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童年的记忆
我不迷信，属于无神论者，却相信人生有命。人的命运应该由先天和后天两部分组成。先天之命由人出生的时间、地点、家庭及遗传基因等等决定，是不能选择，不能改变的。后天之命可以通过主观努力、学习、修身，不断进取获得，是可以改变的。
我的先天之命决定了我的童年，不会像许多同龄人一样幸福快乐。
我生于农历1959年1月29日。生于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起始之年；生于食品严重匮乏的农村——五家子乡五家子村；生在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富农”家庭；生我的时候，母亲已经四十多岁，身体瘦弱。所以，我先天元气不足。
1958年，大跃进运动，农村也建高炉炼钢铁。紧接着是成立人民公社，将土地合并集体耕作，成立集体食堂，粮食全部归集体管理，个体家庭不做饭。结果，钢铁没有炼出来多少，却严重影响了农民春种秋收，粮食大量减产。接着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据说饿死了上千万人。
听父亲说过，集体食堂时，有一天，奶奶和哥哥抬着从食堂里分来的一罐子粥回家。进大门口时，哥哥被门槛子绊了一下，一个趔趄，抬粥罐子的木棍子从肩上滑了下来，罐子碎了，粥撒了一地。全家人中午都没有吃上饭。
父亲还回忆说：“那年春天，有一天收拾菜窖时，得到几个白菜帮子，拿回家里炖着吃了，感觉那个香啊！”
那个时候，我才出生不久，不记事，对于家里困难的日子，没有实际感悟。到了后来的文革时期，人们说，虽然社会运动更为惨烈，物质生活还是比1960年前后改善许多。然而，我记得，在文革时期，家里吃饭喝粥，每次我把粥碗都舔得光光的。由此可以想象，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们饥饿的情景了。
听姐姐说，我三岁那年走失过一次。家人找了一天，在东边大地上的坟茔里找到我的时候，发现因为饥饿吃野菜，我嘴唇都是绿的。那几年食品严重短缺，饿死了那么多人，我能活下来应该是不幸中的万幸。并且，母亲那样的身体，最后生下了我，让我有幸来到这个世界，难到这不是命运吗？
我记住的最早的一件事儿，是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我感冒发烧，烧昏过去了说胡话，说的东西自己还能记忆清晰。当时的感觉是一场噩梦，梦见自己身后有猛兽追赶，正在往悬崖边上奔跑，前边是看不见底的万丈深渊。危急时刻，嘴里不断高喊：救救我！救救我！惊醒过来时，出了一身汗，看见家人都在身边，还有一位请来的赤脚医生。
我记事儿以后，虽然三年自然灾害已经过去，但是生活还是异常困难。冬天两顿饭。夏天一日三餐，早晚经常是很稀的玉米糊粥，或者是高粱米面粥。我们家院子里的西南角有一盘碾子，半个村子里的家庭都会来这里用碾子碾压做粥用的玉米或高粱。
大我三岁的三姐刚刚学着帮助母亲干活的时候，推碾子时，毛手毛脚，一不小心将手指头压断了一节。看着鲜血淋漓，痛得泪如泉涌的三姐，忙乱中，母亲撕来些布条，赶紧将断掉的指头对上，简单包扎起来。半个月以后，三姐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裹着手指的布条，发现断指接上了，却是歪歪的。三姐这个歪歪的手指留下了那个年代的记忆。
副食以咸菜为主。吃上一顿玉米饼子或是高粱米干饭，加上一个炖白菜，就很奢侈了。白面、大米之类的，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见到。那些年一到吃饭的时候，看见只有稀粥，没有菜，我就直咧嘴。当闻到炖菜时炝锅的香味就会直流口水。
我和其他小孩子一样，非常盼着过端午节和中秋节，因为过节时可以吃上一顿肉。当然，最盼的是春节。过春节时，许多人家都会杀一头一百斤左右的肥猪，一半卖掉，剩下一半自家吃；做十斤左右黄豆豆腐，蒸一缸豆包。至少可以享受半个月的好生活。那时，过年的感觉真幸福。
现在因为生活富裕，人们经常喝啤酒，营养过剩，胃部肚子很大，叫啤酒肚。
