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在九十年代，李宝莉带父母去看自己的新房，往新房的窗户外一探头，就是滚滚长江，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姿态像极了李宝莉即将要迎来的美好新生活。
李宝莉当年决定下嫁给农村的马学武，就是看中他有文化，以后孩子肯定也聪明，将来会有个光明前途。果不其然，马学武这些年终于从底层员工熬成了干部，分配到这一套新房。她和母亲都对房子赞不绝口，而父亲却说这是万箭穿心。
一语成谶。
搬进新房的第一天，马学武说：“我要跟你离婚。”李宝莉马上就慌了，在好朋友的提醒下，她偷偷跟踪半夜才回家的丈夫，马学武果然和一个女人走进了旅馆。李宝莉气急败坏地到电话亭打电话举报：旅馆206有人在嫖娼。警察来一锅端了，同时也带走了马学武的工作，和一个男人的自尊。
李宝莉把举报的事情埋在心底，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压制着马学武。马学武一天天消沉下去，最后从桥下跳了下去，一走了之。失去了丈夫，儿子小宝变成了李宝莉的唯一依靠。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马学武的父母自然是李宝莉供着，儿子又要上学，李宝莉来到了汉口街头，挑起扁担送货，一挑就是八年，家里急着用钱的时候她就去卖血。
一个女人用自己的血肉撑起了一个家，这个家却把她排除在外。公公生日的时候，一家人下馆子为他庆生，只给李宝莉在家中留下一碗冷饭；李宝莉差点断了腿，怕待在家里要人照顾，麻烦公公婆婆，只好暂住在朋友家，家人却指责她不想工作挣钱……
儿子小宝对李宝莉恨之入骨，认为是她害死了自己的爸爸，让自己从小没有父爱，马学武的父母也讨厌她，只管伸手要钱。可是李宝莉当时无力兼顾工作和家庭，儿子终归是儿子，以后小宝会理解我的，李宝莉想着，凌晨三四点又拿了扁担出门送货了。儿子终于熬出头了，却要把她赶出家门，和她断绝关系。
李宝莉纵有钢铁之躯，也早已万箭穿心。
九十年代的伦理困境
作者方方在2020年说：“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在个人的头上就是一座大山。”在90年代，更是如此。李宝莉的一生是悲苦的，却也是必然的。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不久，经济得到初步发展，社会和文化都处于转型期。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武汉一个普通家庭，用底层小人物的命运展现九十年代的社会风貌，把人们在尴尬时期遭遇的伦理困境刻画得入木三分。
昔日用来维护家庭和谐的传统道德已经被逐步打破，新的婚姻道德观念还没有全面建立，人们陷入一种彷徨无措的状态。法律用来安定身外，保证正当权利不被侵犯；道德用于安定安心，保证情绪得到支持和安定。显然，在90年代这都不具备，人在情感生活中失去信仰，不知如何正确面对和维护。
一方面是很多女性依然在男权制度的笼罩下卑微生活，女性没有的到真正的解放和独立。李宝莉的好朋友小景，发现自己老公出轨后，忍受丈夫在外面包养二奶三奶，不闹离婚也不捉奸，拿着丈夫的“封口费”在武汉活得光鲜亮丽。从这段畸形婚姻关系可以看出，男人依然在物化女人，把女人当成一种商品在消费；而小景自身也内化了社会对女性的偏见，把社会的不公变成了自我约束，纵容丈夫出轨。传统道德中积极的一面消亡，糟粕得以残存，而此时，现代社会新的婚姻秩序、尊重彼此的观念离他们还很远，他们在伦理困境里作茧自缚。
相反，李宝莉的女性个性得到释放，却膨胀过度以至于失控，畸形的婚姻关系，同样发生在她的家庭中。刁蛮凶悍的李宝莉凌驾丈夫之上，处处要压着他，丈夫胆小懦弱不吭声，婚姻关系逐渐走向失衡，丈夫最终投入温柔女人的怀抱。当李宝莉的男人出轨时，她义无反顾拨下报警电话，既然丈夫出轨，那她只能举报。作为一个时代新女性，她有权利要求对等的爱情，她的内心是渴望平等、坚贞的爱情的，然而过度地追求女权，压迫、侵害男性，反而形成了新的男女不平等。
