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

父亲死过一次以后，性情变化很大，打骂我们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虽然还是像个软体动物一样在家里活动，也不屑与我们言笑，但那张被拉长的马脸显然比以前平和得多了。没事的时候，母亲和我们都敢去打开电视看，这样的生活，我们以前从没奢望过。

那两年，父亲还带我去走过亲戚。以前父亲觉得他没儿子，生活没有盼头，再加上被伯娘强化了多年的“孤老五保户，没儿子养老送终”，他更觉得在人前抬不起头，所以从不与人社交，就是我家的各路亲戚，他也从不与他们往来，导致我一度以为父亲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根本没有亲戚。

逢时过节走那么两回，我才晓得，父亲还有好几个舅舅和叔伯，那父亲八岁就流浪讨口到现在的村子？唉，倒也不能道德绑架谁，那个年代，谁都难，比如母亲，我就知道她挖过野菜，啃过树皮，吃过白泥……

时过境迁后，母亲对于走亲戚这个事倒是有自己的看法:“亲戚嘛，没必要上赶着，人家说，‘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有来往的时候自然就会有走动”。

不得不说母亲有一套她自己的处世哲学，乍听不近人情，细品颇有几分道理。

父亲的固执是与生俱来的，用母亲的话说：“你爸啊，他要做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确是，他从没听进去过母亲的那套哲理，每年几次带着我跋山涉水几十公里，到处走亲戚。

奇怪的是，我们家的亲戚，逢时过节除了舅舅和小姨会来回礼以外，再也没有第三个人来过。现在想来，我更加佩服母亲，她整天除了刨那一亩三分瘦地，便是在街头巷尾摆摊卖她的馒头，那些人生哲理它是来自于何处？

倒是父亲，除了走亲戚，还爱在村子里帮忙，谁家有红白喜事，主家都会找他去帮忙“打烟”（客人来了，给客人散烟）。

“打烟”这活儿，说起来简单，就是给人递支烟而已，其实，里面也有很多学问，总的说来，要“眼尖心细”。没得到烟，有的客人会生气，自然也丢了主家的脸。在短时间内给同一客人打了多次烟，那只接受了一次“打烟”的人就会有看法，多少有点厚此薄彼的意思，说到底，又给主家丢一次脸。

还有，主家办事，所有的开销都是有预算的，拿着烟乱打一通，最后就得主家掏腰包。这些东西对于现在办事的主家来说那都拿不上台面来说，但那时的经济条件不一样，山沟沟里更是封闭落后，谁都需要精打细算着过日子。

父亲是怎么揽上这活儿的？好像是有一回，一人家仙逝了老人，母亲那天生病了，没去主家帮忙，就叫父亲去。

父亲本来不去的，他一向不善言辞，也不与人交流，所以这种人多的场合他是从不参与的。那天，母亲说服了父亲和她一起去了那家人，一如当年说服他去学理发一样的轻而易举（这又是一件在我看来非常奇怪的事情。）。

到那家人后，母亲给主家说让父亲帮着“打烟”，主家爽快地答应了。

别说，这活极其适合父亲:不用与人交流，眼睛要四处瞟着没被打着烟的，脑子里还得记着已被打过烟的。父亲做得丝毫不差。

父亲那一次“打烟”不得了，从此在村里一举成名，谁家有事，定会拎了一张毛巾一斤糖来家里请他去帮忙“打烟”。由此，父亲“二哥”的名号比我家买了村里第一台电视机时更响了。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母亲离开我们后，父亲找了个年轻女人，满世界吹嘘那女人要给他生个儿子，各种作妖作怪，村里人再提起他，改了“二哥”的尊称，直呼其名，到最后人人厌恶，呼其“老者”。

自从父亲揽上“打烟”这个活儿后，母亲悄无声息地退居二线，那几年再也没有去哪家帮过忙，我家好像开始过上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生活。

父亲依然不主动和母亲说话，但有时母亲和他说什么，他会笑，他——居然会笑……甚至，有时还会和母亲搭话，这让我们的心情都松快了不少。

我第一次主动去开家里的电视，就是因为看到父亲笑了，然后壮了怂包胆，跑去打开电视机，调到我喜欢看的频道。

对于我主动开电视没换来父亲的打骂、马脸等一系列反应这个事情，大概是鼓励了母亲，前面说了，母亲是极爱看电视的。从此，母亲经常去开电视来看，看电视成了她这辈子辛苦劳作后唯一的消遣方式。

母亲的生活，多多少少有了点色彩！她爱笑了，话也明显多了，母亲是极易满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