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益谈话录

作者: primates | 来源:发表于2017-05-08 22:29 被阅读226次

    黄堡文化研究 第261期
    整理:张爱斌
    编辑:秦陇华


    <small>导语:2017年3月12日上午,王益区作协2017年度工作会议在铜川市第二中学召开。会议总结分析了2016年度作协整体工作,表彰了年度先进个人,并对新的一年工作进行了安排和展望。会上,铜川籍著名作家和谷、秦凤岗、赵建铜等人与作协会员代表进行了交流互动,就文学创作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本文由陕煤建司二中语文教师张爱斌,根据会议录音内容整理而成,在此感谢张老师的辛勤付出!</small>

    刘辉: 今天,我们王益作协年会,邀请名誉主席、国家一级作家和谷先生就写作方面的思考一起交谈。

    和谷:我很高兴应邀参加年会,今天就和大家一起谈谈写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写作,不是说你看了多少本书、有多少生活积累就能去写,而是看你有没有一种深刻的文学理念。如果你对世界的理解是低级的、狭隘的、粗俗的,怎么用文字去影响别人理解人生。即使你的语言花里胡哨,而思想是低层次的,怎么去做所谓的灵魂工程师。知识的积累就是对人类历史文化和文学领域不断的学习,不断挖掘生活积累及生命体验,才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

    我的堂叔父和成有回乡时学过中医,后来在纺织厂当工会主席,和我续编《和氏家谱》。最近他写了一篇《七哥》,写得朴实、干净。他也不是学文学的,但读的书多,提起笔来比一些所谓作家的文字好。我说的是一种文化修养。

    前几天,我参加“陕西百名优秀中青年作家资助计划”活动,是省委书记倡导设立的,旨在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养扶持一批优秀的中青年作家专注创作。就是说你不用担心生存问题,每人每年资助四万,五年二十万,稿费归自己。年底汇报成绩,经导师考核没有完成任务的取消资格,补充新的人才。通过这个计划,能不能在百名作家中培养出像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这样的大家,写出反映时代现实生活的精品。我是散文类的导师,选了陈非、范超和邢小俊,都是陕西优秀青年散文家。从时势的角度讲,希望在座的对写作有一个态度,耐得寂寞,拿出力作。

    我听秦凤岗先生说,王益作协有个付增战,写了一部《荒堡》的长篇小说。我和他加了微信,我们一个村的娃,人都有点亲情嘛,就翻看了几章。看第一章的时候很失望,不过在看到第二、三章时,从文字中体现了作者的写作功底,我很感动。比如说写家族,反映了四代人,过继呀,寡妇拖油瓶嫁人,到饥饿年代,写的很不错。

    座谈会场景

    付增战:和老师,我九岁到黄堡李家沟生活,后来到基建五处参加工作,对黄堡的文化底蕴了解的太少,涉猎太少,在写小说的时候,怎样在虚实之间转换,不知该怎样把握?

    和谷:你的小说,最值钱的地方就是写家族生活的语言,很难和基建公司新时期以来倒闭转产在语言上结合起来。写基建公司由于时间沉淀不够,在写的时候你不可能沉淀到一种文学氛围里。家族的一些事,那种生活情感,是经过几十年沉淀的,而且一旦把这种生活放到自然中,它有乡土、庄稼、树木,有春夏秋冬、下雨、下雪,哪有棵枣树、哪是麦田,碰到了你老家的四爷或者一些什么人,马上就有一种人与自然社会的那种情景。然后你干巴巴的工业,很难。

    贾平凹的小说《高兴》反映收破烂的,但人物角色还是老家的,还是他老家的生活积累。就是说人的文化视角、文化立场是很难改变的。陈忠实写《白鹿原》,他就一直写白鹿原那个地方,也写西安,但穿插的很好。你要压缩这些城市工业化的篇幅,增加家族沧桑的内容,通过写他们的命运,他们的生活经历及悲欢离合,让人看出四五十年间人物的风貌和时代精神。

