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洋洒洒二百余万字的历史巨著《明朝那些事儿》读完已近一个月了，一直在想，读书嘛，还是写点心得，既是一个自我促进，也是一个深入反思。“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幸好，只是个人的读书感悟，无所谓文采或深度，一点个人思考而已。
276年的明朝大历史中，所涉及到的著名人物何止成百上千，帝王将相、仁人志士，无不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读完本书之后，我有意识地回忆自己脑海中印象最深刻的明代十位著名人物的名字，分别如下：
朱元璋、朱棣、于谦、王守仁、海瑞、张居正、严嵩、朱翊钧、魏忠贤、朱由检
这十个人，并不完全是在本书中有着丰富、动人的细节及事迹描写。开国和覆灭的两位皇帝都记得，肯定还是有记忆的首尾效应的；其余的人物之中，也还有自己多年来受影视、小说的影响而累积的一些记忆碎片。
仅过了一个多月，数百位明代历史人物的形象，在脑海中已渐渐淡去。突然想起了明代杨慎的一首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当然，无论是否付之笑谈，276年的明朝大历史，依然是我们中华5000年灿烂文化中极其重要、极其辉煌的一个时代。对于明史中以下主题，愿与大家探讨：
一． 太祖元璋与明代政权大架构
明太祖朱元璋幼时贫穷，目睹了元帝国统治的腐败残忍。25岁时为生活所迫，不得已参与了反元起义。经过了16年的浴血奋战，1368年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最终统一中国。1398年病逝，庙号太祖。
作为个体，朱元璋的个人成长经历、战斗历程无疑会影响到他的性格养成、价值判断；而作为大明的创始人，他的性格与价值判断又决定了这个王朝最基本的政权架构模式。
幼年的成长经历，使其对官僚系统的不信任根深蒂固。开国之后，他即以极低的薪俸和严苛的律法来管束百官，而浑然不管是否有违人性。
而在血与火的战斗历程中，九死一生、屡遭背叛的朱元璋，深知创业危艰以及人性多变。因此，在立国之后，为了皇权的集中，大肆捕杀功臣名将，大力设置特务组织。
在处死李善长、胡惟庸之后，废除宰相职位，以一己之力，担起全部国务。权力配置由此形成了头大、腰细、腿松的极不稳定的架构模式。
所以，一旦是强君时期，如朱元璋、朱棣、朱厚熜时代，上下政令得以畅通、帝国基本平衡运行；如果是弱君之际，如朱允炆、朱翊钧、朱由校时代，朝政混乱失据、奸宦横行，自不待言。而倘若遇到了内忧外患，像朱由检无论如何左支右绌，也无力回天，王朝不幸陨灭。
对照其他开国皇帝的机构设置及权力制衡，汉、唐、宋等朝的开国名君，无一不是浴血厮杀而夺天下。但对于功臣名将的合理运用，为帝国权力运行打下了稳定的基础。
当然，朱元璋开国之后加强中央集权，严惩贪官和不法勋贵；军事上北伐残元；经济上与民休息、兴修水利、解放奴婢、减免税负、清查户口；文化上抓教育、兴科举，建立国子监培养人才；对外加强海外交流，恢复中华宗主国地位。一时国力得到逐渐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
二．文官集团与权力制衡
尽管太祖元璋大大增强了皇帝集权，百官只是其办事机构、执行部门。但人口的飞速增长、经济体量的不断扩大、内政外交的现实需求，再能干的皇帝也不得不需要找一些帮手。
于是自成祖朱棣伊始，朝廷开始设置内阁大学士一职。
在明代，如果要成为内阁大学士，必须先要层层科考，最后殿试高中而进翰林；再取优秀分子入选庶吉士，而庶吉士才有可能入阁，成为大学士。
但这种大学士，并没有完整的宰相的行政权，仅仅是作为皇帝的秘书有一定的建议权，史称“票拟”。由此，读书人开始拥有了一定的隐性权力。
由此，这种通过层层科考而高中的读书之人，他们读同样的书、吟同样的诗、作同样的文、考同样的试，彼此联系，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文官集团。
这个文官集团，具有共同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他们视礼仪道德为首要标准，他们以维护整个集团的和谐稳定为己任，他们对于出格之行为予以抨击，对于创新之举动予以扼杀。特别到了后期，大明王朝的文官集团已趋成熟，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与皇权不断进行博弈，并最终取得了帝国实质上的统治权。
因此，在明朝中后期，无论是礼仪的执行、行政的创新、继承人选定等多个层面，皆由文官集团决定着事态的走势。
整个文官集团形成了循规蹈矩、固步自封、党同伐异、刻板复古的倾向。国家政治生态也陷入了死气沉沉、万马齐喑。
由于利益的分配不均，文官集团内部也出现了相互倾轧；明朝晚期的党争皆是这一恶果的集中体现。
不同的派系以言官开道，任意批判、党同伐异，帝国的政治运行已经处于极度混乱之中。他们还善于借用道德的力量，以阳促阴，从而达到私下的目的。
甚至到了明朝末帝，可怜的朱由检左支右绌之际，以言官为开路先锋的内部争斗仍然没有停息。帝国的内忧外患，似乎只有朱由检一人在操心。最后不得不口呼“诸臣误我！”而掩面自缢于煤山。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文官集团呢？
王朝开创之初，强君模式之下，文官只是执行者，没有处置权。
