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野营旅行”中可否寻找一条走向共产主义的路线？

从“野营旅行”中可否寻找一条走向共产主义的路线？

前段时间在上课时了解了科恩的思想，他的一个构想就是“野营旅行”，在这种旅行中，人与人形成了紧密的互助共同体，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一个人的存在意义发生了变化，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小群体在面对自然或其他未知力量的时候总会团结一致或者舍己为人，或者共济共产，总之这种状态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的精神和物质以及人的生存状态。今天在一位南极科考队员的报告中又重新听到了类似野营旅行的事迹，从他的表述中能够发现，他对这种现象也表示了困惑，因为在他回到现代社会以后，这种感觉就消失了。

为什么野营旅行会产生这样一种氛围呢？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能够让他们共产共济呢？

对存在的恐慌。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既孤独又不害怕孤独，虽然表面看起来是把自己孤立了起来，但是在社会存在意义上，人在自然面前还是社会性的，在社会中存在，总之是可以选择孤独和放弃孤独的，个人的孤立仅仅是一种自愿选择，而不是在自然状态下的被强迫。

但是野营旅行则不同，如果你将自己孤立，或者大家把某人孤立，意味着这个人将失去存在的意义，因为现代人是社会性的存在，如果把一个人放到孤岛和密林，他无法适应也无法生存，鲁滨逊的故事仅仅作为一种幻想，脱离社会的人不会变成野人，只会在饥饿和危险中死去。因为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他无法在自然生存即使是最厉害的贝爷，也在拍摄完毕后期望早点回到文明社会，这并不仅仅是物质匮乏，而是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折磨，而更加无法忍受的往往是精神的折磨——人失去社会属性后的彻底孤独造会让人走向生存反面自杀或者自动放弃生存而死去。

对存在的恐慌产生了对群体至高无上的信仰。群体即存在本身。如果回到现代社会中，谁都不会想象能够游离于社会之外，即使将自我封闭也是一种非客观的选择。但是在野营旅行中形成的小集体却是变成了家人一般，因为生命的意义在封闭孤独的环境中实际上不在于个体，而在于个体之间产生的关系。野营旅行是把现代家庭的伦理感觉放大到了小集体中，成为了一种缺一不可的共生集体，他们互相的爱就是他们做出牺牲或者奉献的最大力量。这种力量来源于对自然的敬畏和对自身渺小的真切认识。那么他们就需要用爱或者其他类似宗教的力量，自发组成命运共同体，个体的力量就汇聚成了集体的力量，也只有在这样的力量中，才能够对存在本身坚信不疑。类似原始的族群和部落。

实际上，在共产主义构建时，是忽略了以上内容的。马克思从早期人道主义到后期的科学主义，走到了一个本末倒置的位置。他看到了现代科技对人和社会的异化，以及资本逻辑对人类的统治，但最根本的问题是构建这样一种理想社会首先要解决人在社会中的心理问题。也就是如何让人从精神上产生一种世界大家庭的感觉。但现代科技让人类社会不再畏惧自然，野营旅行中的威胁个人存在感的自然力量消失了。科技的巨大发展让人类认为自然并不可怕，自然灾难只不过是新闻上转瞬即逝的报道，与自身无任何联系。人和人的孤立成为了现代性的症状，个人最终的归宿是自己的小家庭，而对于小家庭之外的生离死别、贫穷痛苦只是作为旁观者付出一些同情心。为什么仅仅是这样呢？对自然畏惧的消失，对群体属性不可颠覆的绝对认知，以及对西方个体自由主义和资本逻辑的深信不疑。

如何走出这样的困局？让社会人也能够产生像野营旅行一样的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呢？需要重建一种类似宗教的信仰。在这种新的信仰里面，科学成为其中一部分，更多的是要对不可知世界的敬畏。危机感、存亡感，将每一个人联系在一起。但资本主义是排斥大部分人的，或许到了资本主义晚期，被排斥的大部分人将会成为这样的集体。马克思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就目前的状况来看，世界还是走向了不可知。在对资本主义痛苦的反思中，如何能在人类大部分的真实毁灭来临之间作出一种合理的行动，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更新人类的认知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如果无法认知到存在是全人类的，那就无法走向光明和爱。个体主义的自由观念应该是被反对的，但也绝不会成为不尊重个体存在的集权社会，那就走向了前苏联的反人道做法，最好是构建一种动态平衡的经济机制，市场的流通，资本的再分配，认识的更新，底层人士的觉醒，让他们不再认为自己是受压迫的，而是人类整体中的一员得到尊重，在保障个人尊严的前提下，构建一种类似野营旅行的乌托邦理想，那难道就是共产主义理想吗？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建立以后，世界成为了大家庭。

以往宗教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却成了实实在在的难题。寻求一种解决路径一定是包括思想更新的哲学层面，包括社会运行的技术层面，包括人与自然的非对立状态构建，包括全世界不分国家的大融合。这是一种世界文化和世界治理方案的构想。说到底，还是信仰的问题。共产主义信仰，世界即大同。但是，科学技术呢？它会变得不可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