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0年8月的一天，内忧外患的大明王朝，又出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大事。
崇祯皇帝以擅自与后金军议和、擅杀毛文龙两条重罪给蓟辽督师（东北军区司令员）袁崇焕判了死刑，并将其凌迟处死，剐了三千多刀。他身居高位，在朝中却没有一个大臣为他求情，乃至于死的如此之惨。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悲剧的发生呢。袁崇焕生于广东东莞石碣，是地地道道的南方人，说的当然是满口粤语。而明朝定都北京，官员大多数都是北方人，就连四川、湖南的都是少数，上朝时多为一口“京片子”。
袁崇焕每次汇报工作，都是一边比划一边说。就这样，无论是皇帝还是群臣，都得五分靠听三分靠看二分靠猜，往往皇上疑惑，大臣不明，自己费劲。
就是因为他的口音，一张口就是“喺唔喺嘅，傫嗨傧唞……”没几个人能听得懂，导致他在朝里同僚中成了异类，没有朋友，没有心腹。直到被魏忠贤余党诬陷下狱，朝中无一作声，连个辩护人都没有，才坐实了这桩千古冤案。
若是这样，袁崇焕是因为不会说“普通话”才死的……
这可是历史，绝对不是杜撰，此时可知普通话的重要性了吧。所以今天就要聊聊普通话的前世今生。
普通话这个名称，其实是推动拼音字运动的民国新派学者朱文熊才提出的，至今不过100年，以前没这名。他还把汉语分成了三类，文言、方言和普通话，他解释说，各省市能通用的方言就是普通话。
当今的普通话是以北京地区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俗语为方言基础，以现代白话文为语法标准，组成的一套语言结构，是今天通行的标准语。
不过，到今天所谓的标准语有一个极为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这事可得细说。
要说咱们华夏民族的共同语言早在商周时期就产生了。周初的时候称之为“雅言”，当时主要流行于宗周（西安）与成周（洛阳）之间的区域。就是周天子控制的主要地方，凡是说话听不懂的地儿，肯定隔着山水，交通不便。
周天子觉得不好管理，就发明了封建制，此封建非彼封建，是指分封土地建立国家。让一些贵族大佬，庶出子弟，分封给他们去管理。
《诗经》的语言就是所谓的雅言，当然，“不雅”的都被孔子删了。到了汉朝，汉武帝北征匈奴，华夏民族融合成汉民族，那时官方口音也和游牧民族语言相碰撞，产生了共同语叫“通语”。
直至唐宋，吟诗作对用“正音”（多种地方语言再次融合的产物），明清时称为“官话”，说白了就是一口京片子味儿。民国称“国语”，而“普通话”更是建国之后的产物了。
汉语发音在近三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不知变换了多少味道。
在孔子时代，官方共同语正是雅言时期。孔子是鲁国人，按现在地理方位说，就是山东人，孔子有三千弟子，徒弟们来自不同国家。子贡卫国（河南）人，言偃吴国（江苏）人，卜商晋国人（山西）……
那时各地方言差别比现在还大，若各地学生都讲自家方言，孔子讲课怎么能让所有学生都能听明白呢？要不说孔子是圣人，他让学生们先学雅言，周朝普通话。
据说孔子还会说中原16国方言，更准确说，是外语，要不周游列国14年，到哪里都能推广自己的学说。到什么地方说什么话，这句俗话最早说的就是孔子。
学生们入学初期，因语言不同沟通有碍，孔子还充当翻译。所有出国到孔子这边的留学生，都得先学会雅言这门国际语言，这是必修课。不过，实在不知那时的雅言是个什么味儿，有专家研究，可能更像现在的广西粤语。
通过汉唐的变迁，直到两宋，物质文化丰富，人们闲来时就喜欢吟个诗词，哼个小曲，聊个故事，所以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差别逐渐变大了。
理学大家朱熹的弟子编过一本《朱子语类》，文字里明显保留了朱熹使用宋代口语教学的风格，和以前的纯文言文不同了。
既然朱子都是如此，平民之间的对话就更口语了，但那时的正音，官方普通话，却是河南洛阳味儿。
元明之后，京城设在北京，于是北京话便很快成为全国通用的官话了，咱们的民族英雄袁崇焕也因为这个吃了大亏。
到了清末，受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特别受到日本的影响，大量知识分子留学日本，语言也随之受到影响。明治维新后大力推广日本共同语——国语。
《国语》本是中国古代书籍，和《左传》齐名，日本语里很多严肃正规的词语仔细听，便知是汉语的音译，懂日语的朋友可回味一下。他们把汉字称为真名，本国字称为假名，能看出对汉文字汉语言的崇拜了吧。
清末时，社会动荡变革，诸多日语名词被引进中国。比如：经济、政治、科学、法律、物理、社会主义……多着呢，就连现在火的“颜值”也是日本的舶来品。说偏了，书归正传，普通话。
辛亥革命后，国语这个名词在中国也得到大面积传播，北京官话被暂定为临时国语，再到后来朱文熊提出普通话这个名词，但那时概念还比较模糊。又经“五四”白话文运动，及国民政府的几次决议，北京语音地位更进一步巩固下来。咱们现在说的普通话就基本是这个味了，当然那时还叫国语。
