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作者是蒋廷黻，他用凝练的语言和俯瞰的视角，为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袁世凯称帝的中国近代史列了一个纲要。因为只是一个纲要，所以全书的结构可谓纲举目张，但这丝毫不影响内容的丰富性。涉及历史性重大事件的描述中，既有对人性的冷峻洞察，也有对历史趋势的客观审视，令人仿佛置身历史当中，而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
从这本的书的阅读中，我有如下启发：
清议
清议不是清朝独有，整个中国历史不乏清议者。远的不说，大明王朝亡前的朝堂之上，居然还在激烈讨论崇祯能不能南迁的问题，而迁延不决的后果是南明的混乱与短命。历史上从没有新鲜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以使后人复哀后人尔。正如黑格尔所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
清议者之所以可恨，他不用考虑做事的个中复杂，只要选择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便可以理直气壮的指指点点。你若是胆敢辩驳，他一定会给你扣上败类的大帽子，直接让你哑口无言。你要是让他自己下场，他要么识趣踢皮球，要么直接把事情搞砸，无论哪个都让人咬牙切齿。
撇开历史上的人物不谈，就在我们身边也有不少这样的人。我倒不是想追究此类现象的根源，我只想提醒自己一点，历史是公正的，她会给那些勇敢做事的人最好的奖励。试问谁人不知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至于那些只会嗡嗡叫的清议者，你还记得几个？
谦逊
读历史比较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傲慢与偏见。这傲慢与偏见大致来自于三方面：
第一，对历史复杂性的无知。多数人对历史的感知还停留在教科书，人无非好坏，事无非对错，既看不到历史中的不得已，也看不到人性的复杂。历史从不是扁平化的，人也绝不是标签化的，能够读到这一层，才算得上对历史有起码的谦逊。过去读历史，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武昌起义多认为最终是失败的，而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胜者为王败者寇。我觉得这是不客观的，也是缺乏正确的历史观的。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他们所处的时间和空间，决定了他们能力的上限。他们不仅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的最好的，也是同时代人里最具开拓进取精神的，仅就以上两点，他们都是值得我们敬仰的人物。
第二，对历史的连续性缺乏认识。如果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武昌起义作为独立的事件来看，它们无疑都是失败了。可是，如果站在中国的整个历史上来看，可以说没有洋务运动就没有戊戌变法，没有戊戌变法就没有武昌起义，没有武昌起义就没有后续的探索与胜利。所有的历史事件是一脉相承的，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的发展与完善，正是这种前赴后继的否定之否定，才有了今日之中国。看不到这一层因果关系，就难免对失败的英雄生出傲慢与偏见，这是对历史的不公正，也是读书人自己的一大损失。
第三，对自我的盲目自信。读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随便臧否人物，一来说话不用负责任，二来后果已经显现，回溯找茬并不是一件多困难的事情。久而久之，人容易把事情想得简单了，还以为是自己有多么的了不起。事实上作为普通人，早饭吃什么都能让我们纠结好一阵，何况那些经纬天下的事情？而且我们手中掌握的数据其实非常片面，更不能支撑我们做出多么正确的决策，说是书生之见也不过分。如果确实相信自己的实力，不妨想想明天可能遇见哪些意料之外的人。
读历史还是保持一颗谦逊的心比较好，毕竟我们只是拿着剧本的观众，如果真要自己下场，恐怕第一集就被碾成齑粉了。唯有养成了这样的心性，读历史才不至于变成一件有害的事情。
中日
读近代史绕不过日本，它是给我们伤害最大的国家，国人也非常喜欢拿日本和我们自己做比较，然后得出种种悲观的结论。就拿中国近代的改革与明治维新相比，同样是被迫打开国门，为什么日本能够幡然醒悟，并且维新成功；反观中国，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后人要么怒其不争，要么扼腕叹息，叹息如果不是那失去的二十年会怎样怎样。这种哀叹本身没有意义，因为中国和日本有着本质的不同。
首先是规模上的不同。日本就其规模而言，不过是中国一二个行省，俗话说船小好调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其次，日本的文化是舶来文化，他们不善于创造，却工于学习与改良；中国则相反，我们是善于创造的民族，有着悠久而深厚的文明。因此，在对待各自文明的态度上，日本并没有那么多的包袱，他们只是再走一次历史的老路而已；而中国则不同，我们要放下的是自己的文明与自尊，于是我们处处显得敝帚自珍。
但是，我们应该有足够的信心，毕竟我们是创造过璀璨文明的民族。日本可以把自己的老路又走了一遍，我们何尝不可以呢？只不过我们的老路和他们的不一样，我们选择的是一条艰难却适合自己的路。
军阀
以前读历史教科书一直有一个疑问，民国时为何有那么多的军阀？仿佛清朝一亡，伴随着各省的纷纷独立，这些军阀就自然出现了。读完此书才发现根子在湘军，原本清代的军队掌控在朝廷手里，可是随着太平天国运动和各地起义的兴起，清政府的腐朽暴露无疑，原本的八旗子弟完全失去了战斗力，而后继的绿营也有样学样。不得已，清政府承认了地方团练，以此来解决军队问题。团练本质上是私家班底，他们只忠诚于给自己发军饷的领导，而不是朝堂上皇帝。有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肱骨之臣在还行，可只要权力落入袁世凯这样的野心家之手，利剑就会成为反噬自己的凶器。无奈的是，这样的事是迟早要发生的。更大的悲哀是，军阀混战给民族带来的伤害远超它的收益。
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解决一个问题，不得已制造出新的问题；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能准确评估出它的危害，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它存在问题。等它向我们龇出獠牙时才发现，我们打开的是潘多拉魔盒，想要把它再收回去，除了彻底的革命绝无可能。孔子说君子藏器于身，如果自身不出问题，也就没有必要制造新问题，关键还是要看自己啊！
动力
改革的动力在哪里？中国近代的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是上层精英人士首先发现了问题，然后他们按照自己的构想去解决问题。最终，他们都没有达到当初设定的目标，也就是说失败了。洋务运动只重国防，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失败只是败在军器不利；戊戌变法开始着手政治，可是很快就遭到顽固派的绞杀；孙中山先生意识到中国的复兴是一个系统工程，于是他提出了三民主义、联俄容共。但是国民党从组织上就先天不足，既不能完全控制军队，又不能真正动员底层人民，最终沦为对人民敲骨吸髓的新贵。
近代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逐渐苏醒，他们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大多数。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谁赢得了大多数，谁就有更多的话语权，因为农村可以包围城市，毕竟那时我们还处在农业社会。然而，人民的力量虽然巨大，可它是隐性的，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可一旦发动起来，它就无处不在，势不可挡；至于那些看似强大的显性力量，一来它只能风光一时，二来大家都看得见的并不能确保成功，只有那些见微知著的风流人物才明白什么才是人间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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