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曾写过一篇散文《随遇而安》,开头一句话即是:我曾当过一次yp,真是三生有幸,不然,这一生真是太平淡无奇了!
被当作yp批斗劳改,却自称三生有幸,这似乎深谙阿Q精神胜利法之真谛,与金圣叹临刑前那句名言"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有火腿风味"有异曲同工之妙了!
随遇而安,知足常乐,这种人生哲学颇具道家风范,但也蕴含着一种参悟人生百味的苦涩在其中。纵观汪曾祺的一生,随遇而安实在是其不得以为而为之的一种行为范式。
应该说,青年时期的汪曾祺应该还是一位好学上进的读书人。当年为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汪曾祺避居乡下时,曾带了屠格涅夫与沈从文的小说做消遣读物,没想到翻来覆去的阅读让他喜欢上了沈从文,为了追随沈从文学写作,他不顾路途遥远,舟车劳顿,长途跋涉到昆明西南联大报考并一举考中。先不说汪考西南联大的动机,单是考上这一件事就可看出汪当年的学业实力不可小觑。
在西南联大读大学的汪曾祺,大概最初也有过像当年鲁迅一样的文学救国梦想,惜乎当时的旧中国风声鹤唳,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也许正缘乎此,上大学时期的汪曾祺作风自由散漫,除了上恩师沈从文的各体文写作等课程,其余时间大多都呆在宿舍中做寓公了。他读了很多书,古今中外的名著,以及吴其浚的《古今植物名实图考》等一批杂书。为他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文学作品大多经沈从文之手在《大公报》等报刊上陆续发表出来。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还遇上了自己一生的至爱~在西南联大有病美人之称的施松卿,也正是因为在日后有了贤妻施松卿的帮助,汪曾祺才能得以在复出的八十年代得以静心创作,井喷似地写出了《受戒》、《大淖纪事》等一系描绘苏北里下河生活的小说,奠定了他在八十年代文坛的地位。
年轻时,汪曾祺四处飘泊,居无定所,建国后才定居于北京蒲黄榆的一处小两室中,而这正是蒲松卿在北大分配的小房子,汪曾祺就这样心安理得地在这套小房子里挤地方读书写作,还经常上街买买菜遛遛弯,过着悠哉悠哉的生活,成了大家口中戏说的北大“男家属"
年轻时,汪曾祺就有牙痛的毛病。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但汪曾祺不然,腮帮子肿老高,该做什么事还做什么事,看你能奈我何!汪的随遇而安由此也可见一斑。
无论是坠入人生低谷的张家口时期,还是近乎登上峰巅的八十年代,正是这种随遇而安的态度,使汪曾祺得以最终渡过了人生中一次次难关,这或许就是汪曾祺始终以宠辱不惊面目示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吧!因为据汪曾祺所讲:“人生是很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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