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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纪实文学）沧桑寄情

（长篇纪实文学）沧桑寄情

作者: 遥寄家书 | 来源:发表于2018-07-03 14:38 被阅读250次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长篇纪实文学】

    沧 桑 寄 情 

    作者：王书成

    作者简介：王书成，男，汉族，生于1954年10月15日，河南省内乡县人，数学本科学历，原南阳市宛西中等专业学校（内乡师范）高级讲师，中国数学会会员，中国教育学会会员。南阳市优秀教师。虽习理科，但热爱文学，擅长于创作报告文学、诗词，小说，散文、企业文化，人物传记，谱、志书等作品，先后有多篇、部见著于报刊、网络。 电话：13849716629

    谨以此文：

    献给我和我的同龄人所拥有的青春岁月！

    献给我敬爱的先祖,师长，领导和恩人们！

    献给我所有同窗共读的同学们！

    献给我和我的同学们的子孙后代们！

    献给培育我们成长的那个华丽时代！

    用心牵住年华的衣袖

    （自序）

      日暮苍山，岁月不老！李白叹息时间如白驹过溪，仅凭一跃，就永无追寻。朱自清曾感慨岁月匆匆，在不经意间，就流去得无影无踪。惜时，守时，是人之常情！在留不住岁月的同时，让自已在有限的时间里，用心牵住年华的衣袖，跟随着时代的步伐，做出些有益的建树，应该也算是人生所追求的一个目标吧！

        寻常百姓，在平凡而单纯的日子里，过着温饱与冷暖自知自怜的生活。是岁月的浸染，生活的磨难，抑或是社会的砥励，都在闪烁着生命的火花，演绎着自已的故事，诉说着各自的苦乐酸甜。和那些伟人，英雄，豪杰，明星们相比较，虽说不上感天动地，泣鬼啼神，但也依样放射出灿烂的华光！就如同月夜里天空中的繁星，或硕大，或渺小，或明亮，或若隐，共同组成了灿若星河的一道银汉，光芒四射，目不睱接，令人注目，畅想，感动和敬仰！

      六十三年前，我，一个赢弱的小生命，刚降临在一个贫寒与饥馁交加的家庭里，就失去了母亲！是祖母的慈爱与辛苦，温暖着我。我吮吸着从田间地头归来的农妇们怜惜的奶水，舔咽着烧熟的红薯，熟睡在奶奶的怀里。在人们不算多余的担心和祝福声中，一天一天的看着日出日落，又一年一年地看着花开花落。从呀呀学语到仰望星空；从笑问太阳何以东出，到慨叹社会何其不公；从释卷沉思到著文立章，敢问天下兴亡沉浮！岁月更替，苍桑变易，时不我待！就这样一年一年地度过了自己的苦乐年华，走过了属于自已的人生道路！苦过了，甜过了，屈辱与忍耐，开怀与奔放，犹移与俳徊，昂扬与奋进，都是生命中的乐符，都是岁月的乐章，都是人类思想宝库里，值得尘封的感悟和畅想！

      珍惜生命，关注成长，铭记教训，光大传统，弘扬成功！这些都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所具有的进步思想。随着时光的流逝，冲刷去了那些曾经的辉煌，只留下淡淡的记忆。待我慢慢地老去以后，我的思想和我的过住，也依样会荒蕪在漫漫的西风黄沙之中！而我的子孙，乃至于我的子子孙孙们，他们也一定会和我一样，去追寻先辈的足迹，去开拓一片新的天地，去完成他们那个时代所赋予的使命。依样的去面对我曾经所面对的夕阳憾叹，也依样地会开创未来的成功与辉煌。

      于是，我趁着自己还算不老的时节，我用自己的心灵，面对着时代警醒的黄吕大钟，我沉思，我谨慎，我真诚，我安然地去追寻自已曾经的一切的一切！我辛勤欢快地敲击键盘，斟字酌句的著文成章，整理、梳妆成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沧桑寄情》。在这部著述里，我洗去岁月的铅华，抹去经年的尘封，挖掘出心灵中的感悟，还原时代的印记，敘写下我自已所经过的路，遇到的恩，流过的泪，不了的情！把这些：装裱成一幅过往岁月中烂漫多彩的画卷，谱写成一曲生命历程中激越奋进的乐章！

      感谢时代，感谢年华，让我的生命和热爱，伴随着不老的沧桑岁月，且吟且歌。和着时代的旋律，一起律动，律动，律动！

    为之自序！

                              王书成于河南内乡

                                      2017年6月29日晨

     

    引子

      漫漫人生路，踱步在崎岖难行的岁月途程中。从生命的绽放，到无邪天真的童年。到仰望星空，想象月亮有多高多远的青涩少年。是社会的缤纷多彩，平添了几许的浪漫与豪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纵论天下，针砭时蔽;或志得意满，或垂头丧气。面对父母妻子，玩命地工作，挣钱，养家糊口过日子！还时不时地，或志高气昂地振臂高呼，或低声下气地讨好别人。流一腔热血，献一计智慧，潇潇洒洒地西风高歌，夕阳慨叹。面对着漫卷黄土的飞扬大风，渐渐地从青年走向壮年！又看着曾经牵手漫游的一双儿女，或苦或甜的也变成了三十年前的自己，才知道已经”华发早生，垂垂老矣”！

      退休以后，没有工作压力了，名利与交际，也就慢慢地淡泊了许多。散散步，看看书，上上网，聊聊天，间或在友人们的宴请中叙旧感怀。有时也把年轻时练就的吹拉弹唱技艺展示一番，以愽心绪静好！岁月也就这样打发走了。

      但是，风沙吹老了岁月，吹不走我的思念，曾经有多少个深夜，梦回青年！人总是怀旧的，过往的岁月很难忘却。经历的事，走过的路，遇到的恩，不了的情，刻骨的爱，铭心的伤痛，往往浮在眼前，免不了要心生感慨，激荡出思念畅想的涟漪。你说是一种幸福吧，有时还令你伤感！你说是一种痛苦吧，有时却让你欣慰！于是，在网络时代里，在智能手机微信上，发点文章，敘写些过往的爱恨情仇，给自已留下个慰籍，也就沉淀了岁月的记忆。

    是对的？是错的？仰或是值得终生难忘的？篇篇集结之后，就成了我这部洋洋著述了！

    第一乐章  叶对根的思恋

    第一章  谁人不起故园情

        华夏江山，山河纵横。960万平方公里，东临于碧海青天，西到大漠孤烟，北依青青草原，南望天崖海角。广漠浩大，傲视环球，同此凉热！

      自秦巴山脉中横空出世，纵贯东西，划分中国地域之南北的秦岭，绵延东来。出潼关，略崤山，就生出了千娇百媚，巍巍雄峙的八百里伏牛山。

      伏牛山南麓，有一座灵峰，仰望芲天，傲视旷野。山前丘岭绵延，逶逸南来，到了默河南流的香花寨处，被河水断崖后，就是广柔旷达的江汉大平原了！

      这座山叫麦子山，这道岭叫东大岗，岗的东边是荡荡的默河，岗的西边，是悠悠的湍河。在湍水之滨，有一座城郭，那就是驰名中原，享誉中华的内乡县城了。

      距县城东北8公里处，就是我的家乡：河南省内乡县王店镇堰张村王楼自然村。

    一、老虎庙

      故乡的地标，是东大岗上的那座道教庙堂---老虎庙。在不老的岁月中栉风沐雨，已经有1300余年了，蕴涵了一个凄婉蒼凉的故事：

      相传，在唐德宗年间，浙江有一个周姓士子，年十九，高中魁元，在京都洛阳作官，是谏议大夫的那种职务。用现在的话说，是专门给皇上，大臣们提意见，指缺点，促改正的官员。可惜周郎年少气盛，不谙事故。用今天的话说，不懂得官场的潜规则，意见提得太尖锐了，得罪了权臣，就罗织个罪名，把他杀了。

    这周郎的阴魂能散吗？屈死的鬼哟！他就游来荡去的，来到了内乡县城东面的大岗上。那时人烟稀少，东大岗上林木森森，野兽出没，周郎就变成了一只白额吊晴猛虎，在东大岗上出没，时而捕获些食物。乡人偶见之，就报官府，要求捕杀，使地方安宁！

      时任县令姓陈，领着衙役，捕快，拿着刀仗到东大岗捕虎。少顷，听到风潇虎吼，果然是只猛虎。捕头将欲射杀之，那虎却匍匐在地，嗡嗡如人语，说：“年兄，我是您的同年周某呀！当年同科及第，同沐皇恩，你远任内乡，我在朝奉君。因赤心忠耿，得罪了奸臣，遭屈杀，今变成异类，无颜面见年兄了。请念及手足之情，照顾我留在人世上的少妻幼子吧！”虎说完，猛地跳跃在半空，撞石崖而死。

    陈县令目睹眼前的一切，怔怔地想着老虎的话.听声音确是浙江口音，也如当年周郎之声呀！陈县令顿然觉悟，命人厚藏了老虎。

    这个故事，在当地渐渐传播开来。人们怀念这个勤正，无私的周郎，就在虎坟上烧香祭拜，诚敬许愿，消灾避祸，还常有灵验。于是，家乡的人们，就在虎坟址上，修建了庙堂，称之谓“老虎庙”，岗也叫“老虎庙岗”，相沿至今。

    老虎庙岗是内乡县城，通往马山口官马大道的必经之地，老虎庙是其咽喉。马山口是伏牛山前的中药材集散地。默河水势滔滔，可行舟船。于是，湖广，山陝，陇右客商，往来于马山口，络绎不绝于途。老虎庙道人置茶水，食品款待，渐渐地风光隆盛。明清时尤盛，有庙宇五间，还有土地祠在左，寺山庙在前，规模宏大，香烟袅袅，盛况空前。上世纪八十年代，庙宇坍塌，但庙址犹在，散砖破瓦，还随处可见。

    2014年春天，内乡县政府引进了国家电力公司的投资项目，老虎庙岗上8000余亩土地，规划成项目建没区。312国道穿境而过。县里又为312国道和项目区修建了40米宽的景观专用快速通道。东大岗的地形地貌己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面目全非了。

      但是，老虎庙的悠久历史和人文景观，还在家乡人深沉的记忆中，挥之不去！于是，家乡人就筹措资金，在谢凹村的正对面，王楼村的西北约一公里处，迁修了老虎庙。目前，已经重续香火，顶礼膜拜，渐成一处道教旅游盛地！

      为了增加人们对老虎庙的记忆，乡亲们拜托我为老虎庙迁修作记。我欣然领命，撰写了“重修老虎庙碑誌铭”，乡人勒石镌文，以为永垂！

    附：重修老虎庙碑誌铭

    重修老虎庙碑誌铭

    巍巍伏牛山，横垣八百里，南麓有峰，曰麦子山。逶迤南下，隆起高岗，绵延数十里，直抵默、湍汇流之岑子崖。志载：晚唐时，岗上林木森森，野兽出没，时有虎患，民畏惧，告之官。县令巡捕，仗阵出巡 ，恰遇一白额猛虎。虎见之，匍匐于地，凄凄呜咽，声似人语。诉之曰：“吾乃大人同年，在朝奉君，遭奸臣冤杀，耿耿于怀，转世为异类。今遇年兄，望乞恕罪，眷顾世间妻儿，不胜感激！”言毕，虎暴跳，撞石而亡。斯时，帝王以神道设教，诚以神鬼之为盛德。县令际此而建庙堂，塑金身，开灵光，乡人顶礼膜拜，香火绵延，神祐一方平安，谓之老虎庙，岗亦谓之老虎庙岗。

      明清时，马山口商业繁盛，川、陕、鄂、湘商贾，络绎塞途。庙乃道之咽喉，施舍客栈，茶点，以慰商客，名播千里，盛况空前。庙堂两进，前五后三，神龛巍巍，金碧辉煌，左土地，前寺山，雕梁画栋，屋脊六兽，甚为壮观，香火隆盛，千三百余年矣！为菊潭道教胜地。上世纪八十年代，庙废址存焉。

      时维盛世，百业俱兴，老虎庙岗建设煤电运项目区，庙址居其间。乙未冬月，邑人谢国珍，谢新红，谢春红等乡谊，倡议集资迁修老虎庙。企业家王建伟，刘书明深明大义，慷慨解囊，共镶盛举。诸乡贤多方奔走，历尽艰辛，建庙堂、塑金身，兹显神灵，迁延香火，普度众生；泽被乡里，惠及子孙。重现千年隆盛，实为邑乡道教文化之盛事矣！凡此贤德盛举，当勒石撰文，以誌弗忘，万代敬仰至之，为之铭也。

    邑人王书成撰文

                                            乙未冬月朔日

       

    二、西河

        老虎庙岗东下，缓缓流淌着一条溪水，距故乡村西约100米远，乡人谓之“西河”。从祖辈的口口相传，到我的子孙们在溪水旁嘻戏，都流淌着满满的，清润的养育之清流。換言之，这是家乡的母亲河哟！

        西河的流水，是长长的东大岗季节性雨水的汇聚。她的源头来自于麦子山西边的岳沟，长岭沟里的涓涓细流，慢慢地流经余关，王沟，到了云坡山时，就成了一条不可跨越，只能搭桥的河流了。再住南流，刘沟，杨庄，袁沟，谢凹都是她的掌上明珠。

        家乡王楼的贵处，也就在西河里藏着。从我记事起，在谢凹下游，家乡的上游，有一个深潭，叫乌蛸洞潭，简称乌蛸潭。乌蛸潭约有500平米大小，东岸边壁立数丈，周边盛长着各色杂树，常有缤纷飘落水潭的景致。虽说不上“桃花潭水深千尺”吧，倒也水色碧蓝，深不见底呢！

      乌蛸，就是巨蟒，很粗很长的蟒蛇。听老辈人说，这只乌蛸是东海龙王的龙子，下凡间贪玩，忘记了回归东海王府，错过了时机，就滞留在西河旁边的深洞里。它害怕龙王惩罚他，就在岩石上刮去龙鳞，成了一条巨蟒，在大旱之年，兴雨救灾，十分灵验。当别处干旱如渴时，家乡及其周边区域总有甘淋。乌蛸用头拱开了一个深潭，永不干涸。潭水清彻，乡人们或汲水食用，或浇水灌溉良田，保障了家乡的人们，丰衣足食，平平安安！

      每到夏天，鸟蛸洞潭是人们游水嬉戏的好地方。我小时候跟着大孩子们，背着箩筐，镰刀上老虎庙岗上割草喂牛。盛夏炎热，我们三五一伙，先到乌蛸洞潭里游泳戏水，尤其是站在高高的土崖上，往下跳水，在那一瞬间里，耳边有“飕、飕”的爽风，是很令人愜意的。当我们玩个痛快尽兴之后，天也阴凉些了，才一蹦一跳地到岗上割草。夕阳落山之后，背着满满的草筐，送到生产队的牛屋里，称重计工分。整个暑假里，乌蛸潭就是故乡孩子们的乐园！

      村西的王楼小学后边，有一条牛车大道，是条通往老虎庙岗上的路，在西河上架有一座流水小桥。说是桥，其实是由二十多块放置的平面踏步石块组成的。无论大人小孩，或空手，或肩担手提，一步步踏着青石，跨过清流，走上坦途。

    西河是季雨性河水，夏天里，洪水暴涨，真的是翻江倒海，汹湧澎湃，有激流千里之势！看热闹的人，为之壮观。心怀生活的人，顿觉堪忧！冲毁了沿河的庄稼，淹死了牲畜，甚至还有人丢了性命！

    西河水南流，经过小漿子，大浆子两村中间的河滩，再向东拐了个弯，往南，就注入了默河！

         

    三、东河

      距家乡村庄东约100米，也有条河，乡人们称之谓“东河”，在内乡地名志里，称之为“板桥河”。源之长，水之盛，岸之阔，都超过了西河，也是故乡人的母亲河！

      东河源自麦子山西北处的梁坪，细水涓涓，到麦子山前的报事滩，就形成了河道。再南流六华里，在石庙洼沟口的王庄，遇山峽阻隔，水流湍急，奔流南下。经朱沟，下洼，显圣庙，均张，宋沟，操场，堰张，就已经是荡荡漫漫的款款风姿了！再住南，经村南的小浆子，北凹，穿越谢圪塔村西的红石崖，注入默河。蜿蜒五十余华里，是内乡县境内的第五大河流。

    位于板桥河的上游，王庄村北边的峽口处，在1972年，修建了王庄水库，流域面积达18平方公里，截流板桥河，蓄水量118.3万立方米，可灌溉2000亩良田，养鱼水面达210亩。是内乡境内的一类小型水库。

    板桥河东岸，是家乡的界址。河东的土地极少，分别与谢圪塔，白湾，于湾，堰张毗邻。河西沿岸是家乡的田园。于姓乡亲们多在东河里洗衣淘菜，捕鱼捉蟹，放鸭喂牛，嘻戏游泳，其乐无穷！

    听老辈人传说，明朝中叶，江南有个勘與先生，在伏牛山南麓，踏勘地理风水。他沿着板桥河察勘地脉，未见有奇异术象。正在心怀犹移时，走到了板桥河入默水的两河口处，顿觉惊诧：他看到了谢圪塔西的红石崖，紧锁住滚滚河水，默水西去涌堵于前，板桥河水却波澜不惊！他一屁股瘫坐在河岸上，久久地叹了一声气，自言自语地说：“上游朱沟，下游王楼，两块宝地，甲子轮替！红崖挡道，河落水低，王楼兴盛，鸿运相及！”

      这句话的意思是：朱沟，王楼这两个沿河村庄，运气是每六十年一转。但是，等到河水把谢圪塔西边的红石崖冲垮，河水落槽之后，地脉就全集聚在王楼村了。

      几百年过去了，红石崖也确实被冲垮了，河底也真的落槽了，已经底于默河河底了。

    早在100年前的清未民初时期，朱沟也确实出了个执掌内乡军政大权的朱司令。间隔60年的解放以后，王楼村也确实走上了康庄大道，出了个家兄王国栋，是台湾基隆大学校长。于姓乡亲也出了个将軍于运志。而今天，老虎庙岗上已经是工业项目区，家乡也规划成为县城郊区，建设成了乡村旅游景观村落。村子里路阔楼高，水泥路面纵横交错，路灯明亮，严然是城中村了！

      恐怕早在几百年前的风水先生，不幸而言中了呢！

       

    四、南、北洼

      东西两条河流，相狹着东西宽约1000米的冲积平原，王楼村位于中央，相隔为四大农耕田园：南洼，北洼，东河边菜园，西河边菜园。其中，南洼面积约300亩，北洼面积约500亩。土地肥沃，盛长庄稼，与周边村落相比较，是上等的田园。在农耕文化的大背景下，南北二洼是乡亲们赖以生存的基本保障。特别指出的是，南洼地土壤是老白土，潮墒，渗水，大旱三月，照旧有墒。大涝十天，土不成泥，十分神奇珍贵。适宜种植小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且产量很高。

    北洼相对于南洼，质量要差些。在大洼，弯弓地，白庙岗，里长沟，老桃园这些田地里，黑色土质，旱涝难耐，产量一般。

    沿东，西河岸的土地，则是沙壤土质，适宜棉花，花生，芝麻，豆类生长。四个生产队，都在沿岸辟有菜园子，时令蔬菜，四时新鲜！

    仅靠南北洼，两河沿的土地，祖祖辈辈的乡人们，就可以衣食无忧，繁衍生息，世代传承下来了！

    2012年，由于社会经济繁荣，内乡县城面积猛扩。原312国道是远离城区的，却已经被繁华的城市所包围，国道就只有向北改道了。新312国道恰好途经家乡的南洼。县里又在南洼设立了交通警察服务大队，一坐高楼拨地而起。南洼心，已经不是当年浸油吐穗，五谷丰登的良田模样了！

    五、西岗上沟壑纵横

        老虎庙建立在东大岗的岗顶上。所谓东大岗，是泛指位于内乡县城之东面而言的。而对于乡人，却位于王楼村之西，故乡人谓之“西坡”。或“西岗”！

      西坡地域广阔，约有2000亩丘岭田园，分布在五沟四岭，沟壑纵横的土坡上。

      垮过西河小桥，顺着岭上的上坡路，左右两边都是深沟，南边是柳树沟，北边是桑树沟。再往上走，就是横贯南北的寺山庙岭了。彺西下坡，就到了西大沟。再往西上坡，就是西大路岭，再往前，就是王沟的地界了。

      在柳树沟沟脑往西南走，有一道沟，叫老环沟。在桑树沟脑往北，翻过梁子，就是贾沟，与谢凹地交界！

        在我的记忆里，柳树沟，桑树沟，老环沟，贾沟，西沟五条大沟。西河坡，长尺岭，寺山庙岭，西大路岭这四道岭。再加上西河西岸边的上河，下河，以及零星的说不出名子的田园。就构成了家乡岗坡地的全貌了。

      桑树沟和柳树沟下端的沟底里，都有常年流淌的溪水，酿成了一块块稻田地，大约在5亩或6亩的样子。稻田里种稻，还有自生的鱼，蟹，蛙之类的水生动物。稻田周围有着各色杂树，春夏之交时节，蝴蝶翩翩，蛙声一片，鸟语花香，稻青麦黄，牧歌声声，多么美丽的一幅乡村田园风光图画！

    在以前的农耕时代里，乡人们全凭肩担手提侍弄庄稼。西沟和西大路岭距离较远，“远田薄地”呀，只能种植些扁豆，红薯，盛麻之类的作物。半个世纪前，还流传着一句让乡人烦心的俗语：“有女不嫁老虎庙岗，薅（hao）扁豆磨烂裤裆” ！

      从下河菜园地上坡，往西约30米处，有一隆起的高地，老辈称“高山儿”，这个称谓与通常的理解大相径庭：说它高，是指它孤零零地突兀在那里。说它是山，仅就是一大堆隆起的黄土而已。它的脚下面，是柳树沟涓涓的溪流。在“高山儿”上面生长着各色杂树，以刺槐，毛构，酸枣较多。“高山儿”，严然是一座小山的造形。

        小时候，我们总要三五成群，到“高山儿”上去玩耍，所嘻戏的形式有三种：一种是从山上往下滑溜，时间长了，高山儿的山腰间就滑溜出了一道一道明亮的痕迹。这往往是五，六岁的孩童们玩的。二是在上面捉迷藏，藏在灌木丛里，让对方去找。最后，就是十一，二岁的玩童，模仿着电影里的战斗场面，在山上，山下做对垒攻防。手里拿着木制的手槍、红缨枪玩具，嘴里高喊着“冲啊，冲啊”，“敌人上来了”的战斗口号，一样地激越，昂场，严然是战场上的英雄。有的玩童也会站在高山儿顶上，大声呼叫着“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真有点英雄王成的风姿呢！

      西坡的土地，基本上是礓石土壤，适宜花生，芝麻，红薯，烟叶种植。而那些垱窝地，都是水土流失积淀的老黄土，很肥沃，既耐旱，又耐涝，小麦又能抗干热风。收获时，坡上垱窝地里的麦籽粒，沉甸甸的，而且颜色也好，产量也高。

      如今，312国道自东河下游，经南洼，过西下河，穿柳树沟，翻长尺岭，跨桑树沟，走老虎庙后沟扬长而去。煤电运项目区，又把西大路岭和寺山庙岭开挖后，彻底填平了大西沟。仙鹤北路这条快速通道，又把柳树沟和老环沟劈为景观大道。家乡的山川形胜都面目全非了哟！

       

    六、俯瞰家园

      王楼村的称谓，核心是个“楼”字，顾名思意，这里曾经建设有楼房。老辈人有句传言：“王楼有座高楼房，一倒倒到杨集上”！

    在南洼地里，在过去深翻土地时，总能挖出一些零星的大青砖和大瓦片，由此可见，所言不虚。王楼应该在远年时代，盖有一幢栉比青天的巍巍楼房呢！

    岁月和风沙，淹没了早年的痕迹，但一代代口口相传的说辞，应该不会是空穴来风的吧！可以断定，先祖一定是位显贵富殷的人吧！要不，何来楼房呢！（后面要专门敍述）

    村庄的位置，在东西河间中央。呈东西长，南北宽的聚居村落。在我记事时起，土坯瓦房是绝大部分，有少许的草房。没排没行地散乱而居，多以血缘亲近家族相邻而生存。其中，村中有两条大路，东大路居于姓中间南北贯通，西大路居王姓中间南北穿过。

        王楼村分为四个村民小组，按照村委会的序号排列：七组为一个大家族，八组就是我的家族，九，十两组是于姓乡亲的两个大家族。其中，本家族又分划给七组五家，十组五家。全村人口约700人，在当地周边也算是一个大村落了。

      在行政称谓上是堰张村，其实是个历史错误。早在1955年高级农业合作化时期，成立的“堰张犁铧农业高级社”，办公地点在堰张村大地主喻继甫家闲置的空房里。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建置为大队了，为了放便南片大、小浆子，北凹，圪塔，马湾诸村，大队部迁在王楼，但称谓没变，仍冠以“堰张”二字。60年来，大队以后称村，都以此而冠之。其实际上，村部，学校，信用站，卫生所等这些建制单位，都设置在王楼村。像这样的名实不符，甚至造成了导航卫星地图上的方位标示，王楼村的位置，仍赫然是“堰张”二字，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呢！

      村中间靠南边，有一串三个水坑塘，谓之：西坑，中坑，东坑。其水源是由北及南流向的雨水汇聚而成的，总面积约有二，三亩大。我的家就座落在中坑北沿。在我小时侯，家门前的坑岸上，生长着一个偌大的刺玫架，还有各色杂树，荫郁蔽日，遮风挡雨。坑塘里有鱼有鸭，有菱有耦，岸柳丝垂，鱼翔潜底，乌语花香，蝶舞蜂忙。夏夜里还能在清清的池塘中冲水纳凉，真的是一个乐在消遥的好地方啊！

            四十年前，我的家是一座土坯瓦屋院落，一主两厢，始建于清朝的咸丰年间。我爷爷为长子，居堂屋，厢房是二爷，三爷的房产。三爷没有后代，由二爷的长子居住。所生四子，渐次成家立业，迁离了老屋。仅剩我家。老三间土坯瓦屋，外有一间土坏厨房。父子俩相依为命，空荡荡的屋内，更显贫穷落漠！及至我参加工作，父亲故去后，举家迁居内乡县城。百余年的老屋，在风雨中飘摇，岌岌可危！

      2017年春，拆除老屋，建设了新房。新房很时尚，也很漂亮，也很宽畅！旧时的家园形貌，只有在记忆中，在我有生之年里，被思念拉得悠长，悠长…………

    第二章  仰望先祖的背影

      每一个人，自赤条条的来到这世界上，从襁褓中啼哭惊世，在历经长成后又娶妻生子，在膝下承欢后又垂垂老矣！最后在听不到，看不到的火纸香灰里，走进深约五尺的墓地，益棺定论，黄塚一堆，荒草摇拽！尽管招魂幡在西风残阳下起劲地舞动，又有谁能够重返这个清明阳界？还好，子孙们倘若能追思贤孝，或撰文著述，或树碑立传，或口口传颂，那就算最起码没有在人世上白走一遭了啊！

       

    一、山西洪洞你知否？

      13世纪的宋朝晚期，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就象一股搶劫杀人的旋风，从北国大草原上，一直向南刮到南亚次大陆。在遥望茫茫大洋无路可走后，又折转到向地中海方向的欧州大陆，使中世纪的罗马帝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这场大拼杀，确实让蒙古铁汉的威名，足足震响了世界达一个多世纪！

        北周的重臣赵匡胤，在陈桥驿上，一群武将们，嘻嘻哈哈的把一件黄袍披在他的身上，就成了一个威威帝王，这实在是有点滑稽，而且也太容易了吧！在他的王朝里，又真的遇到了对手，先是北辽，后有金国，硬是把他的子孙们赶到了南方，“直把杭州作汴州”，也没有过几天舒心的日子。再后来，就算有文天祥的丹心汗青，也没有阻挡住成吉思汗的儿子，把赵氐孤儿赶到了大海里淹死后，一个大元帝国就诞生了。

