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阳到大连的返程途中，三胖和我都闷闷不乐，懒得讲话。口罩紧贴在脸上，眼神伤感又落寞，车窗外渐行渐远的高耸的山峦，胳膊上飞快掠过的光影，菜籽油和煤炭炉的气味，又一点一点地远退到记忆中去了。
飞机落地时，正是大连的黄昏，灰蒙蒙的海雾笼罩在山顶，疫情像一场寒潮突袭，街道冷冷清清，即使穿着短袖衫，也会恍惚以为这是在冬天的街头。
唉，我们离开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早在初定去贵州的日子里，三胖就已经按捺不住兴奋之情。她开着车，会突然喜不自禁地乐出声，我不用侧脸，就看见了她的表情，眼睛眯成小缝，嘴角咧到耳根。我闭上耳朵也晓得她接下来要说的话：
“大胖儿呀，咱俩终于可以一起去贵州了，哎呀，你快想想那些好吃的吧！快，咱俩唠唠这事儿。”
疫情飘忽不定，南方雨水成灾……这些都搞得我心里沉甸甸的，哪有兴致瞎乐呵。并且我是这么合计的，如果三胖兴奋激动欢呼雀跃，大胖就要沉稳冷静不动声色，俩个人不能同时忘乎所以，所以我要给她泼泼冷水。
可是没用，泼冰水都没用，三胖回乡的热情似一座火山，蓄势待发了三十年，泼冰水只能刺激得她更冒烟。我看她在屋子里风一般地旋转，早早地就开始准备行李，旅行箱里很快就塞满了东西，除了换洗的衣物，还有茶缸子，茶碗，膏药，雨衣，拖鞋，保温壶……箱子填满后合拢，鼓着肚子立在墙边好几天，三胖很满意，好像看见贴身的伺卫在恭候她起驾。
我听她和女儿哇哩哇啦地商议去哪几处玩儿，订哪一家的民宿，选什么样的房间……花溪，梵净山，青岩古镇这些地名被她们提来讲去的，我都耳熟了。
启程那天，三胖简直有点花枝招展，长发长裙蓝草帽，还抹了紫色的眼影，还涂了口红，当然口红有一半粘在了口罩上，吃了飞机餐后，就一点儿没剩了。
她欢快极啦，机票到手，就提议我们举着机票合影；看见麦当劳，又立刻冲进去拎出几杯咖啡，再从手提袋里取出前一晚买好的面包，催我们吃早餐；咖啡喝不完怎么办？没事儿，她从背包里翻出空水杯，咖啡倒进去拧紧，这不就得了。
终于上了飞机，三胖也消停下来，半天没了动静，我扭头一看，又一惊，她睡着了，戴着口罩，眼睛上竟然还蒙着一块“卫生护垫”！
其实，她也没正经睡着，我们这边嗤嗤一乐，她就醒了，扯下那个护垫儿似的眼罩，又开始蠢蠢欲动。
窗外就是机翼，她说，“你看我穿套汉服，衣袂飘飘裙裾飞扬地站在机翅膀上怎么样？!”
考虑到我的装备简陋，她又忙着在我的手腕上画了一块名表，指针停在三点多钟，正是飞机降落到贵阳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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