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胡适日记，1950年9月25日记袁同礼转示王重民的信（七月七日），说： 毓铨夫妇已在东四七条买一所大房，因愈大愈便宜，不过房税较重一点，但平均也仅每年每间十斤小米而已。
那时候房税房租都用小米作价。这里的房税应该是房地产税。查当年北京地产资料，建国初期北京“本市市民租房居住者占十分之六七”。租房的人一般都是普通职工和公教人员，过高的房租成为租房户的沉重负担。由于房荒，求租者甚众，僧多粥少的局面使房屋出租有利可图，一些房主任意抬高房价。在北京市，一问宽八尺半的小厢房，1949年3月，每月房租是十四斤小米，10月，涨到25斤，到1950年3月，房主“非要52斤小米不行”。
据北京市地政局的材料，在841件房屋纠纷案件中，“每月租金在15斤小米以下者计617件，占73.4％；在10斤小米以下者计332件，占40％弱”。当时修理房屋的瓦工，大工每日工资12斤小米，小工每日8斤小米，每间房屋的一个月租金尚不抵瓦工工资开支，故房主不愿出租，也不想修缮房屋，要求房客搬家，以致纠纷不断。
王毓铨（1910—2002），我国著名历史学家。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38年赴美留学。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回国，在北京历史博物馆任职，当时上级给他定的月薪待遇很高，1500斤小米。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工资都很低，为工作方便，接受支部书记的建议，他向组织要求给他降低工资待遇，减去一半，改为750斤小米，其爱人胡先晋安排在北京大学任二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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