我小时候那个年代，因为穷，人们吃粗粮、喝稀粥。稀粥营养成分低，为了摄取足够的养分，人们吃得特别多。人体内的小肠承担着将大量粗糙食物中的少量营养充分吸收的任务。所以，那时候的人们，小肠特别发达，小肚子很大，大人的看不见，光着屁股在外跑的小孩子暴露明显，我们把这个叫屎瓜肚子。
那个年代，物资匮乏，运动叠加。特别是后来的文革运动，人们群情激昂，有时跳着忠字舞，有时手举红宝书，高喊打倒某某某，砸烂kong家店。到处破坏宗庙古建，大兴斗争哲学，剔除传统文化，道德观念一落千丈。因此，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也渐行渐远，家族邻里之间因为一些琐碎的事情发生纠纷也习以为常。
有一次，父亲去家族里一位婶子家里归还借款。父亲还完钱之后，一边往外走，一边核对自己兜里的余钱时，发现多给了婶子五元钱。可是，这位婶子却说父亲少还了五元钱，也不知谁说得对。由于这五块钱，当时两家吵得很凶，后来多年不来往。
那个时候，我每年过生日的待遇是得到一个煮鸡蛋。一个鸡蛋几分钱，五元钱可以买一大堆鸡蛋。所以，五元钱对一个家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然而因为五块钱，邻里之间闹得不可开交仍然是得不偿失的。
在那个高喊阶级斗争的年代，人们只讲斗争，缺少互相理解，很多人的头脑与当时的物质生活一样简单贫乏。
还有一次，我家门前左侧的墙根底下，自然长出一棵很小的小榆树。东邻居的大娘说树是她家的。因为小榆树长在我家一侧，父亲担心树长大后两家闹矛盾，索性将小榆树砍掉了。结果邻居大娘的两个儿子（我叫大文哥，还有曾经去监狱探视过我父亲的那位小文哥）大发雷霆，唆使60多岁的大娘，爬到我们家东厢房后面两家界墙的墙顶上去拆墙帽子。拆下来的石头，扔在他们自家院内。小文哥嘴里还嚷嚷着：“树怎么是你家的？这个界墙都是我家的，拆墙你们管不着”。
自己拆自家院墙？你砍树，我们就拆墙，这分明是在气我父亲。其实这段院墙在我家东厢房后面，也是我大娘家的西院墙。拆了墙，直接破坏的是我大娘自家的风水。这事由于当时的大队书记干预，最后总算平息了。
不久，父亲同哥哥一起把墙帽子又垒上了。他俩在顶上垒墙时，我还在下面看着他们说：“反正不影响我们家，又是他们拆的，要垒墙，他们就自己垒呗”。当时父亲和哥哥都说：“人家都认错了，我们就别计较了”。
后来，我参加工作时，有一次去南方旅游，在一个叫六尺巷的小景点，年轻的导游给大家讲了六尺巷的故事。
清朝时期，这里的两个邻居同时建房子，由于院墙边界，互不相让，谁家也建不了房子。其中一家有亲属在朝中做官，就写信给亲属，希望给予干预。这位亲属读书多见识广，是个明白人，回信写道：“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
接到回信的一方，接受了亲属的意见，不再与邻居争吵，直接退后三尺。邻居看见对方退让，并听说信中的内容后，深感惭愧，也退后三尺建墙。因此，这里形成了六尺宽的胡同，从此两家结下了友谊，还方便了整个村子里的乡亲。也留下了邻里相让的佳话，一直教育着来到这里参观的人们。如果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的道理，学会相互谦让，又何必因为一些琐事闹纠纷呢？
相比邻里纠纷，当时的文革运动对我家冲击更大，在我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难以磨灭的印记。
有一年冬天的深夜，天寒地冻，我们一家人正缩在被窝里熟睡。忽然，大门外面响起了“当当当”的敲门声。大门打开后，进来一群人将刚刚惊醒的母亲带走了。因为我年龄小，什么原因带走的，母亲被带走后多少天回来的，我都没有记住。母亲被带去之后受到的待遇可想而知。
还有一天，几个人带着已经有许多天没有回来，正在外面接受管制的父亲回到家里。来人将我家东厢房里面，窗户旁边的墙垛上部刨开，从里面取出一叠纸质文书类的东西后，又带着父亲走了。后来听说带走的这些东西就是批斗地主富农时常说的“bian天账”。被管制时期，父亲住在北杖子梨树园的牛棚里，三姐给父亲送饭。这次，由于父亲态度好，交出了bian天账，没多久就被放回来了。
