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四种认知领域
第四种领域——认识这个世界
国度、权柄、荣耀
下面我们来思考第四种认知领域，即周遭世界的外表。我所说的外表指的是它向我们的感官呈现出的一切，在第四种认知领域，决定性问题始终是“我真正观察到了什么？”并且要依靠消除根据起因作出的，但无法通过感官观察验证的假定、设想、预测等方式来获得进展。
因此，第四种认知领域是各种行为主义的真正领地：只有能够被严密观察到的行为，才是值得注意的。所有科学都在这个领域里忙碌着，许多人相信这里是可以获得真正认知的唯一领域。
作为例证，我们不妨引用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话，他的《心灵与社会》获得了这样的好评：“不带感情色彩的客观思考……通过这些方法，可以培养理性心态……”方面取得的最伟大，最杰出的成就。帕累托和不计其数的其他人一样，坚持认为只有在我所说的第四种领域里，才会有科学的方法。
因此，我们活动的领域就是我们进行严格的体验和观察的领域。我们使用这些词是在天文学、化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层面上使用的。而不是那些时兴用“内在”或“基督教徒的”体验来定义的其他事情上使用的。
换而言之，帕累托希望将自己的基础仅仅建立在体验和观察上，他将这两个词的含义限定为：外部感官通过器具辅助，依靠理论指引所感知到的，并且能够得到确证的事实。这样他就排除了所有的内在体验，比如爱憎希望，恐惧，欢乐，痛苦，甚至痛觉。他认为，这是唯一理性的方法，是真正获得成功的诀窍。
这一点很容易理解，何以迄今为止的科学史，本质上就是与内省，语源学，口头表达分析等方法交战的历史。在我们的时代后，一种方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从物理学中驱逐出去了，他们所取得的进展，正是这一驱逐的成果。但他仍然在政治经济学中昂首阔步，更是在社会学中招摇过市；而这些学科想要取得进展，就有必要效法物理学树立的榜样。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帕累托不愿或不能区分不同的存在层次。将内在的认知从无生命的物质界驱逐出去是一回事，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一层次没有内在生命，徒有外表。而在最高的存在层次，将内在的认知从对人性和人类行为的研究中驱逐出去，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一层次，外表与内在体验相比，根本无足轻重。
在第二种认知领域——对其他存在的内在体验里，我们发现，我们对高等领域了解得最多，对无生命物质了解得最少。而在我们眼下思考的第四种认知领域里，情况刚好相反。我们对无生命物质了解得最多，对人了解得最少。
帕累托不承认存在层次的差别，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学的规律与其他学科的规律毫无二致。他可以说是这类思想家的典型：他们拒绝承认存在层次的层级结构，因此，看不出一块石头和一个人在复杂性以外还有哪些差别。
的确存在着差异……主要在于复杂性的强弱程度不同，从而影响到了各种相关规律的作用效果……科学规律上的另一个差别，在于能否通过实验将他们的影响单独分离出来……某些学科……可以广泛地运用实验；另一些学科只能少量地运用实验；而其他学科，比如社会科学，能够采用实验手段的，也是少之又少。
的确就无生命物质而言，只要我们乐意就可以做实验。什么样的干预都不会危及它的生命，因为无生命物质，本就没有生命。也不会扭曲其内在体验，因为它本就没有内在体验。
只有在不伤害研究对象的前提下，实验才是有效正当的研究方法。无生命物质不会受到伤害，它只会被转化。相反，当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这三种内部固有的自由要素被假定为不存在时，他们就很容易受到伤害，损害几乎在所难免。
对实验方法有所影响的，不光是高级存在层次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能够完全支配无生命物质的因果关系，在更高的层次则屈居于从属地位，它不再发挥支配作用，而是被更高级的能力所运用。这种运用的意图不是在物理和化学的层次所能明了的。
一旦忽略了这一点，人们就会试图将所有的学科都放进物理学的模子里，这样做的确能取得某种进展，也的确能积累某种知识。但这种知识很可能会成为隔绝理解的藩篱。甚至成为理解力难以摆脱的某种诅咒。倘若让低等取代了高等，就好比在研究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时，仅仅研究组成这部作品的种种物质成分一样。