    你小说里提到四十年代的咸铜支线,到西山城隍庙求签。你干嘛非得到哪里求签,你就可以写咱们村头的飞仙山葛真人祠,有《抱负子》传世。当地人都知道药王山前洞烧香,后洞冒烟,药王给龙把病治好了,一条龙穿洞而过。如果想下功夫的话,多去采访最早到黄堡的山西人,抗战时期怎么建黄堡陶瓷厂?怎么用蒸汽机发电办水泥厂?像大地主梁赢开炭窠,刘志丹打黄堡寨子,铜川最早第一个党支部的成立,地下党建黄堡高小,河南顺铁路爬过来的一支人,与本地土著的融合,风起云涌啊!把这些知识面涉猎一些,你的乡土就活了。你要把整个故事的人物、情节、语言,圈定在祖辈生活的方圆几十里。否则,你的作品偏离了初衷,就不是文学意义上的那么回事了。

    王益作协主席高转屏(女)、王益作协秘书长刘辉

    付增战:这部小说写到基建公司、矿务局这些城市工业化的变迁时,就觉得别扭,很痛苦。一旦写到家族性的东西,因为有自己的情感体验,有故事的版本,写的时候就觉得很顺溜。怎样处理人物的详略和这种城乡之间的转换?

    和谷: 因为写乡土有你自己和祖辈的生活的情感体验和生活经历,是你最为熟悉的,写到城乡之间的转换是很难的。路遥写《平凡的世界》的时候,中间也写到铜川大亚湾煤矿,但你不感觉到他写工业的生涩。他手头永远拿一本《创业史》,柳青的手法,是在视角上总是离不开人物的心理环境。路遥这方面把握的很好,他一旦写到城市这些枯燥东西时,动不动就把孙少平拉回陕北老家了。

    你真正要写煤矿,那就是另外一种语言语调的风格。你书中提到城市、企业、基建公司里的这些人物关系可以略写,重点还是写家族的人物。另外,我给你指出一个问题,你小说里出现的基建公司、文革、修漆水河、天安门广场接见等,这些都是社会场景,一些新闻性的城市工业化的东西,甚至有一些是道听途说的,不是感同身受,就不新鲜了。这些内容跟你的家族关系不大,或者一笔带过。涉及到政治方面的,一定要有确凿的事实,否则宁可不写。文学创作就写日常生活,想想自己为社会做了什么?首先要独善其身,然后兼济天下。扑下身子,真正把文学当学问去做,当成自己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陈忠实写《白鹿原》之前,写了十几个中短篇,别人让他写长篇,他非常敬畏或恐惧。他看了多部经典小说,然后再把自己的生活积累拿来,才决定这个长篇该怎么写,是要呕心沥血的。一些作者草草率率,很短时间就码出来个长篇,没有多少生活积累,知识储备差,出了也就出了,没有质量也等于废纸。好东西仍然是好东西,那就是说任何行当都有它的手艺,哄只能哄外行,骗鬼。陈忠实写《白鹿原》查了万年县志、蓝田县志,路遥写《平凡的世界》查阅那个年代所有的报刊,从头翻到尾。这样才能在时代的嘈杂中,提炼出时代精神的精华,包括人物、故事。创作是一个工程,像盖房子一样,你随便一搭就说是个什么五星级酒店,其实就是个鸡窝。

    陈广建:刚才和老师谈到《白鹿原》,白嘉轩和鹿子霖这两个人物,不管正面还是反面的生存理念及精神力量是很鲜明的,那付增战的《荒堡》中的郭喜龙这个主要人物写的是否到位?

