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五年下半年开学，母亲把我送进谭家祠，我正式成为了湖头小学一年级学生。
湖头小学是“谭氏宗祠”改造而成的，楼上楼下五间教室。操场是祠堂后面的一块空地。厕所由几根木料架设，只区分了性别，没有蹲位，甚是开放。
我们的教室在二楼，正对着板梯，上楼即到。教室后面用木板隔成一小屋，没有窗子，几近暗室。
开学时，史嫦娥老师教我们语文兼班主任。教完拼音字母后，史老师调走了，杨端祥老师接替史老师的工作。杨老师身材魁梧，走路微簸。杨老师不慎摔伤右手后，只能吊着右臂给我们上课。至今还记得杨老师用左手艰难写板书的情景。
那年冬天，天冷得厉害，大祠前的水田里常常结冰，课间常有人从田里弄来冰到教室玩。有一次，同乃因跟高年级同学玩冰迟到，杨老师当场撤掉了他的学习委员，点名由我代理。
担任班干部后，老师让我们管理拖欠作业的同学。每天下午上完课后，我们拿着教鞭，把欠作业的同学留下来罚作业、罚扫教室、关黑屋子。
有几个女生经常享受这种“优待”，每天被罚到天黑才哭着回家，有好几次家长打着手电来学校领人。
七六年过完年后，我们有了新的学校：座落在罗家岭上的“咸弦五七学校”。
学校是砖木结构，前后两排，主体楼为二层楼，是教师住室、办公室和食堂。教室八间，清一色的平房，前面有走廊。公厕比湖头小学先进了许多，不但分了性别，还隔成了一个个蹲位。
由于学校建在山顶上，师生只能步行上山。学校连接外面有四条路：竹如下方向，湖头方向，苏家冲方向，上冲方向。都铺了一层窑渣灰。湖头方向那条最难走：坡度大，还有一个很急的“之”字弯。
罗家岭原是一座乱葬山。据大人们讲，建校挖地基时迁出过很多坟。后来，我们搞劳动修操场时也曾挖出过一些朽木与骨头，有些男生还用竹子挑着骷髅头到处跑，吓得女生们哇哇叫。
学校东面是一个大斜坡，开学不久那里便成了我们的乐园：课间，常有男生用凳子、木板当滑板，从坡顶滑至坡底，百玩不厌。你看！几个人像狼牙山五壮士高呼口号同时从坡顶呼啸而下，甚是壮观。有时，上课铃响了人还在坡底。几个人好不容易爬上来，抱着木板、灰头土脸地站在教室门口喊报告……
徐泉元老师依然教我的数学。徐老师中等身材，身板单薄，脖颈上常刮满红痧，冬天一顶黑色尼绒帽，一条黑围巾，“喇叭筒”不离手。徐老师对我们很严厉：学生上课不听讲的，直接敲脑壳；拖欠作业的课后留下来罚抄。学生们见到徐老师，宛如老鼠见到猫，最调皮捣蛋的学生都怕他。徐老师常常在第一时间改好我的作业，课后把我留下来帮他改作业。看着我在同学作业本上留下鲜红的“好”“100”，真有一点做老师感觉。徐老师曾在我父亲跟前夸我是块读书的料。
咸强刘汉成老师给我们代过语文课。每讲完一篇文章，最后一个环节是总结文章中心思想。刘老师的表述为“总结中心和全文”。每听到刘老师如此表述时，全班同学的目光都集中两位同学身上：谭忠新、尹全文。此时，他俩总是脸红脖子粗地瞪着大家，气得要命。
丰建老师背驼得厉害，像一张弓。他代过我们自然，给我们讲始祖神农炎帝的故事。他说炎帝因尝百草最后中毒身亡，死后指甲还在继续长，长得可以围身子绕几圈。丰建老师的故事很骇人，他生气的时候更让人害怕。有一次，我与同桌毛文祥在讲悄悄话，丰建老师偷偷地来到我们身后，手起鞭落，可怜的毛同学头上立刻长出一个大包。从此，我们在背后常骂他“封建驼子”。
小叔也代过我们的语文课，当过我们的班主任。他告诉我们：作文要学会观察，要抓人物特点，要学会用好词好句。他很重视我们的养成教育，在班上组织“学习、纪律、卫生”竞赛，每月评比，优胜者插红旗。有一次，班上一余姓女生上课讲话，小叔让她站起来她不听，小叔去抓她时不小心弄坏了她的衣服，那女生哭得不行，一定要小叔赔她衣服……
谢新雄老师嫁到湖头后也成了我们的老师。谢老师年轻漂亮，我们都喜欢上她的唱歌课。也不知为什么，她的嗓子总是出毛病，沙哑得厉害。遇到嗓子不好时，她总让我教大家唱歌。《绣红旗》《洪湖水浪打浪》就是我带大家唱会的。
我曾经保留着小学五年所有的通知书。其中，二年级二期那张通知书让我至今脸红。
那时学校半工半读。除校内修路、担砖、铺操场、大扫除外，还有校外劳动。有一次学校放假一天，全校捡粪，二年级学生每人15斤。
早饭后，我跟堂弟铝乃挑一担粪箕紧跟着生产队的牛群。我们从瓦场里进山一直跟到竹如下后面的山坡上。晌午时分，我们便捡满了一担牛屎。
我们挑着满满一担牛粪高兴地往学校赶，不久就来到了渠道边。渠道上架着一根独木桥，我们急得一筹莫展。铝乃不断给我打气，让我尝试过桥。没办法，我只好挑着担子壮着胆子过桥。不幸的事发生了：才走几步，我一脚踩空，担子和人摔倒在渠道里！
好不容易爬上岸来，眼着粪箕几乎见底。我哭得很伤心，不是因为摔跤划伤了脚，而是可惜那些被水冲走的牛屎。没办法，我们只好在那剩下的牛粪里埋了石头……
纸包不住火，牛粪也包不住石头。在学校过秤时，当场露馅，我和铝乃迅速成了“网红”。
第二天学校集会，我不但被点名上批评，还当场撤掉了班长一职。更严重的是：期末，班主任传德老师在我通知书评语栏中写道：劳动观念淡薄，弄虚作假！
因为有这一污点，加上家庭成分不好，从此我与奖状无缘，与班干部无缘，哪怕我的成绩一直居于年级第一。
“四类分子”摘帽后，小学即将毕业的我才有幸成为了一名少先队员。
八O年六月，在学长们植下的楠竹长出新竹时，在我们亲手植下的苦楝子树长大成林时，在学校几百个水泥阶梯圆满竣工时，我们走下了罗家岭，走向了人生更大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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