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了并不可怕，我们的生活必然会发生变化，关键在于我们怎样看待它
普通人是幸福的，做出判断前，我们不需要了解真相，普通人是可悲的，做出抉择后，我们永远不知道真相。普通人是健忘的，待时间模糊了记忆，依然岁月静好。作为社会一员的我们，很希望能为此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让问题发现一类，整改一类，杜绝一类，而不是停留在教训是深刻的，问题是严重的，影响是恶劣的，关注是广泛的，会严肃处理的，要引以为戒的，再举一反三的。
“何谓王道？” 不乖就揍他 “何谓霸道？”乖也揍他。何谓帝道？不想被揍，也不得不被揍！“何谓天道？” 想揍谁揍谁。通过以上的描述可以归纳出，拳头的大小就是道。翻开战争史我们都明白，在绝对实力面前 ，任何战略谋算都没有意义，硬仗打的就是钱，拼的就是人，没有投机取巧可言。那么在绝对的权力面前，可以推知百姓永远都是鱼肉，因为拥有权力，所以政府的道可以任意解释而不受限制，当百姓已经看透了这个本质，便留下了民不与官斗的传统。因此当出现有可能危害社会稳定、动摇领导权力的事件时，相关人或事很快就会偃旗息鼓（主动或被动），这无关乎群众是否愚蠢和懦弱，我们都知道活着的鼓手比死去的国王还有价值，而只要还能维持生活，我们最具有忍耐力，也最擅长自我安慰（如此前沸沸扬扬的高铁事件）。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喜欢夸老百姓是最可爱的人，积极的宣扬佛教和儒家思想。当然百姓也不能任意欺骗，出了事情总要有个说法，但有些又不能摆到明面上。因为很多时候，政府没办法承担所有问题，讲清所有细节，摊开所有规则，这关系脸面，关乎利益，关乎稳定，部分制度明知道不合理，但在没有能取代她的方法出现前，只能维持现状。因为国家的运转依靠这些机制，政府的权力来自这个机制，虽然他们也会痛恨也想变革，但却又是不能动、不愿动、不敢动。就像古时百官对皇位之继承极端地注意，他们坚持立长不立幼的原则几乎带着宗教性的虔诚，乃因其关系臣僚本身的安全。 如果皇位可以由人为的力量给与或褫夺，则其神秘性已不存在，百官的信仰也成问题，以后的结果极难逆料。
说实话，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当然我们不排除天赋、努力、运气等一系列因素。而是说如果处在相同的位置和环境，你做的也不一定差，如古罗马时期的教皇，不敢也不能过度的亲密群众，当他失去神秘感，他也就会失去权威，因为大众发现原来，他和我们都一样，甚至还不如我们。所以孔子讲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既然不能告知真相，或者说只能告诉想让我们知道的真相，随即就衍生出了套路。如此恩无以为报，小女子只有以身相许还是来生做牛做马，是姑娘使不得还是姑娘此话当真。我们很少会直接说出真实想法，政治更讲究迂回，此举即避免双方的尴尬，也达成了默契。所以某些传递“事实”时，国家会找说辞，而不是像宣示权力—老子就能这样，你能咋地？就是揍你，你不爽吗？（如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但只要还能生活，喧嚣一阵子后，百姓就习惯了这不太逼真的借口。
江山是使我们打下来的，权力就应该掌握在我们后代
明知有些机体都已腐烂，非大刀阔斧不可，为什么依旧“雷声甚大,雨点全无”。因为有些事情不愿动。他们知道民众是聪明的，当信息的不对等被打破，民众知道的越多，管理起来越麻烦，所以不仅不能告知所有的真相，还要找些事情让他们去做，以消耗其精力，防止其看透背后的秘密（比如那些埋头读书十余载、梦想像鹰一样飞起来的人们，已经被不读书就可以飞翔的人们取代），因为国家需要的是温顺而有技能的国民，忠实的为国家服务，追求的是GDP而不是人民的GDH（从而造就了多少的穷忙族）。他们也知道民众也是愚昧的，当你受万人敬仰时，会有一堆人跑来看你，当你走上断头台时，亦会有一堆人来看你，然而你是谁，你做了什么都不重要；其中一两个人的疯狂，就能引发千千万万的疯狂（抵制日货的伤人事件，众人食其肉的袁崇焕）。所以群众既可以推动历史，也可以是乌合之众，为防止黑天鹅事件的出现，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生死存亡之际，传统上讲究无为而治，萧规曹随，因为没人能担负起整个国运的赌注。
有些事情不能动，就像《旧制度与大革命》提出：中世纪的革命，并不是在那些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实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制度保留的越多，内部就如同铁板一块，越不易打破，正因为制度遭受破坏，人民拥有更多权利，于是更渴望完全冲破固有体制。他们知道自由是对比出来的，只能有一部分人的自由，不会所有人的自由；他们知道人民对生活的期望值会不断膨胀，永远不会真正满足。因此害怕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雪崩式的连锁反应，陷入更大的被动。