    和谷:郭喜龙这个人物写的还是比较有个性的。他对养子、对女儿、以至于后来反悔、忏悔,这在农村都是很真实的人伦宗法,写的还是到位的,但善的道德力量还不够。

    陈忠实是在五十岁拿出长篇的,之前当过教师、公社书记、区文化馆长,常说自己是农村业余作者,突然拿出一部惊世之作。他是从灵魂上进行了一番剥离。过去是写时代同步生活,像《接班以后》《高家兄弟》《公社书记》,语言非常到位,明显受柳青语言的影响,优美、浪漫,写苜蓿地蓝色的花,我从那时就喜欢他的文字。但他写《白鹿原》的时候,完全抛弃了过去的模式,语言结构都变了,全是长句子。因为在新时期大家都看《百年孤独》,涉猎西方文化,看尼采、海德格尔,看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在中国文化传统和西方文化接轨时,他马上就转换过来了,尤其是他的文学理念。

    白嘉轩这个形象怎么看?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又是一个封建卫道士。鲁迅讲到中国封建礼教,那是吃人的。作者把这方面理念吸收过来,写灵与肉的挣扎。他看县志上写的全是烈女,十几岁嫁人生子,男人死了,自己活到老死了,一辈子就这样完了,换来了贞节牌坊。从人道主义、人性上来讲,是一种毁灭,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不要认为所有的历史文化都是国学、礼教都是好的,也是有糟粕的,不然不会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会有鲁迅,不会有西学东渐的现代文明进程。从某个角度看,白嘉轩这个人物是多元的、多义的,不是说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杀人犯也对他老婆孩子好,人性有复杂性的一面。陈忠实看到烈女的资料,马上就想到难道没有叛逆者吗?然后便有了小娥这么一个人物,一下子成为小说很主要的角色。所以说你的知识面和文学理念,最后都会化到你作品的形象中了。如果写成雷锋式的成天做好事,坏人就坏得很,那就太狭隘肤浅了。

    著名作家和谷先生和王益区作协成员开展文学交流

    陈广建: 白嘉轩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但也有很多的虚构在里面。《荒堡》中郭喜龙这个人物,在虚构上还没有达到白嘉轩那种精神标杆,那种多元性丰富性的程度,还是有一定的距离,那怎样处理人物的虚实问题?

    和谷: 当然还是有距离的。按说人到四十多岁对人生应该有一些体验。他这个小说里人物和周围亲戚比较多,可以把人物关系捋一捋,稍微综合一下,不一定就得按过去的真实情况写。每个人物一出来是贯穿始终的,哪怕他出来一两个章节,都会给人留下符号。然后侧重写出人性的东西,写出耕读传家这么一个传统文化道德思想的东西,写出接受现代文明的碰撞及灵与肉的关系,那你的作品也就比较出彩了。

    高转屏: 和老师,陕西出现的一些大家,像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他们都是以写乡土著称的。我一直有个困惑,以前我的小说常以校园生活、都市言情等为题材,语言风格和乡土题材迥异,有时候也很想尝试一下乡土文学,但是我不知道该怎样去把握?我知道在写人物对话的时候,要用符合人物身份的乡土语言,但其他叙述性的语言是不是也得完全用乡土语言?所以我就在困惑,如果我写乡土文学,会走什么样的路?

    和谷: 写作都是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写不熟悉的生活肯定是失败的。你的长篇小说我看过,写校园生活、都市生活比较得心应手。你小时候在富平老家就是走走亲戚,找同学转转,都是很粗略的经历,还没有从文学角度挖掘和发现乡土生活的积淀。但并非一定要为写乡土而去写乡土,另一种意义 的“乡土”是你生活的根,是刻骨铭心的心灵历程。

