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圣人。阳明心学之所以振奋人心，与这个命题的关系最大。
孟子的“四端论”...人有四种与生俱来的善心，除了恻隐之心外，还有羞耻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它们分别是仁、义、礼、智的萌芽。
心外无物。
王守仁所宣讲的“格物”理路是，人心具备全部的天理，即具备十足的“至善”，只不过被不同程度的人欲遮蔽住了，所以只要时刻留意，刚有人欲闪现就把它扼杀了，久而久之，人欲就被清理净尽，天理或“至善”便会完全显露出来。
“为官择人者治，为人择官者乱”，意即一个合理的政府应当为现成而设计合理的岗位来选拔人才，而不是为了安置某些人而特地设置某些岗位。
纷杂的思虑没法强行禁绝，我们要做的只是在心念刚刚闪现的时候去省察克制，等到天理充盈的时候，对一切事物都可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完全应付裕如，不使它们在心中纠缠不去。如此的话，心会自然呈现出精专的状态，那些纷杂烦扰的念头也就自然不会产生了。大学所谓”知止而后有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王守仁的思路是，我们心中一切的纷扰和焦虑归根到底都是患得患失造成的，总有一些事情在我们心头盘桓不去，让我们费尽思前想后的功夫；推想患得患失的原委，无非是功利意识作祟罢了，换言之，都是”人欲“这种不道德的因素造成的，......
只要立志够坚，想做的事情总能做到，想掌握的知识总能掌握。
生不出继承人，在儒家观念里意味着香火断绝，从此时代先祖的魂灵得不到后人的祭祀，得不到祭品馨香的滋养，于是陷入”挨饿“的境地。使列祖列宗”挨饿“，这当然要算最大的不孝，这当然要算最大的不孝，所以才有”不孝有三，午后为大“的说法。
毕竟总有人做出各种或正或反的预言，而当事情有了结果之后，与结果不符的预言自然被淘汰。事情每每如此，正是人们的心理机制决定了史书的书写方式，决定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
”君子之祷不在于越祈祝之际，而在于日用操存之先“，意即君子的祈祷绝不是像愚夫愚妇那样一遇到难题就烧香拜佛、画符念咒，而在于时时处处都心存诚敬。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的本质就是派系，派系最看重的品质就是忠诚，这是人类作为群居动物在亿万年的进化史上被血和沙打磨出来的或许不那么光彩的天性。
成功的强盗和成功的儒者具有相同的素质和行为准则，只不过目标方向的差异使他们判然两途。
事实上，人类文明史上最耀眼的那些遗产无不诞生于虚荣或贪婪。虚荣心和贪欲携力，构成人类文明最强有力的推手。
诚然，很少的物质资源就能够满足我们的生活所需，所以，倘使我们过的是鲁滨逊那样的生活，一切知足常乐的哲学确实找得到立足之地，但是很不幸，我们偏偏是群居动物，注定要在人群里寻求生存，别人的态度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的幸福感，这是几乎全部心灵痛苦的根源所在。
生活永远是一场接一场的竞赛，我们跑出了多快的成绩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有名次。
虽然王守仁推行的是儒家标准的道德感化，推行的手段却带着相当程度的法家风格。
随物顺应，事过无痕，无预想，无纠结，无牵挂。
典型的儒家态度，只问是非，不计成败，只要认定了正义的方向，那么虽千万人吾往矣，不惜与全世界为敌，不惜粉身碎骨。
使人最想从阳明心学里学到的东西...只要义所当为放手为之，不计得失荣辱即可。
按官场惯例，要想把事情做好，总要先把那些不会做事却很会捣乱的小人安抚好；要想自己论功，一定要先给这些小人论功。
只要有足够的耐心，棘手的问题总会在遥远的将来得到改善。
阳明心学的处世准则：孔子如何规定，孟子如何规定，祖宗法度如何规定，一切都可以打破，只要心安就好。
着装改变行为，行为改变心态。
中国思想史上的很多争议性的问题，其实都是由语言的乏力造成的。
“良知”与“致良知”可以看作“知行合一”的升级版。
理论家总会追求更简化的理论。
“良知”的杀伤力在于，它一旦在心中明朗起来，那么无论孔子如何说、孟子如何说、四书五经如何说，都不再是绝对的标准了，依从良知来做判断才是最简易最直截的办法。
“良知”其实包含了仁、义、理、心，“良知”“良能”都可以和“良心”画等号。所谓“良”，即“先天具备”的意思。
“用之则行，舍之则休藏”
只要掌握冥想技术就足以获得平常心或抗压了，阳明心学的人文意义反而无足轻重。
以理性包装非理性，非理性诠释理性，这正是王守仁最核心的学术进路，所以他很难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问家，而我们也不宜以纯粹的学术思维来理解他的话语和文章。
良知的极致就是把一元化的价值观——其实也就是自己的价值观——加在所有人头上，一个人都不能遗漏，哪怕对别人的夫妻关系也要干涉到底。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在同一种意识形态里，遇事总是好商量的。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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