相比那些被游街示众批斗，被殴打致残致死的人，父亲算是幸运的。有一次，我在四合当看见一个人被一伙人游街批斗之后，又将这个人双手反绑，吊在一个篮球架子上，用皮鞭抽打。不多时，那人口吐白沫耷拉着脑袋晕了过去。这伙人又把他放下来往他的头上泼凉水。最后也不知那个人是死了，还是活过来了。
在那个年月，极左的文革让人们互斗，人为地阶级斗争又让人们泯灭了人性！
由于这种环境的影响，加之很少有人教给我待人接物之事，那时候，我既胆怯又内向，既怕陌生人来家里，又怕去求别人办事。六七岁时，我的任务是经常出去放养家里养的一两头猪。以至于我七岁那年，有一天早饭前，家人说要送我去上学，因为怕见生人，我死活不肯去。结果挨了父亲一顿打，同时还吓唬我说：“不念书就放猪去！”他本以为用上学与放猪两者比较来选择，我一定会选择上学念书。可是让家人没想到的是，我一边往外跑一边哭喊着：“我放猪！我放猪！”那天，我早饭也没吃，学校也没有去，跑出去后一直不肯回家，是奶奶端着一碗粥走很远给我喝了。
不知过了多少天，我还是被送去上小学了。记得上学第一天，老师问了几个问题，我就出了洋相。
老师问：“你有几个耳朵？”
回答：“两个耳朵。”
又问：“几个鼻子？”
回答：“两个。”
在场的我还不熟悉的小学生们听了以后，哈哈大笑。
那时候的我，不仅胸无大志，而且愚昧得很。一直到去宋杖子乡上高中以后，我才有了点小“志向”。
那个年代，农村孩子都是散养的，一直到上小学之前，大脑都没有开发，与现在小孩的超前教育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其实二者中和一些最好。
现在小孩子学习负担太重。许多学生不是为了爱好去高考，而是为了高考而高考，以至于高考之后填报专业时，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激烈的考学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泯灭了孩子的天性。
1966年，我七岁上小学那年，也正是文革开始的一年。文革时期，中小学体制由原来的十二年缩短为九年制，小学为五年制。小学即将毕业时，赶上所谓的“教育回潮，”小学增加了一年。所以，我念了六年小学，算是偏得。
上小学时，换了几个老师，其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白正林老师，他也算是我的启蒙老师了。他的教学方法完全是启发式的，学生听他讲课饶有兴趣，每周他都会安排一节课给学生讲故事，大家总是听得聚精会神。上体育课时，他和小学生们一起滑冰、爬山，做各种游戏。他总是和学生们打成一片，与大家交朋友。
可惜白老师教我们的时间很短暂。在一个新学年开始时，他把一大沓即将发给学生们的新课本整齐地放在讲桌上，注视大家许久，然后深情地说，由于学校安排，他将暂时离开大家，现在将新课本发给大家，希望大家今后好好学习等一席话。学生们听到朝夕相处的老师要走了，都依依不舍，许多人都难过地流下了热泪。白老师走了以后，再也没有回来教我们。他一直当民办教师，直到离开教学岗位也没有转正。世上许多事并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心目中的好老师并没有充分展现他教书育人的本领，让人为之惋惜。
除了那次因为不上学挨揍之外，还有一次挨打的经历始终没有忘记。
有一年春天，我与玩伴儿一起跑到村东头，爬上白景山叔家的院墙去撅柳树条子。结果被院子里的景山叔发现了，他大喝一声追了出来。我俩儿跳下来沿着后墙根往回跑，半路上被他逮住了，挨了一顿胖揍。
回到家里时，姐姐说，我的后背被柳树条子抽得红一条紫一条子的，又说我的伙伴也被打了，但是打的不太重。当时我隐约感觉，由于家庭出身不同，小孩子在外面受到的待遇也是不同的。
这位玩伴儿叫白松华，与我同岁又是邻居，虽然也出生在困难年代，但是他的家庭出身好，父母也年轻，他吃母奶吃到四五岁。因此，他的身体非常结实，我俩僧经伸出手比较，他的小臂足足比我的小臂粗一倍。他八岁上学，77年高中毕业，文革伴随了他的整个中小学阶段，没有学到多少知识，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我七岁上学，因为家庭成分影响，74年辍学务农，77年初复学读高中。结果恰好赶上恢复高考，一举考上了大学。命运有时就是这样捉弄人的，很多事情不能以一时得失论短长！
