抵御环境当中任何可能的威胁。自由意味着拥有权力,不是控制他人的权力,而是控制自身周边环境的权力。如果任何其他人(尤其是大型组织)对某人有权力,那么这个人就不自由,无论这种权力的实施有多么宽容放纵。绝不能将自由与放纵混为一谈。
95,人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因为我们拥有若干宪法保护的权利。但是这些权利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重要。一个社会当中个人自由的限度并不是由法律或者政府形式决定的,而是由这个社会的经济与技术结构决定的【16】新英格兰的大多数印度国家都是君主制国家,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也多由独裁者掌控。但是研究一下这些社会,人们会感到这些社会远比我们的社会更加允许个人自由的存在。部分原因在于这些社会缺乏执行统治者意志的有效机制。这些社会里没有组织良好的现代警察,没有远距离快速通信,没有监视摄像头,没有针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信息卷宗。因此在此类社会里逃避控制相对较容易。
【16】(第95段)当北美殖民地依旧处于英国统治之下时,对于自由的法律保障与美国宪法生效之后相比要更少且效力更弱。但是与工业革命在美国扎根之后相比,在独立战争前后的前工业化美国有着更多的个人自由。我们引用Violence in Americ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一书,Hugh Davis Graham与Ted Robert Gurr编辑,第12章,作者Roger Lane,第476-478页,“(十九世纪美国)财产标准的渐进式升高与人们对于官方执法力量的越发依赖……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十分常见……这对于社会行为的改变历时如此之长,范围如此之广,以至关乎当代最基本的社会进程:工业化与城市化……1835年的马萨诸塞人口约为660940人,81%是农村人口,前工业化社会与本地出生人口占绝对主流。无论是牛马车夫、农夫还是手艺匠人都习惯于自行设定日程,他们工作的性质也使得他们在物质层面上相互依赖……个人问题,罪过甚至犯罪一般都不会导致大范围的关注……”但是1835年时刚刚起步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这对双生子运动在整个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期间对于人的行为一直有着渐进性的影响。工厂要求行为规律化,要求人们顺从钟表与日历的节律以及工头与监管人员的命令。而在城镇当中,紧密居住的需要禁止了许多之前无人反对的行为。
大型机构里的蓝领与白领工人全都相互依赖,他们的工作相互契合,因此他们再也没有私事了。“新式生活与工作组织形式的结果到了1900年已经很明显了,马萨诸塞州2805346名居民中有76%成为了城市人口。在一个随意独立的社会当中往往能得到容忍的大量暴力或不端行为在后来更加正规化合作化的氛围当中都成了不可接受的表现……简而言之,迁入城市的运动造成了比之前世代更加驯良,更加社会化,更加‘文明’的一代人。”
(假如出于版权原因无法出版上文中的长篇引言,请将第16号注释替换为下文:)
(【16】(第95段)当北美殖民地处于英国统治之下时,与美国宪法生效之后相比,自由的法律保障较少且效力较弱。但是与工业革命在美国扎根之后相比,在独立战争前后的前工业化美国有着更多的个人自由。Hugh Davis Graham与Ted Robert Gurr编辑的《美国的暴力:历史与比较视角》(Violence in Americ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一书中由Roger Lane撰写的第12章专门解释了前工业化时期美国的普通人如何拥有超过今天的独立自主以及工业化进程如何必然导致了对个人自由的限制。)
96,至于宪法权利,不妨以出版自由举例。我们绝对无意抨击这一权利: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具,可以用来限制政治权力集中化以及通过暴露掌权者的不轨之举来约束他们的行为。但是出版自由对于作为个体的普通人用处很小。大众媒体主要受与体系同化的大型机构的控制。任何人只要有一点钱就可以出版印刷品,或在互联网上传播,或借助其他此类手段;但他想说的话将会被媒体的巨量材料所淹没,无法起到任何实际作用。因此对于大多数个人或小团体来说几乎无法用语言为社会留下印象。以我们(FC)为例。如果我们此前从未进行任何暴力活动,那么将这份文稿交给出版社之后很可能不会得到接受。如果其得到接受与出版,恐怕也不会吸引太多读者。即使能够吸引到大量读者,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也会因为暴露在媒体提供的巨量材料当中而很快将其遗忘。为了将我们的信息传递到公众面前并有机会产生持久影响,我们不得不杀人。
97,宪法权利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用的,但只能保证所谓资产阶级的自由观。根据资产阶级的概念,一个“自由”的人本质上是社会机器的一个组件,只享有一套特定的自由,这套自由与其说是服务于个人,倒不如说是服务于社会机器的需要。因此资产阶级的“自由人”有经济自由,因为这能促进经济成长和进步;他有新闻自由,因为公开批评能抑制政治领袖的不当行为,他有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因为出于当权者心血来潮的监禁将会破坏体系。这显然是西蒙.玻利瓦尔的态度。在他看来只有利用自由来推动进步(小资产阶级心目中的进步)的人们才有资格得到自由。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也采取了类似的观点,认为自由仅仅是达到集体目的的手段。Chester C. Tan在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第202页解释了国民党领袖胡汉民的理念:“一个人被授予权利,因为他是社会的一员,他的社会生活需要这样的权利。胡在这里指的是整个国家的社会。”Tan还在第259页指出,根据张君劢(中国国家社会党领袖)的观点,认为自由必须为了国家与人民的整体利益而得到使用。但是假如某人的自由只能按照别人规定的方式使用,那还算是什么自由呢?FC的自由观不同于玻利瓦尔,胡,张或其他资产阶级理论家。这些理论家的问题在于他们将社会理论的研发和应用当成了替代活动。因此这些理论的设计是为理论家而服务的,而不是那些不幸生在被人强加了这些理论的社会当中的人们。
98,本节还要再说明一点:人们不应因为某人声称自己足够自由就认为他足够自由。自由部分受到了心理控制的约束,而人们无法感知这种心理活动。此外人们对于自由的感念也不是由他们的真正需要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社会常规。例如,许多过度社会化左派主义者都声称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大多数人的社会化程度不是太深,而是太浅。但是过度社会化左派主义者为了自己的高度社会化付出了惨重的心理代价。
几条历史原则
99,在此请将历史想象为两个组成部分的总和:一个是不规则组成部分,由无法预知也不遵循任何明显模式的事件组成;另一个是规则组成部分,由长期历史趋势组成。我们在这里考虑的是长期趋势。
100,第一条原则。假如一个小改变影响了长期历史趋势,这种影响只能是暂时性的,趋势很快就能逆转回到原来的状态。(举例:政治反腐改革几乎总是只能取得短期效果,改革者终将懈怠,腐败也总会卷土重来。任何一个给定社会的腐败程度都是恒定的,或者只会随着社会的演变发生缓慢的变化。正常情况下,反腐改革只有在伴随着广泛社会变革的情况下才能取得长期效果,小规模改变是没有用的。)如果某个小改变看似在长期历史趋势当中取得了长期影响,这只是因为这个改变的方向与大趋势相一致,因此趋势没有得到改变,只是向前推进了一步。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