有些事情不敢动，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内称：“国家本是精神产物”。高层的权力是建立在所有官僚共同意志基础上的，任何人的行动不可能和全体意志作对，即便皇帝可以处罚任何官僚或一群的官僚，可是他极难提拔一个亲信或者令之任要职，他可以在现行法令之中批准例外情事，可是他没有权力推行新法影响到全国。市场可借助杠杆，权力却只能制衡。虽然没有国会的限制，但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影响力难以估量，加上其层层铺开的关系网。从而导致很多有心无力，又自相矛盾的事情发生。因为背后有太大的利益链，牵扯出的黑暗触目惊心，没有人能掌控局势和后果，稍不留神还会动摇自身的统治根基，毕竟内部斗争（党争）的危害远大于外部斗争（民众）。最终唯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光有口号，不见行动。想真正的做事，你就需要极致不受限的权利。（当然这又会牵涉到监督，不在本叙述的范围内） 极权之真髓，既系最高之名位，则不能又有任何条件的限制与约束。然而往往只有初代领导人才有可能具有，因为其凭借的是实实在在的功绩，而后续的继承者，靠的游戏规则、关系人脉和共同利益才走到今天，会受到诸多阻碍，每一件事情考虑的不仅是效果还有后果，其次他可以打击曾经的对手，但对曾扶起他的人，杯酒释兵权是最好的方式，但不会有人轻易放手权力，所以名义上中央集权实则力量分散，又没有战争时期领导人的魄力，导致历次改革都定格为迈步小，身子稳，朝前慢的基调。
综上总总，在民众求变，政府维稳的相互僵持，矛盾重生。
我们不可避免的会成为环境的产物
那为什么国家要对舆论控制的如此之严格，限制事件的传播。我们先来了解下《影响力》一书中提起的两个心理机制：社会认同原理和承诺一致性原理。社会认同原理：在判断何为正确时，我们会根据别人的意见行事，同一行为，做的人越多，越显的正确，尤其在情况不明或含糊不清的时候，我们最有可能觉得别人的行为正确，而这种反应方式是完全无意识的、条件反射的。承诺一致性原理：人人都有言行一致的愿望，即便选择是错误的，代价是痛苦的，我们还会一遍遍欺骗自己，以便在做出选择后，坚信自己做得没错，而且一旦选定了立场，保持一致的压力会逼迫我们采取行动与语言保持同一战线。以上是物竞天择，进化形成的结果，这种自动响应机制，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为我们复杂的现代生活提供了一种捷径，可以通过他人的经验来解决问题，我们不必再劳心费力的权衡利弊，不用去苦苦思考、在庞杂的信息中进行挑选。然而我们也及其容易被诱导，并采取错误的行为、无意义的坚持，因为你一旦做了承诺或者选择，你会寻找种种的借口和理由，固执的证明自己做的没错，甚至还会迫使他人的参与和赞同。因此政府会不遗余力的宣传爱国主义教育（承诺一致性原理），树立优秀榜样（社会认同原理）；更重要的是隐藏或消除负面的因素（防止不当的行为），初期网络上还是批判声音居多，几天不到的时间，风向已然改变。
大多选择接受或拒绝，很少抗争
这就出现了许多人人痛恨，却又人人遵守的现象。如腐败问题，用“吏无不恶,官无不腐”来形容或许有些极端。但官场之中，难独善其身，你有自己的价值观，奈何环境的潜规则。不想腐，也不得不腐，想真正做事，你需要腐，因为百姓不相信你（不拿钱能给办事情？），上层不信任你（不拿钱会不会乱办事情？）。你不想做事，你仍需要腐，这样百姓才能信任你、上层才会放任你，认为你拿了钱才不会乱办事情。领导需要政绩，对他来说，有作为的贪官总好过胡作为的清官（其重视名声，不愿合流，水至清则无鱼，甚至会站在正义的立场而不顾整体局势，引发混乱）。
领导也担着极大的风险，手下还有一批人，“每个人有他的脾气”，其中任一环节出了问题，他都是主要责任人，随时可能要引咎辞职，因为你的管理不善，用人不当，即便形势非你能左右，即便你觉得委屈，即便我们觉得你委屈，即便国家也觉得你委屈。就像朝阳教育局主管领导被立案，其实矛盾早已积累，迟早是要爆发，虽说每一片雪花都有责任，但发生在你任上，只能说你时运不济，这个锅为领导为社会为国家，你义不容辞，毕竟多大的风险，多大的利益 。
以上谈及都是脑中猜想，形成之因，非吾力所能探，破解之道，非吾辈所能及，整治之法，非本文之重点，以上问题皆过于宏大，这往往需要几代人共同的探索。 而真相的欲盖弥彰，和关系的错综复杂和细节的繁琐庞大，又让过程更加艰巨。
旗帜鲜明的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
政治讲究大局观，领导人看的是几十年后全中国的事情，而我们也许只看到明天的自己，出发点和着眼点不同，看待的角度也会大相径庭。历史需要回顾，对于疏散人口和雄安新区等政策是否妥当，无法当下立判，其对错是非，也只能由时间来证明。做得好，才会有掌声，不好就可能遗臭万年，这都需要莫大的勇气和觉悟。且命令在上传下达过程中，不免因个理解而出现偏差，加之有些官员，为表示忠心，做事急功近利，做好了，是他的功劳，做错了可由政府背锅；而上层又不能过于责备，做事就容易犯错，批评总会冷了人心，而硬指标的要求，又不能全用无为和善之人。在民众的眼中，不疏解嫌弃交通堵、环境差，疏散又口诛冷酷无情。世间哪得两全法，毕竟一届政府只有十年，想做的事情太多，留下的时间太少，还要考虑下一届能传承还是修正，因此稍显有失章法，一家难治，何况一国。
我相信每一届领导人都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承诺一致性原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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