小时候上学时，我与其他同学一样，总是将书包挂在脖子上，不大不小的书包坠在肚子前面。放学之后，则经常同白松华、白绍彬、齐志华等几个伙伴一起上山搂柴草，搂满一筐柴草后，将柴草背在后背上，弓着身子下山回家。到了晚上，在油灯下，又经常俯着身子在低矮的炕桌上写作业。那时，我才十几岁，骨骼还未发育成熟，平时这些动作总是使胸椎向前弯曲用力，致使身体形成了轻微的驼背。
与放猪、打柴相比，小时候我曾经给家里做过一件很大的贡献。
有一年过春节，年三十的下午，家人都在屋里准备过年的饭菜。我从屋里跑到院子里玩的时候，抬头看见我家茅草房的房顶上着起了火苗，我赶紧跑回屋里告诉家人：“房顶上着火了”。家人都跑出来救火，还有东院大娘的孙子（小名叫银）等邻居家人也过来帮忙。大家搬梯子的搬梯子，上房子的上房子，抬水的抬水。幸好火势不大，众人七手八脚，不多时就用水把火浇灭了。这次失火让人后怕，如果发现晚了，农村里，一个草房，干柴烈火，一旦燃烧起来是很难救得了的。如果房子烧没了，不但这个年过不去了，以后的日子也没法过了。
那些年，我记得我家中最值钱的东西有两个：
一个在地上，后院墙外面，比直比直的，都有一搂多粗，那是祖父年轻时栽种的八棵大杨树。应该是哥哥订婚时，这八棵杨树卖了大约一百多元钱。真是前人植树后人乘凉，多种树木造福子孙。长大以后，我积极响应植树活动，倡议大家认植纪念树，还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大概也许与此有关吧。
另一个在地下，东厢房后，界墙里面的地下埋着一个坛子，里面是民国时流通的银币，也叫袁大头，足足有两三百块。这是土改后我家留下来的唯一有用的财物，其他的财产都被“斗争”没收了。父亲被关在牛棚时，母亲怕暴露目标，将这坛东西从正房后面转移到了东厢房后。父亲在牛棚里面只交代了已经没有用的地契等纸质材料，并没有暴露这坛子银元的事。后来因为邻居大娘折界墙，我家又担心墙被折掉后，这坛子东西怎么取回来？为了这点东西，家里人也是整天担惊受怕的。直到哥哥结婚前，才将这些财宝挖出来，拿到市上卖掉了。要挖这坛子之前，母亲告诉哥哥，东西在东厢房后几步，南墙前几步。我是在这坛东西挖出卖掉之后，才知道家里曾经还藏着一坛子宝贝呢。在那困难年代，这些袁大头确实解了我家的燃眉之急。
文革运动伴随着我的整个少年时代。那时候，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青少年不是红卫兵就是红小兵。我两者都不是，也没有资格加入共青团，但整天听见的都是（有时候也跟着喊）“打倒某某某，砸烂kong家店”，“宁要she会主义的草，不要zi本主义的苗”之类的极左口号。还有不同形式的武斗。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许多人的思维和行动都失去了理智。
有一段时间，兴起平坟运动，口号是“让死人给活人让路”。然后便有一伙人，也不与坟主家庭商量，完全不顾生者的情感，见到大地上的坟墓一律铲平。有一天，平坟队伍从上午开始，将村东边地上的坟堆一个接一个铲平。我祖父祖母的坟墓在东山根底下与平地连接的地带，也占了一点点山坡地。天意巧合，将要平掉我祖父母的坟墓时，天色已黑，领队的决定收工回家明天继续工作。然而，第二天，这帮人鬼使神差不知又搞什么其他运动去了，再也没有回来。我家的祖坟保住了。这也是文革时期我们家里唯一的偏得。
事后，有人说我们家的坟茔地好。没过几年，我又考上了大学，又有人说我家祖坟冒青烟了。这些都是迷信的说法。我认为人生在一个庞大的自然与社会体系里，许多事情是不能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比如文革运动，普通百姓孰能左右？
然而，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应该分清是非，修身养性，力所能及，向着人性最美好的方向，积极进取；积德行善，顺其自然，天自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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