    陈忠实之所以不写个人经历,是因为离自己的生活太近,有些东西很难把握,如新时期分田到户。柳青当年搞合作化,也以为他搞的是苏联的农庄,但也都是出于内心的向往,不是出于自觉的应付,当时怎么就能想到这个历史阶段在农村发生的事实是错误的呢?但他真实地写到那个时代人物的心灵。陈忠实的长篇没有写他七十年代当公社书记这段最熟悉的生活,是因为是他没有想好,回过头写民国历史这一段,是经过时间沉淀的。我最近看了一本格非写的《望春风》,他是清华大学教授,像朱自清那种文人风格,写江南乡下的生活。就像柳青的语言,不是生活中农民说的话,他是把农民说的话经过加工,变得很文雅、优美,而不是“都市碎戏”式的民间演义。柳青在苏联进修过,是读原版英文的人,他用学养和生活观察处理长安式的语言,写风土,写终南山,写的就是那个真实的时代,是站得住脚的。前一阵我在博客里发了和柳青有关的一篇文章,是我当时采访梁生宝原型的谈话录。乡下人们的说话和作者的书面旁白叙述,在语法语调上肯定不是一致的,你不能说正在文绉绉的叙述,突然来了一句粗鄙的俗语,就不像那么回事。民间文艺、民俗故事、段子和纯文学的小说、诗歌、散文是两种不同的体裁样式。陈忠实不喜欢看《红楼梦》《三国演义》,这和他的文化身份和情感世界是不一致的。他看《百年孤独》、略萨,文字是世界性的,人类的情感是可以产生共鸣的。

    高转屏的小说,语言和结构都没问题,审美性的个性语言的独特性初见端倪,但也有一点人们说的所谓女生的腔调,或者是语文老师的书写痕迹。同样写麦子,每个人写的都不一样,就像一棵树没有完全相同的一片叶子,扑克、围棋、音符都可以变幻无穷,文章也是这样。是多种元素产生那么千把字,它是独一无二的。写文章开始都有模仿,最后化作自己的东西。你可以去写乡土,也可以就你最熟悉的生活,就铜川老区挖煤的、铁路的、教书的,写一个熟悉的家族,几个闺蜜的命运,写出一部有自己独到语言风格的好小说就行。

    没有一定的学养,难以支撑去写一种深刻的生命体验。比如说,要写长篇起码也得先看多部经典,再看看《静静的顿河》《创业史》《百年孤独》。陈忠实把《创业史》一字一句读了多遍,我在写《白鹿原》舞剧剧本的时候,一字一句看了两遍,看原著怎么写,再不断构思自己的舞蹈作品。是什么语言风格?是什么人物关系?你得列出来。比如说这个作品涉及十个人,你得写人物小传,这个人物开始怎么出场,中间干什么,最后是什么结局?路遥就是这么做的。把这些扎扎实实的案头设计功底做好了,再去做土木,做装饰,最后是一个好的建筑物。小说也是这样的,不是你想到哪写到哪,会不成体统。

    刘辉: 和老师是散文大家,给我们谈谈您在散文方面的创作经验?

    和谷: 我虽然写过不少报告文学,但在审美价值方面还是偏爱于散文。十年前我出了一个六套本的文集,因为篇幅,多本散文选集每本只选两三万字。我发现八十年代写的一些散文,现在拿出来一字不改也仍然是过得去的。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充满理想、梦想,如饥似渴的读书,读尼采、佛洛伊德、蒙田,有一种非常好的学术气氛。不像现在人们在一起一说就是怎么赚钱、升官,孤芳自赏,卖排吹嘘。那个时代写的东西,没有迎合时势的标签。想续编文集后8卷,收入近十年的新作,也把之前剩余的散文补编一些。像《司马祠》曾入选2009年北京高考试卷,之前没有收入文集。