      汉族人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民族，对于靠杀戮建起来的王朝，民心怎能悦服？不过百年的统治期间，各路反叛此起彼伏。特别是让一个没爹没妈，讨饭流浪，又不得不在黄觉寺剃了光头的朱元璋，硬是给赶到大漠以北了！这期间的连年征伐，苦的是下层民众百姓。山河破碎，白骨累累，赤地千里！当时的内乡县，地域涵盖了今天的西峽，浙川，却只有六万生民。想来，是多么可怖的一个世界！

      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年间，就开始了从江南诸省，向中原移民迁徙运动。当时负责迁移的朝庭大员，要在母丧期间丁忧守制（治丧守孝三年）。可移民是国家大事，死个老太太算个啥事呢！忠孝不能两全啊！但洪武皇帝还很有点人性化，他既让移民大臣上班公务，又要让他守制丁忧，就干脆把“移民安置办公室”设在他的家乡----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村。

      于是，从全国各地准迁的百姓，都汇集在大槐树下办学习班，洗脑，集中培训，直到你愿意迁移到指定的地点，官府才把你松散地绑起来，押送到地方。象今天诸如把“洒尿“说成是“解手”的典故，以及到现在还时不时的双手背后动作，就是当时移民苦情的真实写照。这样的移民迁徙运动，长达半个多世纪。于是，在移民的心目中，在山西洪洞大槐树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历历在目，挥之不去。向人们哭诉表白时，都是千篇一律地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迁来的！”

        历史的年轮不停地滚动着，而来自江浙，湖广，川陕等不同地方的移民后代，也就说不清楚他先祖的原籍地，只能是模糊且一言以蔽之：“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老家移来的！”

    这实在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谬误！但谎言重上百遍，就成了真理！所以，今天的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就成了人们寻根问祖的一大旅游胜地了！

      历史尚且如此，何况人乎！

    二、王姓渊流简述

        王姓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位列历朝历代各姓氐之前，渊源流长，支系繁多。经史家考证，可有以下八个分支：

    1、出自姬姓。西周灵王的太子姬晋，因为犯颜直谏，灵王大怒，被废为庶民，迁居到琅琊（今山东省胶南一带）世代繁衍生息。因其本为王族，世人称其为“王家”，就延用成姓。其后，周文王的第十五子毕公高，其后代子孙因故散居京兆、河间一带，也以王族之故，自称王姓。后世沿袭未改，渐成大姓。 这一支王姓，是有文字记载的。

    2、出自妫姓，为古帝王虞舜之后，居于北海、陈留一带，因源出古君王后裔，世为王姓。

    3、出自子姓，是成汤的后人。殷末，王子比干，为纣王的兄长，因劝谏纣王被刨腹挖心。葬于汲郡，其子孙居其地以守陵墓。因源出王族之故，改姓王氏。

    4、出自田姓。公元前368年，田和取代姜姓为齐国君主，史称“田氏代齐”，传八王，被秦所灭，其子孙被废为庶民，其中一支自认为齐国王族，遂以王为姓。

    5、出自春秋时魏献子之后。韩、赵、魏三家分晋，各自为王。后魏亡于秦，其王族避难于各地。因其中有不少支庶子孙为魏国王族，故改姓王。如信陵君魏无忌，避难于泰山，至西汉入朝，被封为兰陵君。其后自谓出自王公显贵之家，易姓王氏。

    6、出自燕太子丹之后。西汉末年，王莽篡汉自立，建立新朝称帝。燕太子丹玄孙名嘉，上献符命，为王莽所宠，赐姓王氏，与帝王同姓。历史上因封赐姓王的人还很多，其子孙也以王为氏。

    7、出自少数民族。据《通志.氏族略》称：王姓“出河南者，为可频氏；出冯诩者，为钳耳族；出营州者，本高丽；出安东者，本柯史布。此皆虏姓之王，大抵子以王者之后，号曰王氏。”

    8、出于自改姓为王氏的。举如南朝梁将王僧辩，本为鲜卑族，姓乌丸氏，后自改姓王；隋代有个王世充，本为西域胡支姓，入中原后，也自改姓王；五代时人刘去非，自己改名换姓叫王保义，其子孙延袭姓王；满族完颜氏，有的改为王姓；明初，元朝蒙古贵族被朱元璋迁徒后，太祖赐蒙古族耶律氏，改为王姓。

    三、考证不清的始祖渊流

        如何去追根溯源，来考证我的始祖呢？

    “千篇一律”却使你“百口莫辨”。在我历经的一个花甲岁月里，最年长的长者，不死也应有150多岁了，上下历8代人。都说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移过来的。至于始祖是江浙？湖广？川陝？或者其它地方，真的是考证不清，也无可考证了，就只得这样认可了！一句话：不是当地土著居民，是迁移来的！

      来聚焦几百年前的长镜头吧！

      在遥远的14世纪或15世纪之交，那是一个落叶飘零，冷雨浸肤的晚秋时节里，王姓兄弟四人，用一根草绳栓在右胳膊上，在衙伇差遣的威逼驱使下，跋涉了两千多里的遥遥路途，瘦得皮包骨头，几乎是淹淹一息的来到老虎庙岗下。这里原本就有一户王姓居民，鉴于同姓，可谓同宗，就算是个本家兄弟了。于是，差人们就把兄弟四人松绑后，安置在王家，扬长而去！

      当地王家确也是古道心肠，在几经周折后，兄弟四人搭棚栖息，垦荒种地，也就算居有所，食有依了。但二兄羸弱，早年夭亡。三兄弟渐次年长，娶妻生子，繁衍生息。其一迁居西山虎头王营，其一迁居南土谷山东南山脚下沟王。

      不知何故，西山虎头王营从无联系，但他们的老辈也流传，老虎庙岗底下王楼是本家。而我的先辈也曾称自己姓是虎头王而不是“花王”，（明初时期的蒙古贵族耶律氏，被明王朝流放迁徒后，皇上赐姓王，俗称花字王）。又可理解为是“老虎庙岗下王姓”的虎字王，以此而显家乡位置。而老虎头上也确有“王”字花纹，并此以为豪迈。由此可证，西山虎头王营与本族同一始祖，不会有谬。至于何以没有往来，可理解为当年兄弟有嫌隙，久搁而致的吧！

      土谷山东南脚下的沟王，是同一始祖，是确凿无误的。老辈人讲，沟王家富，年节回东老墓祭拜先祖时，高头大马，鼓乐喧天，十分威仪。因路途遥远，只得由本家招待管饭。但苦于贫穷，人员，马匹繁多，就管得不起饭了，甚至还有敷衍之嫌。渐渐地就失缺了联系。但那里的族人，都知是由老虎庙岗王楼迁过去的，当不为谬！

      默河南陈营村李湾自然村王姓，迁移的年代较晚，应当是在以上两家之后，常有走动，还能论及辈份。于姓于成川的妻子王妞，就是李湾王家姑娘，按辈份我叫姐，按于、王辈份应该叫婶，而我们之间常姐弟相称。

      余关子育下边有村叫黄楝树坡，王姓居民达200之众。他们迁去已有13世。辈份可论。

      赤眉王营东北有老坟沟，沟口王姓居民也众。在内乡地名志中，记载其始族源于老虎庙岗下王楼。迁居不过150年。可论辈份。经考证访谈，有王文祥者，称其九岁时曾回老家祭拜先祖，在村西头前门老婆家留宿吃饭，也称谓之“大奶奶”辈分切与老家同龄玩童唤“等朝”者玩耍。该支王族，应与今天的王文广相近血缘，为同一宗亲。

    雷沟上边的李沟，有王姓居民达百余众，是我直系亲族，仅历七代。是我曾祖之长兄后裔。因大曾祖母娘家断后，产业由闺女承继，迁居也不过百年。是出生在我居住的三间老屋里之后（约在清末民初）才迁出的，至今亲同一家，红白喜事，应邀互动着呢！

      综上所述，始祖始迁于明初，已历31世，开枝散叶，多达六七处栖息繁衍生息，有数千后裔之众，应该是方圆望族，当不为过。遗憾的是，先辈们是因为家道贫落，又途野闭塞，没有人饱读诗书，扬名显祖。更疏于文字著述，撰修谱志，致使后人难溯渊流，真的可惜得很呢！

     

    四、可考的直系先祖

    大约应是在清朝嘉庆年间，先祖生有一个玩童，取名叫王云重，平日里弄槍舞棒的瞎耍，父母任其为之，全当成一条顶门杠子，也不能不是一个美好的期望！可这云重到后来武艺精湛了，硬是到京城考了个武进士。家乡的人的确是风光了多年！

    王进士在京城皇家宫室里戊卫皇宫，也很威武勤谨，且有功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央警卫团团长”吧。应该是道光皇帝吧，还亲自给王云重赐了个“龙章亲赐”的匾额呢！可是好景不长，不知他得罪了哪个奸佞，一纸调令，贬謫为山西阳城（今阳泉市）作个县承！几年后，鸦片战争节节败退，使爱新觉罗王朝的大员们想起了王进士，可他已经老迈无力，不能重上战场了。道光皇帝为他平反昭雪后，多加体恤，就让他告老还乡，在老虎庙岗下的老家安享天年。这时侯，先祖云重用多年的家资，筹措盖了一幢小楼，挂上皇匾，王楼村名也就诞生了。细算起来，也不到二百年吧！

      王云重把自己的后代名讳，制谱为：振，泰，应，廷，治，国，安，邦八个字。而且，他把这八个字，看得很“重”要，从这八个字的含义上看，都与朝庭治世有关。可见王云重身为京官，报效朝庭的志向与夙愿了，他的身份和地位流传，应该是确切不误的吧。            我在想，老人家何以只续八辈呢？细想不错：含于云字，恰为九代。古人以九族为亲呀！看来王云重真不愧做过京官。在他看来，九代以后，就与他没关系了，其用心是很良苦的呢！

      王云重的亲弟兄呢，由我所考证，当是今天王运中的先祖，王国华的先祖。而王云重的亲叔伯弟兄，应当是今天王楼阁的先祖了（要不，何以他们于我以叔相称，而不称嗒呢？）。

        至此，王氏先祖的渊流就清楚了呀！

        我的高祖是王云重，他的一个儿子，叫王振文，他的兄长叫王振正（ 王龙生大哥多次给我说过，先祖有文，正俩弟兄，后坟葬的是正，西河坡葬的是文。），就是葬在村北后坟的老祖宗。这一文，一正，就是个“政”字，这位高祖的京官武将身份，视“文”，“正”为自己的追求和夙愿了！

      老祖振文翁生了四个儿子，三个姑娘，偌大一个家庭，挺兴旺的嘛！可惜，二，四两个儿子没有成家，他俩力气大，也勤快，冬天在门前的池塘里挖青泥，老四年轻时还能用屁股顶起石磙，就可想而知了！

      大儿子成家立业后，妻子是雷沟上边李家的宋姓姑娘，家道殷实，有70亩地，两头牛和一头拉磨的驴。还有套车。只可惜宋家儿子有些痴，到底没有媳妇。大曾祖奶奶一家人，只得搬迁上去，承继了家业。如今已历七世，也就百年不过吧！

      老祖振文公的三个姑娘，其一适杜岗杜家，其一适符塚符家，其一适代营东张张家。都开枝散叶，后辈兴旺。其中的杜家一表叔叫杜文奎，官至中南考古理事会长，应是厅级官员，定居在襄阳，过世才没几年呢。

        我的曾祖名叫王兴泰，是老祖王振文的三儿子。生三儿三女。长子王应先，次子王应纪，伶子王应山。三女中长女适灌涨沟东程家，二女适土谷山岈子黄家，三女适后马马家！时年，曾祖家道富足，三女所适尽皆大户人家，每年节下省亲，派头十足，令族人侧目。

      祖父王应先时，家道中落，原因是祖父的两个没成家的叔父，年老体弱，不仅不能持家，还要奉养。而他俩人脾气也倔犟，渐渐地每况日下，及到祖父青年，家道就已经落败了。

        祖父是个泥瓦匠人，善替人盖房子。那时的人古道热情，祖父尤甚，总是白搭工，充其量混个肚子圆。父母早亡后，祖父也没有家业，二弟已经成家立业了。三弟年幼，挑着个货郎担子，游走四方。祖父一个人饥一顿饱一顿地生活着，至到29岁时，才与祖母结亲，于是就有了先父，以至于今天的我，和我的子孙了。

    第三章  多难的祖孙三代

    1926年秋天，丧偶的祖母李氏，从董堂携女再嫁，与祖父结成秦晋，时年29岁的祖父和33岁的祖母，就踏上了苦难悲残的人生路途。1953年秋天，有些过于忠厚的母亲英年亡故。自此，祖母，父亲和尚在襁褓中的我，就在极度艰难困苦中苦渡时光。及至我长大成人，卑微，多难，畏惧，低调的情绪，一直植根在我的血液里，使我小心翼翼的去面对人生，以至于到今天！

     

    一、英年早逝的祖父

      祖父在少年时，由于曾祖父及其兄弟的经营，家道还可以自给。在曾祖父与曾祖母相继去世后，他的两个没有家室的叔父，也已经年老体弱，再无能力为家庭出力流汗了，而且还要奉养他们。祖父是长子，就只能挑起家庭的重负，跚跚地过着紧巴的日子。他是一个泥瓦匠人，就是那种起房盖屋的建筑工人。但那个时代，战乱频仍，灾荒遍地，哪有房可盖，仅只是为邻里乡亲修修补补的那种营生。祖父古道热肠，仅凭一碗热饭足矣，哪有伸手要钱的心思呢？东家即便给钱，他也是推推让让的多少领点心意，也就完事了。

        那时，两个衰老的叔父，急需照顾和赡养，财力，物力都不能为继，何来娶妻成家之资呢！及至年近30，才遇到祖母。

      从伏牛山下蜿蜒流淌着一条清清溪水，从子育、黄楝树坡，又流经黑龙庙，就成了一条款款风姿，清流漫漫的河了。河岸边水草茂盛，适宜牧马，常有怀孕或带子的母马，在河边安然地吃草吸水，膘肥体壮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马儿母子相随，仰天长啸地感动着沿岸的人们。于是，这条清流，就被人称作“带驹河”了。山乡农人们的意象，与汉语字义的蕴含和考究，想来是很贴切的呢！

        祖母的娘家，恰在带驹河岸边，距河不过20米远，门前有一座小桥，往来行人都会看到：在水一方，有位姑娘，秀手洗菜，清流涴纱，那样的风姿卓约，让人久久俳佪回望！这个姑娘，应该是豆蔻年华的祖母啊！

      祖母出阁后，适配与家乡五里外的董堂河头村董家，所生一子二女，倒也安宁地生活着。可在九年后，祖母的丈夫，在避匪逃亡的路上，被土匪的子弹击伤，没几天，就故去了！

      母子四人，这就塌了天了啊！那年月，兵荒马乱的，民不聊生，四处流浪。一个女人，拉着5岁的长女，背着3岁的小女。7岁的长子，手拽着母亲的衣角，手握打狗的树枝条子，跄踉在逃饭的路途中！

        那年冬天，天下大雪，母子们在邓县白落堰（今龙堰乡）流浪讨要。面对茫茫白雪和淹俺一息的儿女，祖母哭啊，哭啊！那苍天能给碗饭吗？那大地能给块馍吗？为了母子们都留个活命，祖母咬牙把大女儿卖给了穆庄村里一个穆姓人家作童养媳！而今，大姑母一家也开枝散叶，人丁兴旺着呢！

      祖母的弟弟，也是靠讨饭过活的，不知是何缘由，听人说及祖父，是个古道热肠，勤恳上进的年轻人。更重要是，祖父有三间空荡荡的土坯瓦屋。经人说合，祖母就拖儿带女地与祖父生活在一起了。

      1928年正月十二，祖父终于成为当爹的人了。就这样，一家四口（二姑母相随，董家伯父在董堂自己谋生），经营着贫脊的三亩薄田，过着残淡的生活！

      那时的人，勤农桑，是正途。就是说，男人在田地里劳动，女人在家养蚕，结茧抽丝，換取钱财。祖母养得一手好蚕，从蚕种萌动生命，到结茧化蝶，祖母都能熟练地操作打理。家门口一棵大桑树，枝繁叶茂，就靠着这棵桑树，祖父在树上摘采桑叶，祖母在树下收拾桑叶，一筐筐往屋里拿。就这样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过着苦中有甜，甜中有乐的男耕女织生活。

      1933年五月的一天，大桑树上边的天，还是那样的蓝，大桑树下面的池塘，水还是那样清湛，荷花依然开放，柳条摇拽，鱼翔潜底，家里的蚕儿，正在发白亮丝呢！祖父也和住常一样，站在高高的桑枝上。突然咔嚓一声，枝断人落，祖父重重摔倒在树下的磨盘上，爬不起了！

    那个年代，哪有良医妙药呀！月余时间，祖父的腰间就长出了蛆虫。两个月后，祖父带着不了的心愿，看着11岁的养女，又看看5岁的儿子，就再也睁不开他那双慈爱的眼睛了！

      那一年，我的祖父，只有35岁。

    二、古道热肠的祖母

      祖父英年早逝后，祖母拉扯着11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苦度时光。长期的苦难经历，使祖母养成了吃苦，耐劳，抗争和愽爱的品质。在那个年月里，战乱，灾荒，盗匪，流氓，恶棍横行无忌。原有的2.7亩薄田，最多能打下300斤粮食，还要交纳皇粮，赋税，纳捐，伇工，河道清菸等各种费用。更重要的是没牛，没车，她怎能耕种。生活的艰辛，没有压垮她的脊背，她依然在苦难的途程中，充满希望，蹒跚前行！

      祖母不畏权势，努力抗争：在祖业的田地临界的地边上，相邻的人家在紧靠地界处，栽着一行梅子树，树根伸在我家的地里，上面树冠遮阳挡风 ，庄稼岂能生长？

      祖母与这家人论理，人家硬说这树是栽在自家地里，根往哪伸，他管不着。几次交涉未果。祖母只得到区上告状喊冤。一番陈述之后。区上的杨捷三团长立即把临界的土地主人叫到区公所，责令其砍树。于是，祖母赢得了官司。

        祖母心怀希冀：祖母拉扯着一双儿女，过着艰难困苦的生话。在我小时候，就听到人们学说着祖母自吟自叹的话语：“嗯哼，嗯哼，背着满娃（父亲的乳名）过光景！”她没有对苦难的人生垂头丧气，而是以观达的心态去抗争奋斗。而且还供养父亲在大浆子小学读书认字。在那时，比我家境况尚好的家庭，也未必就能让子女入学读书。可见，祖母并没有沉沦，而且心里充满了生活的希望和憧景。她企图让儿子学习知识，改变命运。应该说，祖母是一个具有前瞻意识的伟大母亲！

        祖母古道热肠，一心向善：在邻里关系上，祖母一向乐善好施，俠肝义胆，衷肠热心。我们的家族庞大，不论谁家的孩子生日，她总会牢记在心，即便出门讨要，也要拿去自已的微薄礼品，去为孩童贺岁。哪家人喜添丁口，祖母都要手捧喜面，恭贺新的生命降临。哪家娶儿嫁女，祖母总去帮忙，且以微薄诚敬的贺礼，去奉迎新人。哪位乡亲仙逝，祖母总会手拿火纸香烛，咽咽祭典，恭送灵魂。年来了，无论是除夕或大年初一，祖母辈份虽高，也要到各家去守年熬夜，共贺新岁！

        祖母豁达开朗，明辨事非，善解人意：让人不能忘怀的是，当邻里乡亲们有婆媳吵架，兄弟互责的时侯。祖母总是以奶奶，婶娘的身份，左哄右劝，长说短论地让双方都能去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至到犯颜双方破渧为笑，握手言欢，尽释前嫌，又重归于好后，祖母才会挚手相别，欢心而归。

        祖母素心若雪：本份作人，高不攀，低不弃，富不恨，贫不欺，一视同仁，互相敬重，不卑不亢，不拿捏，不做作。是真诚的，是待人真心实意的一个诚敬女人！

      正是这样的品质，血脉贯通，祖母的品质，也传到了我的父亲，我和我的子孙。这从遗传学上的“遗传性保守”理论上看，这种血缘传承的现象，真的是一个真理呢！

     

    三、勤劳忠正的父亲

        父亲的名讳叫王满財，在族谱辈里叫王廷信，是兴泰的嫡孙，应先的独子。人生的三大不幸，父亲遭遇到了两项：幼年丧父，青年丧妻。这无疑的给他多舛的命运，打上了不公平的符号。五岁，对于现在的儿童来说，那是极尽文华，也无法完美表达的幸福童年啊！可是，我的父亲，缺衣少食自不待言，却还要瑟瑟地牵看母亲的手，睁着巴巴的双眼，去乞讨生活了。8岁，在荒草摇拽的老虎庙岗上，裹着破衣烂衫，任秋风萧瑟，黄土漫卷。他的小手牵着老牛的缰绳，在如血的残阳里，蹒跚归栏。他以赢弱的童稚，来让生命绽放。细细想来，这是不是一朵苦难的生命之花呢！

    在东家割草放牛六年后，，父亲已经是弱冠少年了。是艺都可养家嘛，于是，父亲拿起4斤重的篾刀，去学习篾匠手艺。现在这个行业已经绝迹了。那是用篾刀，把竹竿破开成细小的竹篾（细条），有的竹篾细如头发，有的薄如蝉羽，有的柔如蚕丝，全凭匠心独运，手巧若塑，才能编织成各种玲珑别致的竹制艺术品。父亲心灵手巧，更重要是，他深知人生的艰难，只有艺高，才可能抗拒磨难。在同龄徒工中，师傅十分赞赏。经由他编制的竹篮，箩筐，美观，结实，平滑，细致，以致于成为艺术珍品。至到晚年，他还能给邻里乡亲们编制各色竹具，并笑说“给大家留个遗念！”

    父亲待人诚厚，乐于奉献，象祖母那样，一心向善，在乡邻的口碑甚好。 解放后，父亲于1958年加入了共产党，而且被推选为生产队长，一至到1982年我参加工作后，才卸去了队长职务，任期达24年。

    在上世纪50- -80年代里，政治运动多。作为生产队长，自然是任由摆布，听党话跟党走自然没错。但有时却被人为的改变了航向。脱离现实，违背规律的左倾，右倾现象时有发生。但父亲决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大跃进，放卫星，小麦亩产上万斤，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父亲心里有数。

    在杨集区政府里，会场里有一个高高的土台子，他们把父亲推到台上，让他说亩产万斤粮。父亲不想违心说假话，站着一言不发。他不能抗拒运动，但却能凭着良心，守住自已的嘴巴，坚守住一个共产党员的道德底线，坚决不能让浮夸风吹开实事求实的钢铁大门！

    1975年秋，夏季干旱，小麦严重减产。早秋玉米急待收获充饥！房后岔路边约五亩玉米已经成熟。但大队要等估产后再收获。父亲趁大队干部外出开会之机，把这块玉米收获后，按人头分了。后来，大队支书十分脑火，要以“私分口粮”的罪名加以惩处。“反正死活不过是撤职呗”！父亲干脆听之任之，任由处分。

        1978年初，父亲发动社员，把队上每块田地的边沿开垦整理，垦出了荒地约5亩。然后调出塾地5亩，按人分作自留地。大队支书大怒，声言查处。父亲仍然是用静待的姿态，泰然处之。鉴于父亲的威望，品质和成就，也就不了了之了！那时的“自留地”，可是乡亲们的救命田啊！

      至于父亲从祖父、母血脉里承继的亲善，感恩，和睦，豁达，明辨，素心若雪，克已奉公的品性，就可想而知的了！

      秉公办事，毫无私念，在亲历亲为的生产队长任上，父亲从没有拿过公家的一针一线。至我参加工作以后，父子俩仍然家徒四壁，一床，一被，一锅，连个象样的坐凳都没有，一直是贫穷的家底。尽管如此，我却永袭了祖，父们的品质和忍耐，是这份丰富的精神财富，支撑着我，在那些艰苦的时代里，好学上进，愽学多才，从而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

    四、乱世漂零的母亲

      1940年，地处中原的河南，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1941年，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这时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甚至出现了“杀人食肉”的残状！然而，国民政府对此似乎了解无多，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赋税还照征不减。尤其是许昌，漯河，周口豫东大平原上，加上国民党汤恩伯军构筑抗日防线，疯猖掠夺民间资财，又加重了灾害。为了活命，为了救生，那些八九岁以上的女孩子，被人贩子强搶强买地塞进用毛驴拉着的蓬布小车，缓缓西去，绝尘于西风黄沙之中。远去的车轮下，留下了淒残而又绝望的哭声……

      这是我的生母远离故乡的瞬间写照。那一年，她才九岁。

      只知道母亲姓李，临颖县人。而爹和奶，以及邻人，都不知道她的名讳！

      贩人的蓬车，经过大约十来天的行程，走走停停，车上有六个孩子，都面黄饥瘦，衣衫褴褛，目光痴呆，惊恐万状以至于可怜兮兮的模样，看不出是个男孩还是女孩。仅从头发和眼神上，才能判别出是个女孩。她们原本就饿，在路上已经是饿得没有了欲望。有一个女孩子就死在车上，在浑然不知中被拉到方城县界，就被人贩子骂骂咧咧地抛尸荒野了！到了内乡赤眉，那个微黑，清瘦，一言不发的女孩，还能转动着眼睛，她应该是我的母亲。

      还好，母亲和一个姓周的同龄女孩子，被卖到赤眉河东老坟沟沟口南边的一家姓范的人家里。这家人在山沟里独门独户，林木森森，有一个偌大的竹园，十分幽静，当然也似乎有点可怖。她俩在吃饱之后，忽闪着两眼，才知道是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天地。两个九岁的女童，只有哭啊，哭啊！也只有哭，她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再去牵着爹娘的手呢？

        在范家呆了四年，每天都是拾柴，喂猪，洗衣，汲水等零星活。这对于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来说，已经是力不能及的事了。椐说范家人还行，这家人的三个长者，多少有点仁慈心肠，母亲做错了事，还不至于暴打。可是，就在十四岁那年，母亲又被转卖到了小范营对面的一个叫赵家的小村落，是给人家当童养媳的。这也是个苦寒人家，破费点资财给了范家，把她领回来，是想给他的傻儿子传宗接代的啊！可他家很穷，甚至是揭不开锅盖。村人们总会看到一个蓬头、赤脚、衣衫缕烂的女孩子，手里拿着树枝，在太阳河的山坡上放牛，牧羊或割草，也会看到她瑟瑟地在带驹河里洗衣淘菜。就这样又过了两年，那个要和她圆房的男人却早早地死了！

      还是祖母的弟弟，我的舅爷，他是个讨要多年的花子，椐说还当上了当地的叫花子头目呢！舅爷人很聪明，就从他生下的二男一女的聪明劲儿，即可见舅爷的一斑了。那也是在一个深秋的夜里，舅爷领着母亲，不声不响地离开了赵家。

      客观地说，母亲来到王楼，应该说是跳出了火坑，走进了温暖！祖母古道热肠，对她关怀倍至。父亲会个手艺，能挣钱养家，重要的是，父亲诚厚，专注，一家三口也算是迎来了曙光。这时已经是新社会了，经过了土改，日子向好，夫、婆照顾，邻人都说：“大老婆熬到出头之日了”！

        第二年阴历六月初三，是母难之日，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了。可那年干旱，在闰六月里，天实在太热了！母亲难耐酷暑，在不听祖母的劝告之下，偷偷地到门前的池塘里去洗身子，而且还把我的尿布浸湿后，回房后搭在她的身上，以解暑热。就这样，母亲病了。

