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庆历五年春天，被贬谪在岳州巴陵郡任知府的滕子京筹划重修岳阳楼，至六月修缮完后，他便写信给同被贬官而在邓州的好朋友范仲淹，并随信附上一幅《洞庭晚秋图》，希望范仲淹能写一篇文章记述重修岳阳楼这件好事。庆历六年九月，从未去过岳阳的范仲淹仅靠滕子京寄来那封信和那幅图进行命题作文，写出了那篇流传千古的《岳阳楼记》。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遭贬的范仲淹这个时候想到的不是自己个人的得失恩怨、沉浮去留，而是胸怀天下，情系苍生，在文中抒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宏大抱负。
唐宋时期，像范仲淹那样身处逆境，依然心怀家国，以天下为己任的名臣圣贤还有许多，譬如，那位决心要将变法进行到底，为富国强兵终生的王安石，被罢相之后，还是身在江湖，心在庙堂：“六年湖海老侵寻，千里归来一寸心。西望国门搔短发，九天宫阙五云深。”“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苏轼，虽然遭到一贬再贬，但他并没有因被贬而自怨自艾，无论身处什么环境，他都爱国爱民，正如陆游在《题东坡贴》中所说的那样：“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靖康之变”彻底打破了李清照一家人的正常生活，金兵大举南下，丈夫赵明诚暴病而亡，逃难途中的她始终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发出收复故土的感慨：“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写道：“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夜半时分，夜不能寐的李白担忧的还是国家的前途。更令人钦佩的还有，出身于“奉儒守官”家庭，从小就受到儒家思想熏陶的诗圣杜甫，在历经政治失败、生活困顿、人生磨难、仰人鼻息的长安十年之后，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诗作了深刻的总结。诗中写到，当杜甫自己及家人也身处艰难之时，依旧为老百姓着想：“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雷。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未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恩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真可谓是推己及人，情系百姓，充分体现了杜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深心悲愿。在《夏夜叹》中，杜甫写到自己在夏夜乘凉的时候，仍然想到戍边将士此刻正在挥汗如雨，加强戒备，就连洗濯的基本条件都没有，不禁发出深沉的叹息：“念彼荷戈士，穷年守边疆。何由一洗濯，执热互相望。”客居成都西郊草堂的杜甫，虽然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他依旧关注着国计民生，从细微之处关心农民百姓的生活，写出了《春夜喜雨》这首名诗：“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杜甫他还凭着对国家对人民深挚的爱，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写下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感人肺腑之言。暮年身心疲惫的杜甫，对国家、对人民仍是充满着深切的关怀，已接近生命尽头的他还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这正是“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啊。
常忧家国天下，岂虑一己得失。在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中国梦的美好蓝图对我们来说同样是一道命题作文，我们努力做到“处庙堂之高则忠直敢言，德政流布；居江湖之远则清正廉洁，心系百姓”，并积极实践岳麓书院讲堂上那副对联所写的那样：“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君亲恩可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之度外，心念百姓，报效国家，传承好圣贤的道统和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不断发扬光大，这样我们才能共同书写出一篇时代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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