男人自杀之后，李宝莉没有歇斯底里、嚎啕大哭，而是感到迷茫、无助、混沌，她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丈夫出轨，而每个人都说是她杀死了他；她也不知道她这样做究竟是对还是错？一个女人到底有没有权利举报自己的男人？
显然，李宝莉看不到失衡的夫妻关系是杀死他们婚姻的利剑，也没有想到，当时的社会远远没有开放到，可以包容试图逾越男权制度的女人。从此，一边倒的社会舆论，让这个女人万箭穿心。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李宝莉注定没有出路。
复杂的人性
在原著中的故事里，不仅展现了传统家庭秩序瓦解下的饮食男女，更以独特新鲜的视角刻画了李宝莉这个女性形象，及存在她身上复杂的人性，暗示李宝莉是社会转型下的复杂产物。
李宝莉不是一个单调乏味的书中之人，她突破了以往文学作品中柔弱、善解人意的女性形象，同时也是中国受压迫的千万女性的真实写照，她粗俗、无知、大大咧咧，但同时她也善良、坚强、吃苦耐劳，在苦难中爆发女性的力量，她是个矛盾的妇女，更是个有血有肉的人。
她丈夫死后，她没有像他一样懦弱，选择用死亡来逃避责任，死是很简单的，活着，却很难。李宝莉起早贪黑，挑起扁担为别人送货赚钱养家，供儿子上学；跪在公公婆婆面前，发誓为他们养老送终。
可她身上的特质是她的优点，也是她的缺点。正因为她太善良隐忍，才让自己的儿子、公公婆婆用刀在自己的身上捅得千疮百孔。她骨子里依然有着封建残留，儒家传统伦理“未嫁从父，既嫁从夫，父死从子”的纲常，让把她一生的希望赌在两个男人身上。又是这种顽固的思想，丈夫死后她担当起了养公公婆婆、培养儿子的责任。她坚强乐观，依靠这种精神她才能把日子熬过去。可是过剩的坚强，让家人以为她冷血，过分的乐观，自我安慰：现在没时间管儿子，儿子长大后总还是亲自己这个妈的，却只让儿子离自己越来越远。
同时她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女性，突破以往柔弱的女性形象，她强壮、嗓门大、做事风风火火，在家庭里占主导地位，丈夫非常畏惧这个妻子。这些特征它显然是不符合男性权利制度里的“第二性”，当时的社会也难以容忍这样的女性形象的，李宝莉的丈夫对她越来越不满意，转身投入温柔的打字员的怀抱，儿子看不惯这样欺负人的母亲，打小就不和她亲，公公婆婆也看不起她。
可是我们换个思维，如果一个男人在家里占主导地位，母亲逆来顺受，这样的家庭关系里，儿子是不是就会心疼母亲，母亲就成为了奉献、母爱的代名词。不得不承认，社会更容易接受后者这样的家庭关系，这样的组合在现代社会中依然还有很多。
但其实这两种家庭关系都很畸形，我们不应该倡导任何一方凌驾于另外一方之上，男女平等，应该是男性充分尊重女性，女性享受某些道德优势后，比如我们所说的“女士优先”，女性也应该尊重、充分体谅男性，而不是借此凌驾于男性之上，李宝莉犯了这样的错误，害得她家破人亡。
尾声
故事的结尾是李宝莉和儿子断绝关系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李宝莉带着自己的扁担出去工作。好友小景担心她想不开，从家里赶过来，李宝莉已经走远，小景等她回来，小景旁边是从小爱慕李宝莉的建建，小景说你以后一定要好好爱她！建建说好，声音穿透云霄。
可是李宝莉真的还会回来吗?
她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一直支撑自己活下去儿子，公公婆婆也住上了小宝买的别墅。在封建的桎梏里，李宝莉自认为“杀夫之债”已经还完了，可是那又怎样，可她再怎么努力，她也不是一个好妻子，不是一个好儿媳，也不是一个好母亲。她也还没强大到，用这副残颜和疲惫的身躯去迎接一段新的感情，即使它是美好的。在新和旧的社会交替中，李宝莉注定要迷茫地交出自己的一生。
李宝莉随着故事的结束而消散，几十年过去了，李宝莉的问题依然存在我们当今的社会中。《万箭穿心》让我们瞥见历史的一隅，也让我们反思，如何寻求真正的男女平等？夫妻如何相互制衡，共同完成爱的旅程？在物欲横流的今天，爱情又有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李宝莉们又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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