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看到一些小广告贴的不是地方,就按照广告留的电话,把广告主招来,说是要做业务。来的是一个农村胖妞,一看是找茬的,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又是鼻涕又是泪的,引来无数路人围观,都以为我欺负了那妞似的,我恨不得跪下让胖妞滚走。城市牛皮癣之乱象反映了社会治理的混乱,对于不良行为抓不得,管不得,恶小无以为治。
去年,我为一所中学上心理健康课。之前助教反复打招呼,要孩子们注意课堂纪律。我呢,自以为心理健康课应该是自由宽松的 ,说了句不想听的可以不听,只要不影响别人。结果完全不管用,就是有人要影响别人。一方面,我不断讲述一些生动的故事,吸引学生,另一方面我想到了惩罚,我问助教可否让讲话的人在前台面壁?助教跟我说,没用的,这既不足以调动孩子们的羞耻心,也不构成身体上的痛苦,恐怕是一个嘻哈闹剧。助教介绍的经验是,对学生不要给好脸色,要让孩子怕你。实在不行,有的老师是打人的。打人也讲技巧:这孩子的家长是什么人,惹不惹得起;这孩子你打不打得过;打了能不能达到效果。我听了一头乌云,如果老师的行为如此扭曲毫无规则地游走,如何为孩子建立敞亮的规矩呢?有个家长把调皮的孩子交给我说,只要你能让他变好,你可以打可以骂的。可我如何打如何骂呢?
我想到了新加坡的鞭刑,想到了私塾先生的戒尺。还作古作经地通过93学社写了个提案,建议在武汉市推行鞭刑。收到提案的人晒笑曰,这就是你们心理专家想干的事情?
是的。社会治理适用行为学的原则——奖励和惩罚。有人问我打人好不好,我说好,就是看你怎么打,怎么骂,该不该打,该不该骂。如果该打的不打,该骂的不骂,这也是问题。
小广告的事,如果要公安来管,事情太小;城管罚款,当事人太穷(穷不是乱搞的理由);群众出手,你凭什么打人?如果制定条例,一视同仁,违规者照律行事,几鞭子下去,皮开肉绽,数日坐卧不安,他怎能不好好想一想自己所做的事情?打要有章法,要有标准,无论富贵(如果罚款能解决问题,富人就可以胡作非为了),打后可以免费医疗护理。我代表人民抽你,打人不因其野蛮而成为“负能量”。
中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变得格外怀柔,对坏人坏事说不得、打不得,缺少恰到好处的惩罚。事情没法收拾的时候,又抽筋一样来次严打,人是否受到惩罚全凭运气。有个人在工作中偷了别人的手机,然后用手机淘宝买东西。掉手机的人买了手机再上淘宝,购物后没有收到东西,才发现有人在用自己的手机在买东西。事发后,偷手机的人再三要求不要昭章其恶,领导也怕影响单位形象。此事为恶者逍遥,为官者戚戚。让事情一码归一码好不好:现实问题按现实原则处理,该批评就批评,该处分就处分;心理问题循心理途径解决。对于孩子更是这样,大家都在爱护祖国的花朵,我却在这里重拾戒尺喊打,不识时务者不过如此也,可大家都做好人,投鼠忌器,则坏人当道矣。有些事,一味地表示关切或抗议是不够的,该出手的时候还是要出手。没有规矩,何以方圆。
都以为心理工作是一项婆婆妈妈温暖人心的工作,其实从广义上讲,一切针对人的主观世界的工作都是心理工作,一切问题都可以从现实问题、思想问题、心理问题三个方面去考虑。而且,这三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个人的行为会导致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导致人心的混乱。打,可以帮助当事人明确其行为边界或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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