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一种命运

我父亲是戎马一生的军人，家里的书虽多，却没有多少文学藏书，多是军事文献和马列全集。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完了当时所出的全部《星火燎原》，以至于父亲同别人讲到某次战役的时候，我也可以搭上腔，说上几句很大人气的话。我记得在我家，大人说话孩子插嘴是大逆不道的事，但父亲破例没有斥责我，只是很异样地看了我一眼。

我大约在九岁到十岁的时候，读完了《红楼梦》。许多字不认识，比如一直把袭人的“袭”读作“聋”，而且还自以为是地感觉贾宝玉的这个大丫鬟一定是听力不好，完全没注意到文中关于“花气袭人”的典故。

我小时候作文成绩不错，老师不止一次地给过我“５+”的分数。我的主要诀窍是尽量写得好玩点。比如老师出了个作文题《一次谈话》，一般的同学写的都是家长和自己谈了一次话，批评或是鼓励了自己。高明些的就写同学之间闹了点小别扭，互相谈了心，就和好了。我独出心裁，写了一个中国小朋友同非洲小黑人打了一次电话。老师着实夸奖了我。但我至今想起来还脸红。两国语言不通，他们如何交谈？再有，对方那样贫困，到哪里去找电话？

后来我就当兵去了，这完全是命运的随机分配，我本来是想当通讯兵的，可睡在我身边的那个女孩去了通讯营，我就偏偏做了卫生员。绝大多数女孩留在城市的医院，我就偏偏被分到了西藏。对于这后一件事，我倒是挺满意的，因为即使在二十年前，西藏也是人们向往的神秘地方。

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男人和女人的界限被涂抹得很模糊。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我们同男人一样，负重几十公斤，徒步行进在皑皑的雪原，每天跋涉一百华里。

在苍茫的高原上，留下了许多年轻人的骸骨。他们从祖国的天南地北来，永远地留在这里了。

我在那支高原部队度过了十一年，把我一生最好的年华葬在世界的屋脊。

我转业回了北京，在一家工厂卫生所做内科主治医师。那一年，我二十八岁。

我很认真地给人看病，操持家务，抚育孩子。我以为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都是顶顶重要的事情。

当我把家里的事都干得差不多了，开始有时间打量这个喧嚣的城市的时候，我突然听到灵魂深处的呼喊。

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件非常紧要的事情没做呢。

曾经在我父亲意味深长的那一眼里，我看到了他的一个殷殷希望。他希望有一天，我能对着世界大声地讲出我的看法。

从最早的“聋人”到图书馆幽暗的书架，我都在小心翼翼地做着某种准备。现在它们像贮藏多年的种子，再不萌发，就要胀破了。

最主要的是，命运把我抛到了人迹罕至的高原，那里发生过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假如我不告诉别人，我对不起冰雪下长卧不起的英魂。

在一个平平淡淡的晚上，我开始了我的写作。那是一间充满了药气的屋子，四周白得耀眼，我仿佛置身雪窟。那天正是我值班的日子，来了病人我就看病，病人走了我就写作。两端发黑的日光灯管发出“咝咝”的叫声，更显出夜的静远。

我的处女作《昆仑殇》得到了很好的评价，算是开了一个不错的头。我知道自己各方面的准备都很不充足，后来去读了文学研究生，仔细地研究这行里的高手是怎样写作的。

写作是一种命运，我已无可逃避。

（选自—毕淑敏《我很重要》，时代文艺出版社，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