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年间的政局，向来变幻莫测。
或许这事早前就有了预兆，只是百姓们看不到庙堂之上的波云诡谲，也觉不出早已在统治阶级中涌动起来的暗潮波涛，他们只是有些奇怪：这位被圣上召回京的宰相，任职竟未满一年就请辞了。
他身居高位时便不曾注重生活品质，几十年朴素如一日。此刻淡出仕途，更将自己扮弄成了普通百姓的模样。于是，此后的金陵城中，多了一个时常登高游山的闲居老人。
《青琐高议》有载一则轶事：某日，这位老人幅巾杖屡，独游山寺，遇到几个青年学生在畅谈经文历史，几个人各持观点，词辩纷然。他听着觉得颇有意趣，便停下脚步，就地而坐。
年轻的读书人多有些浮躁，一因学问不见得深，二因未得机会经世致用，是以学而不能修身养性。他们一见有山野老民在旁窃闻他们的论谈，就生起调笑之心，问他：“你也看书吗？”老人谦虚地应声，答看过一点。书生们更起戏谑念头，再问其姓。
于是他拱手答道：“安石姓王。”
这则故事以八字作尾：众人惶恐，惭俯而去。
他就是北宋著名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庆历二年间进士，入仕二十八年官至宰相，为相期间开展了一场围绕理财和整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的大规模变法,史称王安石变法。
会在晚年对后生和颜悦色，拱手自报名字的王安石，在朝堂上展现出的全然是另一种姿态。很多年后有人说，王安石变法埋下了大宋王朝走向倾塌的必然结局。这种说法在当时充当了当权者的遮羞布，而主持变法的王安石，更被抹黑为“古今第一大奸臣”，在此后的数百年里，遭受无数文人儒者的唾骂。直到近代，才出现一批学者纷纷为王安石洗冤，推其为“古今第一完人”。后人对他的评价，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极端。
这个“大奸臣”做的事乍一看也的确像那么回事：一则先后将反对变法的旧党贬出汴京，而其中多是后世声明传的君子。二则由他主导的变法，非但没能改善百姓的生活，反而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后来的《朱子语类》有提到：“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学者赵翼也指出：“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
可想宋朝百姓生活之艰。尽管这些现象在变法之前已经存在，但不能使这种情况得到改善，显然不是王安石变法的初衷。
王安石的父亲王益是宋朝官员，然一生辗转南北，未得重用。王安石自小跟着父亲，遍览民生之苦，也听尽了百姓哀戚的哭音，更将那份悲苦存放在了心中。是时，大宋外有强敌环伺，内有频繁暴乱，喜读《孟子》、推崇杜甫的他，在少年时代就怀有凌云济世之志。二十一岁的王安石及第入仕，第一次穿上官袍的时候，他心中燃起的豪情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强烈：誓要肃除本朝的沉疴，创造一个比太祖时期更强的大宋。
同年，他任淮南节度判官，在任职期间写下一首《忆昨诗示诸外弟》，当中有句“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将他的少时的雄心一展无遗。
能与太阳争辉的意气，多存在于两种人身上。一种是少年人，一种是极端的浪漫主义者。少年的自信源于“无知无畏”，因不明前路艰险，故而一往无前；浪漫者生来就有超脱苦难的能力，揽长风入怀，邀明月共醉。
但这两个身份都不属于王安石。他没有少年人的天真，非常清楚那件事非耗时一朝一夕，甚至非十年二十年所能完成，他更明白自己必须落足于现实，细细拟定、修改执行方案，不可借物遣怀，游离神思，有片刻懈怠。所以使王安石说出“意气与日争光辉”这句话的，不是无知无畏，也不是超然洒脱，而是敢于为毕生所愿付出一切，乃至生命的胆识和魄力。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的王安石毅然放弃留京任职的资格，自请做地方官。他简装离开了天子脚下优渥繁华的生活环境，也放弃了在汴京搭建人脉网和加官进爵的机会。
他潜心为政，所到之处，必然得斐然成绩。声名既起，朝中的士大夫恨不能与之结交，而王安石却多次拒绝入京，只踏踏实实地做着他的地方官，将自己于书中所得付以实践。
直至神宗即位，他入仕已二十余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已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对改革的规划也越来越清晰。梁启超先生评价：“荆公之学，不闻其所师授，盖身体力行，深造而得之。”
于是在1067年，他终不推辞，应召入京，于1069拜相，开始推行一系列新法，也就此拉开了后人对他的评价成两极分化的序幕。
苏东坡的《赤壁赋》中有一段游赤壁的心得：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乐观豁达，随遇而安，这是苏子瞻。
而王安石在很多年前也写下一篇游记，当中同样有一句被很多人推崇的话：“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