物理学，化学，天文学被公认为是最成熟的学科，也是最成功的学科。生命科学，社会科学和所谓的人文学科，被认为成熟程度不高，因为它们被无穷大的不确定性所包围。如果可以使用成熟一词，那我们可以说研究对象越是成熟，对它进行研究的学科就越不成熟。人当然要比一块无机物成熟的多，对于后者，我们所获得的确凿认识，要比对前者的认识多得多，这并不令人惊讶，只要我们还记得：
如果物质可以写成m，那么人就得写成m+x+y+z。
物理学只跟m打交道，如前所述，他在这样做的时候，采取的是十分严格的方式。他的研究计划是能够完成的，正如力学的研究，据说已经完成了一样，也许这样就可以称作是成熟。当然，对“x”“y”“z”的研究永远也无法完成。
如果仔细考察一下第四种领域的不同学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大致可以被划分成两类：一类基本上是描述性的，描述的是所见所感；另一类基本上是指示性的：指明怎样通过某些系统的工作取得可以预测的成果。对于前者，我们或许可以举植物学为例；对于后者，我们或许可以举化学为例。人们很少谈及这两类学科的区别，结果就是科学哲学大多指与指示性学科有关，仿佛描述性学科根本就不存在。
人们常说，描述性的和指示性的差别只是学科发展的成熟程度不同，或者是学科的发展阶段不同。其实并非如此。
F.S.C.诺斯罗普说：任何经验主义的学科，其正常健康的发展，始于纯归纳性的强调，后来，随着用推论方式演绎出理论，步入成熟。在这样的理论中，课本的逻辑和数学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这话在指示性的学科里，是正确无误的。诺斯罗普选取的例子是几何学和物理学，他们都是完美的指示性学科；但对于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等描述性学科而言，就不成立了。历史学更是如此。无论描述性学科是跟自然界还是跟人打交道，这话都是不成立的。
描述性学科与指示性学科之间的区别，类似于我们在前面章节谈过的“理解的科学”与“操纵的科学”之间的区别。但又有所不同。忠实的描述所回答的是这样的问题：“我真正遇到的是什么？”有效的指示所回答的是截然不同的问题——“要获得某种结果，我得怎么做？”
当然，描述性学科和知识性学科都不只是对自然界呈现的事实的累积。两种学科的事实都经过了提炼和理念化。从中总结出了概念，提出了定理。不过，统辖掌管忠实描述的是这样一种概念：“我必须留神，别遗漏任何重要之处。”而只是越是严格地排除所有非必要因素，就越有成效。人们所说的奥卡姆剃刀原理，就是从获取结果的角度出发，剔除一切多余的内容。
因此，我们可以说，描述性学科首要考虑的是整体的真实，而只是性学科首要考虑的是有操纵利用价值的部分或方面。
我用首要这个词来讲这两类学科，是因为这项区别并不是绝对的，也不可能是绝对的。
只是要想取得成效，就要做到精确，清楚，不容置疑，不容置辩。“取少量温度适宜的温水”这一指示还不够好，倘若是烹饪指事倒还好，如果是科学指示就不行了。我们必须精确地知道，水的量和温度。一定不能留下主观解释的空间。因此，在理想情况下，只是性科学是彻底量化的。而“质”有可能在其中发挥一定作用，但前提是，这些“质”能跟某种可以用量来定义的现象“发生关联”。这意味着，优先得到考虑的还是逻辑和数学。
在这种优先考虑的过程中，人们发现，物理现象中有种奇异而美妙的数学秩序，这一发现让某些最有思想的当代物理学家摆脱了支配19世纪科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让他们意识到了一种超验的真实。哪怕他们仍然不能接受将“国度、权柄和荣耀”归于上帝的传统宗教，也不得不承认，在世界的构建和管理中存在着极高的数学天赋。因此，自然科学和宗教之间贻害无穷的裂痕，由此开始弥合，这一变化十分重要。一些最超前的现代物理学家会同意勒内·盖农的这一说法：“整个自然界无非是超验真实的象征而已。”
如果说有些物理学家如今认为上帝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那么，这一点恰恰反映出：指示性学科只跟自然界了无生气的一面打交道，数学与生命毕竟相隔甚远。在数学的极高境界，它无疑展现了一种平实的美，以及一种迷人的优雅，这些可以被视为真理的标志；但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它没有温度，没有生命的这些凌乱——成长和衰朽，希望和绝望，欢乐与痛苦。决不能忽视和忘记的是：物理等指示性科学，将自身局限于现实了无生气的一面，如果学科的目标只在取得，可以预测的成果，就非此不可。生命甚至意识和自我意识，是不能用指令来安排的。我们可以说：它们有自己的意志，这正是成熟的标志。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明白并写在我们的知识地图上的一点是：如果说所谓哲学就是对人生是怎么回事给予我们指点的话，那么，物理学和其它指示性科学，由于仅仅以自然界了无生气的一面为基础，所以它们并不通往哲学。19世纪物理学告诉我们，生命是宇宙的一场意外，没有意义或目的。20世纪最优秀的物理学家又把这话全盘收回，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只研究特定严格孤立的体系，阐明这些体系运作，或能促使其运作的原理，从正门知识里绝对得不出笼统的哲学结论。