最终确定北京话为国语之前，还有个鲜为人知的小故事。
民国初建之时，当务之急要确立全国通用语言。首届国会提议粤语和北京话二选其一为国语，最新定义的普通话。当时的国会议员广东人刚好过半，且民国定都在长江以南的南京城，通过这一法案应当是不成问题的。
然而孙中山先生为了顾全大局，（在当时背景下，南方已初定，而北方，尤其是东北地区仍然不在民国有效势力范围内）力劝同乡，逐个说服，劝那些粤籍同乡改变初衷，放弃具有九个音阶、抑扬顿挫的广东话，奉北京话为国语。据说最终是以一票之差，粤语才与“一统天下”的至尊地位失之交臂，否则，粤语就成真正的全民“白话”了。
新中国建立之后，不再用国语（台湾还是）这个名称，直接叫普通话，两者其实也有细微的差别，现代普通话比国语更接地气，语言更白，音阶更柔和，不再像国语读字典般官腔的感觉了。
说到这，得科普一下，北京话就是纯正普通话了吗？当然不是，全国13亿人口，说最正宗普通话的仅仅有30万人，很可怕吧。普通话标准音采集地是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只有生活在那里的人，说的才是一口“纯普”，各个可比新闻联播播音员。北京话那是京腔儿，儿化音过重，土语众多，这点大家应该能听出来。
普通话算是确定了，但故事还没有完，问题还有好多好多。
一直以来，推广普通话可说是一项基本国策。学校教育规定必须使用普通话，教师普通话不达标甚至无法评职称，而学者们研究方言的目的，常常也是为了更好地推广普通话。
然而即便如此，据调查，截止至今年年底全国仍仅有70%的人能说普通话，且大部分人说得非常不好，还有30%（4亿人）只会说当地方言。
尤其是东南沿海的吴语、闽语、粤语这三个语系区域，方言特征极为明显，对他们那里的人来说，相当于让数千万人，把汉语普通话当做半门外语来学习，困难非常大。反过来，其它区域（尤其是北方地区）人们也常把这三大方言视为半门外语。
像苏州话、客家话、温州话，对于外地人来说，与外语无异。
尤其温州话。据说，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部队相互之间联系由于保密需要，都是派两个温州人进行电话或者步话机联系，而日本鬼子的情报部门总是翻译不出这发音极其复杂的温州话，可以说当时的温州人就像美国大片中的风语者一样，为抗战胜利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也就可以了解到温州话有多么难懂了吧。外地人听的一头雾水，那让他们来学说普通话的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难，确实是难，虽然任重道远，也要将普通话推广下去，不然问题将永远得不到解决。
金庸老先生回忆，1943年，在重庆读书时，他的导师国学名家钱穆先生用无锡话授课，同学们根本听不明白，身为海宁人的金庸（那时还叫查良镛）还能听懂一些，就在台下担当同步翻译。
这件事，让钱穆先生深刻意识到，推广普通话（那时还称国语）的重要性了，尤其是教育工作者，更是刻不容缓。他开始以身作则，在六十岁的时候普通话已经说的很好了。
不只谈过去，也说一下娱乐节目满天飞的当下。电视台请嘉宾，纵然请有方言的明星，多数也是东北籍的，并不是那满口大碴子味儿有多好听，但至少与普通话接近，都能听懂，再说还搞笑些，听着又解恨。若是请一位说吴侬软语的嘉宾来，恐怕收视率就没有保障喽。
无论如何，通过几十年的推广，普通话普及成果还是显著的，作为华人对它是接受的。不仅在国内，就连海外华侨和华语系国家，也都非常重视普通话推广。
1979年新加坡政府发起的推广普通话运动，得到了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支持。后来，普通话越来越被视为能带来商业机会的语言，直至今日。
学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几千年来，汉语早已成为一种文化和艺术，而普通话就是汉语言的一把量尺，让汉语言更有凝聚力、传播性，且传承无阻……
当年，袁崇焕因为不会说普通话而被冤死，明朝北大门再也挡不住满清铁骑，14年后，太和殿换了主人，汉语言也再一次，与曾被我们称为，游牧民族的“胡话”相互碰撞、交融。
袁崇焕死后，他的族人没有回到家乡，留在了北方，在京畿一代生活，后世子孙一直在京津地区繁衍，直到今天。他们深知这里的声音才是正音，学好它，关键时刻也许能救命。
作者：渤海居士冯志亮
作者：冯志亮，号渤海居士，别署集雅阁主人。品牌推广人、姓氏文化学者、修谱师、网络新闻营销奠基人和发展者。2013年受聘为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与宗教学系特聘教授。冯志亮涉猎广泛，书法造诣深厚，并热衷于文学历史，亦是一位古体词人和家史家谱研究专家，著有《渤海诗词集》、《怎样修家谱》、《怎样编家史》、《怎样写自传》，以及《百家姓寻根手册》三百六十部，《中华姓氏家谱》两百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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