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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宝菊。
一本很薄的书。
在我去图书馆还了一大包没看的书之后，在我发誓再也不去图书馆借书之后，在我不得不去图书馆借一大筐LSPR的书的时候，我像烟瘾患者一样，不自觉地向着书架上整齐的书列看去。
第一眼看到的，便是“陈丹青”三个字。
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是因为他编了一本书，《文学回忆录》，密密麻麻的手稿，厚厚两本书，简单到极致的黄色、粉色封面，在时隔这么多年之后，一股浓郁的情感，一颗细腻的心，印在我的回忆里。
画家陈丹青，学生陈丹青，作家陈丹青，他会讲什么呢，在这样一本薄薄的书里，以“答记者问”这样直接的方式，一如木心的课堂笔记，毫无添加剂的成分。
封面很吓人，黑白照，分上下两部分。上面是陈丹青的照片，他瞪着大大的双眼，看向未知的一侧，眼珠似乎都要掉下来，审判者的气场。下面是艾未未，小小的眼睛，目光闪亮，看着读者，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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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是王宝菊，被采访者是陈丹青和艾未未。
记者的问题简短，范围宏大。被采访者的回答长篇大论，无边无际。不仅语气词被留下，就连他们听到问题后的不满和对世界不负责的评判也被完整保留。
看文字，就好像他们在我身边。两个男人，面对各种问题，舒服地坐在椅子上，与问题对抗。
又是这种问题，这个问题太大啦！这件事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知道这件事！人类太可悲，北京太可悲，这个时代太着急了。
他们就在我的耳边说着，脱口而出，不需要任何思索，那些意见在他们的心中好久了，反复陈酿，你和我闲聊，你问我的想法，好啊，朋友，那我就跟你侃侃。
他们谈城市，谈生活方式，谈建筑，谈过去的艰难日子，和未来的期待，谈北京消失的大门和胡同，谈伴随科技进步而来的艺术的衰落，谈思想家和为什么现在没有思想家，谈老百姓对生活的抱怨，谈现在的工作。
你提问吧，你问什么我都有自己的见解，自信，使人富有魅力，使人信服他所说，无所顾忌，我就是这个样子。管你们如何缩手缩脚，做大家心中的榜样，被捧上神坛，戴上光环。我，放荡不羁，爱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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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新认识了一个年轻人，就是比我年轻的年轻人，开了自己的公众号，几乎日更，在里面写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琐碎到今天吃了什么，日行一事一感悟，也有和朋友去做志愿活动，做孩子们的开心果，还有唱歌跳舞无所不能。生活丰富到如此，天真爱笑幽默，从老人到小孩来者不拒。
她写一句话，大意是，最喜欢在这里写东西了，因为在这里写只要自己高兴就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用对任何人任何事负责。
既然喜欢写东西，就是应该这样吧，何必在自己的世界里还设置各种条条框框。
让我想起一个初中同学，我们一起去海边玩，朋友要给她拍照，我说我也要给她拍，我的相册里便留下了一张照片，一个漂亮的女孩，笑得很漂亮，背景是沙滩和大海，风吹起她的碎发，她比沙滩和大海美得多。
她们都是我的反面，我是谨慎小心的踏步，她们总是在我的人生里，大大咧咧，开心的事无穷尽。永远的元气少女。阳光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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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笑时就笑，想说时就说，你就是你，我就是我，不能互相选择，有些事，你迈出去才知道结果，这个世界有很多机会，留给勇敢的人。
向自由，向阳光，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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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非艺术访谈》
2003年秋-2006年春 团结湖
节选
5.1
关于社会
人凭自己的可怜的感受力和大惊小怪来描述自己，只是我们这个时代更容易被描述，因为我们有媒体。