尽管指示性学科与指引人生无关，但它们却通过它们创造的技术，塑造着我们的生活。至于所取得的种种结果是好是坏，就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了。在这层意义上，可以说这些学科在伦理上是中立的。但不存在没有科学家的科学，而好与坏的问题，尽管不在科学的考虑范围之内，却不能认为它们也不在科学家的考虑范围之内。如今，人们说起指示性学科的危机，并非危言耸听。
如果科学今后仍将是超出人力掌控的世界主宰力量，人们会有抵制和反感的反应，不排除会有反应过激的可能。因为指示性科学并不考虑全部真理，而只关注能够获得成果的那些部分或方面。所以可以说应该只根据它们取得的成果来评判它们的是非功过。
科学的威望是以这一说法为基础的——科学揭示真理。即确凿、不可动摇、可靠、经过科学验证的知识，这种非凡的能力，为科学赋予了比人类其他活动更高的地位。然而，对于这一说法，还需要慎重分析。
什么是验证？我们可以提出诸多不同的理论：他们当中会有“验证属实”的吗？比如验证一份菜谱或者其他具有这种形式的指示，那是有可能的，“如果你做了x，你就会得到y”。如果这份指示不起作用，那它就没有用处；如果它起作用了，它就得到了验证。
实用主义这种哲学提出，验证真理的唯一有效依据，就是它管用。实用主义者提出：“这样说是不合理的‘如果某个想法是真实的，它就管用’；你应该说‘如果某个想法管用，它就是真实的’。”但最纯粹的实用主义并非屡试不爽，他有其相对贫乏的一面；单独来看，或许各种指示都是管用的；但除非我知道让某个体系运作的原理或规律，否则我扩展指示性知识范围的可能性还是很小。因此，验证的观念还有真实的观念在指示性科学中具有双重意味：指示必须管用，也就是说必须能取得可以预测的成果，必须是能够用既定科学原理表达清楚的。无法以这种方式表达清楚的现象，对指示性科学来说是没有用处的，也是指示性科学并不在意的。指示性科学忽视它们，是出于方法论方面的需要。这样的现象，一定不能让人对既定的科学原理产生怀疑，如果让人对其产生怀疑，就没有实用主义的价值了。
正如我在前面提到过的，指示性科学，并不关心全部的真理，而只在意让它们的指示行之有效和可靠的极少数真理。由此可知，指示性科学的验证也有着同样的局限：能够确定一套特定的指示管用，能够确定使其管用的钱在科学原理足够真实，但它不能确定其他指示不会同样管用；或者一套截然不同的科学原理，就不能同样满足其需要，让它管用。
众所周知，在哥白尼之前，计算太阳系内部运动方法的理论是太阳绕着地球转。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用这种方法得出的计算结果，都要比哥白尼之后所采用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结果准确得多。
描述性科学的验证，其性质是怎样的呢？答案不可避免地就是：会有分类观察到的规律性，推测，可信度各不相同的种种原理——但永远都无法验证。科学验证只能存在于指示性学科里。存在于前面所说的种种局限里，因为只有我们亲自动手动脑，能够亲自操作的事，才能被验证。我们的头脑能够进行几何学数学和逻辑学的操作，所以我们才能发出管用的指示，所以才能进行验证。
同样，我们可以亲手实现与许多与物质有关的进程，因此，我们能够就如何获得可以预料的成果发布指示——管用的指示——从而进行验证。不能按照指示的基础进行操作，就不可能进行验证。
指示性科学不可能跟实用主义过不去，相反，这正是实用主义所属的领域，他在知识地图上的恰当位置就在这里。指示性科学也不可能与真理观的限制过不去，真理一定得是可以理解的现象，或是具有启发性的理论。这就意味着不可理解的现象，以及已被证实得不出成果，并且无法拓展指示性知识的理论，就不用考虑了。这些就是只要严格遵守，就能促成进步的、方法论上的必要条件，这里所说的进步，换种说法就是提升人运用自然界的过程，服务于其自身目的的能力。
但指示性学科在方法论上的要求，一旦被当成科学方法，本身会引出无穷的祸患。运用到描述性学科上，会得出一套错误的方法。实用主义的限制，启发式原理或奥卡姆剃刀原理，与如实描述无法和谐并存。
