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绍】
《盛世的崩塌：盛唐与安史之乱时期的政治、战争与诗》，作者郭建龙，天地出版社·华夏盛轩2022年7月出版，27.2万字。
郭建龙，自由作家，曾是《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作品有《汴京之围》《穿越百年中东》《穿越非州两百年》《失落的世界：新兴国家发展的陷阱与教训》，以及中央帝国密码三部曲《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等。
《盛世的崩塌：盛唐与安史之乱时期的政治、战争与诗》，分成《盛世》《崩塌》两大部分，共有10章。作者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剖析和解读了盛唐时期到安史之乱时期这段历史中的政治、战争与文化变迁，再现当时的历史场景，探寻唐帝国盛衰之变背后的深层成因以及超越时代的镜鉴意义。
【阅读感受】
1.
自以为对唐玄宗时期以及安史之乱这段历史了解得够多的，但翻阅了这本书，才发现之前的很多了解或来自历史课本，多是概念性的理解；或来自野史杂谈，杜撰的成分较多；或来自诗词小说，有典故更有虚构。
说到底，我对唐玄宗时期以及安史之乱这段历史的了解，还只是皮毛。比如，说起安史之乱，能想起的多是安禄山时期的那些事，安禄山起兵、唐廷反击，长安失陷、马嵬兵变、肃宗即位、睢阳之战、安禄山被杀......。事实上，安史之乱历时七年多，而安禄山生乱后一年多就死了。之后的历史愈发杂乱：757年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安庆绪称帝；759年安庆绪被史思明所杀，史思明称帝；761年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所杀；763年史朝义自缢而亡......
跟着作者的笔触，我看到了好些熟悉的身影，还有更多不熟悉的面容。即便是熟悉的身影，也有陌生的一面。
比如颜真卿，之前只知他是书法家，在京城为官，却不知他在安史之乱时也曾守护一方。他的从兄颜杲卿曾是安禄山的手下，在河北任常山太守，表面归顺实则心向朝廷；颜真卿是正宗科班出身的中央官员，因为与杨国忠不睦，被发放为平原太守。于是，颜氏兄弟控制了河北道的两个重要城市。安禄山生乱后，颜真卿招募万人起兵勤王，颜杲卿则死守常山。常山沦陷后颜杲卿被送往洛阳，被安禄山绑在洛阳的中桥上肢解，家属死亡者一共三十多人.......阅读下来，颜真卿在我的脑海里，就不再单纯是个书法家、是个文人或是政客，他还是个斗士，是面对战争敢于联动起兵的人。
2.
阅读此书让我感触最深，也是最为揪心的是唐朝的内斗环境。
作者认为，唐朝形成了一种赢者通吃的传统：只有残酷斗争中的胜利者才能获得政权，而其余的人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才不会对胜利者产生威胁。由于缺乏对生命最起码的保护，官场上人人自危，不得不互相加害以求自保。
为此，作者不仅以大量的数据来佐证。如，唐代宰相共有三百多人，在宰相职位上死于非命的有41人，罢相后惨死的有42人，加起来一共83人，占了全部人数的近四分之一。由于皇帝的杀戮和内部斗争，高官成了极其危险的群体。
而且，作者还在一个个历史片段里、一个个历史人物故事中，用浓墨重彩写出了他们面对两难境地的彷徨和无奈、痛苦与绝望。唐朝的官员乃至皇帝，一个个权位已极的人都处于一张大网中，这张网决定了没有人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感。唐代君臣之间的不信任是一把利剑，割裂了所谓的仁义道德，让双方都生活在战战兢兢之中。他们的生命都受到对方的威胁，除了杀死对方，没有解决办法。在作者的笔下，张守珪、王忠嗣、安禄山、史思明……一个个政治中人都不由自主地走到了命运的岔路口，或铤而走险，或等着被除掉。
