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假设革命者将社会正义作为一个目标。人性就是人性。社会正义不会自发实现,必须强制执行。为了强制执行社会正义,革命者就不得不保留中央组织和控制。为此,他们又会需要快速长距离运输与通讯,因而也需要所有支持运输和通讯系统的技术。为了让穷人吃饱穿暖,他就不得不使用农业和制造业技术,等等。因此。保障社会正义的企图会迫使他们保留绝大部分技术。我们并不反对社会正义,我们只是认为不应允许它干扰我们推翻技术体系的努力。
202,革命者要攻击体系就必须使用某些技术,否则就没有成功的希望,他们至少必须使用传媒来传播他们的思想。但他们应当只将现代技术用于一个目的,那就是攻击技术体系
203,想像酒鬼坐在一桶酒前面。假设他开始对自己说:“喝酒只要不过量就没有坏处。嘿,他们说稍喝一点甚至有好处。如果我只喝一小口,这决不会有什么害处。”你当然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不要忘记人类和技术在一起恰恰就像酒鬼和一桶酒在一起
204,革命者应尽量多生孩子。有相当切实可信的科学证据表明,对于社会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会遗传。这并不是说某种社会观点是一个人的遗传构造的直接结果,但在我们的社会背景下,似乎是人格特性决定了一个人更可能持有这种或那种社会观点。对于这些发现的反对意见很多,但这些反对意见往往站不住脚,而且多半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动机。不管怎样,没有人能够否认,一般说来孩子持有的社会观点与其父母类似。从我们的观点看,究竟观点是通过遗传还是通过幼时训练传承关系其实并不大。反正它们是传承的。
205,问题在于许多赞同反叛工业体系的人们也十分担忧人口问题,因此他们往往只要数量很少的孩子或不要孩子。这样他们就把世界拱手让给了那些支持或至少是接受工业体系的人们。为了确保下一代革命者的力量,这一代革命者必须大量繁殖后代。他们这样做也许会稍稍加重人口问题。然而最重要的是推翻工业体系,因为一旦工业体系没有了,世界人口必然会减少(参见167段)。而如果工业体系幸存下来,它就会继续发展粮食生产技术,使世界人口几乎是无限地增长下去。
206,关于革命的战略,我们绝对坚持一点: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是消灭现代技术,任何其他目标都不允许与这个目标竞争。至于其他方面,革命者可以依据经验决定采取具体方法。如果经验表明,某些我们在前面段落推荐的方法效果不佳,那么这些方法就应被弃置一旁。
两种技术
207,有一个反对我们所设想的革命的理由是它必定会失败,因为(据称)贯穿整个历史,技术都是进步的,从未退步过,因此技术退步是不可能的。但这并非事实。
208,应该区别两种技术,一种我们称为小规模技术,另一种我们称为组织依赖型技术。小规模技术是小社团无需外援就能运用的技术。组织依赖型技术是必须依赖大规模社会组织的技术。我们知道,就小规模技术而言,确实不存在明显退步的事例。但是,组织依赖型技术当其所依赖的社会组织崩溃时确实会退步。例如,当罗马帝国崩溃时,罗马的小规模技术幸存了下来,因为任何一个心灵手巧的乡村手艺人都能制造诸如水车之类的东西,任何一个技术熟练的铁匠都能用罗马的方法炼钢,等等。但罗马的组织依赖型技术确实退步了。他们的高架引水渠年久失修且再未重修过。他们的筑路技术失传了。罗马的城市公共卫生系统被遗忘了,以至于直至相当近代,欧洲城市的公共卫生系统才达到了古代罗马的水平。
209,技术之所以看上去总在不断进步是因为直至工业革命前一两个世纪,大部分技术是小规模技术。但自工业革命以来发展的大部分技术却是组织依赖型技术。以电冰箱为例。离开了工厂制造的零件和后工业时代机器车间的设备,单靠几个本地手艺人是绝对不可能造出电冰箱的。即使奇迹发生,他们真造出一个来,没有可靠的电力供应,这个电冰箱对他们也没什么用。于是他们就得在河上筑坝,并造一个发电机。发电机需要大量的铜线。能够想像不用现代机械造出这些铜线吗?而且他们到哪去找冷却用气体呢?建个冰窖要容易得多,也可以用干燥或腌溃的方法来保存食物,电冰箱发明前,人们就是用这些方法。
210,可见,假如工业体系彻底崩溃,冰箱技术就会很快失传。其他组织依赖型技术也一样。而只要这种技术失传一代人,重新开发它就需要几个世纪,就像第一次开发时需要几个世纪一样。残留下来的技术书籍将稀少而四散。一个工业社会,如果要在没有外力帮助的情况下从零开始建设,就必须经过许多个阶段:你需要工具以制造工具以制造工具以制造工具……一个很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组织进步的过程是不可少的,而且,即使没有反对技术的意识形态,也没有理由相信任何人会对重建工业化社会感兴趣。对于“进步”的热情是现代社会形态的待殊现象,在大约十七世纪之前并不存在。