物理学和相关指示性学科涉及的是无生命物质，据我所知，他们是完全没有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在这个存在层次没有别的，只有与内在体验截然不同的外表。我们所关心的全部就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自然，除了事实，也不可能有别的，当我们说事实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他们能被观察者注意到。没有得到承认的事实和难以辨别的事实，不能也决不能在物理学理论中扮演任何角色。因此，在这个层次，很难在“我们能够认识的”和“实际存在的”之间，亦即，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之间分出差别来。
当代物理学家说“在我们的实验中，我们迟早会遇到我们自己”时，他只是在陈述显而易见的事，意思是实验的结果，即便不是完全取决于，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理学家通过实验安排提出的问题。这一点没有神秘可言，如果得出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之间的差别消失了这样的结论，那将是大错特错。哲学家将这个问题十分简单地表述为：所有知识都是这样获得的——与认知者的认知能力相一致。
认识论和本体论之间的区别，或者说“我们能够认识的”和“实际存在的”之间的区别，只有在我们，遵循存在之链向上走的时候，才会变得明显。就以生命现象为例吧！我们可以认识到生命这一事实，这一认识让人断定：“所有生命的事物都存在着一种固有的要素——难以捉摸，无比珍贵，无法衡量——就是它激活了生命。”
于是人们谈起了活力，但这一常识性观点得不到指示性学科的承认，科学哲学家欧内斯特·纳格尔在1951年，通过断言“活力论”是个已经终结的问题，敲响了活力论的丧钟。“因为活力论作为生物学研究的指导方针，毫无建树，并且其它方法有更高的探索价值。”
有趣且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反对活力论的论点没有考虑活力论的真实与否，而是考虑了活力论的毫无建树。将这两者混为一谈，是颇为常见的错误，也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丰富多产，这种方法性的原则作为方法性原则，本身是合理的。但其取代了真实观，扩展成了一种普适的哲学，正如卡尔·施恩特所说：“方法变成了心态。”某一命题如果被认为是不真实的，并不是因为它不符合经验，而是因为它不能指引研究方向，没有启发性的价值。相反，某一理论不管在一般情况下有多么不合理，只要它有较高的启发性价值，就被认为是真实的。
描述性学科的任务是描述。从事这些学科的学者明白，世界充满了令人惊奇的事物，它们让人的设计理论和其他产物相形见绌，显得像是小孩子的玩意儿。这让她们当中的许多人有了一种科学的谦卑态度。吸引他们从事那些学科的，并非笛卡尔式的，让他们本人成为大自然的主宰和拥有者的思想，但忠实的描述，不仅必须要做到准确，还要能够为人所领会；不断堆砌事实是难以让人领会的。所以难免要有分类，归纳，解释——换而言之，需要有一些理论提示，表明种种事实可能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理论永远也无法以科学验证的方式证明真伪。在描述性科学中，一种理论越是容易理解，对于这种理论的接受就越是一种“相信”。
在描述性科学里，容易理解的理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理论从它们描述的事物中可以看出智慧或意图在起作用。一类只看到了偶然和必然性。显然，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能被看到。亦即不能被人用感官体验到。在第四种认知领域，能够观察到的只有动态和其他种类的物质变化；意义或目的，智慧或偶然，自由或必然，以及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都是无法用感官观察到的。能被发现和观察到的只有迹象，观察者必须选择他，愿意将这些迹象归入哪一种重要性等级。将他们解释为偶然性和必然性与将它们解释为比人高超的智慧，两种表现同样是不科学的。
两者都是同样的相信而已，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解释在纵向维度上，在重要性等级或存在层次上，都是同样真实或虚假。它仅仅意味着它们的真伪，并不是以科学检验为基础，而是以正确的判断为基础。人类的这种思维能力超越了单纯的逻辑，正如计算机编程人员的思考，超越了计算机的思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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