      那时侯医疗条件太差，而且月子里也还有许多忌讳，只能熬些草药汤喝喝。81天后，母亲故去！

      由于母亲年轻，时年才21岁。病逝后，就用几块木板，做个匣子，草草掩埋在寺山庙岗顶的老坟偏西南方向。1958年，政府号召平坟，母亲的坟墓荡然无存！在我长大以后。父亲牵着我的手，在模糊不清的大概地方，烧纸，叩头。追思，怀念！

    第四章  没妈的孩子早当家

        人们在遭遇到突发性危险时，总会由衷地发出一声惊呼：“唉呀，我的妈呀！”在古装戏剧《狸猫换太子》里，从未相认的宋仁宗在午朝门外与生母相见，天子威威，在见到了生母的一瞬间里，突然跪倒在石阶上。众臣赫然。只有宰相王延龄心怀喜悦，因为他知道：母子天性使然呀，哪有一个皇帝去轻易跪拜一个民间老妇的吗？

        我人生的最大遗憾，就是幼年丧母。在以后的岁月里，是苦啊是甜啊，那都是生命历程中的匆匆过客，挺过去也就是了！唯有生母早亡，连个音容笑貌都没有印象，这不仅仅是人生的遗憾，而且是一个不完美的人生哪！尤其是在当看到我的同龄人携母同游，尽享天伦的时侯，我总是暗然神伤，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罪恶极大的罪人，真有点惶惶自责的感觉呢！

    一、吃百家奶的苦孩子

      不到三个月，还在襁袍中的我，不仅仅是一条生命，而且承载着王家香火绵延的希冀，是祖母在绝望挣扎中新的光明啊！可面临的客观实事是，我要吃奶，我要活命，父亲当年也只有24岁，当然显得茫然而无措，邻人倍感欣慰的心，也沉重了起来！自打祖父亡故之后，我应该是祖母脸上绽放的微笑，而今，却又让愁云锁上了眉头！

      还是救命的祖母，她把烧熟的红薯，用自己的舌尖砥碎，再哺喂到我的小嘴里。然后又把开水吸在嘴里，和着他的涶液，又哺吐在我的嘴里。还有，她把麦面炒熟，晒干，用细箩又筛过一遍，做成糊糊面汤，也是如上那样吐哺着我。天渐渐凉了，祖母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用她的体温，温暖着我，大约两个月后，我虽然羸弱，但眼睛有神，也会用温柔的目光，看着祖母，间或地裂嘴一笑，祖母的心头上，就盛开了一朵鲜花！

        有人“看他也活不了几天”的预言，被祖母的辛劳粉碎了！

        父亲有着深深的内疚和自责，他就说服祖母，给我雇佣个奶妈，吃点人奶，但是家里哪儿来的资財呢？还是祖母独当一面，抱着我，跑东家，走西家，凡是有点奶水的女人，见了面都说：“积福了，给俺可怜的孙娃吃点奶吧！”乡人善良，而且祖母彼有口碑，都能给点奶吃。有时候，祖母抱着我，在田间，地头，路旁，河边，树下静静地等侯，有奶水的乡间女人，总会给我喂上几口奶水。几个月下来，我的脸上就有了些许的红润。

        你听说过踩百家门，吃百家饭的。但你听说过吃百家奶长大的吗？我的生命，真的是一个奇迹！

      老这样，不是个办法。于是，范营姨奶找了个本家侄媳妇，托她哺育我奶水，当然，要给酬劳，每月六升小麦，这在当时，也算是个可观的数字了。而且，奶奶在人家不太情愿的情况下，硬是让她认我干妈。于是，我又在范干妈处养育了三个月。在我成人长大，以至成才以后，和干妈常有走动。同院的大妈多次当面数落着干妈：“看你把成娃喂成皮包骨头了，还有脸看儿子！”可我不以为然！滴水之恩，当湧泉相报，那时的一滴滴奶水，都是生命的甘露啊！

    二、我吃过雁屎，你信吗？

      总算在艰难中逃了个活命，慢谩地，熬过了婴幼儿时代，也会走路了。祖母的心也舒展开来了！她总把我夾有胳膊窝里，在有女人的地方坐下来，半是感谢，半是感叹地絮絮叨叨着：“有苗不愁长，没苗哪里想”和“该死球朝天，不该死活一千！”的语句。甚至还能自言自语地说着：“我孙娃命大，长大了不指定能上成学了，当个啥官儿的，也不是不可能吧！”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有的女人还侧目相讥：“疯老婆是说疯话呢！”其实，那只是祖母心里的期盼和热望，是一种自我心理安慰罢了！

      五岁那年春天，我正经记事了。在王成栓大爹的院子里，祖母拉着我的小手，让坐在那里的瞎子算命。当祖母报上了我的生辰八字后，那算命瞎子念念有词地呻吟半天，提高了嗓音说：“这孩子长流水命，顺势而为，必有造化，日后最其码是个高中生，21岁要吃国家粮啊！”祖母十分高兴，且深信不疑。逢人便讲瞎子的话。当然，也有人嗤之以鼻，不屑地说：“嘿，俺家里要出个吃国家粮的人哩，到时候咱也跟着享福去！”

        也不知阴阳玄道里确有玄机？以后的实事证明，我自化工厂参加工作时，确是21岁，而确实超出了“起码”二字，成了一个本科生呢！

      接下来的情形，是中国当代史中讳莫如深的大事件：三年自然灾害。

        作为著述，要面对历史的审慎与考量，只能以事实说话。只因为，我是这场大饥荒的亲历亲见者，而且，我又是党和政府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我没有必要放大或缩小那场苦难，也无意粉饰太平。必竞，那的确是我所经历过的苦难啊！

      人民公社化后，就开始筹划食堂。那时的人们，对吃集体食堂是拥护的，欢迎的。建国初期，太阳都是新的，这种解放劳动力，強化集体主义意识，是正确的。1958年秋天开始，全村分两个食堂，几百号人，白馍，炒菜，自由吃饱，这是真实的情况。

      但是到了1959年，粮食减产，管理不善，多吃多占等因素日渐突现，食堂供不应求，就使质量下降，开始定量供给了。“大人两碗一”，”孩子一碗七”的由掌勺的分舀。重要的是确实有断炊的可能。于是，1959年底开始饥荒了，清汤里漂浮着菜叶，就算一顿饭是时常有的。有些老年体弱的，就得浮肿病，王强大哥就是这样死的。为了补继，国家确也调拨粮食救灾，但杯水车薪，效果不大。发明新食材，象把玉米芯粉碎，树叶粉碎，谷慷等掺和在一起蒸成团子，也确实吃过。把坏红著皮再细细剔除干净，煮熟吃。还有马山酒厂里的小米酒糟，晒干，打碎，掺和着其他的东西，蒸成团子，都是有的。但是，食堂没断顿，这是事实。

      那时祖母尚在。不知听谁说，袁沟村有人吃大雁屎。说的人还彼有感触，饿急的人不妨一试。那也是个瑟瑟秋冷时节，祖母拉着我，在柳树沟麦地里拾雁屎。那东西是青里泛白的圆条条，干的好拾，湿的就拿不起来，泛青的好，泛白，泛黑的不好，奶奶不断地提醒着我。半下午，就拾了大半箩筐。拿回家，支起一个破锅片，炒干，稍微带有点煳焦味就行了。现在只能记起，那东西有点玉米花煳焦味，掺合着青草味，没有臭味，还是一个一个地咽下肚里了。没什么坏结果呀！

      1960年的一年里，食堂里的生活时好时坏，维持经营。但当时人们有偷偷地在自已家里支锅，公私兼顾，煮点野菜还是有的。特别是春，夏，秋季节，能够食用的野菜都采来吃，干部们也默许不予干涉。也就算熬过了冬天。到了1961年的冬天，食堂就散了。

    三、祖母之死

        1961年冬天，食堂还断断续续地开着，那年冬天很冷。除了队里的农活，稍有空闲，人们就到红薯地里溜红薯。就是把留在土壤深处的红薯根须挖出来，不指定能挖出来个真的红薯，就是很幸运的事呢！

        那些天，祖母经常咳嗽，庞营姑父是名医，祖母一个人去了庞营，和姑母说话。也不知是她老人家天年已尽，她已预知？总是唠唠叨叨地说这说那。由于姑父悬壶济世，有人多少拿点礼品，姑母家相对要好些，总要留她多住几天。她总惦记着我，实际上也有心思再住一天，但嘴上还说要强走，姑母深知她的心性，也没強留，就在呼呼的北风中跚跚东归了。

      回家以后，祖母似觉发热感冒，那时没有这个名词，只说是受点风寒罢了。接下来就发烧，浑身无力，病倒在床上了。

      姑父是医生，当然要来诊治，把过脉象，似无大碍，就吃了些药，也就轻了许多。于是祖母又起来忙活了。谁知隔了两天，又复发了。于是反复几天，就再也不能起床走动了。

      应该说祖母当时得的是病毒性感昌，她就是没治彻底就不继续医治了。再加上生活条件差，年岁又大，免疫力下降，也就经不起折腾，才致使病情加重了！

      我记得当时生产队由大队指示，爹从队里领回了10斤白面，就是为祖母医病吃的。可祖母不肯吃，她还是记挂着我呢！而她想吃的是红薯。同院的大爹就跑到白湾坡上，一上午终于挖出来两三个四两重的小红薯。拿回家后煮给她吃。祖母勉强吃了几块，喝了几口汤，就睡下了！

      我当时在院外坑边，正拿着镰，篮子到南地挖野菜，忽然听到了屋里姑母的哭声，就心里一震，泪水夺眶而出！

        祖母仙逝了，那一年，祖母69岁，而我才七岁！那一天，是1961年农历11月29日下午四时许。

      今天，我在想，是上天差遣祖母来，把我养活到少年懂事之后，她的任务完成了，就撒手而去，不管您的孙子了吗？

      接下来是殡葬事宜，董堂大伯筹来的棺木。原本是应该是和爷爷葬在西河坡老坟里，可那时经过五八年的平坟，已经荡然无存了，不好找。还有一个重要因素，路远，人们饿，没力量抬那么远的路。就干脆埋在南坟，也是老坟，而且姑父懂得阴阳，是个绝佳之地。于是，祖母就安葬在南坟了。这里地平阔旷，放眼四望，东西大岗，东西河流，山水俱佳，清幽而畅荡，真的是灵魂的栖息地。

      没有响器，没有鞭炮，没有白白皑皑的悲怆氛围---只因为那个时代太过贫穷了！但却哀声动天，孝子贤孙们大放悲声，痛哭追思。我们的家族庞大，哀荣尤甚！邻人乡亲逐棺拭泪，痛悼亡灵。黄土掩埋后，那支高高飘扬的招魂幡，起劲地摇拽在寒风中！也飘荡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挥之不去，以至永年！

       

    四、冷暖我自知

      祖母故去以后，就只剩下父亲和我，相依为命的生存着。在形式上看，家庭命运的轨迹曲线，已经跌落到了最低点。但是，这却是一个上凹的拐点。在今后的岁月里，命运的函数曲线，应该是呈增函数态势，而昂扬向上的奋发起来！只因为我长大了！

      就在祖母病故的秋天，我就入学读书了！记得第一天上学，发了新书。语文课本的第一课就是“我上学了”，图画里有爸爸妈妈拉着儿童的小手，蹦跳鹊跃的样子，令人欢欣鼓舞。我托腮细看，想象着那应该是我自已。我的心底里就出现了单纯朴素的想望：我长大了！要好好读书！

      平常人的平常事。就是吃饭，穿衣，干活，睡觉！祖母故去后，吃穿的问题就突显出来了。母亲过世时，父亲也还年轻，有祖母依托，吃有人做，衣有人缝。现在倒好，总不能让姑母来来回回的缝补浆洗吧！七岁的我，就担起了这个责任！

        西河不远，我也象婶娘们一样，把散乱的脏衣，放在篮子里，在水里浸泡，揉搓，捶打，拧干，晒凉，折叠，一付挺内行的样子。用今天的网络词汇说，挺有范儿的！当然最初做这些动作时，总不随心如意，尤其是在石板上揉搓，衣卷儿不滚动，就在一面搓擦晃动，甚至烂了也不知道。再如，那时没有洗涤的化学品，肥皂都是稀少的。我就用淋草木灰水，先浸泡脏衣后，再拿到河里清洗，很干净的！

      浆衣，就是用半熟的稀面水，加入西坡上的老白土，化开后浸泡揉搓衣服。这样的好处是：一是灰渍附着在浆水的面上，而不是附着在纤维上，下次更易洗涤。二是硬爽爽的，板正，笔挺！

      我不否认科技进步，也提倡改进方法，更欢迎时代创新。但是，要记住，上帝在打开你的一扇窗的同时，也关闭了另一扇窗。别以为今天的什么都美好。失去的往住都是最珍贵的。其实，在没车，没电，没楼，没手机的大唐帝国，不是有丰富多彩的开元盛世吗？张泽端笔下的“清明上河图”，你能说是当时富裕的宋朝，没有今天的社会繁荣美好吗？如果让政治恣意狂欢，取缔了对时代的冷静思考，那这个世界岂不是面目全非了吗？

      补衣服，最难的是针脚的密，勻，直，平。才开始我用铅笔画线，后来就沿着布上的纹路去缝，慢慢地，针脚就均匀了，也直了。最难补的地方是肩膀上，那地方有一定的弯曲度，俗话说：“能挨一砖，不补破肩”，就是说，肩膀上的位置不好补。而过去人们往往用肩膀担，扛，抬重物，都要用肩，因而肩上的衣服易破。我第一次补肩膀时，是让同学穿上，把补丁放上，比划好，画上边沿线，再拿下来补。由于细心，效果挺好的！

        擀面条是做饭中的技术活，是把面团揉好，耍求细腻光滑，不粘手后，再放到案板上，然后用擀面杖卷住面团滚动。慢慢地，面叶就会越来越薄，当达到面条的厚度了，就把面叶折叠起来，用刀切好，散开，就可以下锅了。

      当然，以上的敘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要认真实践，细心惴摸，几次下来，就会了！由于我在10岁以前就掌握了做吃，做穿的本领。两个人的日子，也就可以正常地过下去了。

    第二乐章

    先辈的抗争与奋斗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沉浮与抗争

    高祖王云重所处的时代，应该是自清嘉庆年间到清咸丰年间。由于高祖显赫的京官地位，伴随着王楼富丽堂皇的巍巍高楼，再加上有道光帝所赐的“龙章亲赐”扁额，也确实使家族光宗耀祖了好一阵子。高祖一扫先辈们宗亲无序的现状，又制定了“振，泰，应，廷，治，国，安，邦”这八辈谱序，高祖期望未来他的子孙们，一定会繁荣昌盛，万代吉庆呢？

    一，王康泰经商致富

      高祖的侄孙辈中，出了个经商致富的人，叫王康泰，就是王运中的老祖！

    王康泰的年谱，可推断应在清道光至清光绪年间，也就是1832----1910年间的人了。他的祖父，应该是王云重的亲弟兄了。

    王康泰的史迹流传：说他早年间是一个牛马经纪，人很精明，善于逢迎，很受客商的喜欢。那个年代里的生意场上，讲诚信，买卖双方都不愿意直接讲价钱，是通过中介人----经纪人，在双方的价码上说合调整的。当然，经纪人要预先知道双方的诚意和底价，是真卖？是假买？最低保障价格多少？都不能明说。用今天的话说，那叫商业机密，不能让对方知情的哟！于是，经纪人就与买，卖双方暗中交涉，把一只手用衣襟遮盖住，去摸买方，或卖方在衣襟下伸出的手指码号。就知道了双方的保障价位了！然后，经纪人通过交谈，察颜观色，来扑捉双方的心理需求。就是说，是急卖啊，还是缓买啊！当经纪人把双方的价位和心理需求都弄清楚了，他就从中说合，向双方都提出来一个适宜价格。当然，他提出的适宜价格不是一个，而是高，低两个呀！低价格是给卖方的，高价格是给买方的，这中间的差价，就是经纪人的劳务费了。这个价格趋成的过程，买卖双方都不知情，一切都在衣襟下面掩盖着呢！当一宗生意做成之后，经纪人也就有可观的收益了！

    王康泰就是这个行当中的佼佼者，用先辈人们口传下来的是：“王康泰是一个成功的牛经纪！”这在那个时代，由于商业行为信息的闭塞，是一个很受社会欢迎和依赖的职业呢！实际上。就是今天的工商管理人员，或网络媒体人啊！很时尚和前卫的呢！

    后来，王康泰的生意做大了，就干脆自已开市立行，当老板，用先辈的人说，是“自已绑牛绳”。王店街，灌涨街，罗庄街都有牛市。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位行业老板了！

    王康泰的生意后来又做大了。因为开牛市（绑牛绳）要有庞大的資金支撑，仅依靠借贷是不行的，那要给人家付息的呀！于是，王康泰就自立钱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开银行，自收自贷。说专业的话，就是自已的牛市专业银行。特别是对于那些没有资金，但急需耕牛的农户，直接把牛牵回家使用，农闲时，再把牛拉到市上卖掉抵债还贷。这个商业行为，三方获利，很有市场前景。王康太着实大发了一把呢！

    王康泰育有四个儿子。其三儿子只有女儿，是我的祖父辈承继的。由于不是直系宗亲，双方直系近门都不太同意，引起些纠纷，但三门老婆婆执意要我家承继。双方族人们只好折中处理，只承继地产，不承继房产。最后，我先祖只承继了西门窑坑的二亩多地。最后又送葬了三婆婆！而后，我们也就以“书”字记谱了！

    二，大掌柜王廷训

    在我小时侯，老辈人对男性青年人的尊称，总叫“相公”，前面冠以尊姓，称之为“王相公”，“李相公”等。而对年令较大的中老年人，尊称为“掌柜”，在前面冠以弟兄序号，称之为“大掌柜”，“三掌柜”等！这称谓，是十九世纪以前最盛行的。用今天的话说，“相公”，就是公司的职员，“掌柜”，就是今天的经理。俗称某某人在哪儿“熬相公”，是指他在商业行里当学徒历练的过程。

    我的九爹王廷训，现今王红志的曾祖父，就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掌柜，换言之，是一个商业集团的总经理呢！

    王廷训的年谱，大概是1887---1951年的人吧，是王应悌四个儿子中最小的儿子，师从王楼村中的塾师王廷伟，学习用功，是同科塾徒中的佼佼者。应该说，他走科举致仕的道路，还是有希望的呢！但那时侯，晚清已经摇摇欲坠，战乱频仍，匪患层生，科考无望。王康泰经商致富的影响，在当时是深远的，有榜样就在眼前嘛！于是，王应悌就让他的小儿子到西峽的商号里去熬相公。王廷训这就开始他的经商生涯了。

    王廷训是通过谁去“熬相公”的，不得而知。那时，西峽口（今西峽县城）商业繁盛，从伏牛山出产的各种山珍，兽皮毛，中药材都集聚在西峽口。而老灌河水势滔滔，可行舟船，商船从汉江口岸的老河口码头，直抵西峽口城下。往南把山货行销湖广，陇右，岭南等地。往北把当时视为洋货的白布，铁钉，煤油之类的商品航运到西峽口城里。就这样，西峽口的商业繁盛，字号林立。由于别廷芳在宛西推行地方自治，内乡秩序相对安定，当时的西峽口也算是乱世中的一个相对繁荣的地方了。

    也可能是先祖王云重的遗风嫡传吧，王廷训凭着他的国学功底，又写得一手漂亮的正楷毛笔小字，也把算盘拨打得噼哩叭啦的动听，他就一个人去闯荡世界。熬相公，其中的一个“熬”字，就能让人想起来要包含了多少的辛勤劳动，甚至打骂，惩戒，屈辱也未可知。几年下来，王廷训从一个伺侯人的僮仆到记帐先生，再到“把势”

    （相当于专柜经理），再到“小掌柜”（部门经理），再到“二掌柜”（副总经理），最后就到了“大掌柜了”（总经理）。这一路走来，岂能是一个“熬”字能够说得清的吗？

    王廷训在西峽字号里当掌柜时，东家（董事长）是汉口的客商，資本雄厚，连锁店遍及马山口，内乡城，李官桥，淅川厚坡，丁河街等地。用今天的话说，是一个商业集团公司旗下的分公司，而王廷训就是这个集团公司的总经理呢？

    王廷训对于家乡的主要贡献，是他介绍了几个乡亲去他的字号里“熬相公”。他的堂弟（我的叔伯二爹）王廷汉，他的亲侄王金秀，他的族弟王廷均，东头于家的于汉明等多人，后来在商界里都成就卓著，负有盛名！而对于王廷均，由于能识文断字，后来也成为一个商业公司的（二掌柜）副总经理了。

      王廷训的前妻是刘观村的刘家姑娘，仅育有一个儿子叫金有，四十多岁时就亡故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王廷训又续娶了丁河街陈姓姑娘陈兰香为妻，育有联阁，联焕两位姑娘，在联焕刚学会走路的时侯，王廷训就故去了。

    三，王俊德人生宕荡

    在王廷训西峽口风光隆盛的同时，他的族侄王俊德（王省三）成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佼佼人物。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历尽了宕荡起伏的人生变幻，演泽了家族里的一段辉煌！

    王俊德是王应祥的嫡孙，王廷竹的长子，生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童年师从塾师王廷伟攻读四书五经，后在新兴学堂里读书，到杨集高小毕业后，1933年春，考入位于马山天宁寺的宛西乡村师范学校。这在当时，可是很风光很荣耀很令人羡慕，几乎不亚于高中皇榜呢！那时的宛西乡村师范学校，集宛西四县（当时的西峽口属内乡县辖）的青年才俊于一校，名义上是师范学校，实际上是培养宛西地方自治人才的学校，毕业后，既可以到民团当连长，又可以到地方上当联保主任，只有少数的学生从事乡村教育事业。  别廷芳曾说过：“内乡的娃子，你就是上老天爷大学，也不比上我的乡师！”可见，宛西乡师在那个时代的重要性！

    王俊德于1936年秋天乡师毕业后，被别廷芳委任为当地联保主任。由于他是一介书生，性情也有些耿直，不逊小节，1937年春天，别廷芳带领着联保主任们到灌涨参观治河改地，插雁式柳。一行人在灌涨街集结，仅差王俊德一人未到，别正要发火，却看见俊德用双手捧着一块牛肉，边吃边跑，别见之大怒，当即罢免了他的联保主任职务。

    俊德卸去联保主任职务以后，开始倡议筹划为村里建设一所学校，这在当时实属善举，开启了族人重视教育之先河，为乡人培育了许多英才，功高至伟，利在千秋！（有专门章节记述此事，在此不多赘述）

    此后，王俊德先后在多地担任小学校长，为乡村教育顺注了大量的心血和劳动，尤其是在余关谢寨小学，任校长多年，成就卓著，乡人感恩倍至，曾任内乡县文联主席的谢丹枫，认俊德为干爹。

    俊德在天宁寺宛西乡师读书期间，就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与赤眉黄廷响（原河南大学图书馆长）同为乡师中共党员，在党内曾使用过王秀锋的名子。后经叛徒贾某出卖，县民团派人逮捕俊德，情急之下，俊德把党员证书塞嘴里咽下肚里，从厕所翻墙逃跑，幸免于难。其爹妈被捕入獄，经多方保荐，并花了不少钱，才得以释放。但俊德由此而脱党，失去了党籍。

    解放初，俊德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乡村反匪反霸，建立乡村政权的斗争，发动广大劳苦大众，斗倒并枪毙了联保主任刘汉臣。俊德被委任为王楼村首任村长，发动族人二十八人，参加杨集区政府工作，后多人受到提升重用，在杨集区26个乡政府里，族人中就有14人任领导职务，俊德时任王店乡长，王耀堂任财粮，于光照任民兵队长。在当时，俊德的声名大震，荣耀倍至，王楼村也因之名声显赫，并影响到了几代人的成长！

    1951年初，落实划分出身成份时，由于俊德经营有方，家资富裕，且聘有长工，但与上级文件规定相比，游于富农与上中农之间。鉴于俊德在村长位置上，性情耿直，与乡人多有纠葛，被划定为富农成份，排除在贫下中农阶级之外，成了被管制的阶级敌人。其四个儿子也受到政治牵连，仅三子国恩娶妻生子。

    1963年春，俊德故去，终年56岁。

    四，出类拨萃的王国栋

    王国栋是王廷均的三子。生于1921年8月，在大浆子小学接受的启蒙教育，在杨集高小毕业，后在雷庙安阳中学学习。1942年考入镇平石佛寺原河南大学预科班，学习高中课程。1944年春，响应国民党青年从军号召，考入位于湖北老河口草店的黄浦军校第十七分校。该分校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所辖。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爆发，战事吃紧，国军节节败退。国栋所在的军校，整建制开赴战场，在四川，湖南等地参加战事。国军节节败退。届时，国栋以国民党逃兵的身份，入湖南师范学院读书。入学仅三个月后，湖南全境和平解放，国栋害怕因国民党軍身份牵连，欲弃学回家。就随同几个当年的伙伴们一起出走，流浪返乡。他们游移在天津数日。一天，国栋偶遇当兵时的国军战友部队，正溃败后向海上退却，国栋被这些昔日的同伴相裏狹，同往停泊在天津塘沽口上的运兵船上，在海上游戈几天后，奉命溃逃台湾驻防。

      到台湾后，国栋趁混乱中脱离了队伍，漂泊在高雄，台北等地。那年月，兵荒马乱的，满大街都是潜逃台湾的大陆人，其中，身着国军服装的士兵很多。就这样，国栋在台湾漂泊渡日。后来，国栋又投考台湾大学而被录取。

      1958年，国栋台大毕业后，先后在多所学校任教，因成就卓著，不断升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任台湾基隆高等职业学校校长职务。是台湾知名教育专家，教授，学者！

      国栋在台湾成就学业后，成家立业，育有宜明，宜仁两个儿子，皆成就非凡。

      1990年初夏，国栋回乡探亲，数十年背井离乡，思乡之恋，苦不堪言。家乡族人挚手相挽，促膝倾谈，深情满满！国栋返台后，常有音信互通！

      国栋现已届97高龄，患有腿疾，行走不便，已是族人中高辈份，高寿龄的时代老人了！

    五 誉满杨集区的红村

    1948年5月4日，内乡解放。杨集区政府在乡村发动贫苦农民，斗地主，分田地，反匪反霸，建立乡村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革运动。作为故乡近代历史的重大变革，族人们也干出了辉煌业绩，声名显赫，王楼人真正成了翻身当家作主的人了！

    清未民初，先祖王云重之后已历五代，家道已经贫落。由于战乱，灾荒，匪患，刀兵频仍，民不聊生，与周边村落相比较，王楼村人多为贫苦农民，地主，恶霸欺压尤甚。王廷彦家多年租种谢圪塔地主谢柏建的土地，因交不起租子，被逼退田，至使八月十五还打不成麦，麦垛麦芽放青，一年收成成为泡影，际此可见一斑！

    在王俊德筹资建王楼学校之后，刘沟村的刘汉臣时任联保主任，责令毁学，引起族人反抗，诉至杨集区政府，经俊德姐父的哥哥樊子平（时任杨集区区长）从中周旋，才得以保住学校（另有章节敘述），由此而与刘汉臣结下怨仇。

    王书堂家贫苦，交不起捐税，保公所派来保丁打手，把王书堂家洗劫一空，并将书堂之妻周氏，拉到庙上保公所里毒打禁闭。拉兵派粮，征捐纳税，民不聊生。西头的前门老婆家，有三个儿子，生得英武漂亮，都被拉兵，死在战场上，无一生还！王强弟兄五人，三个就战死沙场上！王书顺因躲兵丁，藏在麦糠堆里十四天，几乎饿死！