211,在中世纪,有四大文明几乎同样“先进”:欧洲、伊斯兰世界、印度和远东(中国、日本、朝鲜)。其中三个多多少少保持了稳定,只有欧洲始终处于动态。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欧洲处于动态,历史学家们有他们的理论,但那仅仅是猜测。无论如何,走向技术社会形态的快速发展是特殊情况下才出现的现象。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因此没有理由相信持久的技术退步不会发生。
212,社会最终会不会再向工业-技术形态发展?也许,但担心这一点毫无意义,因为我们无法预见也无法控制500或1000年后的事情.那些问题应由那个时代的人们去处理。
左派的危险
213,因为左派需要反叛与参加运动,他们以及类似心理类型的人往往为反叛或行动主义的运动所吸引,即使这些运动原本的目标和成员都不是左派。由此而产生的左派大量涌入会很容易就把一个非左派运动变成左派运动,因而左派的目标将会替代或歪曲该运动原来的目标。
214,为了避免这种事情,一个弘扬自然并反对技术的运动必须采取坚决的反对左派立场并避免与左派进行任何合作。左派从长远看与野生自然、人类自由和消灭现代技术都是相悖的。左派是集体主义者,他们寻求将整个世界(包括自然和人类两者)捆绑到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但这就意味着要由有组织的社会来管理自然和人的生活,而这就需要技术。离开了快速运输和通迅,就不可能有统一的世界,离开了先进的心理学技术,就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相亲相爱;离开了必要的技术基础,就不可能有“计划的社会”。尤其是左派受权力欲所驱使,并且通过认同于一个群众运动或一个组织以集体为基础谋求权力,左派极不可能放弃技术,因为技术对于集体权力来说太宝贵了。
215,无政府主义者[34]也谋求权力,但那是以个人或小群体为基础的;他要让个人或小群体有能力控制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他反对技术,因为技术使小群体依赖于大组织
【34】(第215段)这一陈述所指的是我们这种特殊品牌的无政府主义。许多不同的社会态度都被叫作“无政府主义”,而且许多自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可能不接受我们第215段的陈述。需要顺便说明,如今有一场非暴力无政府主义运动,其成员多半不会接受FC为无政府主义者,也肯定不会赞同FC的暴力手段。
216,一些左派看上去似乎反对技术,但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是体系外的人,而技术体系是由非左派控制的。如果左派成为了社会的主导力量,从而技术体系变成了左派手中的工具,他们就会热情地使用它,促进它的成长。这样,他们就会重复左派在过去一再显现的模式。当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位于体系外的时候,他们起劲地反对新闻检查和秘密警察,他们支待少数民族自决权,等等;但是一旦他们自己掌握了政权,他们却实施了比任何沙皇都更严厉的新闻检查,创建了比任何沙皇都更残酷的秘密警察,而且他们压迫少数民族也不逊于任何沙皇。在美国,当几十年前左派在大学里还是少数时,左派教授们起劲地鼓吹学术自由,而今天,在大多数大学里左派已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却表明随时准备剥夺他人的学术自由(这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性”)左派与技术的关系也是一样;只要他们控制了技术,他们就会利用它去压迫别人。
217,在过去的革命中,最为权力饥渴的左派反复先与非左派革命者和比较有自由派倾向的左派合作,然后再欺骗他们,以便自己攫取权力。在法国革命中,罗伯斯庇尔是这样做的,在俄国革命中,布尔什维克是这样做的,1938年的西班牙共产党人是这徉做的,卡斯特罗及其追随者也是这样做的。回顾左派过去的历史,非左派革命者与左派合作乃是最愚蠢不过的事。
218,各种各样的思想家曾指出,左派思想是一种宗教。左派思想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因为左派的学说不假定任何超自然事物的存在。但对于左派人士来说,左派思想所起的心理学作用和宗教对于某些人所起的作用十分相像。左派人士需要信仰左派思想;这在他的心理经济学中起着生死攸关的作用。他的信仰不会轻易被逻辑或事实改变。他深深地相信左派在道德上真正正确,而他不仅有权力而且有责任将左派的道德强加于每一个人。(无论如何,许多我们指称为“左派”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左派,也不把他们的信仰系统描述成左派思想。我们使用“左派”这个术语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有更好的词汇来标识包括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政治正确性等运动的一整套相关的信条,也是因为这些运动与老左派有着亲缘关系。参见第227-230段)