    好散文可以相对久远,而小说淘汰太快,张恨水、张爱玲写了多少小说,人们一说就知道《红楼梦》。像“五四”时期的小说,巴金、茅盾的三部曲,包括柳青的《种谷记》《铜墙铁壁》,年轻人很少说起。散文从文学传统上来说,先是《诗经》,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散文接受了一些西方的文化而达到高峰。到五六十年代,出现了杨朔、刘白羽、碧野、秦牧等散文大家。新时期对杨朔的散文有所继承与批判,又开阔了视野。我那时集中读过《俄罗斯散文》《英国散文》《德国散文》,罗素的散文,日本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的散文,看西方散文与中国唐宋八大家、“五四”时期散文的关系,然后寻找属于自己散文的一种笔法。有些小说作家也写散文,但不在意散文的章法,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也是一篇散文,但从美文、小品文、抒情散文、叙事散文去苛求的话,其审美性就比较差,就有一个距离。有人说贾平凹的散文比小说写得好,他就写一些边角料的短短的东西,写人为什么不想死呀,说抽烟、喝酒,很有趣,可能传之久远。中国的文学教育一般都选散文,全国优秀的散文家差不多都有代表性作品入选语文课本或教辅资料,这样就有一个传承。朱自清的文人散文,是非常优美、雅致的。你要写散文,起码从“五四”时期开始了解。我也写过很多乡土散文,曾经有一篇《打囤》,多用对话:“打囤哩?”“打囤哩。”这种行文样式是从李广田的散文学习来的。我写《无忧树》,那么古老,就那么一片绿叶,看着不起眼,但有信仰的哲思在里面。

    上次我们从义兴村采风回来,大家写了风、云、雨、雾,多是些浮光掠影的东西,是要再提炼一下,写一篇优美的抒情散文也很好。但是你要“说事”,写具体的人与事,就要扎实具体的去调查了解。我曾给秦陇华说过,习仲勋曾经到过这个地方,呆了两个小时,你们谁把这个事好好调查一下,当时谁见了、怎么谈的、到双碑是谁陪的、说了什么话、开了什么会、到矿务局怎么回事?就找当时的人,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写个一两万字的叙事散文或纪实,一定是好东西。所以,写文章首先是史料、材料,盖楼得有砖头瓦块,浮光掠影不行。我现在写的文章就没有那么多抒情了,就是用真材实料,讲求文章的质地。我前段时间写了篇很短的散文《田间话絮》(之后发表于人民日报副刊),有感而发,如实描绘。写我回家了,下雪了,到凹里去转,碰到碎爷和堂叔父,两人聊起来,我在边上听,说菜籽品种、花椒价格、小麦与燕麦的物种,有食品的质量和数量之间的关系,有生存和精神处境。乡土散文的深入性,要注重写人物、器物、植物。我前几年写的《寒露草木》,在深圳发了一个整版,现代都市人喜欢,在找回自然。写人物,像我堂叔父写的《七哥》,写出了这个人物的命运,为什么命运多舛。要深入细致地写熟悉的生活,惜字如金,才能把文章写好。

    秦陇华: 铜川的历史悠久,近几年我钻研耀瓷文化、孟姜文化、古驿道,还有益王文化、黄堡文化,把这些史料进行了编辑整理。什么是铜川文化?这是个大框架,怎么诠释?像我们作协赵建铜的《华原春梦》、付建卿的《同官县》、付增战的《荒堡》,他们几个人的作品都把铜川地域文化包括其中。这有一个基础,就像你说的“乡土是创作的精神土壤”,那我们的乡土文化该怎样诠释?

    和谷: 远的不说,就说近百年来,我们所在的铜川这个地方,其文化嬗变是明显的。我过去卖柿子去同官县城,要走宜古村,再到高坪下原,翻两道沟。父辈那个时候,老市区这个地方有狼,一片沼泽地,荒芜人烟,是通往县城的驿站,二十里铺、十里铺、七里铺、五里铺。一百多年前的此地人,就是土著人,也是古代的游牧民族。曾经属于接近魏国的一个地方,属于金,并不属于中原。整个的前秦后秦时代,我们西羌族的祖先有个叫姚苌的,修了大香山寺,这些人的后代遗传下来,就成了当地的此地人。后来我参与修的《和氏家谱》,上推至忽必烈那一代,并不是人云亦云的明清时代。人说从大槐树底下来的,这只是一般的俗语,不见得是史实。