主流是被时代暂时选择的人证明这时代是对的。时代很势力。顺时代者昌，逆时代者亡。
今日年轻人的私人梦想——买房、买车、年薪、度假、出国——我们这代人完全没有。如果有，便是国家与民族的梦想：“文革”浩劫何时结束？怎样结束？至于结束之后“我”会如何，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在中国至今很忌讳谈政治，在西方，每个人都很政治。所谓政治，其实就是有权利表达自己，在社会结构中明白自己的位置与边界，别人不可以干涉我。
在国外，中产阶级有参政权，是社会力量，是庞大的选票群。在中国，跟中产阶级对等的只是一个消费文化。他们必须，也只能在消费中证明自己。
（2004年10月15日，陈丹青因不满现行教育体制，自动提请辞去清华大学教授的教职。）
五年期间，我的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而光阴无情，业务荒废，我亟盼回到画架前独自工作，继续做个体艺术家。
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国家的进步在于：个人可以在某一事物上抱持不同的立场。我的离去，将中止对教学造成的浪费。
5.2
关于文化
记者问：什么是文化？中国文化到底是个怎样的文化？
陈丹青将文化概括为三点，其一人际关系；其二留下来的艺术品，文学、音乐、绘画；其三古代留下来的建筑。
今天的知识分子能够做到孔夫子说的“和而不同，群而不党”，就非常不错了。
突然想到前几天我告诉妈妈，我做了一份实习，妈妈问我工资是多少，我不说，她一再追问，我说了，她哦了一声，然后表示，“你现在觉得这个钱多，等你以后真正工作了就知道了，租个房子也就这个钱。”
难道所有的事情最后都要用钱衡量吗，我的个人的理想主义还能维持多久？听到妈妈的话，我第一时间想反驳，一股难受的感觉从胃里沿着食道冒上来。
陈丹青谈到做理工、做科学的人，谈到科学家。说他们在专业知识里，可能是中国一流，但他对这个社会、时代，一点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他不知道怎么办。
过去的科学家不是这样。清华老一代理工科教授还有古典音乐小组，经常听音乐，和人文不隔的，钱学森的太太干脆就是学古典音乐的。建国后，像清华那样的大学，人文学科砍掉了，所谓科学专家的安身立命，就是单项研究，人生意义只剩下所谓“科研”，最后人格变了，变成肉做的工具，彻头彻尾的工具人格——工具锈了，扔了，他忽然发现自己是个人。
现在在学校里，我做的也是理工科，在我看来，导师的心里眼里只有科研，每天和我们说话的内容从未涉及其他话题，没有生活上的关心，没有日常的闲聊。像程序员发布指令一样给我们发qq。
有的老师凌晨还没有睡觉，给学生发信息，打电话，询问实验进展，早上又五六点起来，继续给学生打电话。
做其他工作被认为是不务正业，也许是老师将自己的爱好隐藏得太深，以至于我一直认为，除了科研，他的生活中没有其他，老婆孩子该是多么理解他的工作和志向。
这样的思想，应该是学校乃至国家的文化工作不到位，把科技的进步摆在关键位置，催促着科学工作者取得“看得见的”成果，却不关注这成果究竟和付出成不成正比，究竟能给我们的实际生活带来多少好处。正如陈丹青所说：“这个民族忒急了，急惨了。”
当然，也有老师热爱读书，教学生动又幽默，除了科研中的关注外，还经常与学生话家常、品香茗，也许不是时代的问题，是人人有别。
中国是出过宋徽宗的国家，把国家都葬送了，但酷爱画画，酷爱艺术。颜真卿根本就是个国家干部，亲自领兵抗敌，可是写那么一笔好字。周朝出过孟尝君、信陵君，食客三千。那个时候，什么事情在今天看来都是文化。
人不是自由的，只有少数人能突破常规，弄出自己的样子，别人受影响。
网络是为那些害羞的人、想入非非的人预备的。
你在这时代去谈英雄，做英雄，很滑稽。堂吉诃德令人尊敬，因为他认真，现在的“英雄”们认真吗？从前的英雄，真的会去死。
如果你有责任感，不必表达，或者，以更内在的方式表达——这是一种教养。
5.3
关于人生
人家问萨特：你怕老吗？他回答得真好，他说，老不可怕，那是一系列被剥夺的过程。
有位美国老明星说得真好，他很老了，在派对上对所有来宾说：要是哪天我不认识你们，请原谅。要是我重复说过的笑话，请还是笑吧。
死亡带走的不是性命，而是那条性命对死亡的感受。
关于家，三毛曾说：“一个电灯泡，灯泡下有个桌子桌子周围有人在等你回去吃夜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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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非艺术访谈》
2003年秋-2005年冬 草场地
我觉得人类现在有许多问题是科学解决不了的，譬如恐惧、幻想、猜疑、忐忑、忧伤等等，这些复杂的情感只能用艺术的手段去消解。
我们必须人性地去看待周围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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