219,左派是极权主义力量。无论左派在什么地方掌握了权力,它都往往会侵入每一个私人领域并强行把每一个人的思想都改造成为左派。这部分地是由于左派的准宗教性质。任何与左派信仰相悖的东西都代表罪孽。左派成为一股极权主义力量的更重要原因是左派的权力欲。左派寻求通过认同于一个社会运动来满足白己的权力欲,并且试图通过参与追求和实现该运动的目标来体验权力过程(参见第83段)。但是,无论该运动在实现其目标方面获得了多大的成功,左派都不会满足,因为他的行动主义是一种替代性活动(参见41段)。这是指左派的真实动机并非是实现左派表面上追求的目标,而是他可以通过追求实现某个社会目标而获得权力感。
【35】(第219段)许多左派的动机是敌意,但敌意多半是权力欲受挫所导致的。
因此,左派决不会满足于他已实现的目标。他对于权力过程的追求将永远引导他扑向某些新的目标。左派要求少数民族的平等机会。当这已实现了之后,他又要求少数民族的成就在统计上的平等。只要任何人在其思想深处还藏有对于某个少数民族的负面看法,左派就要对他实行再教育。而且少数民族还不够,任何人也不允许对同性恋、残疾人,胖子、老人、丑人等等等等持有负面看法。告诉公众吸烟的危害还不够;还必须把警告印在每一盒香烟上。然后香烟广告即使未被禁止也受到了限制。香烟一天不禁止,行动主义者们就一天不满意,而在此之后会是酒,然后又是不良食品,等等。行动主义者们反对儿童虐待,这是合理的,但现在他们要完全禁止打屁股。当他们实现这一点之后,他们又要禁止其它他们认为有害于身心健康的东西,一件又一件。在完全控制儿童的养育习俗之前,他们是不会满足的。而后他们又将向另一个问题下手。
220,假定你叫左派列一张表,写上所有社会上不正确的东西,然后假定你实行了他们要求的每一个社会变化。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不出几年,大多数左派又会发现某些新的东西要抱怨,某些新的社会“邪恶”要纠正。因为,我们再说一遍,左派的动机不是对于社会弊病的忧患,而是把他的解决办法强加给社会以满足权力欲的需要.
221,由于其高度社会化水平对其思想和行为的限制,许多过度社会化类型的左派不能以其他人的方式追求权力。对于他们来说,权力欲在道德上只有一个可接受的宣泄口,就是把他们的道德强加于每一个人的斗争。
222,左派,特别是过度社会化的左派,是Eric Hoffer所著《真正的信仰者》(The True Believer)一书当中所谓的真正的信仰者。但不是所有真正有信仰的人都与左派是同一个心理类型。例如.纳粹的真正信徒多半在心理上与左派的真正信徒是十分不同的。由于能够一心一意地献身于某种事业,真正的信徒对于任何革命运动都是有用且多半必不可少的成分。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我们必须承认不知道怎么处理的间题。我们不知道如何将真正信徒的能量用于一场反对技术的革命。我们现在只能说,除非一个真正的信徒执着一念地献身于摧毁技术,否则革命运动吸收他将是不安全的。如果他还献身于其他理想。他就很可能要利用技术去实现那个理想(参看220, 221段)。
223,有些读者会说“这些关于左派的话都是一派胡言。我认识约翰和珍妮,他们都是左派,而他们没有任何极权主义倾向。”确买许多左派——单纯从数字上看多半还是大多数——是正派人,他们真诚地相信应该宽容其他人的价值观(某种程度上),而且不想用高压手段来实现他们的社会目标。我们对于左派的评论并不意味着适用于每一个左派个人,而是描述左派作为一个运动的一般特性。而一个运动的一般特性并不一定由卷入这个运动的各式各样的人们的数量比例所决定。
224,那些在左派运动中上升到掌权位置的人多半是最权力饥渴型的左派,因为权力饥渴型的人才是最努力奋斗以求跻身权力层的人。一旦权力饥渴型的人攫取了运动的控制权,虽然有许多更温和厚道的左派在内心中会不赞同领导人的行动,但他们也不会起来反对这些领导人。他们需要信仰他们的运动,而因为他们不能放弃这个信仰,所以他们只能跟着他们的领导入走。确实,某些左派有胆量反对出现的极权主义倾向,但他们一般会失败,因为权力饥渴类型的人组织得更好,更残酷无情,更马基雅维利,并己经为自己建立了强大的权力基础。
225,这些现象在俄国和其他被左派夺取了政权的国家曾十分明显地出现过十分类似,在苏联的共产主义崩溃之前,西方的左派很少批评那个国家。如果盯住他们问,他们会承认苏联做了许多错事,但然后他们就会替共产党找借口并开始谈论西方的毛病。他们总是反对西方对共产党的侵略进行军事抵杭。全世界的左派都起劲地抗议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但当苏联入侵阿富汗时,他们就都不说话了。他们并不是赞同苏联的行动,而是由于他们的左派信仰,使他们实在没法让自己反对共产主义,今天,在我们的那些“政治正确性”占了主导地位的大学里,多半也有许多左派私下里并不赞同压制学术自由,但他们无论如何都跟着走。