    鉴于上述情况，苦大仇深的族人们，在党的领导下，纷纷揭发控诉地主恶霸们的滔天罪行，湧现出了许多积极分子：王俊德，王国富，王国生，王登云，王遂生，王遂富，王保泽，王龙生，王满才，王廷均，王汉昌，王成德，王宜贵，王好善，王金秀，王耀堂，王荣堂，王景耀，王书京，王书堂等族人，都是当时的农民积极分子，加上于姓的于广西，于光照，于同道，于汉明，于荣安，于守俊等人，在杨集区政府的区干队里，白天在家干活，夜里保卫区政府。区武工队里，仅王楼人就有二十八人，当地人称二十八杆槍，是区干队里的骨干力量。在反匪反霸斗争中，首开全县第一槍，槍毙了伪联保主任刘汉臣。反匪反霸后，在杨集区政府区干队的队员中，选拔优秀人才，充实到干部队伍中去，在族人中：王俊德任王店乡长，王耀堂任王店乡财粮，于光照任王店乡民兵队长，王保泽任李营乡长，王逐生任堰张乡长，王遂富任区贫协干事，王国富任区长，政委，王等云任区办秘书，王宜贵任赤眉区通讯员，王文选任区文教干事，王荣堂任马山锅厂主办会计。昔日的贫苦农民，真的是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力

    王楼村被南阳专员公署确定公布为红色革命乡村。史称“王楼红村”，这个称谓，足足响彻了近半个世纪！

    第二章 坚持走集体经济道路

    走集体主义道路，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家核心内涵。自解放初期的土改运动之后，先由互助组，而后有初级农业社，高级农业社，再到1958年时的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集体主义道路，一直延续到1980年后，改革开放下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主义道路，走了整整30年。

      作为集体经济的主要载体：生产小队，实际上是本家族统一的大家庭。

      而我的父亲王满才，谱讳叫王廷志，在任队长长达24年。亲力亲为了家族（生产队）集体经济的发展，毋宁说为家族的生存繁衍，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劳动。通过家族成员的不懈努力，生生息息，发奋有为，始终保持和发扬了先祖们的传统和遗训，为家族的兴旺，发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  反匪反霸与土地改革

    内乡自1948年5月4日解放，成立了内乡县委和内乡县政府，杨集村设立了区政府，在剿匪反霸斗争中，王楼村族人在村长王俊德，贫协主席王书堂，副主席王书京，于同道等人的带领下，斗倒了刘沟的恶霸刘汉臣，建立了乡村政权！这场斗争是十分残酷的，村贫协会副主席于同道，在1948年8月的一天夜里，被刘汉臣的同伙，捆绑后用石头猛击头部，暗杀后，又抛尸在西下河菜园边的水井里。

    1951年划分阶级成分，根椐国家规定，按每个家庭当时的财产，土地的多少，分别划分成贫中，下中农，上中农，富农，地主等不同的阶级成份。家族中，绝大多数是贫农，下中农。王成德是上中农，王俊德家是富农成份。其实，当时他们两家的土地，资产，比村里的其它家庭要好一些，但与邻村相比，或与上级规定相比，严格地说，是够不上中农成份的。王俊德家划为富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家雇佣了一个伙计（长工），在当时被认为有剝削行为，再加上在划定成份时的乡村干部中，有不同程度上的个人恩怨色彩而造成的。其实，现在历史地看待当时的情况，也未必就是铁板一块的吧！

    1951年春天，实行土地改革运动！这是共和国建国初的大事件。依照当时“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基本上是把祖业上的土地，在保有自已土地的基础上，把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没地或少地的贫下中农。而且也把他们家的资財，家俱，牲口也分给了贫下中农，只保留一小部分。在族人中，主要是把王俊德，王保堂，王耀堂他们三家的土地和浮財（多余的资产）划分掉了。

    农民们在获得到土地以后，就在自已的土地上耕种，收获，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了。

    二，农业合作化

    1953年秋，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先是成立互助组，就是几家联合在一起耕种庄稼，几家人的劳动力在一起，互相帮助，这样，可以抗击个体农户所不能抵御的自然灾害。比如，麦收时节，互助组能一天割完好几亩小麦。打场，一场能打一家的麦籽。这种集体行为，使乡村农民们看到了团结，互助的力量，于是就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

    但是，互助组的力量，必竞有限。于是，几个互助组，又联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更大的劳动集体。大概在1953年春天，家族中有四个互助组：王国生组，王满才组，王书京组，王明德组，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以王国生为社长，王满才为副社长，王廷彦为计划股长。这个初级合作社实际上大约就是今天的八组村民组成的，实际上又是王姓家族成员的大联合。每个成员叫社员，于是社员一词，沿用了三十多年。

    1956年秋天，鉴于初级农业合作社的范围还不大，在中央政策的主导下，乡村又联合一些初级社，组建了高级农业合作社。家乡的高级农业社，是把堰张村，谢凹村，王楼村的大约十个初级农业合作社，联合在一起，成立了“堰张犁铧高级农业社”，办公地址在堰张村地主喻继甫家的空房里（因为当时喻继甫有房产，但人口少，只有喻太昌一个儿子）。社主任是族兄王遂生。这个“犁铧社”，实际上是现在堰张村的基础，王遂生也盛名远扬，成绩卓著，后来成了国家干部。

    三  人民公社化

    1957年，正当高级农业合作化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时！伴随着集体经济的不断壮大，开始在劳动生产方式上和良种，农具方面实行改进。其中，传统的犁，改用了七寸步犁，能够深翻土地，每一犁宽约七寸，而且把土壤全部翻在一侧，换言之，就是让土壤翻了个身，有助于使土壤松软，肥沃。也注意选育良种，使桹食产量增加。这种农业改良措施，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可能完成。

    1958年春夏之交。开始建立人民公社。当时的行政设施是县，区，乡，社制，家乡的隶属称谓是：杨集区四张乡堰张犁铧社。撤消了高级农业社，也撤去了乡，在王店街成立了人民公社。原来的犁铧社改称堰张生产大队，并扩展容纳了大、小漿子，北凹，圪塔，马湾诸村，把大队部迁在王楼村东南角。那里有大约四十几间房屋，是大队的加工厂，有粉房，竹业社，木业社，服装社等队办企业。还有一个可容纳三百人的剧场，有戏台子，东头于家的李东菊三嫂，当年还是西李营村的姑娘，就曾在这个戏台子上唱过戏。竹业社里，有我父亲（王满才）领着于成群，王金生，王明生，王健堂，于建党，于富有等竹匠，在那里编制竹具。粉房，就是制作红薯粉条的作坊，冬天寒冷时节，用红薯粉子和成粉团，用漏勺把粉条下在滚水中，然后捞起来，一劈一劈的架在木杆上，经过冷冻，解冻，再晒干，就是上好的粉条了！每逢下粉时节，粉锅周围十分热闹，壮观。几个壮汉卷起胳膊袖子，围着面盆，用拳头和着粉团，喊着号子。沸腾的开水，红火的炉膛，围观的妇女儿童们的欢声笑语，真的是一个热情漾溢，激越奋进的劳动场面，实在令人难以忘怀！

    组建堰张大队时，族兄王遂生是有很大历史功绩的，因之，被提拨成国家干部，曾先后在灌涨，马山多处任职，文革前在水利局工作，至到离休。

    大队支书原是族兄王遂生，提拔成干部后，由堰张村北头的于运中接任。副大队长是族兄王国生。王楼划分为四个生产小队，起初称谓是：西头王振省为队长，谓之王楼西队。本家族是家父（王满才）为队长，谓之王楼中队。东头于家于印章为队长，谓之王楼东队，北头于富营为队长，谓之王楼北队。

    王楼中队：是1953年成立的初级农业，在1958年夏天成立人民公社后的称谓。当时队里的人口有81人，23家，其中，家族中的王保泽，王金生，王明德，王明生，王金富，王俊银六家，划分给西队。王国发，王国有，王国珍曾迁居北山七里坪，七十年代返乡后划归北队。六十年代初，王国富续妻薛荣花一家，分在北队。就这样，王楼族亲分散居于三个生产小队！再加上民国初年我曾祖兄长迁居上李沟。另有家父的堂兄王廷汉（王富财）迁居西峽蛇尾（双龙镇）小水街北的小集村。王氐宗亲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以致于今天了。

    王楼中队的土地总数约380亩，划分依据是初级社时期，由1951年土改时所确定的。后来又做了适当的调整，土地的称谓，除了以地形地貌特征命名外，还保留旧社会土地主人名子的称谓。如老崔（王书京老婆姓崔）凹，科（于运科）五垱，胡芦（王汉昌绰号）沟等，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里，还能存留有百余年前的时代印记，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呢！现在呢，这些时代印记和传统，典迹，都已经渐行渐远了！

    人民公社化时期，是中央确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核算单位。具体地说，生产队是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社员们的经济利益和生活保障，都是以生产队为依托的。換言之，生产队就是本家族的一个大家庭！至于生产队的分配制度，则另章敘述！

    人民公社化后，生产队里的队委会成员是：队长家父（王满財），副队长王廷彦，会计王金秀，保管员王子堂，民兵连长王等云，妇女主任陈兰香。1963年春天，王国生因为其弟王国栋从台湾回了一封信，被大队扣留。王国生因之有敌特家属关系，被下放到生产队里任生产队长，家父（王满财）改任副队长！他俩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也曾互换队长，至1973年王运中接任家父队长，两年后的1975年，家父又接任队长。到1983年春，我已经在内乡师范工作了，父亲也年事已高，多次申请，不再担任队长，但都被挽留。后经在王店公社任党委副书记的董家兄长（董根成）给大队支书张天相做工作后，才卸任队长职务。算起来，从1955年起，家父（满才）为家族当家理事长达28年，为家族的兴旺发达，呕心沥血，禅精竭虑，劳苦功高，深受族人和乡里乡亲们的尊敬和爱戴！

    人民公社化后，历经了大跃进，大练钢铁，三年自然灾害，吃食堂，社教运动，小大四清运动，又历经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家庭联产责任制后，人民公社建制，改乡镇建制后，个私经济替代了集体经济，作为生产队的经营模式也就荡然无存了。生产队改称为“村民小组”后，人民公社化体制下的生产队，就成为一个历史的词汇，在当代人的记忆里，已经渐行渐远了，甚至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去了！

    四 大练钢铁

    1958年春夏之交，全国在大跃进，三面红旗的指引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中央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号召。要实现工业强国，钢材是首先解决的问题，中央号召大炼钢铁。一时间，在广大农村，也树起了座座炼钢炉，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开始了！

    炼钢的场地，在学校东边的西场上，就是前门老婆的门前，具体位置是现在的王文彬，王亚茹宅基及其周边的地方。中队，西队共修了四个炼钢炉，有两围粗，三米高，每个炉都有一个高大的烟囱。

    炼钢的要素有三个：第一是原材料，即铁矿石，或废旧钢铁。第二是燃枓，要有含高热量的焦碳。第三是技术，要按照炼钢铁的枝术要求来进行。可这三个方面，对于祖祖辈辈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而言，谈何容易！

    原料：先是在默河淘铁沙，那是富含铁的矿石，由经年的水流冲击而形成的。乡亲们就拿着竹篮子，在默河淘沙。就是用河水冲去不含铁的沙。具体做法是：纯沙没有铁沙重，通过摇晃，铁沙沉在下面，上面的石沙被水流冲走。最后沉下的铁沙往往泛黑色，拉回去就可以炼钢了。这种淘沙的情形，品位低，出铁量少，又费工夫。于是，为了追求数量，干部们就发动人们把家里的铁器回炉，一时间，砸锅炼铁现象出现了，家里凡是铁的物品全都献了出来，几乎把赖以生存的铁工具洗劫一空。

    燃料：炼钢的燃料是用煤质的焦碳。当时是十分稀缺的。其次就是用木炭，但数量极少，供不应求。于是就用木柴。干的木柴烧完了，就用刚砍伐下来的树。树也用光了，就到北山里伐树，拉回来烧，这样的劳动成本也太高了，运输也十分困难。于是，就让大家献出家里的木质家俱。甚至是房门板也要烧进炉堂里。最后，按照外地经验，扒坟，取出棺材板子来烧。

    枝术：用当时的话说，是就地取材，土洋结合。于是，一些有经验的人就成为技术依靠，被称为土专家。反正烧出铁水，冷却后就是铁了。当时也是王店公社派来的土专家来指导炼钢的。折腾了大约三个月左右，也就炼出了几千斤毛坯铁，无所谓钢，给杨集区或县里拉走了！

          五、 吃食堂

    1958年春，中央决定让全体社员在一起就餐吃饭，好处是取消了每家每户自己做饭的麻烦，可以解放劳动力，腾出更多的时间参加劳功，而且便于集体管理，培养集体主义观念！主观愿望上是很好的！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集体食堂运动。

    王楼全村，四个生产队，建了两个食堂。中，西队合在一起，食堂设在王成德家的堂屋里。东厢房是杂物，西厢房是放粮食的，堂屋内的两道墙也扒掉了，三间通透，前后都开门。大锅灶垒在东间靠北，当时也就是一百多人吃饭。两口大锅，一个特大，一个稍小一些。灶堂面北，人坐北面南烧火。靠南墙置案板，靠东山墙放置有四个大水缸，西间是堆放食物和人活动的地方。一天三顿饭，王姓族人，就在这里就餐了！

    1958年是个丰收年，而且由于从各家各户收缴的粮食也多，食堂里的生活很好。当然是那个时代的生活水平，主要是有馍，有稀饭，有菜，不限量，还是能尽人吃饱的。人们的情诸也很高涨。

    到了1959年春天，天旱，食堂的存粮吃空了，但还可以应付。可是，质量和数量就有限制了。馍少了，净是汤水，玉米糊糊，红薯面汤，野菜是家常便饭了！食堂上指定王文起是盛饭的，按定量供给：大人两碗七，半大孩子和老人两碗一，小孩子一碗七。说是碗，实际上是盛饭的木勺，一勺一碗，满与不满，都是人们眼巴巴渴望的结果。有时明明看着勺子盛满了，文起的手一抖动，就流出了些许，盛到碗里就是大半碗，这人脸上就会有失望的表情！

    这样的日子，一直挨到1960年的春天，原因是1959年的粮食欠收，划算下来，每年人均不到200斤的口粮，还有各种各样的人情面子，多吃多占，跑冒滴漏等管理上的因素，食堂就艰难维持着。后来，饿急了的人们，就偷偷地在家里支锅，煮些野菜汤什么的充饥，干部们也只当没看见，不管不问，实际上也体现了无可奈何的人文关怀呀！

    1959年冬天和1960年的春天，是食堂最紧张的两个时期。没有粮食了，上级调拨来马山酒厂的酒糟子，晒干打碎，和着用玉米芯棒打碎的粉末，做成团子，蒸熟后，又酸又涩，还磕牙，伸长脖子咽下去。至于能吃的野菜，已经绝迹了！

    1959年深秋，有人传言，大雁的屎能吃，而且见袁沟村的人们，在西坡上拾雁屎。说的人挺有感触，饿急的人们不妨一试。那也是个瑟瑟秋冷时节，祖母拉着我，在柳树沟麦地里拾雁屎。那东西是青里泛白的圆条条，干的好拾，湿的就拿不起来，泛青的好，泛白，泛黑的不好，奶奶不断地提醒着我。半下午，就拾了大半箩筐。拿回家，支起一个破锅片，炒干，稍微有糊色就行了。现在只能记起，那东西有点玉米花的煳焦味，掺合着青草味，没有臭味，还是一个一个地咽下肚里了。没什么坏结果呀！

    食堂在艰难地维持着，我父亲和队委成员们，尽力想着求生的门路，始终维持着食堂没断顿！一天三次都有饮烟在上空飘散，那是族人们生存的希望啊！三年的大饥荒，没有饿死人的情况发生，真的是难能可贵的呀！到了1960年底，各家各户几乎都支起了自家的锅台了，食堂还照样开着，人们也照样吃着。1961年春节过后，食堂就散了！

        第三章 生产队里的经营与管理

        生产队的称谓，始自于1958年8月，终止于1983年5月，历时25年。是族人们生产，生活，利益，分配的载体，与人们的生存，发展，繁衍生息息息相关，应当在这里为之记载。

    一  经营与分配方式

    1961年后，食堂散了。中央也看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后的民困积蔽，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政策，恢复民力，与民生息，社会尽快繁荣起来！国家允许分给每人少许的土地，用以种菜，长粮食，鼓励开荒，收获自有。这些政策，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自留地的实行，开了一道生门，是集体经济的补充。当时的自留地，在西河两岸，还有坑南场的西边，大约一个人四厘地的面积，一少部分种菜，那时菜品极少，无非是春天莴苣，秋天萝卜，南瓜什么的。那年头，一家的萝卜能有几大车，而且萝卜秧子也可以窝酸菜，能常年吃。腾出一部分自留地，种小麦，玉米，一般能收入三二百斤粮食就很不错了。

    那年月，集体经济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通过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记取劳动体现-----工分：就是说，每个劳动者，在生产队里，根据你的劳动能力，综合评定一定的分数，一般情况下，男壮劳力每天10分，每早上，中午，下午三响，每干一响工，记3.3分。女壮劳动力，每天记8分。稍弱或品质不被看好的，有9分或7分之别！其它老弱者，有更少的。每天午饭后，记工员王明，后来的有王运中，王梅英，王文记，我（王书成）等人，都当过记工员.坐在成德二哥家门前的大石头上。每个劳动力，以家庭为单位，发一个小本子，上面有劳动者的名子，表格.队里有一个大表册，记工员根椐自己报来的劳动情况，记上相应的工分数，作为年度决算的依据。当然，也是家庭获得分配的依椐。

    生产队的劳动方式：每天由队长安排活路，分配人员，由组长带领大家出工，都是农村农业上的套路活。每天清晨，作为队长的父亲，在成德二哥门前的大椿树下面，拉着垂下来的钟绳，噹噹噹地敲响了上工的钟声（这钟是六十年代的小钢磨盘做成的，很清脆响亮），人们就从家里带上工具，集合在成德二哥家门前的大石头旁，然后就下地干活了。

    农业活是套路活，大体上是耕耘，下种，锄草，管护等农话，比如锄地，大家一字排开，不一会儿，就锄完了一块地。割麦的场面十分壮观，前面割，后面绑，还有学生放假拾麦的，还有送茶水的。我们小学生抬着井拨凉水，让大人们喝，那份亲情，关爱，甘甜，真的是令人感动，难以忘怀！

    那时节，耕地是几个专职牛板，负责喂牛，使牛，犁地，拉车的活，这应该是生产队里的技术活，也是骨干力量，当然，获得的工分就高，出工一天，可记15分呢！早些年的牛把式，或叫牛板，家乡人俗称“掌鞭”（去赶牛时，手里拿着皮鞭）有王进才，王书申，王好善，王明书等几个人，每人两头牛，一挂车，一幅犁耙绳索，一幅拉犁靶的拖子，就是全套劳动工具了！

      每年署假里，我们半大孩子，也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主要是割草喂牛，以重量记工分的！每天午后，我们背上竹筐，带着镰刀，先到乌稍洞，下河潭，或东河狼洞沟潭里戏水，洗澡，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就上西坡割草了。我们往往到西下沟，大西岭王沟地界去割草。当然，王沟的孩子们是不喜欢的，我们常常集结一二十个人，和他们打架，王沟的孩子们老打不过我们。有时，还把王沟地里的豆秧，高梁秧割些，也是有的！

      割草时，我们常常做竞赛性的游戏----”来由儿”，就是三五个伙伴在一起，每人兑一把草，然后大家在远处（约十多步）放一块石头作为标记，大家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往石头处掷镰，谁的近，谁就是胜者，这些草就归他了！有时，常有失败者，回家草少，就去偷割豆秧，红薯秧什么的，回家后称过重量，趁无人之机，掏出来用草盖住，立马走开！一被发现，爹娘就会狠揍一顿了！

    生产队里的分配方式：按一年秋夏两季进行分配，夏季叫预算分配，主要分得夏粮。年底叫决算分配，主要分得秋粮，而且是对全年的劳动总结，十分重要！

      按照国家制定的人民公社分配原则，按照“人人参与，合理分配，多劳多得，适当照顾”的分配原则，对分配对象，按人，劳比例核算。一般执行的是人劳各半或6：4的分配比例。下面以人劳各半的核算方式加以说明：

      首先，要扣除生产队里提留的公积金，公益金，种子，饲料，储备粮等，剩下的粮，钱总额， 参与分配。其中先把参与分配的粮、钱总量的一半，按人头平均分配，就完成了人头粮的分配。其次，把粮、钱总量的另一半，按参加劳动的工分总值，核算出每一个劳动日（10分）该分多少粮、钱，然后再算出每个家庭的劳动总工分，所应分得的粮、钱，这就是“劳动所得的另一半，两项相加，就是一个家庭的全部收入了。其中，涉及到家庭中有工，干，军，教等国家工作人员，按全队总平均指标获取分配。体现“适当照顾”的原则。这样，就把生产队里的粮，钱核算分配完了！

    但是，这样的分配，没有充分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于是，在年底，要进行决算，就是把全年的分配总额，换算成币值，再按全年劳动总工分，核算出平均一个劳动日的价值。最后，按每个家庭的劳动总工分，核算出每个家庭的总劳动价值。最后把每一个家庭已经分配的粮钱总币值作比较：劳动所得多于分配所得的差额为余粮款，该户称余粮户。劳动所得少于分配所得，差额为缺粮款，该户称缺粮户。其中，缺粮户在年终要向生产队补交缺粮款，余粮戸要向生产队领取余粮款。但是，生产队为了省去不必要的麻烦，一般实行户户自行兑拨的办法，让缺粮户直接把缺粮款，交给事先商量好的余粮户手里。

      队里还有一些零星物资，有时按人均分，有时按户均分，或多或少，大家都不计较！

      一般情况下，人口多，劳力少，又没有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庭，所分配的粮少，钱少。而劳力少，人口多，但又有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庭，粮是平均数，但缺粮款是最多的，他们要补交出达不到平均数值的那部分粮款呢！

    在我所经历的几十年间，生产队里的缺粮户是王国禄和薛荣花两家。我们父子二人生活，爹一人劳动，年年余粮。到我高中毕业后，在青山公路修路，在马山打磨岗修水库时，是两个壮劳力。更是两个高工分，余粮款最多达二百多元。但都兑拨给同院大爹家，也就不计较了！

    生产队里的五保户，记得有王廷栓老两口和王廷安一个人，他们不参与分配核算，但吃平均指标粮，有时生产队里也多少给些零花钱，医药费什么的。让其安渡晚年！

    人民公社化制度下的劳动与分配制度，总的说是公平，公正，合理，关怀的体现，大家都相差无多，没有广义上的贫富差别，是一个很值得怀念的社会形态呀！

        二  兴修水利和改良农田

    在人民公社化期间，国家始终重视农业水利设施建设，修水库，治理小流域，以保障充足的水利灌溉条件。当时在全县范围内，修建了诸如红旗水库，东风水库，打磨岗水库等大型水库，对于良田灌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58年大跃进时期，县里在学习河南省林县修红旗渠的经验之后，决定修建百里万福大渠。大渠是引入赤眉斩龙岗（东风）水库的水。万福大渠开挖在家乡地段的渠道，是在西大路岭上的平坦岭脊上，宽度约五米，深约三米，工程浩大。计划灌溉贫脊缺水的西坡上的农田。但是，按照当时湍河截流后东风水库的水位线，达不到西大路岭的高度，被上级批评为缺乏论证，盲目上马，劳民伤财，被停止施工了。在我记事后，存留的百里万福大渠的遗迹还在着呢。

      1958年，县里修建余关子育水库，由族兄遂生二哥带队，到余关子育去修水库。黄楝树坡村离水库很近，那里的同宗族人十分亲近，多有支持。他们辈份小，大多叫遂生二哥为“二爷”，至今天，黄楝树坡的老辈人，还记得王遂生修子育水库的事呢！

    1958年秋，杨集区在南薛岗修筑薛岗水库，族人中多有在水库工地干活的民工，带队干部是王书京，王廷杰。那时生活艰苦，劳动強度大，人们多受不了，十分难耐，老辈人一提起修薛岗水库，就掉眼泪！

    1958年，由宋沟大队和堰张大队合作，在操场村下面，修一座小型截潜流土坝，在板桥河东岸修水渠，直通小浆子村入默河，渠水灌溉下游上千亩良田。水渠从于耀章家西边的梅子园向南，从东坑和中坑的中间穿过，流向南洼地，使南洼，东，西菜园地，成了稻田地。清清渠水，穿过王楼村庄，缓缓南流，族人们在渠里汲水，洗菜，十分便利。村前的三个大水塘，象三颗明珠，稻香飘飘，鲤鱼潜游，荷花竟放，岸柳丝垂，鸟语花香，真的是北方江南呀！可惜，三年自然灾害后，库毁渠废，故乡就失去了这道亮丽的风景线了！

    1970年春，县里修青山水库，这是一座大型水库，族人中有王文鼎，王子来，王文培等，在青山修水库，王文鼎有文化，后来转了合同工，又转了正，成为正式国家工作人员。王子来也留在了青山水泥厂当工人了。

    1971年秋，由县水利局规划设计，在余关王庄村，截板桥河（东河）水，修了一座中型水库，叫王庄水库，族人中也有在那里修水库的，但时间不长，这座水库现在还在发揮着效益！

    1973年10月，县里在马山打磨岗修水库，民工多时达1.5万人，村里有四十多人，轮留去修水库。队里的男劳力，基本上都去过打磨岗水库出力流汗。我（王书成）本人，就是在打磨岗水库13个月，由民工而连队施工员，营部施工员，指挥部施工员，最后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被县里招了工，到内乡县化工厂当了工人了。

      在家乡农田水利建设上，有直接效益的水利设施主要有两个：老坟提灌站和南岗提灌站。

    1962年春，在东河上游，与堰张交界处，修了一个小型截潜流土垻，渠水沿河东岸向南，在东老坟地东头处，建了个提灌站，抽水灌溉北洼数百亩良田。在提灌站处修了个水打磨，安装了小钢磨设备，王金秀六哥是管理员，从而开创了机械打粮磨面的新时代，很有纪念意义！后来有了电，在村东的大队部安置了电力磨面设备，还是金秀六哥操作管理，从而不再用石磨石碾磨面了。

      在南岗，与小浆子接界的东河东岸边，也修了一个提灌站，水渠自东而西，又折向北到南地场边，可灌溉全部南洼的几百亩良田，到八十年代，渠水还畅流着，而且也在南地种了几年水稻呢！

      东老坟提灌站和南岗提灌站，直接惠及家乡南北洼几百亩农田，我父亲（王满才）曾多次说过“这两个水利设施，对王楼益处大了，能气死老天爷。加上西坡的桑树沟，柳树沟的沟底水，又有那么多坐坡黄梯田，真的是旱涝不愁丰收，方圆几十里地，没有咱王楼富呀！”可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分田到户后，这些水利设施全破坏了！

      修梯田，垒垱子，让水土易失的岗坡地，变成平整的梯田，也是那个年代的伟大壮举！

    每年冬春农闲时节，庄稼管理不是当务之急了，村人们就修垱子，固田埂，修地角，平整土地。把夏秋间因暴雨冲毁的口子堵起来。西河边葫芦沟的垱子豁口最大，有几年，垱子开门宽度有七八米，深度有三四米，队里利用冬春农闲时节，挖土，抬石头，硬是堵上了。

      较大的治理西坡的工程，有柳树沟下端的土堤垻。该埧在西菜园上端，从南到高山儿，北到奔路坟地角，由全村人在一起，修了一条长达200多米的大堤垻，平整了柳树沟下面，西菜园上边，约有四十亩的良田，这田属于西队的，后来都成为高产田了。

    在桑树沟上端，南到寺山庙上坡北沿，北到谢凹在桑树沟的地界，也修了一条长达300多米的大堤埧，平整了桑树沟五垱以下约50亩的土地，这块地是属于东，北队的。后来也成了高产田了。