比如，史思明，最初并无叛意。当时最好的办法是让他离职，但这样的做法超出了唐朝的系统，不可能做到。而他即便真的忠心于朝廷，也很难逃脱两种宿命：一是“权力过大—皇帝不放心—朝臣献策解除他的权力—失去权力—皇帝依然担心他的党羽—他被追究掌权时的责任—被皇帝杀死”；二是“权力过大—皇帝不放心—朝臣献策解除他的权力—不敢放权—与朝廷对抗—被剿灭”。
唐朝经过了安史之乱后，更是进入了一个人人自危的时期，即便是将军和节度使也无法幸免。节度使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不再是升官，因为升官不能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必须做三件事：一是练兵，牢牢掌握住军队，以求自保。二是联保，因为每一个节度使的地盘都太小了，不足以应付势力范围之外的世界，只有通过婚姻或者其他纽带，形成互相保护的结构。三是世袭，以求自己老了之后，不被皇帝清算。
这样的内斗环境，不仅导致了当局中人一个个走向毁灭，个人的悲剧一次次上演；而且也导致了政治生态日益惨烈，盛世不可避免地一步一步地滑向衰败。
作者还站在大历史的高度来回望，将汉、唐、宋等大一统王朝拿来比较，这些王朝中，宋是弱的，也常被诟病。“但最在乎人命、极力避免内斗和滥杀的王朝恰恰是宋朝，而汉、唐两朝偏偏是杀伐之气最重、内斗最激烈的朝代”。
作者感慨道，“正是吸取了前朝的教训，宋代制定了严格的权力制约体系来限制某个人拥有过大的武力，使得没有人能够轻易威胁别人的生命安全。久而久之，宋代就形成了这样的皇家和官僚传统：权力斗争以不威胁政敌的生命为底线，大多数时候以将对手罢官或者流放为目的。这种对生命的尊重造就了中国文治的最高峰”。
3.
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都离不开经济，与财政系统息息相关。
作者说，“唐玄宗接手的唐朝，问题可以总结为三大类：没有底线的内斗、不断挤压中央政府财政空间的北部边患、混乱不堪的财政系统”。
为什么唐朝的军事力量甚至无法应付高句丽这样一个小国呢？答案不完全在于军事，而是在于隋唐以来不完善的财政制度。
北魏、北周、隋唐的所谓均田制，土地公有制和松散的财政为主要特征。唐朝把每一个衙门都变成一个自我经营式的企业，那些由皇帝发放给各级衙门的土地和钱，即公廨田和公廨钱，在唐高祖时期，公廨钱和公廨田制度成为政府的主要收入。在养兵上，唐高祖也采取了懒政的做法——府兵制。府兵制是一种亦兵亦农的制度。这个制度设计得非常巧妙，但运转起来千疮百孔，主要漏洞在于：官府的经营永远产生不了足够的利润，反而总是把老本亏光。
唐玄宗中后期，唐王朝的失衡已经愈加明显，整个社会向着失控滑去。但造成最大失控的还不是宗室和群臣之间的内斗，反而是皇帝的另一个爱好引起的连锁反应。唐玄宗对边功和战争充满了兴趣，丝毫没有注意到，那嘎吱作响的战争机器一旦打开，就可能摧毁一切。战争并非直接通过暴力来摧毁唐王朝，而是通过拖垮帝国的中央财政，让皇帝不得不开辟新的财源，或者下放部分权力，从而侵蚀掉统一的政治和社会。
随着玄宗的统治的延长，帝国的财政却捉襟见肘。获胜的战争也带来了一个致命的后果：皇帝受困于财政问题，不得不下放财权给地方将领，于是制造出了唐代最大的怪胎官职，而这个官职又是导致安史之乱的重要原因——这就是节度使。
唐代的兵制经过了三次变化，其中后两次都发生在玄宗时代。第一次是高祖以来建立的府兵制。兵制的第二次变化是在玄宗登基后不久，他建立了为数十三万的彍骑卫队来守备京师。就此募兵制建立。玄宗中期，他不得不倚重唐高宗时期的改革——节度使。这就是唐代兵制的第三次变化。
唐高宗时，节度使只是一种临时称号。一旦战争结束，这些人往往会把使职交还给皇帝，又变成了普通的都督或者大都督。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节度使”成了一个永久性的称号，作为官职正式出现。到玄宗时期，节度使变成了边疆地区独一无二的存在，不仅负责招兵买马，还负责民事和税收权，同时还可以选择下属官员，拥有了任命权和监察权。节度使的兵员也不再依靠府兵制，而是直接从民间募兵。这样，士兵就会对直接长官产生非常强烈的忠诚，反而将皇帝边缘化了。也就是说，节度使变成了边疆地区的土皇帝，将原本属于皇帝的正式官员的一切权力都接管了。
从经济的角度去看政治和军事，这是本书读起来有意思之处。
4.