内阁大学士设立之后，君主一代代地或耽于享乐，或昏庸无能，或颓废无为，武宗的离经叛道、嘉靖的闭关修道，以及万历朝前十年的首辅张居正专断、后二十年的不上朝，和熹宗木匠皇帝朱由校等等。作为皇帝的权谋心机均不如作为一个官僚集团的老谋深算。
特别是内阁除了“票拟”之外，还有驳回皇帝诏命的权力。此时，已经形成了君弱臣强的局面。只不过这个臣是一个集团、是一个整体，换谁来当首辅都是一样。
在对内阁无望的前提下，皇帝启用了宦官作为自己的盟友，以此来打压和制衡文官集团。
于是，君臣之间的隔阂与撕裂将越陷越深。
所以，帝国危亡之际，又如何奢望君臣之间同心同德、共度时艰呢？
纵是崇祯皇帝朱由检再怎样勤政苦支，也如何能挡大厦之将倾呢？
三．崇祯之死与大明灭亡
大明王朝自公元1386年建立到1644年被灭亡，前后历经276年，16位皇帝。要说这16位帝王中，穷奢极欲、残暴无度的皇帝，也算没有。特别是最后的崇祯皇帝朱由检，恪尽职守，呕心沥血，也希望重振帝国的荣光，而最终覆灭，不免令人叹息。
明代末帝崇祯其人，后人总给以无限的同情：“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崇祯皇帝朱由检，系太子朱常洛之子。他能进位为皇帝，纯粹是由于兄长皇帝朱由校逝后无子而偶得；在他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完全没有常人所享受到的父母之爱，兄弟之情，反倒是目睹和亲历了红丸案和移宫案等骇人听闻的政治阴谋。这种少年经历，渐渐养成了他的性格中的既严急刻薄、自以为是的一面；又敏感多疑、软弱自恋的一面。
崇祯登基伊始，就体现出了性格中的许多优点：处变不惊、谨慎沉稳。在铲除阉党势力上，以静制动，表现出了与其年龄并不相称的冷酷与决断。之后，面对满朝文武非奸即庸，江山万里却满目疮痍的烂摊子，他发出“今日吏治、民生、夷情、边备，事事堪忧”的感叹。
但是，崇祯也是一位有着太多小聪明而缺乏全局眼光和胸怀的皇帝，他急躁轻信、急功近利、情绪上容易大起大落；刚愎自用，待人处事喜怒无常！这一任性猜疑和多变的性格，造成了无数个可堪任用的杰出将领朝夕之间身首异处、灰飞烟灭！
在崇祯朝的17年里，崇祯一共任用过50位内阁大学士。另外他还用过吏部尚书13人，户部尚书８人，兵部尚书17人，刑部尚书16人，工部尚书13人，都察院左都御史更是数目惊人。就这样换来换去，仍然没有换出一个让崇祯满意的官员来。
对于前线领兵作战的高级将领，同样是怀疑加猜忌。他先后用过袁崇焕、杨嗣昌、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熊文灿、陈新甲等人率兵分别同后金以及农民起义军作战，但这些人却几乎没有一个得到了善终。
他在重大关头常常首鼠两端，既怨天尤人又怀疑自我，最后则是毫无主见地把一切交给命运安排。这种性格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也将是灾难性的，何况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且身处内忧外患之中的帝王呢？
其实，早在崇祯即位之前，明朝就已名存实亡了。
外有边患、强邻压境；内有奸宦、政治黑暗，明朝已是风雨飘摇，奄奄一息了。
许多人都把崇祯的失败归结于农民起义和盘踞于满洲的后金势力。
的确，崇祯元年，农民起义已是星火燎原；关外的后金兵马更是虎视眈眈。
这些的确是明朝覆灭的直接力量。
而这些问题，却是早在数十年之前的朝政腐败、官吏昏庸之时就已经埋下了祸根。有人说：崇祯是在为万历和天启两代皇帝充当亡国之君的替罪羊。
不管多尔衮和李自成存不存在，大明王朝的气数已是油尽灯枯，后金势力和农民起义不过是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两根稻草罢了。
崇祯死后，清王朝入主中原，以一种野蛮落后的孔武粗陋接管一个文明熟透同时也是腐烂的国度，科技文化的因子受到严重窒息，人文精神的嫩芽受到百般摧残，领先世界两三千年的华夏文明几乎止住了脚步，开始落后于西方。
崇祯朝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破产的封建中国与涅磐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分水岭，在它之后的中国没有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迎来的却是一个既往封建王朝的复制，而紧随其后的康乾盛世也不过是给我们演出了一场封建盛世的绝唱而已。
对崇祯的死，许多人抱有同情之心。
同情什么？
同情他的身世，同情他的结局：虽励精图治却无力回天，国运已经明显不行，苦苦支撑仍力不从心。
正如他所说：朕非亡国之君，而事事皆亡国之象。
同情崇祯的背后，隐藏着人们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没落的悲叹。
耳畔忽然响起了毛阿敏一首歌《历史的天空》：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
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
……
历史的天空、闪烁几颗星，
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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