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旭岩 清华长庚医院急重症部部长
陈旭岩医师
做急诊医生近30年，我经常问自己：即便中国医生的职业环境近似残酷，我们会轻易放弃最初的梦想吗？
那是多年前的事了，许多细节已不甚清晰，但有些感动我终身难忘。
“准刘翔”的奔跑
一个10多岁的男孩刚刚经历了母亲病故的重创，跟着父亲在北京靠卖晚报谋生。有一天，男孩突然病倒，在家坚持了整整一个月，实在扛不住了，才被父亲送到医院。入院时，他父亲身上仅有200元钱。这是他们父子进报纸的钱，就是谋生的最后一点儿本钱。
很快，我们诊断男孩患的是重症，吉兰-巴雷综合征，要靠呼吸机才能维持生命。这时，钱成为最大的问题。面对这个我们不愿谈却必须谈的问题，不到40岁的父亲非常痛苦。最后，他叫来一位老乡帮忙守着儿子，然后满面愁容地回老家借钱。三天两夜后，他带着12000元钱回来了——他借遍了全村。可就是这三天两夜，孩子花掉的医药费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数。
两天后的一个清晨，一辆破三轮车停在了抢救室门口。我走进病房，看到男孩的父亲已经收拾好了。“我们已经没钱治了，谢谢你们的好心！趁孩子还有口气，我要把他拉回老家。”他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跟我告别。在急诊科，这样的事已不是第一次发生。
我站在那儿，看着他把男孩的气管插管拔出来，看着男孩的氧合从100%降到92%，再降到85%……我的内心在激烈地交战：救不救？我用右手用力掐着自己的左上臂，却一点都不觉得疼，眼前只有男孩父亲的眼泪、男孩的眼泪……
过去了大概30秒，格外漫长的30秒，我小声说了一句：“插管！”话音未落，“啪”的一声，身后马上递过来一个喉镜。原来，护士已在我身后守候多时。她早有准备，就等着我纠结之后的这声令下。
两周后，男孩脱离了呼吸机。三周后，顺利出院。出院时，父子俩跟医院签署了一份长达30年的还款协议，每月还200元。即便这样，他们还是经常还不上。
男孩出院后，经常会在晚上溜到我们分诊台的窗前，扔下两份当天的晚报，转身就跑。每次他来，为了他的自尊，我总是假装没有看见他。当他转身飞跑出去时，我就会很享受地看着他的背影。试想：之前他连一个脚指头都动不了，甚至差点和他死去的母亲一起埋在小山村里；而今，他却能像“准刘翔”一样飞快地奔跑。
作为他的医生，我的感受是什么呢？
这时候，我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被触动了。哪一种职业会有如此美妙的心灵体验呢？我做急诊医生近30年，有太多的辛苦、太多的委屈。但和这种无可比拟的幸福体验相比，那些都不足挂齿。我从来都感恩上苍给了我一个如此至真至善的职业，它固有的光芒可以令世间所有名利都黯然失色。
所以，我经常问自己：即便中国医生的职业环境近似残酷，我们会轻易放弃最初的梦想吗？
也许有人会说，你既然被称做“白衣天使”，你就应该那么做，而且每一次都该如此决策，甚至不能允许男孩的父亲把气管插管给拔出来。在此，我可以含着眼泪回答你：“这也是我的梦想。我也希望每一次自己都能无所顾忌地选择去救人。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面对这样的场景，我们医生心底那异常强烈的冲突又有多少人能理解？”
我只想说，谁都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简单评判对错。当下我们各行各业所呈现出的某些乱象，或许只是社会转型时的一种必然经历。在种种冲突、困扰之中，我们都应该相信的是，绝大多数医生仍在竭力坚守着纯净的信仰和神圣的职业精神。此时，我想起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仍然热爱它。”
父与女的泪
还有一个故事发生在两年前。那天，我上急诊监护室的二线班，为一位病人忙活了一天，毫无所获。这是一位32岁的女病人，没有医保，却突发急性重症胰腺炎，病情非常严重，入院时还发生了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这意味着她随时可能要上呼吸机，还需要各种昂贵的救命药物。
和病人的父亲谈病情时，我告诉他住院至少需要1万元押金。老人焦急地说：“钱正在路上呢。今天在急诊的治疗抢救费能不能先欠着？”中午时分，总算盼到了送钱的人——他辗转借了5个老乡的钱，只借到了3000元。我和病房联系，回复是“的确收不了”。于是，我坐到病人床边，一边紧张地观察病情，一边等着再去“找钱”的人。为保住她的肾，我要多给她输液。她没钱透析，水输多了很快就渗入腹腔，没有血滤保驾只怕会心衰……我坐在那里仔仔细细地算，一双眼盯着她的尿袋儿，心里还祈祷着“心率不能再快了”……
接近下午5时，病人家属满头大汗地拿来1万元钱，我没敢问是找了多少人才凑齐的。她父亲问：“够不够？”“肯定不够。”“那还需要多少？”“按照她的病情，通常会超过10万元，而且……”我说得小心翼翼，虽然明知这些话会让他很痛苦，但又不能不说。末了，还要加一句“可能人财两空”。
已经过了下班时间，我没有催促他。在狭小的办公室里，我们面对面坐着。老人强忍着，眼泪却仍然落了下来，满脸的沧桑使得泪珠拐了几个弯儿才终于汇到胡子拉碴的下巴上。他念叨着：“我怎么能不救她呢？她娘年轻时就走了，我拉扯大他们姐弟。儿子去年结婚，我借钱给他盖了房，欠了一身的债。这，我再跟谁去借呢？你容我想想……”
这位父亲终于慢慢起身了。他走了过来，干裂的嘴一张一合，半晌才出声：“我们不治了，我们回家。”这话并不让我觉得意外，但我却真切地感觉到了心的刺痛。后来，我们小心地把患者抬上车，我看见她在哭，无声地哭……
最难的部分永远不是技术
她有一个动作我至今不能忘记：抬起她时，她使劲抓住病床的栏杆不撒手。我知道，她这是在传递强烈的求生愿望。
像她这样的年龄是不该放弃的，这是无奈的放弃。如果你不能理解这“无奈”二字，就看看那位父亲的眼睛吧。倏忽间，这“无奈”二字就笔笔刻在你的心头了。
通常情况下，令我揪心的不仅是那些病情重的人，更是像这位可怜的父亲表现出来的那种难以遮盖的自责。我想对他说：“老人家，这不是您的错，不是！”那么，这是谁的错呢？谁该承担这份苦难、这份生命之重呢？退一步说，如果这位父亲不是如此善良、懦弱，如果他坚持接受治疗并最终人财两空，他会不会迁怒于医护人员呢？会不会咒骂我们医生赚了黑心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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