矢志不渝，至死无悔，这是王介甫。
写《游褒禅山记》的时候，他还未执政，纵观他一生重要的时间节点，那时距离他后来罢相还有十二年。十余年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的行事为政理念始终如一：但尽吾力，不问前程。
变法的阻力无疑很大，大宋文人的地位空前拔高，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官员过惯了锦衣玉食的舒服日子，自然不愿直起腰身，去夺回原本属于大宋的国土。实是偏安一隅，不思进取，却还要拿“仁义治世，不与外邦争弹丸之地”来粉饰太平。
但纵使宋朝轻武，在西夏、辽国国力日渐增强的时势下也不敢不有所防备，所以推出了耗资巨大的养兵政策，这部分的经济代价自然转嫁到了百姓身上，是以民生益艰，苦不堪言。
王安石推出的第一条新法就是针对农业的青苗法，自言其利曰：“昔之贫者，举息之于豪民，今之贫者，举息之于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本质就是救济农民，官府以少于豪民的利息对农民开发贷款，一来减轻农民的负担，二来国库多了一份收入。
在此只举青苗法，仅从这一条，就可见王安石变法之初衷。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执行起来有太多不可控因素。首先它触犯了豪强的利益，必定会受到来自这部分人的阻力，其次，有不少官员为了政绩，强迫百姓借贷青苗钱。
如此，本为改善民生而诞生的青苗法，逐渐背离了初衷。朝中守旧派痛斥这是敛财之法，实为与民争利。的确，青苗法推行一阵后，连百姓的利益也触犯了，而王安石自然免不了面对被各个阶层挤兑的局面。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写过这么一句话：离群索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人是社会型动物，大多数人都无法摆脱对孤独的恐惧感。王安石无疑就是精神上的“离群索居者”，孤独伴随了他一生。
王安石不喜应酬，也不爱交游，平生挚友，唯有曾巩，两人均位列“唐宋八大家”。与曾巩相交，王安石本不至于踽踽独行。
相识那年，王安石十六，曾巩十八。二人一见如故，彼此倾心才学，夜夜抵足而眠。曾巩敬王安石之大才，忧他为人低调，声名未起，往后不受重用，于是写信给当时的文坛宗主欧阳修，言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
彼时曾巩正处穷困之境，但对挚友的关切完全超过了对自己。王安石对曾巩也同样情谊深厚。他曾经因挑灯夜读导致形容憔悴，次日被上级韩琦误会沉迷声色，他却不对此作任何解释。而后来曾巩因一些传闻被别人恶意诋毁攻击，王安石当即挥毫泼墨，惜字如金的他洋洋洒洒写出长达七百余字的《答段缝书》为曾巩辩白，用大量篇幅在赞颂曾巩文才出众、德行高尚。行文言辞恳切，气势飞扬，最后以一句“阁下姑自重，毋轻议巩！”作尾，尽显对曾巩的维护和深情厚谊。
而这对受人艳羡的挚友，还是免不了近二十年的断交。
在王安石推行新法的那年，王、曾二人会面，曾巩劝说王安石行事不该如此急切，应当徐徐图之。王安石认为以大宋当今国势，必须大刀阔斧加以整顿，且外有西夏、辽国虎视眈眈，改革事宜，不可缓缓而来。
向来心灵相通，互引为知己的二人，这次没能谈到一起。彼时王安石正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以为挚友远道而来会给自己送上一份熨帖，却不想曾巩言辞恳切，让他暂缓其事。而曾巩连夜约见王安石，也全是出于一片赤诚之心，他关心王安石的仕途，也心系大宋的国运，是以苦口劝说，但没想到王安石铁了心要逆流而行，当那众矢之的。
据传，两人此次分别后，曾巩病了一场，王安石闭门数日。而后直至王安石二次罢相，两人都未再有交集。
曾巩尚且对变法持反对态度，自不用说朝中固有的反对派来势会如何猛烈。
而王安石对挚友都能如此“决绝”，当然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
甚至反对派在民间散布王安石有言“天变不足惧，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指责他离经叛道、霍乱朝纲后，王安石面对神宗的询问，于大殿之上掷地有声：“臣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这的确是臣的意思！”
新旧两派之争从未停止。为指导变法，王安石首先设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以此培养支持变法的核心人员。而这部分人多是晚辈后生，论在朝中的地位，与旧党自然不能相比。王安石凭借神宗对他的信任、交付给他的权力，为保变法顺利进行，暂且将部分守旧派先后贬谪。其间，司马光自请离京，而欧阳修在朝中留到最后，眼见无力改变当局，亦离开了斗争中心。这些正人君子的离开使得两派矛盾不断激化。
1074年，北宋爆发一场大旱。农人收成惨淡，路尽饿殍，家破流离者数不胜数，新法在执行中出现的偏离迹象来不及被规整，早前已经有百姓为躲“保甲法”自断手腕，这一年民生困苦更胜以往，而新法俨然从利民之法变成害民之法，在他们水深火热之际，还要从他们身上剜下一层皮。于是同年，监安上门郑侠冒死献《流民图》予神宗，陈述变法以来民生何以益艰，又言大旱乃变法所致，力求神宗罢免王安石，以平民怨。
