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面对命运暴虐的杜建，是选择默然忍受，忍辱负重，还是挺身反抗，斗争至死。生存抑或毁灭，无论何种选择，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都值得歌颂。同是中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杰出人物，屈原自沉汨罗江，以身殉道，司马迁遭受宫刑，带辱而活。一死一生，却都无比崇高，可歌可泣！
屈原作为一位诗人，他的事业，可以不与某一个具体的朝廷和君王相联系、相始终。我们出于不平，会觉得楚国那样的昏君，不值得屈原去忠于和报效，更不用说以身殉国了。仅作为一个诗人，“国破山河在”，亦不必去死。诗人以“诗”爱国和救国。他可行吟，可以留下作品“薪火传人”。但是我们忽略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一面，屈原身为三闾大夫，是楚国的决策大臣，他不能承受楚国蒙受亡国的事实。三闾大夫必须沉江，屈原的这种与国“相始终”的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不可挽救的狂澜的惟一坚持。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信仰完整地活下去，不如选择死亡，将死看作一种意志与尊严的使命。所以屈原选择了主动迎接死亡。一种自由的、高尚独立的死。头戴巍峨之冠，身着兰草香服，时而悲吟，时而高歌,徜徉在汨罗江畔,饱览他所挚爱的山河大地，从容赴死。
屈原之死，是诗人之死，死得壮美，死得浪漫，死得如其所吟。在他的政治理想破灭后，紧紧拥抱着诗的理想而去的。这死亦是一种决裂，与以往从事的“政治”的决裂，与终生所爱的诗章同归。这是历代美的理想之追求者的最好结局。屈原，壮哉！
死，可以明志；生，却可践志。当死临到司马迁头上时，他选择生。一种令肉体与精神，令自己与亲友都极度痛苦的生——接受宫刑。司马迁出于公心，为李陵辩护，得罪了汉武帝，假如就为此而死亦不失为直谏烈臣；但司马迁认为自己规定的人生使命却不是仅此。他要以一介布衣的身份完成千古史记，为中国撰写第一部大型纪传体史书。
既有了帝王家的史官，却执意要做民间第一史家。当时虽没有明文不准平民“写史”，但司马迁此举引起了当朝的监视与怀恨。他选择受刑忍辱，弃政从文，从匍匐于地的殿臣中直起身子做人。这是令世俗瞠目的叛逆之举，这是勇敢与崇高的跨越。他不愧为敢于在朝堂上和禁锢人臣的君臣伦理观念决裂的杰出代表！弃一帝而得天下千秋，伟哉司马迁！
无论生死，尽志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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