      老环沟南端，与小浆子搭界处，父亲带领生产队里的劳动力，修了一条东西长约120米的大垱子，平整了约30亩的土地，在后来的土地调整时，西部分划给了西队了。

    在治理家乡田园的劳动中，我的父亲，在漫长而又卓绝的二十四年队长任期中，在王国生，王金秀，王成德，王好善，王子堂，王明书，王廷彦，王运中，王文记，王明，王汉昌等族人的协同帮衬和参与下，父辈们在没有先进劳动工具的前提下，全靠肩担手提，刨挖垦垒，用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建设了一个旱涝丰收，五谷丰登的田园故乡。在农耕文化的大背景下，他们艰难生存，奋力作为，改造河山，建设家国的丰功伟绩，叹为观止，可歌可泣，让后辈人十分感动，真的令后人敬仰至之！

           

    第四章文革年代

    1966年7月，全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家乡的族人们，也无例外地参与了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也同样经历了造反，红卫兵，武斗，大批判等具有文革特质的活动，到1976年10月，伴随着后毛时代的到来，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给家族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一  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6月，我正在备考初中升学考试，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在穷乡僻壤的闭塞乡村，没有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征兆。无非就是在大队开会，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对于大字不识几个的乡村农民而言，与文化相联系的东西是不甚理解的，而且也要革命，那都是远离庄稼和劳作的事，真的没什么特别的反映。

      八月份，正值玉米丰收在望的时节，按照上级指示，队里派王天根，西队派王文培，到天宁寺参加文化大革命学习班，几天后，就由王天根来教唱些歌曲，诸如“天上布满星”，“北京有个金太阳”什么的，晚饭后，集合族人们在王龙生大哥家门前唱。我们小学生，在饭场念报纸，或用铁皮喇叭筒喊文革口号（这都是学校布置的任务）。再后来，就是在下雨不上工的时侯，集中在王龙生大哥门前开忆苦思甜会，家家吃忆苦饭。那是用红薯面和着红薯叶的稀面汤，很难吃的。由王书顺讲他旧社会躲兵睡麦糠窝半个月的故事，王廷彦家旧社会交不起地租，地主谢佰健不让打麦，致使麦垛上麦芽放青的故事。台上声泪俱下，台下低头抹泪，一幅庄严肃穆、凄婉哀痛的氛围！

    大约到了第二年的春天三月间，有大动作了：大范围的斗争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把大队指定的批斗对象，拉到村东大队部门前，戴上纸糊的辣角帽，脸上，手上抹上黑墨水或锅底灰，站在高高的板凳上，高举双手，胸前挂着用纸板写着罪名的牌子，低垂着头，任由人们打骂批斗。最让人不能忘记的是，谢凹的谢炳钦，用当兵时的皮带，狠命地抽打曾当过伪保长的谢玉党，鲜血淋淋的，真的让人心惊肉跳。至于谢玉党当年有什么罪恶，时过境迁了，谁会放在心里呢？而谢炳钦暴打谢玉党一事，在多年之后，被善良的乡民们视之为鄙劣的行为，以为太过绝情而不容于人呢！

    大队在1967年春天，开始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谓之“堰张文化革命委员会 ”。是由于姓的于光西发起的，大浆子的谢占法，北凹的谢省奎，族人中有王文鼎等，是该文革的组织领导人。后来，村东于姓的于学飞，在北京石油学院上大学，春节回家乡宣传文革，有堰张村的张贯有，族人中的王固子，谢凹村的谢炳钦，于姓的于运科为组织领导人，成立了“堰张永红革命委员会”，斥原文革委员会为“保皇组织”。双方的上级是：原文革隶属于“内乡北关红色造反司令部”（红北司），永红文革委员会（俗称二文革）隶属于“河南二七公社内乡分部”（二七公社），针对原大队支书于运中，原文革保，二文革打，闹得不亦乐乎！

    两个文革委员会，在观点上形成了严重的对立，与上至中央，下到大队，形成了两派，势同水火。互相间辨论，斗争，后来又升级成了武斗。较大的武斗有两次：1968年秋天，在王沟村东边，两派组织，从下午打到夜里11点多，南片一文革势力大，人也野蛮了点，二文革吃了亏，双方伤了大约十多人。1968年夏天，二文革的张贯有，带有一百多人，到谢圪塔村，那里的村民严阵以待，甚至在锅里烧很多开水，往人们身上泼。武斗从上午到下午，二文革的人吃了大亏，有十多人受伤，主要都是用扛子打得头青眼肿的。那天天刚下过雨，东河涨水，人们站在河西岸上张望等待，我父亲由于族人中有六七个也去了，他放心不下，强涉激流，到了谢圪塔，那里的谢双成与父亲较好，相见后强行拦住，没让进村。当爹又涉水回来时，我泪流满面地迎上去，父子一同回家去了。

    当时，队上的族人属一文革的，只有金秀六哥一家，原因是文鼎是一文革的人，而且是笔扦子秘书。其它的都是二文革（永红）的，其中，王固子是永红委员会的笔杆子秘书。他们两个是两个文革的骨干力量。抛去文革自身的政治色彩，单从个人素质方面上看，真的是族人中在那个时代的骄傲呢！

    1969年秋，大搞忠字化，到处都写着关于忠于毛主席的标语口号，凡是遇到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时，都要游行。每天三饭前，要面对毛主席象，敬礼之后，才开始吃饭。当然，这样的形式，没有几天，就不提倡搞了！

    记得有一次游行，稀稀拉拉的队伍，绕村穿行，队伍喊着口号前进，当呼的口号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打倒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口号时，前面的黑五类分子，也呼着同样的口号。人们就认为不对了：“他们是反革命分子，怎么能和我们喊同样的口号呢？”于是，队伍停下来了，就让他们喊“打倒地富反坏右”，由东队的富农分子于光照领着喊。地、富、反、坏、右这五个字，在当时黑得很，很难张口，队伍里没几个人，声音不大。于是，于光照变了口号词，高呼“我们打倒我们”！那些黑五类分子们就也高声喊着“我们打倒我们”，引来后面的群众队伍大笑不止！

    1976年，毛主席逝世，要以大队为单位，开追悼会，每个人的胸前要戴上白花。当时做白花是在成德二哥家的堂屋里，几个姑娘和小媳妇一边折着白花，一边低声饮泣，显得十分悲痛！

    二  文艺宣传队

    1967年秋，王楼村成立了一个文艺宣传队，由王等云，王文耀为主，队员主要有族中的几个姑娘：德俊的妹子黑女，九娘的女儿煥子，保泽家的姑娘秀香，还有杨金荣，李冬菊等。东，北队于姓的也有几个。我们几个学生娃：王文记，于耀三，于西蜀和我，也参加到宣传队里去了。

      排演场地是在王成栓大爹家遗留下来的三间小房里，外面有个大院子，很适合我们排练节目。演出的节目有当时的样板戏，《沙家浜》，《白毛女》，《红灯记》都有，唱腔是曲剧，司大弦的是王等云，剧务是王文合，导演是王文耀和王等云，王固子是剧本文字创编，严然是一个象样的戏班子了。戏台是在队上栓牛场西边的土堆上，还有在遂生二哥门前搭有个土台子，面东。宣传队也置有一套戏装，锣鼓响器，服装导具，一应具全，是当时全大队较有声誉的班子呢！宣传队多在村里演出，其中，记得有一个小剧，名子叫《游乡》，王文耀主演剧中的货郎姚三元，他不愧是内乡师范毕业的，有文才，懂得表演技巧，表演的角色维妙维肖，肩上的货郎担晃悠的很有节奏，给观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宣传队一次到谢圪塔村演出，默河东的马寨，刘营，马集，李湾村，就有不少人来看戏。那天晚饭在谢圪塔村吃派饭，我在同学谢改秀家吃的糊面条，改秀的妈很热情，直夸我有出息呢！

    村宣传队断断续续办到我上高中时，随着煥子，黑女，秀香几个姑娘相继出嫁了，文革的氛围也和缓了一些，宣传队也就差不多散了。

    在那段日子里，族侄王等云是出了大力的，为宣传队的演出活动，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劳动。王等云是他们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刚解放时，高小毕业后，就到杨集区政府参加工作，任区委通讯员。他人长得帅，利索，雷励风行的，而且文雅俊秀，说话也很到位，办事有成效，很受区委领导重用。因工作成绩卓著，提拨到县委工作。那时侯，人们缺乏交通工具，雨水也多，道路泥泞难走，等云每次回家，翻坡跨岭的，而且西坡上六里地没人烟，夜行更使人害怕，等云每回家一次，都十分艰难。因牵挂家中妻儿老少，就辞去了工作，回家务农。要不，族人中会多出一个县处级干部，真的让人惋惜得很呢！

    当年 我们五个十多岁的少年，有王文记，王炳耀，于西蜀，于耀三，跟着等云学拉曲胡（大弦），渐渐地上了路，其中，于西蜀，王炳耀的曲胡拉得好些，王文记，于耀三改学拉二胡，我（王书成）改学吹竹笛子，都多少能有半拉子成效了。可惜他们几个学没上成，又在成家立业后渐渐放弃了练习，没有成气侯。只有我学也上成了，笛子也算能上台演奏了，成就了一门器乐艺术！现在回忆起来这段岁月，族侄王等云，应该是我在音乐领域里的启蒙老师呢！

        第五章 改革开放与分田到户

    1978年11月，是中国历史具有化时代意义的时刻，此时，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理政方针。与自建国始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理政方针完全不同，历史出现了突兀的拐点，但身居乡间草野百姓，也不知将会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

      在安微省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有一个小岗村，有十几户村民，在私底下商量着，把生产队里的土地分给各家各户，自已耕种，并按了鲜红的手印。说是自己经营能吃饱饭。这件事，被中央高层视为典型，应该发扬光大。于是，到了1980年底，被称之谓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业模式，就在全国农村开展起来了。

    尽管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冠以多么高深的理论，或是被披上多么光彩华丽的政治外衣，抑或是被宣传成多么伟大而光輝的历史壮举，那都是政治家和文人们在苦心故诣塑造的作品，而对于老农民而言，就是干脆利落的四个字：分田！单干！再细说就是：不要集体了，各人各走自己的路！

    那时侯，父亲仍是生产队长，没有想不通，就只有执行的份了。于是，他就肩付起分田到户的责任了。

    一，“分”！一夜之间无集体。

    几十年的生产队，几百亩历经治理的土地，尽管人们心存疑虑，还是分了吧！

    经过队委会讨论，决定把土地分为四个等级，按多年以来的产量为参考，也考虑到道路的远近因素，以每一等级田亩的定产总量，计算出每一个人应该分得的土地面积，以家庭为单位，抓阄以获得次序。于是，这四个等级的土地都分配完了，根椐土地肥沃，贫脊的不同，大约每人有2.5亩左右！于是，各家各户就在自己分得的土地上，按照各自的意愿种植作物。昔日的大块农田，被分割成几十块长条，各色物种杂相生存，不再有以往那种整齐，伟岸，纯洁的田园风光了。

      分了地后，一个重要的内容摆上了日程：队里有八头牛，以及相应的车，犁，耙，绳索。很简单，对每头牛进行价格平估，以总额平均为每个人值多少牛钱，大值估算每头牛可分配给几个人，再凑合成家庭，自由结合，几家合用一头牛。就牵回家去！牛的饲养，管理和使用，由这几家协商解决。

    当时，金秀六哥家，天根，和大爹家（含书德）和我家，合在一起，分得一头黑公牛，使用了两年多，也就散了！

    集体财产还有一大部分是房屋，农具及一些家俱。其中，王成栓大爹两人故去后，他的三间上房归生产队集体所有，后来又盖了东西厢房，是生产队的队屋。上房和东厢房栓牛，西厢房放农具。又在上房的西边盖了三间厢房，作为放储备粮什么的。在南场的西南角盖有面东六间场房屋，其中南三间放粮食，北三间盛麦草以备牛吃用。上世纪八十年代坍塌了。在南场的北边，面南盖有四间场房屋，后来改做炕烟炉了。在这些房产中，在分地后，王等运把成栓大爹留给队里的房院买了，后来王英武盖了楼房了。王文记把西边面南的三间房买了，后来盖了楼房。五保户王廷安故去后，队里又在原房北边面西接了三间，后来坍塌了，原址王英军盖了楼房。

    2000年后，生产队里的所有资产，已经荡然无存了，实际上，把生产队改称为村民小组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生产队集体，已经成了一个历史的词语，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只留下那个时代的记忆！

    二 乡村规划和宅基地

        1983年春天，族侄王世敏（成德二哥的儿子），当上了村支书。时年才二十六岁。世敏高中毕业，軍人出身，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很到位的。他自1983年任村支书，因工作成就突出，于1990年提拨成了国家干部，先后任王店乡烟办室主任，马山镇副镇长，湍东镇纪委书记，房管局副局长，县政协文委主任，2013年由县委组织部下派回村任第一书记，从一个乡村农民，一步步成长为国家的正科级干部，风生水起，成就非凡，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世敏任村支书时，南片谢姓村民深有感触。堰张村自解放后王俊德任村长，王遂生创立壢张犁铧农业高级社，到王世敏第二任村支书的今天，近七十年间，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但在堰张村的乡民心目中，王家族人始终是这个地方的领袖人物，不得不让人心悦诚服的呢！

      乡村规划，就是在国家政策范围内，把乡村的房屋整齐化一地按排建设，每户宅基地：南北长18米，留3米路，东西长15米，共225平方米，在历经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旧时那种散乱而居的家乡形貌，已经荡然无存了，已经成为整齐化一的美丽乡村了。

          三 计划生育

    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只是提倡节制生育，独生子女光荣。但到了八十年代，就实行强制性的政策了。具体作法是：结婚后先办理准生证，生育一胎后要采取节育措施，上避孕环，带有强制性，而且还要到指定的地方孕检，看你有没有计划外怀孕。如果发现有计划外怀孕的，就要强行流产。如果怀孕在逃，还要株连直系亲人。到了九十年代初，对农村计划生育的控制非常严格，除了正常的管理措施外，还有拉网式检查，人人过关，一经发现，就拉到乡镇计生办，强行流产。如果有孕妇逃跑，就要追逃，还要株连亲戚家人，被拉到村部或乡计生办指定的地方关起来，形同囚犯。而且有变相抄家，罚款，拉牛，抡粮，拿走一些值钱的电器和家俱等。

      1992年秋天，儿子的舅妈怀孕潜逃，把我爱人拉在刘观村部关了六天，家里唯一值钱的黑白电视机也被拿走了。后来，内弟媳被找到了，八个多月的胎儿，硬是被强行引产，而且又罚了一万多元！

      在族人中，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违犯计划生育政策的事，尽管当时的政策那么严苛，但族人们总会想出自已的办法来，差不多都生育了二胎，且儿女双全者也较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奇迹呢！

    四，生产经营方式

    田地分了，就是自种自收，八十年代时，大家的种田积极性十分高涨。那时，已经有了县化肥厂里的碳胺化肥，也有了优良品种，农人们都有务农经验，但耕作方式还是比较原始的，地是牛耕的，乡人勤快，管理适宜，几乎是年年丰收，夏季里每亩地要打千斤小麦。吃不完，几乎是年年吃陈粮。真的是白面馍不断顿。家里养有鸡、鸭、鹅、羊、猪还能卖钱，养牛除了耕地外，养大了还可赚一笔收入呢！后来，制造出来了小型手扶拖拉机，农人们就开始使用手扶拖拉机耕田，运输。田里除了夏天麦，秋天玉米粮食作物以外，在西坡的礓石地上，种红薯，切片晒干，也能卖不少钱。后来，又种植花生，辣椒，芝麻，烟叶，黄姜，豆类等经济作物，价格也好，往往有小贩在地头收买，每年收成好了，一般四口之家，一年的收入多在一万多元，除了吃喝花用，人情事故外，每年都会有几千块，上万元的余存呢！可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十年间，族人们的日子，还是过得挺不错的：吃饱肚子，兜里有钱，也自由自在！

    五 重负与积弊

    每一个时代，都有利益和蔽端，在个体经济道路上，慢慢滋生出了一些社会问题，反映在九十年代以后的广大乡村，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困难，演化成了社会的负面效应。主要就是：五粮三款，计划生育，宅基地，压得乡人们抬不起头。

    五粮三款：当时，种田户要给国家缴粮纳税，皇粮二差，千古定律嘛！一般情况下，往王店粮管所缴粮，人均约150斤小麦，还有农业税。后来，各种名目繁多，又层层加码的钱数不断上涨。我由于长年在外工作，对何为“五粮”“三款”的实际内涵，也不甚了解，但却知道，是县、乡、村、组各级下达到征收款项，还有什么“烟叶税”、“特产税”等一些说不清楚的名字。这些款项，概括成时代的印记名称，如同民国时期所谓的“苛捐杂税”那样，人们统称叫“五粮三款”，在媒体报道或相关著述中称之谓：“提留款”。这笔上缴款，每年每人均少则三五百元，多则达到七八百元。成了一种苛政，有统计表明，达到农民年纯收入的四五成。而国家明文规定，农民负担不得超过百分之六。地方基层政府的苛政，老百姓承受不起啊！

    约在九十年代，提留款的重负，使百姓怨声载道，每到年前腊月间，县，乡，村，组四级，就组织征收工作队，乡人们称“杆子队”，拉牛，抡粮，搬家俱。有的人家为了躲避征收，离家出走，真的让人不得安宁！

    计划生育政策，杜绝二胎：于是，乡下村民畏如猛虎！只生一胎吧，于心不甘，生二胎吧，就是大祸临头了。孕者手术，逃者追缉，还要株连亲属。干部紧盯，杆子队横行，拉网式检查，打人、罚款、抢东西！多生个孩子，就是犯罪，甚至是不如犯罪。真的是那个时代的悲哀啊！

      宅基地的批准程序也十分让人难耐：首先，要申请，对于起新宅，要有地方呀，于是，求人，花钱，办证，都是十分艰难的，能扒你一身没皮。自已的老宅子，而且也在规划线上，不碍谁的事，甚至还能舍弃一些面积，但也要走完各种审批程序，花各种名目繁多的钱，组，村，镇各级，都要从中搭车收费，而对于经办的乡村干部们的请吃卡要拿，就一言难尽了！最难的是自己的老宅子，但不在规划线上，而且按规划要占用别人些许的老宅基地，这就摊上事了。首先要给四邻四界的邻居说好，允许你盖房子。但是，农村老观念，闲着就是不让你使用，不仅说不通，而且还使心眼千方百计地阻挡你盖房子。只有在都想盖房子时，才会在纠缠中寻求相互妥协。

      我祖上的三间旧屋， 建新房往东，往北移动，占用邻居家约十多个平米，从1983年到2016年的三十多年间，始终说不好。后来他的儿子们都相继搬离了老屋，在集体土地上盖了新房之后，仍不让我盖。1992年，旧屋眼看要塌倒，我只该舍弃老屋宅地，申请在南场新宅盖房，各类手续证照一应俱全，他们又是不让盖。没办法，我索性不在老家盖房子了，把砖，地基，准建证等手续证件，出让给王国禄家。在王国禄大儿子王克祥挖地基时，这家邻居的儿子弟兄几个，又是上前拦挡不让盖。双方请来了黑社会大打出手。由于所请来的打手，被王国碌家请来的打手所说服后，弃而不管走人了，王克祥才得以在我出让的宅基上盖了房子！

    族人王固子家位于上述族人家东邻，也是因为他们一家的干扰，而且在自已的宅基地上，不仅没有盖上新房，也被活话气死了！至今三十多年过去了，他的儿子们还没有在老屋盖上新房。老屋已经坍塌，门前面一片荒無，成了空心村中的空旷地带了！

    宅基地，原本是一个家庭生存发展，繁延生息的根基啊，但在各种苛政，贪官，污吏和地方宗族黑恶势力的趁火打劫下，真的让那些善良本份的族人们，举步维艰，满腔苦情，留下一个时代的伤痕！

        六  务农与务工

    早在上世纪未，中国就开始从一个农业大国，迈了一个新兴的工业大国。在南方沿海地区，工厂林立，需要大量的工厂劳动者。于是，前所未有的打工潮，就开始在全国农村涌动开来了。

    村里的六零后，时年也就三十多岁，以至于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们，在以后二十多年间的岁月里，开始在大都市务工经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依靠土地讨生活的日子，已经一去一不复返了。

    族人中，除了能够上大学后，分配工作者，几乎都参与了外出务工经商的热潮。当然，外出务工是十分辛苦的，一天要加班，干上十四五个小时，也不为鲜见。每到农闲时节，春节过后，就打起行李卷，到南方的广州，深圳，珠海，苏杭去打工。前些年，每到农忙时节就回来收庄稼。近些年，种庄稼的机械化程度高了，就索性不回来了，机械收割后就地出售，省去许多麻烦，他们就安心在外打工挣钱。

      老听族人中说，我大哥王书凡家的世鹏，早几年在南方务工，后来在长沙经商，严然成一个老板了。王红志，早些年也在南方打工，有点资财后，索性自已当承包商，修铁路，又组织个车队什么的，干得不错。王英豪在西峽经营多年，也已经是老板级的人物了。王旭，先前毕业于南阳商校，又当了一段县纸厂的工人，后来厂子倒了，自已开了个电器门市，先销售“奥特朗”热水器，后来又发展了一些相关产品，现在已经成为有作为的家电商了。

    务工，首先是拓展了族中子弟们的视野，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对于一个闭塞山村的农家子弟来说，给他们插上了奋飞的翅膀，在外面多彩的世界里自由飞翔！

    王国华二哥家的王琦，学业未成，在家时，我还曾为这个侄儿担心呢！谁知小琦他在外务工，嘴勤，腿勤，眼皮活，干得很不错，每次回家都很风光。更值得夸赞的是，竞领回来个湖南妹子作老婆，好漂亮！这都是小琦在外长了见识，学能了，长本事了！

      西头振河家的儿子王平，也是学没上成，到外地打工，成了大老板了，而且也领回来了大老板的漂亮女儿做老婆。现在，王平经营汽车配件生意，在好几个大城市都有连锁店，严然是一个商业集团的老总了！

      时势造英雄，王家后人，能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可堪造就，成就大业，代有才人，真的是先祖的遗风在发扬光大了呢！

    田地的庄稼呢，就是村里五六十岁开外的老年人在打理，既照看孙儿孙女上学读书，又侍弄庄稼，这些留在家乡的祖孙辈，留下了一个时代的印记，叫“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务工的人们，有的老人过世了，孩子没人照看，他们干脆让孩子在城里的私立寄宿制学校里，有的孩子讲志气，独立成才了，有的孩子却因疏于管理，不思上进，一味贪玩，从而荒废了学业。还有些家庭，男人在外务工，女人和孩子在城里租房，专门伺侯孩子读书。上李沟族侄王固子的女儿青莲，就是这种情况，丈夫在外开半挂货车，她带着两个孩子，租住在我单位一家的单元房内，儿子学习好，青莲的小日子过得很滋润的！

    在年节里，在天南地北务工的人们回到家乡过年了，见到了爹娘和儿时的伙伴们，那份亲情自不待言。大家都挣回来了大钱，相互间请吃请玩，互道珍重，吃着热腾腃的年夜饭，真的幸福着呢！

    如今务农也已经商业化了，不是先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土坷垃里刨食吃的时代了！一切都靠资本投入，获取效益。一季子庄稼，种子，化肥每亩大约要投入150元，犁，种大约要80元，收获要50元，中间还要打药，除草等，算下来，每亩成本300元。好收成年，一季收入800元。500元的农业效益，与务工经商相比，真的是微不足道的。人们首先考虑的是让土地效益的最大化。有些土地，种植药材，果树，风景树，看什么值钱就种什么。所以，农耕文化大背景下的家乡，田园开始荒無了，农业，农村，农民的传统含义，已经渐行渐远了。

    有时我也想，再上哪儿去找寻我的那个荷花咉日，鸡鸣犬吠，蜂舞蝶忙的宁静山乡小村呢！

    第三乐章

    教育是振兴的翅膀

     

    民国以前，教育的主要方式与方法是私塾教育，科举取士，以至于光宗耀祖了。最先是启蒙教育，由乡间的塾师，教授童子们四书，五经，大学，中庸，国学等启蒙读本。然后参加县试，入官办的簧学就读，参加府试后取得贡生资格，再入书院就读，若有幸参加会试，考取举人。最后在进京赶考，高中皇榜，考取进士及第之后，朝廷就可以让他入仕授官了。若是有幸参加殿试，皇上钦点魁元，投名状元驸马郎，帽插金花，扬名天下，也未可知的呢！

    这就是两千多年来“学而优则仕”的科举教育制度。

    第一章，塾师王廷伟是族人的先生

      先祖王云重就是走的“耕读传家”的道路。当然，他不是以诗书为科班的，而是以武艺出众，拔取进士的。在他的子孙辈们，就没有再显赫的作为了。

    大约是清光绪年间，王康泰的嫡孙王廷伟，他的年谱，应在咸丰到民初的几十年间，是族人中的秀才了。但廷伟没有走上正途，只能成为一个乡间垫师，设馆授徒，教授村里的孩子们识文断字。可以说，王廷伟是近代族人的先生，他从事教育事业一直到清末民初。西风东渐，清王朝推行了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模式，村子里的私塾才停止了下来，当然，那时的王廷伟己经年老体弱了！

    在我所知的先辈中，但凡能出得起几升学粮（学费）的人家，都让孩子们到王廷伟的私塾里念书。王廷伟对于孩童们，要求十分严格，不会念书的孩子，总要惩以戒尺。就是用一个宽约一指（1.5厘米）的条形木板，打学生的手心，有时也让孩子面壁站立，以达到警醒，鞭策作用！象王廷训，王国栋，王廷汉，王金秀等先辈，都是在王廷伟的严格教育下才成材的。

    王廷伟对族人的贡献，不仅仅是教孩童们识文断字，重要的是，他开启了族人们重视教育的理念，养成了村子里的文化风气，以至于到了1938年秋天，建立了王楼小学堂，成为周边村庄里最具有文化生机的村子。这一历史功绩，是应当青史永垂的呢！

    第二章，王楼学校的变迁

    王楼学校始建于1938年秋天。位于村西头，距西河有百米之遥。

    族兄王俊德，（也叫王省三），是王楼村近代史上卓有影响的人物。他是王楼学校的创始人。在他的努力下，学校得以建设，孩子们才能在此读书学习。这所学校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人才，为国家作出了贡献。而且形成了尊重教育，发展教育，让知识改变命运的思想理念，对几代人的进步成长，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对家乡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应当为之记载下来，以志青史永垂！

    1933年3月，内乡实力派人物别廷芳，为了推行宛西地方自治运动，在镇平民团司令彭禹廷（又名彭锡田，中共早期将领彭雪枫的叔父）的倡议下，联合邓县宁洗古，淅川陈重华，在马山天宁寺创办一所培养宛西乡村自治人才的学校，名子叫“宛西乡村师范学校”（就是解放后内乡师范学校的前身）。王俊德考入了这所学校。

    王俊德毕业后，先是由内乡民团司令部委任为家乡当地的联保主任，八个月后，因俊德性情随便，不逊小节，别廷芳罢免了他的职务。于是，俊德就开始倡议在家乡筹办一所小学。

    当时，乡村教育落后，在王楼村的周边，只有大浆子村有一所初级小学，设一，二，三年级教学班。孩子们到大浆子上学，隔河渡水的不很方便。于是，王俊德就联系村里的王书堂，于光西，王明德等人商议，在村里筹资建校。

    首先是选址，经商议，村西有一座王家祠堂，大概是先祖王云重时所建，历经盗匪，战乱，风雨飘摇，已经破败不堪了。如果对祠堂加以修葺，不如建设一所学校，可惠及子孙。就这样，决定把校址选定在祠堂的原址上。

    当时规划建设一主两厢的一座院落，所需木料，砖瓦是主要建筑材料。王俊德率先把自己家里现成的木料捐献出来，带动了全村乡亲，捐献木料。砖，瓦是大家兑钱购买一部分，捐献一部分。垒墙用的是土坯，全部是乡亲们自己和泥脱坯，自己垒砌。终于建成了主房六间，偏房八间，一个门楼的院落，可容纳四个教学班的王楼小学。