    所以讲铜川文化,必须以土著人从游牧到农耕为根基,然后再讲清末到民国以来民族工业化的进程。首先是炭窠,即小煤窑,从明清开始,甚至远至唐代。黄堡窑从开始烧木炭到烧煤,有了小煤窑,才有了煤矿,才有了三四十年代陇海铁路的的咸铜支线。河南人顺着铁路线爬过来,这个爬字可能不太恰当,但也形象。我写过《道北七十年》,河南难民拖家带口顺着铁路线像蚂蚁一样爬过来了,谱写了煤矿史新的历史。铜川作协主席黄卫平是写煤矿史的,他是江苏的,一个南方人,瘦不拉几的,在煤矿下面干重体力活,一喝酒也是壮汉,比老陕还能喝,是那么一个硬性人,环境把文雅的南方人变成粗犷的北方人,不然和大家合不了群。铜川七零八零后,出了不少人才。所以要写一个好的长篇,就把煤矿几代人的生活变迁写透。

    比如说,就基建公司写一个长篇小说,写上几代人,写土著人和客伙人是怎么融合的,写悲欢离合、跌宕起伏的命运。要多了解历史习俗,像过去当地人和河南人是不可以通婚的,彼此有偏见。土著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认为我是这儿的主人,我说的话是最正宗的,瞧不起外来人。他觉得我是这的地主,再更朝换代,我有这块土地,我种我的粮食,我有饭吃,我把娃养大娶了媳妇生了孙子,传宗接代,代代繁衍。这就是中国的根,中国的问题最终还是农民,文化的根还是农民。河南人过去也是种地的,后来逃荒到这里成了工人和城里人,祖先在河南,仍然恋旧,见面喜欢询问河南哪儿?套老乡近乎。铜川可写的东西很多。《荒堡》这么写了,我也说了存在的优点和缺点。小说里一旦有了地标式的东西,那你起码把这一百年来在该地发生的大事、风流人物、社会风云都应该涉及到并加以描绘,不能以一个狭隘的挂一漏万的眼光去写。白鹿原以前叫狄寨原,现在叫白鹿原,也不见得有咱高坪原、黑池原大多少。但是那个地方,作者把白鹿两家几十年的恩怨,各种人物的关系和命运都写透了,白鹿原便世人皆知。

    我理解,铜川文化是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工业和现代城市文明。最早的陶瓷手工业者从黄堡辗转陈炉,到近现代的煤炭、建材,到新市区的繁荣,其实也是一个人种、人脉交汇的过程。铜川从农耕文明到城镇化进程,从城乡关系来说是个非常典型的标准地带。它和西安,过去的帝都有一种地理上的关系,过去是京畿之地,如同北京郊区。尤其是变成资源枯竭型城市后,这种痛苦的转型过程,绝非什么华丽转身。人和自然的关系,是铜川社会经济发展的命题,也是地域文化研究、文学创作的命题。我八十年代写过小说《黑洞》,一天写三千字,写到两三万字的时候写不下去了,我没有那个耐心,也很痛苦。后来在《长安》上连载,是个半成品。我当时的意识是,这就是太阳的黑洞,最后是整个煤矿塌陷了,这个村子没了,成了一个黑洞。现在,这个题材和理念仍然不过时。人和自然的关系,把这些东西理解透了,再根据个人生活经验,盯住一个目标,写出无愧于故乡或第二故乡的作品来。

    付双全: 2016年,王益作协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这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也离不开和谷老师对区作协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和老师去年担任区作协名誉主席,给王益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作协从文化交流到创作作品,都取得了喜人成绩,也引起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说明我们有能力,有实力,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希望大家加强交流,提高创作能力,充分挖掘王益和铜川文化的底蕴,在搜集素材上多下功夫,提高文学表达的素养,创作出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好作品,进一步提升王益魅力,建设好我们美丽的家园。


    简历:张爱斌,陕煤建司二中语文教师,铜川市王益区作协理事。爱读书,喜欢徜徉于文字之间品味生活。作品散见于《教师报》《铜川日报》《陕煤建司报》《王益文苑》《铜川文苑》《网易名家》、《文学港湾》《E铜网》等报刊或网络平台。

    张爱斌 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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