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总有一些人和事难以忘怀。
在我7岁那年，应该是1973年，夜里睡觉，经常被一阵惨叫声惊醒，那惨叫声穿插着打骂声，在静谧的夜里显得格外凄凉。
惨叫声就来自我家旁边的院子。有个白天，我上学路过那院子，周围没人，我就凑上去从门缝往里看，有一个人被绑在院里一棵白杨树上，头低着，看不见他的面容，脖子上挂着一块木牌，上面的字非常醒目：反革命分子XXX。这家伙是个反革命啊，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啊，想让我们吃二辈苦、受二茬罪啊，打得好，活该！我心里想。
这以后，好几次看到村里的戏台前全村群众在开批斗会，那个“反革命”被民兵押着站在戏台上，当群众喊到“低头认罪”时，押他的民兵就揪住他的头使尽往低压，当群众喊到“抬头示众”时，押他的民兵就揪住他的头发让他仰面朝上。在他仰面朝上时，我才知道我根本就看不到他的面容，他的脸上被人用黑墨水打了个大大的“X”，那眼光是麻木的、痴呆的。在他“抬头示众”那一瞬间，我的心突然颤悠了一下，有一丝丝的怜悯涌上心头。
听说，他也是村里人，地主家庭，他父亲当年为了逃避被革命政权镇压，带着他逃离了村子，那年他十几岁，二十多年后，他偷偷回来了，村里民兵连长讲，他是潜伏回来想推翻政府的，被警惕性高的群众及时发现了，发现他的群众立即报告村里民兵连，制止了他的反革命行为。听民兵连长讲完，我惊出了一身冷汗：幸好被群众及时发现了，否则让他得逞，天就变了，我才7岁，我可不想受剥削、受压迫。民兵连长讲完，我心底的那点怜悯消失的无影无踪。
那年夏天，雨特多，经常一下就是几天。在雨天，他也被绑在院子里的那棵白杨树上，雨水把脸上的墨水冲掉了，露出他苍白的面容来，有几次，我都怀疑他死了，但夜里的惨叫声又告诉我他还活着。一夜又一夜的惨叫声，使我心底的那点怜悯又滋生出来。有一天，来了一位女子，三十岁左右，穿一身绿色的军服，但没有帽徽，没有领章，那女子站在院子里，在他面前泪流满面，两个拿枪的民兵站在白杨树两边，他当然还被绑在树上。我在门口看着这一切。那天，那门是敞开了的。
“你滚，我······和你没有一点关系了，你是革命家庭啊，我是反革命。”我记得当年他好像说的就是这几句话，他撕哑的声音没有多高，但他是用了全身力气说出来的。
那女人很快就走了。在那女人走后不久，村里来了一队解放军，开一辆大卡车，把他押走了。在他被押走的那天夜里，没有了惨叫声，但我却睡不着，我在想，他被解放军押走了，怕是连命也保不住了，如果真的被枪毙，希望痛快点给他一枪，不要再折磨他了。
听奶奶说，旁边那院子原来是我家的，村里要给各家定成份，我爷爷果断地把那院子和两排房子交给（现在当然叫捐了）了村里民兵连，我家因此被定了“中农”成份，如果被定为“富农”或“地主”，我爷爷还有我父亲就可能受到他那样的“待遇”。
多年后，我知道他还活着，而且是很幸福地活着。他在某市一所著名大学当教授，讲授经济学，受到了学生的尊敬和崇拜。那年他回村里来，只是为了完成他父亲的遗愿：把父亲的骨灰埋到他家的祖坟里。没想到被村里一民兵的父亲看见了，那民兵的父亲过去被他父亲打过两个耳光。他被解放军押回省城，是他爱人，就是那位穿军服的女人求在部队当团长的哥哥帮忙的，回省城后，他就被送回家一家人团聚了。在以后的多年里，他再也没有回村里去，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想起那次回村的遭遇，他就会浑身发抖。我知道，那年夏天，那无情的雨，那棵丑陋的白杨树，那处恐怖的小院，还有村里的戏台给他造成的伤痛这一生是不会愈合的。
当然，他后来可以自由自在地回去了，但每次回去，他不进村子，直接到父亲的坟前，拜祭完父亲，马上开车离开。
在那彷徨的年代，人性被扭曲，不知发生过多少荒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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