    学校建成后，王俊德自任校长，又聘请了几位老师，由于学校草创，诸事艰难，学校教师就在俊德家里吃饭。1938年秋天学校开始招生，适令儿童朗朗的读书声，给王楼村增添了新的希望！

    1946年春天，时任联保主任刘汉臣，执意要拆迁王楼学校，并要把砖，瓦，木料拉到雷庙建学校，引起了乡亲们的强烈不满，同时开展了一场护校运动。王俊德多次到杨集区政府反映情况，在杨集区长樊子平的干预下，才阻止了刘汉臣拆毁学校的阴谋活动。由此，刘汉臣视王楼人为眼中钉，结成了仇恨。在派粮，派捐，伇工等方面，千方百计地欺压王楼人。

    解放初期，党和政府开展反匪反霸斗争，以王楼人为首的翻身农民，开展了积极的斗争，仅在杨集区政府工作的就有二十多人，后来都成为乡村干部，斗倒了地主恶霸，把刘汉臣也枪毙了！

    1955年，壢张村成立了“犁铧高级农业合作社”，社长是族兄王遂生，利用地主喻继甫家的房子，设立了高级小学。内乡教育界的知名人士陈光照，曾在该校任校长。村里的孩子就不再到杨集上高小了。

    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在王楼村的东南角，设立了大队部。大，小浆子，北凹，圪塔，马湾的学生，到堰张上学，就显得太远了。经王店辅导区批准，把堰张高小搬迁到王楼。于是，大队又在学校主房两边接盖两间，两边厢房也接盖两间，又盖了楼门两边的耳房，1962年秋，堰张高小就搬迁在王楼小学。这时侯，王楼小学可容纳8个教学班，是一所规模化的完全小学了。

    1968年秋天，上级指示，各完全小学设立戴帽初中，学校又增添了校舍，把大门向前移动8米后，又在新大门的东，西两边，各盖了五间初中教室。学校更名为王楼初级中学了。

    1983年，王店公社决定在堰张西岗上，设立一所中学，取消了各大队的戴帽初中，生源涉及了周边的堰张，杨湾，雷沟，宋沟四个大队。王楼初中又回归到小学教育层面上来了。一直到现在。

    王楼这所穷乡僻壤里的学校，虽途野闭塞，但乡风淳朴，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垮越两个世纪，两个时代，历经80年的滄桑巨变，是中国近现代初等教育状况的缩影，伟大而豪迈，蒼凉而感动！从这所学校里走进大学殿堂里的学子比比皆是。所造就的愽士，硕士，教授，作家，将军，政界领袖，大学校长，商界精英，都在各自的舞台上，尽显风流！她是家乡人文底蕴的一大源泉之地啊！

    我有幸在王楼小学接受教育与启迪，也是先祖和时代所赋于的人生造化呢！

    第三章，解放后家乡的中等以上教育状况

    解放以前，由王楼小学四年级毕业后，凡能进入高级小学的族人，大多就读于村东边的杨集小学。杨集，是与家乡王楼村，仅一河之隔，三里之遥的大村庄！相传是宋代杨令公杨业的后代，迁徒于此的！清末民初，匪患丛生，杨集村修筑了高高的塞墙，挖了深深的寨壕沟，以防匪患。家乡的人们多“跑反”到杨集寨内避难。明，清，民国以来到1963年间，杨集村又是区政权所在地，是方圆数十里的权利机关。杨集完全小学，承载了周边初等教育的重任。族人中的王俊德，王国栋，王成德，王等云，王文耀，王文选，王文兴，王秀阁等人，都在杨集高小读书，后来都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材了！

    中学教育阶段：在建国前，族人中仅有王俊德毕业于天宁寺宛西乡村师范学校，王国栋毕业于（抗战时期迁驻在雷庙的）安阳中学，后考入（抗战时期迁驻在镇平石佛寺的）河南大学预科班，在未毕业前就考入了黄浦军校第十七分校（湖北省老河口市草店镇）。除他们两个人外，再无接受中学教育的乡亲了。

    解放后，在1962年以前，王楼小学仅设置有初级小学，王国六，王文兴，王国敏，王书凡，王国凡，王固子，王文鼎，王云中，王明，王振方，王文斌等人，在杨集高小完成了小学教育后，王书凡，王文鼎，王固子考入内乡第四初中（杨集），王国敏，王振方考入内乡初中。其中，王文鼎，王振方考入内乡高中，从而完成了中学教育！

    王国敏由内乡初中毕业后，考入郑州地质学校，后来成为一位优秀的地质勘探高级工程师！

    1956年后，堰张在地主喻继甫家的院子（一主两厢）里，设立高级小学，象王书林，王文三，王子来，王振果，王国恩，王文培，王文涛，王振亚，王楼阁，王桂花，王爱连等人，在堰张高小完成了小学教育，其中：王振亚，王文涛考入内乡初中，王梅英考入内乡四中，王书林，王振果考入内乡五中，王桂花考入内乡农业初中，王国恩，王文三，王子来，王文培考入王店（刘观）农业中学。

    1963年秋天，王楼小学合并了堰张高小，成为一所完全小学后，族中的弟子们就在王楼小学读书了。

    1968年秋天，王楼小学设置初中部后，凡小学毕业者，基本上都能在本村上初中了。但高中升学不易，一般情况下，一个班仅有四五个上高中的。其中，王书成，王书德，王世敏，王文六，王克祥，王智敏，王振克，王桂先，王文龙，完成了高中阶段的教育。

    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高中教育资源紧缺，能够上高中的初中毕业生是不多的。但由于家乡人重视教育，还是有不少子弟高中毕业。其中，王佰红，王伯彦，王文亮，王红志，王红洋，王石岩，王伯超，王勇超，王克忠，王  晓，王  毅，王  芳，王洋，王桂林，王海军，王灵军，王桂盈，王恒，王亚伟，王培红，王培德等人毕业于内乡高中。

    初中毕业后，上中专也是一种很好的出路。那时国家对中专生包分配，可以说是铁饭碗呢！而且，当时的中专是很不好考的。中招考试后，最先择优录取各类中专生，之后才是县一高生。一般情况下，中专生要比高中生的分数，高出差不多100分呢！中专生确是初中毕业生中的姣姣者！象王国敏，王国范，王书德，王 尧，王晓琦，王  乔，王亚琴，王会娟，王  旭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国家包分配（并轨前）时的中专生！如果当年上高中，一定又是好大学生呢！

    高等教育阶段：解放前，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王国栋在台湾就读大学，仅此一人。文革前，仅王振方毕业于河南粮食学院。文革后，试行推荐上大学，大学生叫“工农兵学员”，从而浪费了十年的人材，族人中没有人被推荐上大学。大学生，被乡人认为成考状元的呀，真的是风毛麟角，是鲤鱼跳龙门的约！

    1977年12月8日，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我（王书成）在当年参加首届高考，考取了南阳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成为族人中唯一名大学生！值得一提的是：1977年高考，具有化时代里程碑的意义！全国十二届高中毕业生有6200万人面临同一机遇，只有560万人报名参考，录取27万人，录取率仅占了4.8%，占高中生源比仅仅为320分之一呀！在穷乡僻壤的山城小县内乡县，8000余名考生，仅录取47人，每160人可考取一人！可想而知，大学考取，在当年的竞争力度是多么残烈呀！

    在我（王书成）之后，上大学不再是幻想中的童话，也不再是贫寒子弟可望而不可及的愿景。是真实发生在家族子弟们眼前的客观现实！于是，我这块撞击大学殿堂的叩门之砖，宛如一石击起千层波浪，“榜样就在身边”呀！在子弟们的心里，掀起了一拨又一拨求学奋进的波澜，乃至于在周边乡村里，也奏响了“让知识改变命运”的生命乐章。于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未，到二十世纪末，在族中弟子或于姓村人中，有数十人考上大专院校，他们分别是：王书德，王晓，王琦，于文豪，于小栓，于小宽，于建伟，王乔，王毅，王真，王洋，王恒，王红朝，王红洋，王伯红，王培红，王培德，王灵軍，王海军，王亚伟，王亚琴，王会娟，王勇超，王石岩，王芳，王尧，王蕊，王旭，王冠敏，王小伟，于相旭，于欣，于攀龙等人。其中，王芳，于欣为硕士，于相旭为愽土。

    改革开放时代，国家重视教育，大学扩招，也是中国教育繁荣的时代。但是，与周边乡村相比较，王楼王姓家族，尤其是本家族，通过教育成才的道路，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人才，光耀祖宗，成效显著，是不争的客观事实，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呢！

    第四章，知识改变命运的家庭

      在家乡族人中，耕读传家，让知识变命运，培养英才，为末来幸福的追求，是最的期望。在封建社会里，有“十年寒窗苦，一朝天下知”激励！把科考及弟，金榜题名看成是人生的幸事和命运的转折点。在族人中也不断演义着令人感动的故事！

      王国法，是王虎山的孙子，从虎山到海金，到国法，贫穷极致，三代人都曾讨饭过日子！到了国法一代。取妻周秀花，所生四子一女，人丁倒也兴旺，可贫穷仍紧缠其身。1961年，国法携妻儿远迁七里坪高皇的深山里，开山荒种地过子。1971年又从山里回迁家乡王楼，日子依然是贫穷的。

        三子桂林，原在王楼小学读书，初中毕业后，考入杨集高中读书，1984年考入南阳商校，成了在当时很令人羡慕的中专生了。毕业后，分配在县石油公司任会计职务。因其品性端庄，认真负责，勤于职守，调县委机要科任机要员。后又调任县公安局任财务科长多年，现任县公安局督查室主任。

        四子，王桂盈，初中毕业后，考入杨集高中，1988年考入河南财经学院，毕业后分配在内乡县师岗镇政府工作，历任科员，副镇长，副书记，现任司法局副局长职务！

        国法的两个儿子，堪称是农家弟子读书成才的典范。在分配工作后，凭着自己诚实，勤奋，努力，进取的工作态度，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在既没有背景，又没有金钱地位的境况下，实现了自已的人生价值。他们的长成轨迹，可以折射出一个贫寒子弟所期望的道路，全靠自已踏实工作，努力进取的呀！国法家由此而改变了穷困的命运！尤其是国法老俩的晚年，十分幸福，儿孙满堂，膝下承欢都很孝顺。

        类似的情况，还有王远党。五个孩子，有三个都读书成才，卓有成就，大儿子师范毕业，在教办室工作，二子海軍是郑州税专毕业，分配在乡镇工作，历任科员，纪委书记，县统计局副局长等职务，正科级干部。二女儿也是大学毕业，在上海工作。

          他们的成功，昭示了一条亘古的光明坦途，就是让知识改变命运！重视教育，就是塑着未来。很值得人们去追寻的啊！

    第四乐章

    青涩少年读书郎

      1961年秋---1970年底，我在王楼学校读书，由于文革运动爆发，1966年和1967年在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到1970年底改春季始业，一共在这所学校里渡过了9年半的时间，是我人生中十分重要的阶段，对于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用！

    第一章、开启心灵的洞窗

    一、烛灯夜光诗书狂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小学教育，与现在的课程设置差不多，也是语文，算术（那时不叫数学），自然，地理等，到了高小，开设有历史，品德等。当然，体，音、美课程是少不了的。上课时间，从三年级就开始上早，夜自习了。这样，一天就上四个时段。

      每天清晨，天还没亮，就听到学校里噹，噹，噹的钟声，划过灰蒙蒙的夜空。我们就闻声即起，互相喊叫着起床，背上书包，提着灯笼，三三两两的一起来到学校。早操后，老师往往把我们领到西河洗脸，做操，健身。春秋时节，赤脚淌漾在清清的河水里，在晨曦微露中呼吸新鲜空气。女孩子们往住坐在绿茵茵的草地上，用石子投向水中，激起荡荡的涟漪，令人心旷神怡！

    回到教室里，我们就开始早读了，有的同学还可以到门外的屋檐下背默课文。这时，老师在教室里来回走动，辅导，答疑。并且让同学们一个一个地站在面前背默课文。如果有早上不会背默的同学，老师就不让他回家吃饭，继续读书。待时间差不多了，即使不会背，也让回家，起到警示作用就可以了。

    从小学三年级起，我们就要练习毛笔字，有大字，小字之区别。大字，就是临帖，那时的大字本有绵纸本，质量接近于宣纸，很珍贵的。而对于我，由于迁居在西峽蛇尾的二爹，就是开纸房的，每年都要拿回老家几领绵纸，或者爹上山做篾活时，带回来一些。我把一张大纸，裁成十六开，装订成大字本，是双页的，中间能夾贴，很方便的。写得好的字，老师用红笔画圈。当然，看到满页红圈，心里就很高兴。

    那时没有电，何来电灯？煤油也稀缺，六十年代了，我们还把煤油说成是洋油。灯的制做，是用墨水瓶子，安上灯芯。所谓的灯芯，就是用一个小圆铁片，中间插入一个用铁片卷成的细小的铁筒，穿上丝焾，或纸焾，就成了。自已糊个小灯笼，把油灯放进去，用手提着，每天早、晚自习，我们打着灯笼，莹莹烛光在夜色里，缓缓流动，真的是那个时代的亮丽风景呢！

      那时侯，吃的是真的奢望 ！在春天里，蚕豆快熟了，我们摘些豆夾，剥开豆粒，用一块小铁片，固定在灯瓶上面，里面放上蚕豆三两粒，下面的灯火焰，烧烤着铁片。不一会儿，就发出诱人的豆香，我们一边咀嚼着美味，一边摇头晃脑地念书，是很愜意的一幅智慧少年图画呢！

      这只小小的煤油灯，承载了孩子们天真烂漫的稚趣，也照亮了家庭的希冀，成为那个物质贫乏年代的一道灿烂！文明，就在这莹莹闪烁的烛光里，升腾着，升腾着！

      那时的语文课文，选取了一些传统的历史故事和寓言故事。象《说谎话的孩子》，《司马光打缸》，《农夫和蛇》，《孤假虎威》，《掩耳盗铃》等，对我的教育很深刻。使我在从小就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也植根了道德的良种。在以后的岁月里，结出了诚实，守信，朴素，谦让，担当，礼让，友爱，感恩，奉献的果实！

      我在想，我们读书的目的，是为今后要做人，做事打好基础的呀！考大学不应该是教育的全部蕴涵。小学的基础教育，应该把培养孩子们的品行和素养，意志和理想放在第一位。其实，每个孩子的智力因素都相差无多，而是在非智力因素的培养上，相去甚远。这要在小学教育阶段来完成，只有规范好儿童们的学习行为，明确了远大的学习目标，就为今后成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今后的发展，才会功莫大焉！

      这么多年的应试教育，让孩子们追名逐利，盲目攀升，实际上是在拨苗助长，自毁元气。中国的教育失败，铸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错误。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实在是误导国运，令人痛心的啊！

    二、心智在这里启迪

    我的启蒙老师，是上一年级时的闫改清老师。闫老师高高的个子，脸色白里透红，是灌涨前湾的漂亮姑娘，也是内乡师范毕业的。当时也就二十多点岁数吧！她教我们语文，数学，就是包班老师。大约两个星期后，我就把语文课本翻得破破烂烂的。老师担心是我贪玩，跳皮，故意弄破了课本书呢。就问我：

    “才上学几天，就把书弄烂了，以后咋读啊！”

    “是我自己读烂的！”我怯怯地回答着。

    “不会吧？”老师抚摸着我的头说“那你说，你都会读了吗？”

    “有的会，有点不会！”

      于是，闫老师翻开书，让我读指定的课文，我还真的能顺畅地读下来，有的段落还能够背下来，老师就开怀地笑了！

    小学四年级时，我的作文开始向好！在我的记忆中，小学四年级教室，是在学校西厢房北边面东的教室里，紧挨着厕所的过道，班主任是是樊同州老师。我们的作文题目是《记参加麦收》。在乡村里，一年一度的麦收，是人们最期盼，最热烈，最感染人的场面了。对于我们儿童，耳濡目染，亲历亲为，也实在太让人体验和感动了。我的作文，就从雄鸡报晓，上工的钟声开篇，写了激昂热烈的劳动场面，一个个林立的麦梱，农人们灿烂的笑脸，火红的太阳，对美好生活的想望等，都做了细致、恰当的描写。樊老师批改后，很称赞。并在四年级的两个班里念，同学们都投来羡慕的目光！

      学校举办各种活动，象故事会，朗颂会，国旗演讲，大小字展览，作业评比等，几乎每个星期都有。特别是故事会，老师不让我们讲课本里的故事，一定要讲课外读物上的故事。我当时对一些寓言故事很欣赏好奇，而且不长，客易记忆。在讲的时侯，能加入自己的想象，讲得很生动，感人，也包含了一些道理，并加入一些感想和评论，同学们听了后挺喜欢的。

      演讲会，老师就是让你针对一件事，或一篇课文，谈谈自己的看法，也让准备演讲稿。这样的活动，既锻练了自己的胆量，又丰富了知识，训练了语言表达能力，开启了心智，起到了很好的教育固化作用。

      每个星期的星期三下午，有两节劳动课。农村学校里，辟有专门的两大块校产土地。寺山庙面东的坡上，当年是盛长着灌木丛的荒地，大队指给学校开荒种地。我们就拿上镢头，钢锨之类的劳动工具，到坡上开荒。大约有十来亩吧，硬是通过我们师生的辛勤劳动，开垦成为以后的良田了。

      河边上，学校还有一块菜园子，里面种着各类菜蔬。老师们立有伙房，族兄王俊银是小学里几十年的老炊事员了，专门为老师们做饭，他也在伙上吃饭，菜园子基本上由他打理。但高年级的学生们，也在劳动课上，去菜园子里刨地啊，除草啊，施肥啊，收获啊，挺起劲挺热闹挺欢欣鼓舞的嘛！这不仅锻练了身体，学会了劳动本领，也培养了热爱劳动，珍惜生活的品质！可是，今天的孩子们，能这样做吗？

      参加社会化的活动，也是我们少年学习生活的一个方面。1964年的四清运动，上级派来了工作组，深入到各生产队进行财产清理工作。高年级学习好一些的同学，也被抽调到工作组里去做些辅助性的工作，比如填写表格，记流水帐，打算盘之类。这样，既向我们洞开了一扇社会之窗，又把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中去，是真的起到了学以致用的作用。

      算盘，这是一种起源于秦汉时代的计算工具，继承了远古时代的筹算学，又刷新了时代的进步，进而成为盛行几千年的一种数学计算方法。从三年级时起，我们就开设了珠算课程。一到珠算课上，我们的小手指，辟里叭啦地拨响着算珠，口里念着珠算口决，那种场景也十分浪漫，愜意。如果谁的算盘打得好，毛笔字也写得好，这就是乡间的秀才标准，乡亲们就会崇敬你的！

      学业测试，可没有今天这么频多而复杂，形式、手段也没现在神秘多变。一般就是期中，期未两次，由公社辅导区里统一组织，油印的考卷，在自己的坐位上考试，自己老师监考。那时的人诚信度高，不但自已不做假，而且也不会轻易认为别人也做假。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得出来的结果，全都是真实的啊！哪有现在这样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让孩童们去承受任人玩弄的闹剧呢！

    我常常想：水，原本是清的，是人为的被搅成了一潭浑水。人，原本心性并不复杂，是社会的复杂，才把人逼到了险恶，反过来又加剧了社会的险恶与复杂。这种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啥时才会到头呢！要不，《三字经》里的开篇一句就发出了警示性的忠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呢？

    我庆幸我在三年自然灾害后到文化大革命前这段小学教育阶段，实实在在地读书学习了应该掌握的知识，这对我的心性，修养，品质，心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形塑作用，对于我今后的成长，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

    在学校上学，每天放学后，回到家里，我们一般都要在饭前饭后的短暂时间里，做些家务，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这不仅丰富了我们的视野，强健了体魄，而且也体味了生活的艰辛，作人的不易，养成了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真诚感恩的优良品质，对于以后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很好的固化作用！

        在我刚入学后，祖母就故去了。父亲是队长，整天忙着生产队里的农活，早出晚归，毫无疑问，一日三餐要靠我自已来打理，所以，做饭，洗衣，喂鸡，放羊这些关乎家庭生计的活，就是我自已的份内事。

        1963年的一天早饭后，家里正经没了下锅的粮面了。父亲要我把一些黄豆，红薯码子（就是红薯结块的根茎），榆树皮，掺和在一起，拿到石碾盘上（在现在王文成宅处，当时置了一个碾盘），碾碎。那是一个巨大的石磙，安上一个木架子，串上木杠，人推动石磙，碾压铺在石碾盘上的粮品，然后再用罗面筛过，就成了粉状物做食品了。

        我一个10岁的小男孩，一步一步艰难地堆着石磙，汗水（兴许还有泪水）滴在脚下，心里想着今天老师要讲的课程，一节课下来，我就碾碎了，筛完了。又整理一下自己疲惫的容颜，就到学校上课了。

        其它比我家庭要好一些的同学，往往要在家里照看小弟妹，给猪，羊弄点青草，上地里剜野菜等。大一些的女孩子，也要做饭，洗碗什么的。能给大人分担一点家庭负担，是我们最大的乐趣！

        星期天，一般没有作业，或有少量的作业。十来岁的孩子，往往也要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跟在大人的后边，做一些轻微的体力劳动。象锄地，割草，挖土，拆土等最基本的农活，从而受到了陶治，为今后的生存，奠定基础！

        我们的娱乐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

        我们经常进行传统的儿童游戏，像踢毽，打毛蛋，打翘，打转儿（陀螺），推铁环等，都是我们常做的。

        署假里，是最让人心动的时节。雨后初晴时，清爽宜人，树荫下，有三五同伴在一起，在地上画上方格，做格局游戏。象狼背猪，哈蟆跳井，梱鸡剝皮，占方等游戏，所用的棋子，都是信手稔来的石子，树枝等，这些游戏都满含智慧，对心智的启迪，具有良好的作用！

        每逢明月如镜的夏夜里，我们往往凑在一起，一般由王文辽，王文纪他们领着我们几个差不多相差三五岁的孩子，在队上的栓牛场的土堆上，做对垒攻防。一拨人在土堆上边，另一拨人在土堆下边，互相攻守，有的儿童还拿着自制的手搶，腰间系看武装带，真有点战场拼杀的氛围呢。

        “野鸡灵，拿把刀，你的人马该我挑，挑谁哩，某某某”！双方孩童们大声喊叫着，从两边向中间地带蜂涌而至。一方保护指名的老兵，另一方拼命搶这个老兵，双方混战在一起。在指定的时间里，老兵在哪一方，哪方就是胜方。这就是传统的“挑老兵”游戏。

        王文海，小我一岁，很机灵，夏夜里，我和世敏，文记，天星几个，打着麻杆火把（甚至是手电筒，但很少有），拿着铁锨或火叉，到西河里砍鱼。那时，西河水流漫漫，清沏见底，水草和青绵里藏着二尺多长的绵鱼，见到光亮，就游过来，而且很慢，文海眼疾手快，咔嚓一声，就用锨切住了，捞上来一看，足有七八斤重，我们一晚上能砍五六条呢！

        初冬时节，农人们把地里的红薯秧，一梱梱架在树杈上，里面藏好多飞鸟，象水咕咕，麻雀，鸽子都有。还是我们几个孩子，打着手电筒，带上木梯，在红薯秧垛里照，乌儿就是只看不飞，一逮一个着。一晚上能逮三二十只。我们用桐树叶把鸟包住，再糊满水池塘边上的青泥，点燃上一堆大火，把这些倒霉蛋，放在火上烧，不一会儿，肉香盈面，这实际上就是弛名的“叫花鸡”呢！我们解了一顿馋！

        署假，是我们儿时的天堂，上河的乌稍洞潭，是我们的好去处，游泳，跳水，尽情的乐呵之后，三五一伙地上西坡割草去了！

        王楼，虽然是一个闭塞乡村，确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我生于斯，长于斯，是我的梦想升腾的地方啊

    三、少年岂知乱与狂

      1966年5月，我正在读六年级。班主任黄文彦老师曾提前就给我爹说：“你那孩子，今年我让他考内乡初中，应该是没问题的！”要知道，那时的小学生，我们一个班大约有五六十个学生，也是分批次录取的。一般情况下，内乡初中能考上一两个，就很不错了，而且内乡初中还不指定没一个呢！而考上天宁寺初中三、四个有可能，考上杨集初中三、四个也算差不多。这样，一届毕业生，有六、七个能上初中，学校质量就算上乘的了。不因为什么，只因为那时的教育资源匮乏嘛！

      正当我们在努力地备考复习，而且家里还为我置了一床新被子呢！文化大革命运动来了。学校停止招生，停课在校闹革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那时，报纸上大量的刊登着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黑店》，《燕山夜话》之类的文章，小学生的我们，岂能看懂？就连我们订阅的《中国少年报》上，也大都有这方面的文章。上级要求我们学习，宣传，批判，开会等。人真的是逼上去的，渐渐地，我们也就大概地理解了这些文章的含义：是宣传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大毒草，应该批判！而且也仿照着报刊上的文章，抄录大段大段的文字，再根椐自已的认知，作了一些修改、加工，就成了自已的批判稿子了，在大会上念来念去的，而且又伴随着不同的表情和姿态，就成了一篇有感染力的讲话了。

    接下来，是参加学校的，大队的，校际的，公社的，甚至是县里的运动。基本上都是大批判会，宣传，游行什么的。后来，就在学校里也成立了组织，也区分为造反派，保守派双方。我所在的组织由喻青彦，王文纪，王文辽，张玉成等同学发起，成立了“王楼小学五四青年造反委员会”的红卫兵组织。是在我家门前的大刺架下面商量确定的，而且在王店也刻有圆形的印章，由我保管，称我是“秘书长”职务。我们几个同学也一起到内乡县联系“内乡国际红卫兵”组织，找到现在的南关清真寺里的总部。交涉了半天，人家不接纳我们小学生，也就做罢了。

      在学校里，我们的批判对象是校长谢恒忠，对立方批判的对象是黄文彦老师，而且在校内也发生了所谓的“武斗”，几十个同学在校院里吵啊，闹啊，争辨啊，而且也确实你推我搡地拉扯着打，但没有头破血流的。学校不上课，有的学生想来来，想走走，不成个学校的样子了。

    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学校也与大队的两个对立组织挂沟。当然，我们是和大队的“堰张永红造反委员会”是一个派别的。把南片红卫兵组织称作“老保皇派”，双方十分激烈地恶斗，发生了在谢圪塔，王沟两起较大的武斗事件。但因为我们必竞年少，没怎么参加。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另一个收获，是参加学校里的文艺宣传队。在宣传队里演节目，在社会上宣传演出，而且小有名气。后来王楼村里也组织了个宣传队，由王等云执掌班子，把我，文纪，于西蜀等几个同学也拉到宣传队里来演出，而且还很有成绩，甚至成了宣传队里的一个亮点呢！

    文革中的1966年——1968年间，通过大量的社会活动，尤其是通过大量的开会，讲话，发言，辨论，游行，宣传，写标语等这些活动载体，培养了我的个人组织能力，提高了诸如写作，演讲，辨驳，宣传等方面的能力，而这些都是在书本上学不到的呀。至于个人在那个时代的政治色彩，由于我当时还小，都是按照上面的说教，人云亦云，并不能形成个人的政治意识和倾向，而且也不可能成为自已的政治信仰。倒是那个时代的激昂，奋发，向上，热烈，富有情调的精神意识，却一直感动着我，激励着我，并使我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始终保持着这种奋斗精神，努力工作，奋力前行！

    第二章、初中的学业和历练

      1968年7月，班里的同学们，仅有五个人没有上初中，是因为他们长期逃学，没有一点点学习情趣了，实际上是弃学。

      教我们的老师都很棒，班主任郑基础老师，是军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因为他有着那个时代最不可饶恕的双重身份：地主出身，青年从军（国军）人员。他原来是国民党军的士兵，起义投诚后成了解放軍战士，又在朝鲜战场上参加过战斗 。1956年经部队身份甄别后，复员回到了家乡，担任了乡村教师。其实，郑老师是个大材料，他上的是黄浦军校，在解放战争后期，学校按建制服伇，补充到战斗序列里去。没几个月，就起义投诚了。他英语好，在志愿军部队里当英语翻译。而且，郑老师的二胡，钢琴，曲胡都不错，既是语文老师，又教音乐，真的是多才多艺。如果他不是遭遇到了时代对他的局限，他可能发展成为专家，学者，也未可知的呢！