神宗对王安石无疑交付了绝对的信任，但行至此时，他也不免开始动摇了。那样大的压力——承载了整个国家的运势、数以万计的百姓的生命的压力，让他这个年纪尚轻的最高决策者不能不有所退却。而后，太皇太后、高太后谓王安石乱国，哭求神宗罢相。
于是在这一年，王安石罢相，任江宁知府。
降官未必能给他造成打击，但这些年他独自站立在风口浪尖，承受的的孤独感是他人不能感之万一的。支撑他巍然不动的，无非是强大的信念，还有回报那个站在权力高峰的年轻人的赤诚之心——作为臣子，当尽全力回报君王对他始终如一的信任。
可惜到此刻，神宗还是动摇了，王安石能感知到，却不作任何言语。
他倾其毕生心血浇灌的大业，不知会走向怎样的结局？一切未可知。或许他已经猜到了走向，但不愿意多想。
朝堂之上，学生吕惠卿接过他的担子，继续变法。王安石暂时脱离斗争的中心，骤然感到一股铭刻于骨的孤独。
1075年，王安石二次拜相。
有人说，王安石若是孔子，吕惠卿就是他的颜渊。但这个颜渊却因恋慕权位，罔顾道义，为迫走他的师相无所不用其极——先是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再是借李世宁案暗诬王安石谋反。但神宗对王安石却敬重如初，自然不信他的话。尽管如此，神宗对变法本身有动摇已成事实，再不能给王安石更多、甚至如往常的支持，内部的斗争更让新法无法推行下去。
时年五十五岁的王安石一如当年写的《游褒禅山记》中那样：尽吾力谋其事，但求无悔，莫问前程。
他多年奔走四方，呕心为政、拟修大业，后来登临高峰，独迎浪潮，年年月月时时刻刻未敢有丝毫懈怠，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把他的精神消耗得所剩无多，而回朝后他仍旧积极参与政事，向神宗提建议，解疑惑。只是神宗再也不似以往对他言听计从了。
1076年，王安石的爱子王雱逝世。他悲痛之中病症多起，神宗也不得不同意他的请辞。王安石退居金陵，此后再未入朝。
他罢相后，朝廷按宰相的待遇给他俸禄，但他数次拒绝。一如在青壮年时期多次拒绝入京任官职。
甚而后来，他将地都捐给寺庙，自己只守着小小的一方半山园，遣度余生。
王安石在官场辗转一生，遇到明君，得了重用，是他的幸。受时代所限，未能实现宏愿，是他的哀。圣人有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对王安石来说，无论通达还是穷困，都不会选择独善其身。为了创造自己理想中的乌托邦，他不惜背负万人唾骂，以无比刚硬的手腕“排除异己”，然而当政敌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命悬一线之时，远在江宁的他仗义执言，提笔上奏，曰：岂有圣世而杀才子乎？
与苏东坡那些见他大难临头就连忙与他划清关系的“朋友”相比，品格之高下立判。
这位拗相公的选择项里，从来只有兼济天下。不求名，不图利，擀旋终生，只为大宋。这是北宋名相王安石，也是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
而在改革史之外，他于文学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王安石为文重实用，平生多写论政文，风格峻洁直峭、短小精悍，笔力雄健，逻辑严密，在唐宋八大家里自成一格。欧阳修曾赞其：“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后来的梁任公又评价他：“其气之渊懿而朴茂，实临川之特色，而遂非七子者所能望也。”
他的诗篇也备受推崇，开宋一代之风气。晚年退居金陵期间为诗沉婉含蓄，丰神远韵，时人谓之“王荆公体”。
1085年，神宗驾崩。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任司马光为相，元祐更化开始。司马光大权在握，不顾新法在推行过程中起的正面作用，将神宗与王安石一生的心血尽数倾倒于江泽之中，也不听苏轼等人“可保留部分新法”的规劝，把他们再次贬出汴京城，更将王安石在任期间派遣王韶出征，从西夏手中战回的宋土奉还西夏。
元祐元年，在金陵以野老自居的王安石听得新法尽废，半晌怔然。
他二次罢相之时是深秋，来途经去些许时日，抵达金陵时寒意更著了。落地的枯叶时时被霜风卷起，成就阵阵清弱声响，争相涌进他的眼和耳，似乎在暗示些什么。
彼时经了半生风霜的老宰相眺望着远方，素来坚毅的脸上神色莫辨。静伫片刻后，他笑了笑，抬足走向烟雾弥漫的青山——潜心研习经学佛理，写诗作文，再不问朝廷之事。
直至听得保甲法也被废，心中积存已久的哀伤骤然在胸中漫开，令他几乎喘不过气。其实他一直都明白，自己的心从未离开朝堂。
元祐元年四月，王安石郁郁而逝。谥号文，后封荆国公。
“我欲往沧海，客来自河源。”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
荆公一生，无愧天地，无愧于己。虽有遗憾，却无后悔。
遥隔一千年岁月的历史长河，我诚敬这为往沧海而战斗了一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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