226,因此,尽管许多左派个人确实性情温和且颇为宽容,绝不意味着整体上的左派运动能够免于集权主义倾向。
227,我们对于左派主义的讨论有一个严重的缺陷。我们对于“左派主义者”的定义依旧远未明晰。对此我们似乎无能为力。今天的左派主义已经分裂成了一系列的运动。然而并非所有的运动者都是左派主义者。而且有一些运动(例如极端环保主义)当中似乎既包含了左派主义者,也包含了彻底的非左派主义者,而后者原本应当更为明智一些,而不是与左派主义者合作。左派主义者的种类逐渐隐入了非左派主义者的分类当中,我们在确定某人是不是左派主义者时也经常犯难。如果说左派主义者还有个定义的话,我们对这个词的概念就是由本文当中的讨论来定义的,我们仅能建议读者运用自己的判断来确定谁才是左派主义者。
228,但是为了诊断左派主义而列举一批标准将会很有好处。这些标准不能机械地加以应用。有些不是左派主义者的个人或许也会符合某几条标准,还有些左派主义者或许一条标准也不符合。读者必须运用自己的判断力。
229,左派主义者的追求地大规模集体主义。他强调个人服务社会的义务与社会照料个人的义务。他对个人主义持负面看法。他经常采取说教的口吻。他倾向于支持枪支管制、性教育与其他心理“启蒙”教育方式、国家计划、平权运动以及文化多元主义。他倾向于认同被害者。他倾向于反对竞争与暴力,但他也经常为使用暴力的左派主义者进行开脱。他惯于使用左派的常用语,例如“种族主义”、“性歧视主义”、“恐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种族灭绝”、“社会变革”、“社会正义”以及“社会责任”。或许一位左派主义者的最明显诊断特征就是他倾向于同情下列运动:女权运动、同性恋权益、少数族裔权益、残疾人权益、动物权益以及政治正确。任何强烈同情上述所有运动的个人几乎可以肯定是一位左派主义者。
【36】(第229段)必须懂得我们所指的是那些同情我们今天社会中这些运动的人。一个相信妇女、同性恋等等应有平等权力的人不一定就是左派。我们今天社会的妇女解放、同性恋权利等等运动有着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调门。这种调门是左派的特性;而且如果一个人相信例如妇女应当有平等权力,井不一定就等于他必须同情现今的女权运动。
230,人们经常将傲慢或者教条化的意识形态当做更为危险的左派主义者的特征,即最为渴望权力的那部分人。但是最为危险的左派主义者往往都是过度社会化的人,他们从不咄咄逼人令人气恼,也从不公开宣扬左派主义,而是安静且不动声色地推动集体主义价值观、将儿童社会化的“启蒙”心理技巧、个人对于体系的依赖以及其他种种。这些隐蔽左派主义者(姑且这么称呼他们一下)在实际作为方面与某些小资产阶级份子很接近,但是在心理、意识形态与动机方面都不相同。一般的小资产阶级份子试图将民众置于体系控制之下,从而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者仅仅是因为他的态度很传统。隐蔽左派主义者试图将民众置于体系控制之下,因为他当真相信集体主义价值观。隐蔽左派主义者与一般过度社会化左派主义者的区别在于他的叛逆冲动较弱且社会化程度更巩固。他与一般社会化程度相当的小资产阶级的却别在于他内心存在着深刻的缺失,使他必须投身于某项事业并融入某个集体。或许他的(高度升华的)权欲比一般小资产阶级要高。
最后的话
231,在通篇文章中,我们进行了不精确的陈述,以及应该附带各种限定条件与保留的陈述,其中有些可能是错误的。信息的不充分和简明的需要使得我们不可能更准确地系统阐述我们的断言或者列出所有必要的限制。而且这类讨论当然是要依靠直觉判断的.所以我们承认这篇文章表达的只是极为粗陋的近似真理。
232,尽管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在此勾画的轮廓大致正确。我们把现代形态的左派描述成为了我们所属时代的特殊现象,一种因权力过程受到打断而产生的症状。但我们在这一点上也很可能错了。试图将自己的道德强加于每一个人而满足其权力欲的过度社会化类型肯定很早就存在了。但是我们认为自卑感、缺乏自尊、无力感、自己不是受害者却认同受害者等症状起到决定性作用是现代左派独有的特点。自己不是受害者却认同于受害者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在十九世纪的左派和早期基督教中看到,但据我们所知,缺乏自尊等症状在上述运动以及任何其他运动中,都不像在现代左派中那么明显。但我们并不能自信地断言,在现代左派之前就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的运动。这是一个应该引起历史学家注意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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