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式唯物主义

某些唯物主义者已经得出结论，认为这些批判同一论的论证是有说服力的，于是他们把同一论改造为“取消式唯物主义”或“取消主义”。这种理论认为，不应该把“精神活动是大脑活动”的同一性视作“晨星是昏星”的同一性，而应当视作如下例子中的同一性：

“‘宙斯的霹雳’是静电释放。”

“‘魔鬼附体’是一种幻觉精神病。”

“‘热流体量’是分子的平均动能。”

“‘独角兽’的角是独角鲸的角。”

换句话说，正确的公式不再是“X=Y”，而是“人们过去称为 X 而现在被知道为 Y 的东西”。理查德·罗蒂表示，将来的科学发现可能使得我们现在谈论“精神现象”变得相形见绌，那时我们可能会用“我的 C-纤维受到刺激”来代替“我疼”。罗蒂并不是说“我在痛”这样的句子是假的，而是说也许将来某天有更好的方式来表述这句话。（罗蒂用“更好”这个词，是指在解释和预测方面做得更好。）实际上，罗蒂似乎并不愿意承认下面这样的句子是假的，比如“宙斯的霹雳照亮了夜幕”或者“多拉被恶魔迷了心窍”。（他不愿这么做，是因为他显然认为这些词语的意义和它们的真值是从理论或准理论的系统组成部分获得，而非从一些称为“意义”的、永恒的、与历史无关的东西中获得的。）为了寻求“更好”的语言游戏，我们清除了已有的这些语言游戏。

然而，罗蒂承认，倘若主张疼痛感这类东西到最后可能被证明根本不存在（正如用证明魔鬼不存在的方法），这似乎令人反感，但是他认为仅是反感并不能构成对他理论的反驳。很多哲学家确实认为这种反感足以反驳取消式唯物主义，这并不奇怪。尽管取消式唯物主义在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心灵哲学家中不再是最流行的理论，但至今它仍有许多出色的辩护者，最著名的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哲学家帕特里夏·丘奇兰德和保罗·丘奇兰德。两位丘奇兰德先生认为，精神语言仅仅是“大众心理学”的一部分——即只谈论情感、动机和意识现象的普通的、前科学的方式。在他们看来，大众心理学的地位类似于大众物理学。大众物理学是一种半理论化的体系，尽管我们现在对“太阳从西边落下”这样的事件有更深的了解，但在谈论它们时，我们采用的仍然是半理论化的体系。他们认为，我们将会证明，大众心理学的某些成分可以还原为神经生物学的成分，剩下的根本不指称任何事物（比如“it is raining”中的“it”），因此可以证明这些剩余部分是可抛弃的。在这些抛弃的范畴中，我们可以找到精神影像、信念、情感和欲望等等。

《意识的解释》是丹尼特写于 1991 年的著作，其中涉及到取消式唯物主义的例子。这个题目颇具讽刺性，因为它以前被叫做《意识的消除》，或者至少是《意识的再定义》。丹尼特显然相信科学论述只能在客观的第三者那里产生。并且，如果约翰·塞尔对此书的评论正确，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唯一物体是那些能够成为科学审查对象的物体。考虑到这两个前提，意识的概念就只能按照行为主义的方式来定义。因此，对于丹尼特而言，“意识”这个词要想在科学上受到尊重，其意义就必须不同于源自我们自身第一人称经验的词。通常的“约定俗成”既无效又空洞。在塞尔攻击丹尼特立场的书中，他吁请他的读者做一个小实验：用你的右手碰你的左胳膊并且用力捏那只胳膊。然后他让你精确地描述这样做时发生了什么。随后塞尔指出，按照丹尼特的说法，你报告的任何内容（例如“很痛”）只是一种表象而不是实在。那难道就意味着实际上并不痛吗？如果不是那样，它意味着什么？

根据丹尼特的理论，既然思想和我们所认为的并不相同，那它又是什么呢？丹尼特所辩护的取消式唯物主义立场被称作强人工智能（强 AI），据说大脑就是一台计算机，而所谓的思想就是计算机程序。（弱人工智能声称计算机模型只是帮助我们理解思想功能的一个比喻。）为了反驳人工智能，不论是强是弱，塞尔构想出称作“中文屋论证”的思想实验。这个精神实验要求，你得在某个程序中按一定步骤回答你并不理解的语言所提出的问题。

我想象我被锁在放有许多中文符号的箱子的房间里，有人递给我某些中文符号（由中文写成的问题），我通过一本规则手册（程序）了解到我应该如何做。我按照这些规则（即我实施程序中的那些步骤）对中文符号执行操作，并且给房间外的人递出某些中文符号（问题的答案）。我就是执行回答中文问题程序的计算机，尽管如此，我不理解任何一个中文符号。这就是关键：如果我仅仅根据执行计算机程序来理解中文，却并不理解中文，那么任何其他计算机也不能仅仅依靠那个基础，因为没有任何计算机拥有我不具备的东西。

这个故事的寓意如下：

1.计算机程序是完全执行语法的（即根据规则的）程序。

2.思想是有语义的（即形成并且处理意义）。

3.语法并不同于语义，也不足以表达语义。

4.因此，“计算机程序并不是思想”。证讫。

塞尔相信这个简单的论证驳倒了强人工智能论，并展示出弱人工智能论的误导性。他相信他已经消除了最新版本的取消式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