作者在书写过程中，采取了夹述夹议的方式。作者对人、对事、对制度的一些评议只是一家之言，也不一定准确，但还是挺发人深省的。至少他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比如，对李林甫的评价。
从能力上来说，李林甫是一个合格的宰相。他能够通过高效的行政系统达成皇帝的一切需求，特别是财政需求。另外，他还亲自主持汇编了一系列的法律，比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唐六典》就是在他任职期间完成的。他非常能干，在他的新办法下，安禄山、史思明、高仙芝、哥舒翰等一批不同民族的名将掌管起庞大的唐朝军队的同时，还由于他的节制不得不俯首帖耳，不敢作乱。
但能干的李林甫却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他往宰相职位上堆砌了过重的权力，承担了过多的事务，只要他还在任，他亲手建立、精心维护的政治平衡就能保持下去，整个政府就不会出乱子。但他一离任，没有人能够在掌握如此重大的权力的同时，还做到滴水不漏。而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整个政府机构会立即变得千疮百孔，不可收拾。
比如，对杨国忠的评价。
杨国忠被定为安史之乱的罪人也是有疑问的，虽然他自身有着很深的偏见和内斗特征，但杨国忠却是较早提醒皇帝安禄山会反叛的人。至于说他作为宰相作恶太多，事实上，他更多的是充当了一个权臣的角色，权力过重却使用不当。但权力过重也不是他造成的，而是唐玄宗的政策逐渐演化的结果。
可以说，皇帝创造了太多不适合的职位，其中最不适合的有两个，一个给了安禄山，另一个给了杨国忠。只要坐到了这个职位上，唐朝所不可避免的内斗和对人身的威胁，自然会酿成最糟糕的结局。
比如，对财政制度的反省。
一个盛世的到来，往往意味着政府内部以及政府和民间达成了一定的互信，尽量不要互相伤害，这样节省了互相防备的成本，并可以通过放松管制，来促进民间经济的自我修复和发展。
而一个盛世的结束，往往源于政府大把地花钱，其中花钱最大的项目往往是战争或者对外关系。如果不知道克制，一味地炫耀盛世武功，往往适得其反，由于财政花费过度，必然通过加税或者让渡中央权力的方式来解决财政问题，这就会造成整个政治的失衡，从而导致盛世的崩塌。
事实上，中国不缺乏雄才大略的皇帝，缺乏的恰是放手、不干扰民间的智者。这才是任何自诩为盛世的时期最需要警惕的。
5.
作者对盛唐与安史之乱时期的解读重点放在政治、战争和诗三个方面。其中诗，主要讲述了李白、王维、高适、岑参、杜甫等诗人在此期间的经历及这些经历对其诗作的影响。
作者感慨道，“文学并不总是与盛世相伴，而是在盛世巅峰已过时才会到来。”对此我颇为认同，但对随后作者给出的解释，不能完全认同。
作者说，“这种错位，是人的寿命长度造成的。虽然社会已经到达盛世，但正当年富力强的人却是在盛世之前接受教育的，只是教育资源的不足，使得他们的文采和能力在此时都没有达到高峰。而在盛世时期接受教育的人还没有足够成熟，都是些毛头青年，必须再给他们几十年，达到社会认知和资源的完善，才能创作出完美的作品”。
我觉得接受教育不过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相较而言，我更认同作者的这种说法，“他们拥有足够的学问，又见过了世事沧桑，将所有的认知和感受付诸笔端，才能创作出不朽的作品。”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