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philosophy）一词源之于希腊文 phileo（爱）和 sophia（智慧）两字源合成，19世纪日本人依据中国古文献中“哲，智也”，而将其译为“哲学”，意即智慧之学。哲学旧时又称“形而上学”，但人们都是活在“形而下”的直观世界里，所以哲学与生存或者说人的底层需求无关。
哲学在中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传统。
一、西方的“务虚”
古希腊人特别务虚，在最原始的自然哲学（开始）阶段，那些先哲们就一直在追问“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你说是山山水水，他说不是，有个地震、海啸或者拉长时间来看，那都会变动的。他要问“物的后面”或“思的深处”，那不变的东西是什么？
找来找去找不到，引出毕达哥拉斯要用抽象化的“数”（数学）来诠释世界；柏拉图受毕达哥拉斯影响，推论所谓的“外部世界”其实只是一个“精神化了的世界”；此后欧几里德著述《几何原本》，就是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点、线、面来图解对象，推导世界，来为柏拉图的“理念论”作证明。哲学与科学由此开始扭结。
西方先哲认为只有理念和逻辑才是永恒而有序的。文艺复兴后，以笛卡尔为代表，西方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一起继续沿着这个逻辑化的思路并肩前进。后来他们干脆推开缺乏精神根据的“本体物论”，集中力量去探索认知活动的内在规律，哲学从此跨上了“认识论”的新台阶。
笛卡尔认为既然我们通过感知去认识事物，那么我们在搞清“感知”或“精神”的特性之前，就无法去谈论客体。但他只能证明“我思故我在”。其他先哲继续探索，贝克莱继续探究“感知的限度”；休谟接着发现“归纳思维的无效性”；然后康德才不得不拷问“纯粹知性”怎样造成知识增长…...这是一个绵延了上千年的巨大思想工程，它由此锻造出一脉相当严密的逻辑工具和思维方法。
所以后来，哥白尼能在没有多少天文观察资料的情况下，通过逻辑思维，一反感觉上完美的“地心说”，推出合乎理性的“日心说”；伽利略通过斜面试验的逻辑运算中就推导出“自由落体定律”；牛顿干脆把他那逻辑系统格外严密的力学著作命名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爱因斯坦坦承自己的第一位科学启蒙老师就是那位被列宁骂得一塌糊涂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马赫。
二、东方的“务实”
而我们则基本是实用主义（功用主义）。
我们的先哲匠人思想家，总是在半途中就急忙把自己浮升到实用的层面上。例如，祖冲之就特别热心于制造水碓磨和千里船等；张衡格外热衷于研制测地震方位的地动仪和测风向的候天仪，却从来没有哪个人甘愿沿着繁密的逻辑路径，
去不计功利地毕生深究世界的本原与心智
的关系。所以黑格尔说“东方无哲学”。
就是先秦诸子百家，也是太注重鼻子跟前的社会忧患和人文关怀，所以，他们的思路是当下急用的，他们的逻辑是微言大义。
孔老夫子整天忙着游说列国，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却急于摆脱马其顿王室的帝师苦差；墨子操心如何用“非攻”和“兼爱”来平息战争，与此同时，苏格拉底倒一点儿也不认为他奋勇参加雅典城邦保卫战与他的哲学有什么要紧的关系；这边公孙龙悠然游戏“白马非马”，那边欧几里德潜心编纂几何十三卷；唯独老子逍遥世外，似乎大有追问天地之道的雄心，可他又太深刻、太虚无、或者也可以说是太慵懒了，以至于若非函谷关的关长挡驾，他恐怕毕其一生也不肯留下一个字给后世。
而且，如果仔细阅读他的《道德经》，你会发现他的世故一点儿也不逊于其他诸子，反之，其思辨论证之才具却照例显得十分苍白。短短五千言，居然多数篇幅都在谈论如何做人与如何为君，其实用程度足以让后来的汉朝帝王直接颁作治国之策，或者，也足以让芸芸众生将其蜕变为一宗救民于水火的世俗道教，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把它发展成“致虚”的思维逻辑和“守静”的科学实验。
果不其然，实用的哲学很快就会给人带来实用的效应：政治上，我们古老的社会制度是最完善最稳固的，折腾了两千年，你也休想彻底拆解它那千丝万缕的人治纽带和深入灵魂的专制架构，以至于一门心思信奉辩证运动的马克思，都只好无奈地将这个东方怪物称为“停滞社会”。
从比较中可以看到，西方传统中的哲科思维，与东方传统中的实用思维（实用思维更适用于农业社会），给中西方文化带来的深刻影响。
－－《知鱼之乐》笔记一
18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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