      其实，我常常想，英才埋于黄土，英雄隐于草莽，是这个世界的千古隐痛。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是举不胜举的。就在我个人的身边，就并不鲜见。象我高中时的数学恩师孟昭赣，是抗战时期的西北工业大学和陝西师范大学双校毕业。孟老师的学生田全德，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西工大毕业生，华罗庚研究生班的班长，后来也沦落为我的同事。这种人才埋没现象，真的是执政者的耻辱，社会的悲哀啊！要不，为什么当年的孔丘夫子，周游列国时，高呼要“请隐士，举逸民”。而明朝朱元璋的谋臣刘伯温，也向太祖高喊要在“民间拔取状元”，向“荒野觅得战将”啊！

        言路闭塞，行业垄断，人微言轻，戏子当道，英雄落魄的现象，不能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再出现了啊！

        1969年秋，山东有两个叫王庆余，候振民的小学教师，首倡“教师归队”，毛主席深以为然。在外地工作的中小学教师，纷纷回到家乡执教。于是，我的初中老师，清一色的院校毕业生，在老虎庙岗下“甘下热血写春秋”。可以想见，有此等名师贤达们耳提面授，我的学业能不长进吗？

    由于历经了文革的历练，我的组织能力就有了长进。担任了学校团支书，兼任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又是班里的班长。各科成绩都很优秀。而且，在1969年后半年，还考上了内乡宛梆剧团（后面有专章敘述），知识和才艺都有所长进。

    1970年底，我的同学，好友喻青彦参军当兵了，他身着军装，在漫天大雪里，我们泪眼相向，拥抱而别。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的心有些落漠，有些伤感。青彦走了，他走的是一条解放军战士保家卫国的光明坦途，而我呢？也没几天就初中毕业了，能不能上高中继续读书呢？郑老师曾说过，我是块读书的料！我能上高中继续读书吗？

    我又站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了呀！

    第三章音律开启我的心智

        在我上小学的时侯，我家乡里有几个上初中的大孩子，在星期天回家时，就聚在一起唱啊，跳啊，还有会拉曲胡，二胡，板胡的。而且也有几个会吹竹笛子的。我们几个小孩子，总是围着他们,偶而也拿着玩玩，挺羨慕的。久而久之的浸染与熏陶，也就跟着吱吱呀呀的，呜哩哇啦地吹、拉起来了。于是音乐的灵感种子，就深深地埋藏下来了。

      1966年秋天，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那时候的活动多，经常举行宣传活动，甚至被要求去排演那时极其盛行的样板戏。于是，我就成了宣传队里的小演员，快板，相声，对口词，双簧，哑剧什么的也都表演过。而且，在器乐上也跟着胡闹，拉个歌曲什么的聊以自娱。后来，觉得笛子便于携带，就练习了吹奏笛子，多少还能凑合着配合弦乐演奏。在乡村里也算是被认可的那种“有点成色儿”的孩子吧，而且，我自己也热爱上了音乐，戏曲。看来，植下的种子，就要发芽了呢！

           

    一、匆匆赴试场

    1969年，繁盛八月，茁壮物华，田野里的玉米已抽穗扬花，芝麻节节登高，蜜蜂纷忙采蜜，是个丰收在望的时节。

    那年头，日子过得清苦，爹被征召为焦枝铁路建设民工，远在百余里外的邓县夏集，用人力板车运送路基石料。我一个人在家里。由于是暑假期间，15岁的我，也算个半劳力了，间或参加生产队里的农业劳动，割草，放牛，积肥什么的，跟在大人屁股后面转，他们也挺照顾我的。那时我上初一，空闲时读读书，复习功课，在院门外的大杏树下，和几个同学一起做暑假作业。时而看杏叶擦肩飘落，时而在池塘戏水玩乐，时而也和同伴们，蹲在地上，画好方格，检来石子，在地上做蛤蟆跳井，狼吃猪之类的格局游戏。少年时代的日子，倒也悠然自在的很呢！

      应该是8月12号这天上午吧，我正在后坟的芝麻地里摘采芝麻叶儿，学校教数学的谢保重老师匆匆来到地头，高声喊叫：“书成，书成，快过来给你说个事呀”。我闻声而动，提上竹篮子走到老师面前。

    “县宛邦剧团要招演员了，在王店街设有招考点，你知道吗？”谢老师急不可待地说。

      “不知道啊”。我一脸茫然。

      “你吹，拉，弹，唱都还行嘛！这是个机会，去试试吧，现在去还不算晚呢！”

      “我能行吗？我爹又不在家！”

      “没关系，去试试，别把这个机会失去了，考上考不上还不指定哩，时侯不早了，快去吧！”恩师的脸上充满了期待。

      “好吧！”我谢过老师，把竹篮子放在临近的九娘家的房檐下，匆匆地向王店街走去。

      王店街是公社机关所在地，离家有十五里，为了节省时间，我走捷径。过了板桥河，沿田梗小路，抄过四张沟西，穿过刘观西边的大路沟，沿小周营东边的玉米地边，横过公路，就到王店街了。这路的边沿全都是丛生的杂草，酸枣刺，苍棵，洋槐刺遍布，腿上都划出了几道血痕，但必竞少走了五六里路，省去了差不多40分钟时间。约上午九点多吧，我就站在了试场的门前了。

         

    二、忐忑的考试着

      这次县宛邦剧团招收小演员，是后来的说法。当时的对外称谓是：“内乡县文艺学习班”，内部则说是“学员培训班”。在各公社都设有考试录取点。王店公社的考点设在公社食堂西边的三间房里，最西头的一间是报名，注册登记，体形测量，表象目测等。第二间是声乐，器乐试场，里面放置有风琴，二胡，笛子等备选乐器。第三间是舞蹈，朗诵试场。

        参加招考的人很多，我由于路途跋涉，到的较晚些，已经考完了许多人了，但院子里还是黑压压的，满是考生。从年令上看，大多都是14，15岁左右的孩子，很少有家长随同的。这是因为，我们这代人，历经艰苦磨练，有独立意识。况且，在当时的生产队里，人们的集体观念很强，是不会随便擅自请假不上工的呀！

    我排队在后面，看着前面长长的队伍，心想可能轮不上我就收场了吧。心里正在悔恨来得太晚了，却见前面进去的人们，出来后，很少有人进第二间房，进第三间房的人就更少了。同时，听到离去逗留的的考生们，大都在抱怨太苛刻了，高低，胖瘦，五官，肢体什么的，都很难合格。一个小时后，我便走进了第一个测试室了。

    我的情绪很紧张，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县级别的考试，由于乡村闭塞，胆子小，又对音乐戏曲知之甚少，心里很虚。事到临头了，也就将就行事了。于是，我很顺从地在考官的指点下，填写了表格，量身高，称体重。我时不时的张望着老师的脸，满脸慈祥和蔼，慢慢地，心里的怯懦就消失了！

    在表象目测阶段，审视我的是一位年约二十五，六岁的女士，高挑亮丽，气质优雅，很让人舒心。我上身穿着白土布短袖衬衫，下穿藏青色短裤，脚登一双破旧的缝制布鞋，165公分身高下，两条修长的腿，一头浓密的黑发，椭圆形的脸庞上，浓眉大眼，明亮有神。尤其是高耸的鼻梁，突显出五官棱角分明，精干利索，清爽宜人。女考官微笑着，指示着我做抬头，侧身，后转，张臂，伸腿，挺胸，远望，走步等动作后，满意地笑了。她轻盈地在登记表上写上“合格”后，让我到东边第二个房间里去了。

      在第二个房间里，是视唱，声乐，器乐测试。考官先拿来简谱乐谱，指定一两段让我视唱后，就让我唱一首歌曲，是自己选择比较熟悉的歌曲，没有伴奏，看来是考核我的音质音韵的吧！我先是唱了《日落西山红霞飞》后，考官还觉可以，就又让我唱了《学习雷锋好榜样》。其实，这两首歌曲，音域适中，没有高音区，不费劲，也很自由，很轻松地唱了起来。由于接近于男中音，对于少年时的我，还是能够唱得出一定的效果的。我看见老师几次点头示意，也就过关了。接着，考官问我会什么乐器，我答“会吹笛子”，于是，他递给我一支竹笛，比我在家里用的那支，要华丽多了。我试了试笛音，就开始吹奏《北风吹》，《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别亲》两首曲子，其中用到的打，滑，颤，吐等技巧，也算基本正常发挥了。考官老师打了“合格”。又指使我到第三个房间里去。

    在第三间房里，首先是朗诵。尽管当时学校没有强调使用普通话，但语文老师还会教我们使用“标准音”，例如“血”读“xue”而不是读“xie”，而且也多注意声调。由于我学习成绩好，老师常常指定由我领读课文，有时也在大会上发言等等，使我能够顺畅地朗读文章。而且，文革期间，我们小学生也常常参加社会活动，搞大批判，演讲，到社会上宣传上级指示等，锻练了口才和读写能力，对于所指定的区区一段文字，是难不住我的！也就顺利通过了。

    考官老师问我：”会舞蹈吗？”对于所谓的舞蹈概念，我不很清楚，也没有特别的技术。但由于参加文革活动多了，秧歌，十字步，“忠字舞”什么的，也跟着嗐起哄，算不上所谓的“肢体语言”。老师让我简单跳了几个招式也就通过了。

    大约经过了半个小时后，我很轻松地从第三房间走出来了。我看到院子里所剩不多的同龄人，投过来羨慕的目光，心里似乎有几分得意！肚子饿了，又没拿干粮。那时节哪有下馆子吃饭的想望呢！我匆匆走出公社大院，沿原路返回家里。

    大约十多天后，学校班主任郑基础老师叫我到办公室去。郑老师打量着我问：“书成，暑假去干啥好事了？”

      “没有啊，不就是割草喂牛嘛！”我用手搓摸着脖子，扭捏地支唔着：“参加了县剧团考试，不知道啥样了”。

      “你被录取了”。郑老师高兴地说。又给了我一纸报到需知。并瞩咐我，“带上书，有时间看看功课啊”！

      待我刚走出门，身后却传来了郑老师象是自言自语的话：“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咋会去学唱戏呢！”

    三、学员班里的生活和同学

    要到县城里去学习了，这对于我这个生长在闭塞山乡里的孩子来说，算是个大事呢。按照报到需知上面的要求，吃的问题就了不起啊：要粮票，钱。其实，县里下有文件，规定参加学习班的学员，享受合同工侍遇，可以拿自己家里的粮食，到公社粮管所去，按规定比例，兑换成粮票。由于爹不在家，大队会计荣安大叔很主动地替我操持，指示队里派我成德二哥，用拉车拉了百多斤小麦，玉米，红薯干，到王店街粮所，兑換了约100斤粮票。钱呢？还是荣安叔根据上级指示，从大队列支了80块钱。家里就一床破被子，庞营姑母来了，帮我拆洗缝补干净后，我就用文革学军时用的背包带，打成背包行装。在供销点买了一个网兜，装上相关的书籍，还把那支可爱的笛子，横插在背包里，一手提着网兜，肩上斜挂着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黄色帆布挂包，一付很率气，很阳光的样子，步行十六华里，到“内乡县第二招待所”（就是今天的县一初中校园）报到了。

    当时条件差，住的是用稻草，麦桔铺在沿墙边的地上，在上面铺上席就成了自已的床位。说来惭愧，我哪儿有席啊！就在墙上钉个钉子，挂上网兜，挂包，放上被子，就算安顿好了自己的“卧室”了。只是过几天后，见同学们都有席铺，自己也太寒碜了吧，就狠心不舍地用8毛钱，买了一领芦苇席，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一个星期后的星期天，我回家去。邻里乡亲象欢迎英雄归来似的，把我围在成德二哥家门前的大枣树下，多数都是经常照顾过我的年轻嫂子，婶娘之类，而叔，哥们远远地站着。刘桂灵二嫂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她不停地感叹：“没妈娃儿长大了，能到城里剧团里了，真是有苗不愁长啊！”“从小没妈，知道当家！没妈娃儿自已会操心啊！”说着说着，房后王廷彦大叔家的吴女大婶，一把把我拽在怀里，搂着我问：“成娃啊，给婶娘说说你一天吃啥饭呢？”

    “早上是一碗稀饭，一个三两粮票的白面馍，还有半碗菜，一般有豆芽，豆角，南瓜什么的，有时也有肉。”

    “上午呢？”大婶有点急不可待。

    “有蒸面，肉片汤，混沌饺什么的，也有糊面条。”

    吴女大婶猛地一撒手，噔地一下站了起来：“妈呀，我儿能吃上掰掰泡泡了，真了不得哟！”

    围观我的乡亲们，一片啧啧声！

    下面说说我的同学：

    贴近我床位右边的是刘观村的刘铁敏，和我同岁。在培训班里学成后，成了宛梆剧团里的著名演员，以至于成了著名的，卓有成就的团长。在提琴演奏，导演，谱曲方面很有造诣，是县宛梆艺术遗产的传承人，享受政府津贴的艺术专家！

      贴近我床位左边的是赵店街上的姚玉林，和我同岁，在培训班里学成后，成了宛梆剧团里的著名演员，在生角艺术上很有造就，尤其是须生演技享誉满满，以至于成了著名的，卓有成就的宛梆剧团业务副团长。是县宛梆艺术遗产的传承人，享受政府津贴的艺术专家！

        坐在班级的北边，隔我有三个人的王玉玲，女孩，和我同岁，长相俊美，声音甜美，主攻旦角艺术，尤其在青衣，小旦方面见长，是宛梆剧团里的主要当红演员。而且我俩关系也好。玉玲爱笑好动，很阳光可爱，15岁时的我们，很要好的！遗憾的是，她已经过世多年了！

      比我稍年长一点的袁克功，后来杨集高中时的同学，毕业于内乡师范音乐班。原为中学音乐教师，调洛阳后，改做行政工作，任洛阳市蔬菜公司办公室主仼，公司监事会主席，副处级干部。

        张建鼎，小我一岁，县城十字街人，现县直幼儿园是他家的祖居地。我俩是培训班里仅有的学吹笛的师兄弟，学成后是剧团笛子伴奏师。后调电业局机关任党办室主任多年，以科级干部退休。

    李广平，后来和姚玉林结为伉俪，县宛梆剧团著名旦角演员，曾荣获省级表演大奖，宛梆艺术遗产传承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于文如，和我同岁，坐在我前面，床位紧挨姚玉林，曲胡演奏艺术专家。在培训班学成后，自己成立了一个剧团，任团长，在豫，陝，鄂周边巡回演出，声誉鹊起，在宛梆艺术界独树一帜！

      周成顺，坐在我北边，但不一个宿舍，也不在一个武功小组里，长我一岁，主攻生角，尤以小生角见长。任宛梆剧团团长多年，卓有成就，五年前故去。

      和我交往多一些，后来又有联系的有：王正康，王秀敏，王粉莲，郑天堂，谢雅贤等同学，他们在以后的岁月里，也多有建树，成就非凡！

    四、学员班里的课程和活动

    培训班的教室和排练场都设在县第二招侍所（现在的内乡一初中）东院。这里是内乡县的文化圣地，是北魏年间建造的学宫，称之为黉学，沿称至今。里面供奉着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也称孔庙，在历朝历代饱受战乱，时兴时废，不断修茸完善，形成了大殿，侧殿，前殿，棂星门，花园，池塘，卷门等建筑群。黉门弟子的贤士肖像，都供奉在侧殿，还树立有孔圣人的石碑画像，让学子们顶礼谟拜，洗涤心灵，修身养性，潜心学问，以期望“学而优则仕”。从这里走出去的状元，进士，尚书，侍郎，按察，巡抚，书记，省长，司令，将军，教授，作家，学者，商企精英等杰出人才，多了去了，使得菊乡大地地灵人杰，人文厚重，誉满华夏！

    培训班是由县革委（县政府）主办，县宛梆剧团实施教学训练的临时性机构，由全县120名少年文艺爱好者参加学习。主要负责人是剧团党支部书记谢丹枫老师。教我们的老师有：乐理视唱谢丹枫，剧编导演王德英，钢琴键盘超保善，音乐设计程建坤，舞美造型刘小花。这些老师，当年也就三十岁上下，很年轻，很帅气，也很豪放，特立独行，很有艺术气质。在他们的教诲下，是我个人的福份造化啊！

      我们培训班的课程有三大块，一是乐理和视唱，学习简谱和五线谱。老师们发给我们的是油印的曲谱册子，做教材用。二是讲解戏曲文学：剧情，背景，角色，招式，道白等知识。三是自选乐器，那时的西洋乐器还没普及，都是传统的民族乐器，曲胡，梆胡，二胡，笛，笙，箫，琴等常见的乐器。在选拨苗子时，王正康习二胡，张建鼎和我吹笛子。

    早上，我们就早早地起床了，跑到东关花园里练花腔，俗称吊桑子。同学们噢……啊……依……地尽力高唱，引来市民围观！有时，我和建鼎俩，赤脚畅漾在湍水清流中，笛声悠扬，翩翩少年，阳光灿烂，是一幅多么悠美的画卷啊！

    那时已经是晚秋时节了，我买不起笛膜，实际上是舍不得花钱。就和建鼎一起，到河东的秧田（原化肥厂）地边，去采撷芦苇膜，这是上等的笛膜，比卖的要好使多了。原因是新鲜的，而且自己可以根椐芦杆的成色，去选择上好的。具体方法是：选取泛黄色的芦杆，取中部几节，用锋利的小刀，轻快地削去筒外壳，里面的芦苇膜就留下来了，用手指一捻，再用细棍一通，就是一条完整的芦苇膜了，用手展平，存放起来，就可以用做笛膜了。而且，这是一种身心愉悦的事情呢！

    不要以为钱是万能的，充分利好自己的聪明才智，才是万能的。人间奇迹，不是靠金钱买来的，而是靠人的智慧和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呀！

    时年十四，五岁的青涩少年，可塑性极强，可堪造就，因此，我们的武功训练也是必修的严格课程。教练是刘小花老师，她当年也就不到三十岁，很漂亮，体形，音韵俱佳，是剧团里的红人才俊呢！在功房里，刘老师让我们打车轮滚，翻跟头，倒壁挂，绷腿，捏腰。她手里拿着一根三尺长的小竹竿，在不符合要求的部位敲打，我们都害怕她。特别是练倒挂时，头朝下，腿倒贴在墙壁上，很难受，不几分钟，腿就软了。刘老师用竹竿敲打腿背，这部位没有肌肉，皮贴骨，竹竿打在骨头上，疼得钻心，真让人受不了。现在想来，做演员也真的是吃青春饭的苦力活，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真不是吃素的，要付出多少艰辛的心血与汗水呀！

      声乐练习，分歌乐和戏乐两种，尤其是戏乐练声，难死人了。当时我们虽说是学宛梆唱腔，可随着形势的要求，普及样板戏，是文革的一个奇葩，我们就学唱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里的唱腔选段是少不了的。象《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小常宝哭诉了土匪罪状》，《垒起七星灶》等选段，也算学会了不少。对于传统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剧目唱段，当时列为四旧糟粕不让唱。提倡新编现代剧有《杨水才》，《白求恩》等宛梆唱腔选段，让我们学习。在音乐设计上，向京剧倾斜，当时称之为“移植样板戏”。今天看来，这种戏曲音乐创新，能够丰富古老的宛梆唱腔艺术，真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呢！

           

    五、活动和见闻

      在学员班学习，练功的同时，也随着文革社会形势的步伐，在政治运动的行列中穿梭行走，是不以个人意志而为之的事呢！

    记得有一天晚上，少年不知愁滋味，八点多，就在宿舍倒头便睡了。大约十点多钟，集合的号声，把我们从沉睡中惊醒，说是上街游行，庆祝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我们忙乱地穿衣，集合，前面红旗开道，鼓乐随行，队伍行进在大街上，按照县革委指定的路线，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等口号。街上游行队伍不止我们，各个单位，机关，学校都全体出动，街上行人攘攘，十分状观，我的睡意全消，而且兴志昂然！差不多快12点了，才回去睡觉。

      位于县第二招待所的西北角，有两排红砖机瓦房，西边，东边的山墙，垒道墙，西边开门，东边堵绝，形成了一个院落，人员住来稀少，是个相对清净的去处。大约二十天后，我才知道，这里是县革委的五七干校，住着县里的“大干部”。由于文革是群众运动，我也知道这些干部就是被运动冲击打倒的“走资派”。久居乡村僻野，大干部的声威，是个吸引青涩少年好奇心的源泉啊！班里的赵雪山和我要好，几天后，我俩一块儿跑到干校院子看个究竞。其实，也就一个房间一个房间里，置床，放桌，坐椅什么的，与一般住室没什么两样，就是异常清静些罢了。

    后来，听说是原县委书记毕景北，也住在这里。毕景北是河北人，解放战争时期，内乡解放后留在当地做行政工作，很有传奇色彩。这就更加提振了我的好奇探究心理了。一天晚饭后，我又在干校门旁转悠，听里面有人喊“毕书记”什么的，我就警觉起来了。看见一个高大魁梧，微胖的五十来岁的老者，慢慢走出院门，我就尾随而去，原来他是去厕所的呢。我也索性在他旁边的便池上蹲下拉屎。

      唉！谁知这老者蹲下时，不停地使劲，还发出吭吭的声音。过了好长的时间，我也只好耐着性子等个究竞。慢慢的，老者缓缓地提起裤子，想站起来，可又很艰难的样子。本能使然，我立即穿上裤子（我穿的是抽腰裤，用松紧带），伸手去拉他一把，老者顺势站起来，慢腾腾地系好皮带，走出厕所门，也没理我。我只好鼓起勇气，怯怯地问：“您是毕书记吗？”那老者慢慢停下脚步，打量着我说“是啊！”我也没回答，就快步离开了。

      几天以后，我们被县革委通知，到东王营的东岗上去拾石头，为建设内乡人民会场主席台奠基用。于是，我们抬着箩筐，浩浩荡荡地来到东大岗上检石头。远远看到毕景北和三两个老者也在这里，他依然是慢腾腾的样子。我和王灵久同学走过去，也蹲在他旁边，一边捡石头，一边和他搭讪：“毕书记好”！老者似是认出我了，微笑着问道：”你是前边学习班的吧”。“是的，你也来抬石头呀！”“是啊，大家都来了嘛”！就这样，我和毕景北简单地聊了几句，看他一副慢腾腾的样子，我和王灵久两个就离开了。

    1969年10月1日，内乡县万沟小学校长吴廷甫，西庙岗公社桃庄河大队支书李世兴，赴北京参加建国二十年大庆观礼，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的接见，是内乡人民的骄傲！所以，县革委要举行高规格的隆重欢迎仪式，迎接吴廷甫，李世兴两位英雄从北京归来。

      我们培训班的学员，是欢迎队伍的主力軍，谢丹枫老师把我们全体学员和剧团演职员，分成四个队伍：旗手20名，高举各色旗帜和横幅匾牌，在前面开道。乐队30名（鼓乐队，管乐队，器乐队）。花环队30名，剩下的都是秧歌队。我们在前面，后面是各厂矿，机关事业单位，学校组成的欢迎队伍。我当时在乐队里吹笛子，走在旗手的后面，一直走到灌涨东边和镇平交界的白土岗上（不能越过县界）。

    上午十点多，吴，李的车队出现在白土岗上。他俩身披大红花，站在结彩的汽车箱前面，向欢迎队伍招手致意。我们喊着热烈欢迎的口号，鼓乐震天。彩车缓缓向西而行，先头队伍也掉转头来，鼓乐齐鸣着，在彩车后边欢送。由于彩车还是比我们步行快些，渐渐西行远去，我们也已经饥累交加了，无精打彩的向县城方向走去。大约下午一点，我们才回到二所，吃饭休息后，照样上课。

    我和姚玉林同学，在厕所里打了一架，是因为他说我没穿内裤头。其实，那年月，一般农村孩子，甚至大人，很少穿内裤的呀！好象姚玉林家条件好些吧，他嘲笑我没穿裤头，我认为他话难听，是羞辱我的，于是就打了起来，而且是他吃了亏。此后，我就做了个内裤头，穿了起来。

    六、不当演员还读书

    两个多月的培训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完了。同学们都在传说着要招收正式演员的事，特别是那些成绩好的同学，充满了期待，四处打探消息，而且在加紧准备。团里也在让培训班准备结业演出。此前剧团排演八场宛梆剧《白求恩》，就已经让几个学员参加演出，他们很得意呢！

    终于，招收正式演员的方案公布了：先由剧团老师推荐（那年代推荐很时尚），比例是2：3，有60多人参加考试择优录取。还好，我也在推荐名单里面。

      考试时间到了。还是以前的过程，只不过严格得多了。评委老师好几个，应该是评审团吧，而且还有好几个县革委的大官。 考场设在前排房的空场上，三排桌子围成一个表演场地，坐着评委，官员和老师们，阵容庞大，气派！

      我们参试的学员一个一个上去表演唱，念，做，打，舞。评委不公开记分。经过一个上午的考试，就结朿了。下午，我们各自收拾行李，回家去了！

    半个月后，被录取的学员共45人，接到通知后，到西关剧团机关报到上班了。

    回到学校后，我还照样上学读书，这时，已经是初二年级了。对是否能录取不抱希望，主要原因是学校郑基础老师特别反对。郑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你是块读书的料啊，当个小演员，能吃几年青春饭？还是要读好书，出路广，有前途呀！”

      同院的大爹， 我在家吹，拉，唱，他极力反对，这次回家，他一直骂：“丢人，家门不幸，出了个唱戏的，八辈子不入老坟”！他见面黑着脸，阴阳怪气地指责我，弄得我象个犯人一样，不敢在家门进出，心情糟透到了极点！

    我的录取通知书是谢老师亲自托人转交来的。这时，我已经没了心情，反而成了心理上的包袱了。“去不去呢？”我只有求教郑老师了。郑老师经过慎重，认真的考虑，对我说：”算了，书成，还是读书吧，别去当一辈子唱戏的了！”

    就这样，我又平静地坐在教室里读书了。

    一星期后，谢丹枫老师稍口信，让我去找他。见面后，我支支吾吾地说了不想当演员的想法。谢过恩师，就不无留恋地走出了剧团大门。

    内乡城里，依样的喧哗热烈，人们行色匆匆。一个15岁的少年，在寒风里匆匆东归，风呜原野，树枝摇拽，似乎留下了一声声叹息………

    第五乐章 青春在默水岸绽放

    1971年----1973年，我有幸考入内乡杨集高中（内乡四高），在这里学习生活了两年时间。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历经了文化大革命五年之后，中共九大召开了，各地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渐渐的从动乱走上了稳定。学校重视文化课的学习，教学秩序也基本稳定，教育教学也开始走上了正规，出现了讲质量，比成绩的新局面，史称这一阶段的教育历史为“智育回潮期”。时隔45年之后，当年的恩师也渐次作古，莘莘学子们也都到了耳顺之年。1983年春天，四中迁往灌涨街西岗上，曾经美丽的校园，荒草凄凄，雀鸟不惊，断垣残壁，风光不在！

      每当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追忆往事，总令我梦绕魂牵。在杨集高中读书时的岁月里，我和我的同学们，努力学习，勇于探索，风华正茂，激扬文字，纵论天下，针砭时弊，昂扬向上，英气勃发，青春绽放在默水岸边！令人难以忘怀！那段岁月，是我长知识，增才干，塑造世界观、品性、素质等人生要素的重要阶段。为我以后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人生的舟船，就是从这里扬帆，破浪乘风，驶向光辉的彼岸！

    第一章、默水弯弯到杨集

    巍巍伏牛山，横垣八百里，壁立千仞，群峦叠嶂，万山滴翠。南麓有峰，一柱擎天，高耸入云端，为万山之圣，谓之圣朵山！灵峰逶迤南下，浅山丘岭，渐次平坦，汇出多条溪水，汇流成一道大河——默河。默河水荡荡南流，蜿蜒百余里，到邓州罗庄之香花寨，注入湍河。

    默水南流，滋润着沿河的农田。千百年来，由农业经济和农耕文化积聚而形成了马山口，王店，杨集，灌涨等集镇。百业繁荣，物华天宝，地灵人杰，乡风淳朴，人才倍出，在菊乡大地乃至宛西地方，盛名远扬，实为千百年来的文明礼仪之邦！

    默水自马山口出伏牛山，奔腾南下，蜿蜒45里到马寨，缓缓向西而去。相传，明朝中叶，江南有一位风水先生，云游四方，专门勘察地理风水，寻一绝佳之地，为子孙立业。他历尽千般辛苦，寻找到伏牛山灵峰圣朵山下的默水。但先生发现默水不静，常有水患。寻其原因，发现在马山口东北处有一黑龙潭，内藏一条黑龙，常出来兴风作浪。先生仗剑刺杀恶龙，恶龙负疼逃窜，最后死在马寨对面的谢圪塔村南边的沙滩上。在黑龙经过的地方，就是默河河段著名的回龙湾。

    杨集村，就位于回龙湾末端三华里处的默水左岸。相传，北宋末年，宋代名将杨延昭蒙寃之后，后代沦落于民间，从山西河间府迁徙到河南内乡，在杨集定居，繁衍生息，渐成村落。村庄周边南有马集村，东有后马村，北有岗樊村，西与白湾村隔默河相望。清末民初，匪患丛生，人们往往逃往深山，躲避匪患，田园荒芜，民不聊生。杨集村率先兴建了防卫的寨墙，又挖了绕寨的壕沟，开了四个寨门，以防土匪侵扰。一旦匪患发生，附近的村民就跑到杨集寨里躲避灾难。这里是自明清以来至1963年数百年间，历经王朝更替，龙旗翻卷，无论是里，乡，镇，保，区的称谓如何，始终是方圆数十里的政府权力机关所在地，霸气仍在，不失威严之气！到了清末民初，杨集村已经发展成为区政府所在地，成为北到王店街，南到土谷山，西到老虎庙岗，东到镇平桦林树沟，方圆数十里的政治文化中心，杨集区为民国，共和国初期的内乡县第四区。

    在别廷芳治理内乡期间，杨集区设置有军、政管理组织机构。就军队设置上，是宛西保安司令部下辖的第四民团驻地，该团下设三个常备营，三个预备营，总兵力达3000余人。首任团长杨捷三，面相凶煞，是个悍匪出身的武夫，打仗不怕死。继任团长吴定远，由民团保安教导团长转任四团的，是个文人，长相白净儒雅，文质彬彬的，却很能够从严治军，且有谋略。这两个团长把四团治理得很有战斗力，是内乡民团的主力军之一，在抗日战争中，著名的新唐大捷，在内乡民团的参战部队中，四团始终是冲锋陷阵的先锋。行政上设区公所，下辖14个联保所（65个保公所）。区长是岗头村的樊子平，晚清时的贡生出身，解放后被镇压了。1933年3月，别邀镇平彭禹廷，邓县宁洗古，浙川陈重华三县巨头，在杨集区公所召开会议，商议开展宛西乡村自治运动，筹建天宁寺宛西乡村师范学校等事宜。由此而拉开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乡村自治运动的序幕。

    解放后，内乡县政府仍然在杨集村设立区党、政机关。区政委是解放军某部营长郝占基，区长是秦一飞。区武装工作队有一百多个战士，队长是王国富（我家兄长）。在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剿匪反霸斗争，建立乡村政权的工作。特别是在镇压反革命，反匪反霸的斗争中，首开内乡第一枪，枪毙了罪大恶极的联保主任刘汉臣，使广大的贫苦农民扬眉吐气，深受鼓舞。以此为契机，杨集区在很短的时间内，巩固和建立了乡村政权，极大地促进了全县的剿匪反霸斗争取得更大的成就。受到了南阳专员公署的高度表彰，并冠以“内乡红区”的光荣称号！杨集，这个普通乡村，曾留演绎了很多精彩的故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享有光辉的一页！

    杨集村所在的周边乡村，地处默河平原，沃野千顷，物产丰富，民风淳朴，十分重视文化教育。早在清末时期，西风东渐，废科举，兴学堂已成风尚。杨集村率先在村西的吉祥寺里，兴办了杨集小学堂，是一所包含有初级小学，高级小学的完全小学，六个年级段，是当时内乡县境内的优质学校之一，生源辐射方圆数十里，盛况空前，为乡村培养了很多人才，无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在解放以后的共和国初期，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清末拔贡马寅生，台湾基隆大学校长王国栋（我家兄长，现健在），中山大学校长罗国申，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罗国杰，河南大学教授马灵先，国民党（台湾）军中将周涛，西峡县县长杨凌界等贤达，都是由杨集小学培养出来的。

    建国初期，内乡县内只有一所初级中学——黉学（县文庙内），不能够满足教育需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内乡县政府就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先后在赤眉，张集，夏馆，天宁寺等地，设立初级中学。鉴于杨集区周边的地理，人口需求，先进的初等教育现状等因素，决定在杨集村创办一所初级中学，以缓解杨集区面临的教育压力。1957年春，内乡县政府划拨巨款，在杨集小学东院墙外面征地100亩，兴建了内乡县第四初级中学，始称内乡四中。1968年8月，学校设立了高中部，成为一所完全中学，称为内乡县第四中学，以所在地简称为：“杨集高中”。

    1971年2月中旬。我和我的120名同学，从灌涨公社，王店公社（南部）的大队初中，升入四中高中部，开始了人生最重要的高中读书生活。

    第二章、“推荐，没他娃子的份儿”！

    1970年12月份，我即将初中毕业。由于是文革期间，废除了旧的教育制度，不再采用升学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方法了，由公社教革组给各大队初中下达指标，由大队干部推荐上学。大队革委会成员和贫管会（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的简称）成员，在没有详细征求学校老师意见的情况下，在农村宗族，派别的干扰下，草草研究了一个初定名单。在这个上高中的名单里，没有我的名字。而且我听到传言，有几个革委会成员提议让我上高中，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不同意，并放言说：“我看，就他家那情况，推荐，没他娃子的份儿”！而且执意要他的本家弟弟上高中。

      一天夜晚，我给爹提起想上高中读书的事。父亲坐在灶堂里，吧嗒吧嗒地吸着长烟袋，头也不抬，闷着声不吭一声！

      许久，漆黑的房间里响起爹的几声叹息：

      “娃啊，推荐上学要论脸面，咱没啥脸面，上不成算了，能上个初中，就行，咱人老几代都不识字，不也过了嘛”！

      漆黑里的沉静，沉静，令人心惊！只有旱烟的浓裂，呛得我难受！

      许久，“爹，想想办法，反正我要上高中”！

      “想啥办法？谁能看起咱？别瞎想，死了心吧！”

      又是沉默，屋里更黑，烟味更浓烈。

      “ 过两天，你去庞营，跟你姑父学大夫（医生）吧，爹知道你记性好，兴许是条出路。娃啊，想别的法没有用啊”！

        夜啊，黑而漫长，静得让人心惊！我睡在床上，泪水不断地流，又不敢哭出声。床那头，爹也不停地翻动着身子。

    第二天早上，我吃过早饭，到学校去。我到班主任张丰祥老师办公室，老师让我坐在床沿上。我一言不发，泪水朴嗒扑嗒地掉下来！

    张老师用毛巾擦了擦我的泪水，把我拉到怀里，抚摸着我的头，说：“唉，书成，老师知道你是个好学生，上高中不推荐你，那才怪哩！”

    静！又是一段沉静，沉静！许久，响起了老师的踱步声，房间里的空气凝固了！

    张老师悄悄地关上门，走了。静，又是漫长的沉静！泪水在汩汩的流！

    大约半个小时后，张老师回来了，说话的口吻是坚定的：

    “刚才我去校长那儿了，说了这么长时间。王书臣校长说，他现在就去王店教革组反映你的情况。你多次在公社参加活动，成绩优秀，又在县剧团学习过，多才多艺，教革组的张铁盘组长也了解有你的一些情况，让他们出面与大队交涉交涉吧，兴许有希望！”。

    “还有，”张老师接着说：“我现在把你在学校里的表现，写个情况介绍，复写三份。一份让王校长送教革组，一份交大队，一份保存，今天分头行动”！

    “另外，”张老师接着说：“叫你爹马上去大队，找支书于运红去。态度要坚决，让他死咬住这几句话：我娃学习第一，还会唱会吹会拉，没人比他強！不让我娃上高中，咱找公社，上县里说理去！”

    老师把我送出来了。

    第二天，我爹先找到大队民兵营长于成川大叔，他和我爹是发小，人也很正直的。

    “川啊，成娃想上高中读书，学校里的先生们，也都很想让他上，就是咱没那么大的脸面，你看能帮帮吗？”

    “唉！三哥，这事难办，找的人太多了。80多个娃，公社只给四个上高中的指标。现在北凹秀奇他舅刘满昌，已经给支书说好定住了。堰张老关给支书关系铁得很，他娃新城有份儿。还有几个娃，都有关系，也很难应承。支书这几天都找不到人，我看难整的很啊！”

    “好兄弟，我不靠你靠谁？想个门路，俺娃在屋里光掉眼泪。唉！从小妈死了，好不容易初中毕业，要是论考试，我娃一准能考上，现在咋这样摆吊人。推荐，那我娃儿这算瞎读书了！”

    四目相对，烟雾燎绕着，呛得人直咳嗽！川大叔站起来，来回走动着。

    “满才，你先回去吧，咱村还有会计荣安嘛，你再去给他说说，咱们都是光屁股割草娃的好友，我也再想想办法吧”。

    爹又称了一个果包子，午饭后去了荣安叔家里。

    也是一番求情，又是一番同情，还有推脱，更有欲罢不能的期待……爹小心谨慎地诉说着，诉说着！

    “好了，满才哥，你娃儿我看着长大，我眼不瞎，是个好娃，上不了高中，我心里也不服啊！姐那屁，大浆子那货，非要让他弟弟上高中，支书也不太同意，这事凉在那儿。日他姐倒好，他再霸道，也叫咱说说话。你回吧，我去跟川大哥商量一下，这次玩他舅馆个难看！对了，还有小浆子谢进子哩，我们三个，在队委会里，不能由他说了算，这次我和他俩商量一下，让咱成娃上！”

    爹唯唯喏喏，千恩万谢！

    “满财哥，，别听你兄弟胡说。这事，荣安他没那本事。”坐在里间屋里做针线活的齐女大婶走了出来。不满意地说。齐女婶说完后，还和荣安叔交换个眼神！

    爹一脸茫然！回家的路上，爹的腿都是稀软稀软的啊！

    接下来的几天，学校张老师告诉我，写的介绍材料公社教革组收了。王书臣校长专门把我爹叫去，说与大队交涉了两次。

    公社里，教改组长张铁盘，手里拿着王楼初中写来的介绍材料，他在沉思着：“上次国庆联欢晚会上，这个学生就出了几个节目，笛子独奏，快板，对口词，演出效果很好。散场后，还专门接见了这个学生。这娃儿口才也好，利索，有些风范”。张组长右手指敲着桌面。“这娃儿是个人才，不让上高中，可是毁了人家一辈子啊”！于是，张铁盘手里拿着材料，向公社党委书记曹英瑞的办公室走去。

    又过了一天，荣安大叔来家里说：“三哥，好消息啊！支书运红给我说了，公社教革上给曹英瑞书记说了，王楼有个娃学习好，老师们強烈要求让这娃上高中，让曹书记和大队沟通一下。曹书记找支书谈了话，支书运红也承认咱书成学习好，很聪明。运红对曹书记说，大队里就是遇的干扰多，难度大，我不好办嘛！曹书记你表个态，我好做工作嘛！曹书记对支书记说，只要这娃真是学习好，成绩出众，那就必须让这娃儿上高中嘛。就这，高中成娃能上了！”

    好事多磨，真是有惊无险啊！

    随后，公社下达了正式录取通知书：王书成，张新成，谢启芳，谢秀奇四个高中生。

    接下来的是准备学费，行李。庞营姑母送来一床旧被子和一双旧鞋，（是姑父逼着三表哥脱下的）。家里没有足够的钱。那天晚上，西场近门老侄王启耀送来1元钱，他家是富农成份，悄悄说：“三爷，我四爹上高中了，我来表个心意，千万别说是俺们给的啊！”金秀六哥送来1元，成德二哥送来1元，家里还有5元，凑齐了8元钱的学费！

    开学了，房后的九娘，王廷彦家大婶，老周大嫂，还有同院住的大妈，后院杨粉芝大嫂，都来了。我父子原本人缘就好，挤了一屋子人。九娘搂着我（她没儿，只有三个女儿）说：“成娃啊，你五岁时，大妈（我奶奶）给你算过命，说你至少是个高中生，21岁时就能吃国家粮，谁信这呢？可现在成真的了！”金秀家白粉六嫂也把我搂在怀里说：“可怜娃啊，你是吃百家奶，百家饭长大的，聪明，咱村就你一个人上高中，好好学，不指定将来确实能吃上国家粮哩！”

    杨粉芝嫂子拉住我的手说，“有苗不愁长，没苗哪里想！三妈（指我妈）年轻轻（19岁）就死了，撇下个娃聪明，三妈也没白活一场啊！ 三爹（指我父亲）以后就有指望了！”

    1971年春节过后，天寒地冻，一派肃杀，但万物隐藏着勃勃生机。是啊，立春刚过，万木峥嵘，花团锦簇的日子还会远吗？

    王楼村离杨集村三里地，过了板桥河，翻过东大岗，淌过冰冻的默河水，越过长堤，穿过苹果园，横过公路。梦中的杨集高中，我来了！这一年，我不满十七岁！

    站在四中的大门口，我四处张望，学校，多么熟悉，是在梦中见过您！我情不自禁地想放声呼喊，来证明我的存在！

    但是，我只能在心里高呼：“我来上高中了”！

    第三章、美丽校园我的家

    四中校院，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200米，外加上大门外的操场，总面积约100亩。是1958年初县政府投資兴建的初级中学 。1961年至1964年间，因全国教育整顿，停止招生。1965年又恢复招生。1968年秋，附设高中部，到1970年底，首届高中生毕业。1971年2月，我成为第二届高中生时，学校只有高一年级两个班，四个初中班，1972年又招收两班高一新生。止此，杨集中学是有8个教学班，可容纳600生源的完全中学了，

    校院大门面南，门卫校工是周书堂师傅，主要工作职责是打钟，烧茶，打扫卫生，传达信息，收发报纸、邮件，接待学生家长等工作。十分繁忙，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挺辛苦的。周师傅当年约30多岁，个子不太高，黑黑的，稍瘦，给人以干练勤谨的印象，人很和善，乐于给学生行方便。在两年高中生活中，周师傅对我很好，出来进去的，都要和我打招呼，嘘寒问暖的，给人以安慰，很有亲和力！这人若健在，也应该是80往外的老人了。如今自己事繁，无暇谋面，想来也是很遗憾的！但愿周师傅健康长寿，安度晚年。

    进大门往北，是校院的主干道路，两边栽着稀疏的杨树，林阴铺道，清爽宜人，直通学校食堂。

    主道路的西边，有四排面南九间砖瓦结构的房屋，每一排三个教室，是学校的教学区，或简称为西区。我的班级教室在最后一排 中间，左边是高一（1）班教室，右边是初二（2）班教室。

    主干道的东边比较低凹，距路面低约近一米的样子，是学校的行政区，简称为中区。前面是小操场。中间一排工字房九间，是学校行政办公用房。西头两间是教革组（相当于教务处），贾景洲恩师的办公室和教学档案室。中间三间是小会议室和马强敏主任（校长）的办公室。挨着往东两间是政工组（相当于党政办公室），外间是校团委，学生会，校院广播站，里边是张兴甲恩师的办公室。最东边一间，是李明玉（副校长）副主任办公室。最北边一排也是九间，西三间是学生食堂，挨着两间是教师食堂，再挨着一间是后勤主任张元坤老师的办公室，东边三间是杂物库房。

    在行政房前有一条小路向东延伸，路两旁栽有核桃树，梨树。每到暑假，果子成熟，同学们还可以享受到由后勤主任张元坤老师分发到各班的果子呢！

    沿小路住东走。上个小坡，就到了学校的生活区，简称东区。最前面一排九间是女生宿舍，中间一排是男生宿舍，两排的西山墙之间垒了堵墙，开个小门，是女生院。男生宿舍是门面北的，后窗对着女生院。最北边一排九间，是恩师们的办公室，实际上是寝办合一，一人一间，宋老师，马老师，张老师都在这里住。这排房的后边，是庄稼地，种植有小麦，玉米，青菜等农作物，可补贴食堂生活。

    学校东北角的这片庄稼地，上下两个梯田，大约有15亩，上面的田里一般是种植小麦，玉米，下面的田里种植有时令蔬菜。按照学校学生要学农的五.七办学原则，这些农作物都是我们学生自己来种植的。按照在课堂上学习的农业基础知识，在耕耘、下种、除草、防病、灭虫、收割、脱粒、收藏等劳动环节上，一般都是由闫应斗、沈鹏、南风老师带领我们，在杨集村聘请的老农民，庄稼能手的指导下来完成的。

    大门口西边一排九间也是恩师们的办公室。孟昭赣恩师，李希哲恩师，南风恩师都在这里办公、住宿。

    学校西边与杨集小学毗邻，一墙之隔。面东沿路有几间小瓦房，是学校的体育器材库房，物理，化学，生物仪器也放在这里。还有几间教师住房。体育老师靳兴羽就住在这里。

    那时候，靳老师很年轻，二十多岁，人也长得帅，很能和同学们玩在一块儿。靳老师篮球打得好，三步投篮动作很优美：接球，起跳，纵身，举球，投篮，每个动作之间大跨一步，长发飘逸，风度翩翩，很阳光，很朝气，也很雄性。用今天的网络词汇说：酷！靳老师后来调到南阳市二高任体育教师，上世纪八十年代又调到市教育局工作。我当时也在市教育局，有交往，每忆及杨集高中，恩师也激情满怀，感触很深，用他的话说：“地方好！老师好！学生好！”现在忆及，此言不虚，倍感亲切！

    西院墙开了个小门，直通杨集小学后大殿。杨集小学原本就是座寺庙，后殿供奉着文殊菩萨的塑像，全砖瓦结构，五脊六兽，巍巍壮观。文革时破四旧，砸碎了菩萨塑像后，改作学生寝室用，我们班的男生，就住在这里了！

    学校的西北角（即杨集小学的东北角），也就是位于后大殿的后面，是一片高地，原本是十九世纪时吉祥寺的后花园，早已经废弃了，但还存留着一段杨集村上世纪二十年代时，为防匪患刀兵而建设的寨墙。寨墙是用黄沙土夯打的土墙，厚约二尺（60cm），虽经风雨飘摇，仍突兀挺拔，很结实的。站在寨墙的断垣上向北方遥望，蜿蜒崎岖的默河水，象银白色的飘带，向脚下飘来。田园、村庄、炊烟、蓝天、白云以及原野里劳作的人群，构成了一幅美丽的乡村原野生态图画，诗情画意，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我时常登临寨墙，展卷阅读，憧憬未来，感觉十分惬意的啊！

    学校食堂有个郝师傅，大名郝起发，脸上有麻子，人称郝麻子，军人出身，是朝鲜战场上的兵。他个头高，膀大腰圆，声音洪亮，但眼不好，老流泪。郝师傅生性倔，说话狠，学生们都不太愿意接近他。但郝师傅心肠好，爱学生。有一次，看见我到伙房喝生水，就训：“你个蛋籽娃儿，喝了肚子庝死你！”说是说，给你倒碗热茶喝，他在一旁歪着头笑！茶热，有点儿烫嘴，我心急，一副不耐烦的样子。郝师傅拿来个碗，两个碗三下五去二地倒凉几下，我就大口大口的喝了起来。现在想起来，郝师傅挺朴实，挺亲切，挺感动人的啊！

    卫生室里的牛永昌医生，是解放前的老西医，也是军人出身的，五十岁上下，人很直率，豪放，开朗。面对同学们的病痛，他很会给以安慰和解脱，很受同学们的尊敬和爱戴。

    一天，初中部的一个小女孩儿闹肚子疼，哎哎哟哟的，直不起腰。几个女同学把他扶到卫生室。牛医生询问过病情，那女孩儿声音微弱，听不清，还是其它女孩儿代答：“肚子疼”。“看来病情严重啊！”牛医生心里想。但是，牛医生却十分恢谐地调侃说：

    “啊！肚子疼，站起来，抺点红汞！”

    “啥啊！抹红汞？”几个女孩儿齐声惊呼！

    肚疼的女孩儿也十分惊诧！大声惊呼：“咋！咋能抹红汞啊！”

    “不疼了吧，来开点药，吃吃就好了！”牛医生爽朗地笑着说。

    少许，几个女孩儿笑语朗朗，鱼贯而出。

    这就是我敬爱的校医，牛永昌！留下了这个可爱的故事！

    第四章、太阳天天都是新的

    1971年正月初八，我和我的同学们，到杨集高中报到上学，经过注册，分班，安排好食宿，教室座位后，我就开始了高中学习生活了。

    先说同学们的吃饭问题。

    离学校近的同学走读，在家吃饭。离家远的同学是寄宿，在学校食堂吃饭。这要往食堂里交粮交钱后，兑换成饭票和分票。饭票有白面票，黑面票，杂粮票，作为主食，买馍，买饭用。那时国家实行粮票供给制，父母有工作的，市民才有供给的粮票。找粮食局里的熟人，拿家里的粮食，按比例兑换成粮票，也可以，但不是都能做得到了的。每斤粮票加收二角钱，兑换一斤主食饭票。吃菜，就用钱兑成菜票，仍是按元，角，分计兑。

    学校里的饭食一般是这样的：早上稀饭，馍，大多数是黑馍，就是用红薯面做成的窝窝头，同学们戏称为“黑头A”。中午是糊面条，晚上和早上基本一样。菜品基本上是萝卜丝，秋，冬季节是南瓜，白菜之类。少油缺盐。只要能温饱就不错了。

    在学校吃饭的还算是幸运的，最起码能拿得起每月三，五元的饭菜钱，才能在学校吃个安生饭。还有一部分同学，家里连这三，五元钱也拿不起，就只能在杨集村里借地方，自己做饭吃了。象我班的程国彦，刘成敏，张建涛等同学，我们就在村里自己做饭吃。我把这种同学戏称为“自吹生”。

    开学前，爹用西坡上的黄胶泥，加入头发，麦糠，白帆土，做成草泥，糊了个行灶（能移动的）锅台。晒干后，买个三丈口（是锅的码号，实际直经约20公分，容积约五公升，大半锅够一个人的饭量）锅，扎个芭茅亭子锅盖，带到杨集村我有一个近门姐家，安放在门旁边就成了。

    食品呢？当时的生活条件，无非是红薯，红薯干，红薯面馍，玉米粎，用杂面擀的湿面条，酸菜之类的，红薯类是主食品。

    回忆当年的学生生活，刘硕基同学在多年后曾写了一首三字诗，来描绘当时的艰苦情景的：

    “忆往事，历在目。砖木房，当教室。糠菜多，米缺稀。蒸红薯，网兜提。黑桃 A，来充饥。三餐饭，蹲在地。营养差，精神疲。辩问题，红脸皮。缺衣服，寒冷袭。被褥薄，眠抵足。隆冬月，无靴子。棉絮袄，无衬衣。整冬季，澡不洗。上学路，落汤鸡。常停电，黑漆漆。无资料，少仪器。理化生，难演示。学生累，老师苦。学知识，很努力。不招生，难及第。前途路，雾迷迷。毕业后，各东西。”

    我当时是学生干部，事多，忙些，一般是早饭多在学校食堂吃点。中午和晚上就在村里自己做，来回一趟大约40分钟，一顿饭就搞定了。

    每个星期日的下午五点前，我用一个小扁担，一头挂着个小竹篮，放着够一个星期吃的食材，另一头挂着一小梱（重约30斤）的干柴，一头轻，一头重的挑着。过板桥河，上坡，再淌默河，翻河堤，到姐家存放好后，再回到教室读书学习。两年间，一直是这样度过的。

    下面一件事终生难忘！

    又是一个星期日的下午，要准备上学去！爹没在家。当然他在与不在家，这星期的生活都是我自己准备好的。上午，把豆面，麦面，少许的红薯面（要用开水烫一烫）掺和在一起，揉成面团，用擀面杖幹了两挤面条，在院里晒干。红薯是早饭后到地里刨的，洗净，顺便摘了些叶子，包了约二斤的玉米粎，放在竹篮里。下面是准备干柴了。

    合该有事，不对劲儿呀！

    我们老虎庙岗，盛产杨槐树，是丛生的带刺的那种。枝条上刺多而长。我用柴刀剁成约40厘米长的柴棒，用绳子梱住。但刺多，必须用脚踏住，再绑紧绳子。可是我总是性急，由于不方便用脚踩，老怕扎手，就绑得松了些。挑起担子，下午五点，准时返校。

    刚过去板桥河，柴梱晃来晃去的，就散了。再绑啊！心急，又是绑不紧！就这样，挑在肩上行走，既不舒服，速度还慢。

    这时是八月天，天上黑云压顶，远处雷呜电闪。走着走着，天就下起阵雨了。

    我正走在东岗上的田埂小路上，心里急，走不快，还怕面条，玉米粎淋雨，可真是心急如焚。加上绑柴时脚被槐刺扎了一下，也痛。就这样，顶风冒雨赶路。刚走上一个小陡坡，脚下泥滑，竹篮在前，刺柴梱在后，脸朝东，仰面摔倒在地上。脊梁恰好压在柴梱上，顿时满背是血，加上雨水，疼极了。前面的竹篮也滚到沟里去了。

    这时雨点更急更大，白茫茫一片，不分天地。怎么办啊！哭，给谁听？有啥用？我爬起来，先去拾回篮子，能捡来的，放回篮子里。把柴梱又紧了紧。篮子轻，我只好放两块石头，又挑上担子，一步一步的住前走。雨水，汗水，血水，兴许还有泪水，搅和在一起，艰难地走到做饭的地方，又擦洗干净，回到教室里。该干嘛还干嘛去！

    此种辛酸，说与谁知？又何必说与谁呢？只有自己去担当！

    砺志，砺志！不是那些豪言壮语，就能改变你的意志的！只有经历苦难，砥励艰辛，你的心境才能拓广。意志才会坚强！

    “苦难就是大学！”高尔基如是说过。

    贫穷，只是意味着你的物质贫乏一些，可以少吃点，穿差些，但对于思想的丰富，品质的养成没有关联。或者说，在人生赛场上，你的起跑线远了一些，但并不能说明你不能冲刺防线！我们在人生的长街里奔跑，比的是耐力和智慧，不是来享受热闹和风景的吧！

    煤油炉，新生代的孩子们没听说过这玩意儿。在那个时候，可是个好物件啊！我没必要描述它的结构，那是工程师们的事儿。一句话，它就是用煤油同时点燃的十来支火焰，上面放上钢精锅，就可以做饭吃了。这可使同学们免受柴草搬运和烟火熏烧之苦。对自炊自食的同学们来说，十分重要。

    学校领导也对这些自炊生十分关爱。学校前面，杨集供销社东边有一个大院，是公社的拖拉机站，里面有好几间空房。贾景州老师与站长李国政相熟，多次联络商谈，让给同学们做炊房。李站长当年也很年轻，军人出身，对学校很支持，就慷慨应允。齐国忠，程国彦，刘成敏，张新成，周银东等十多位同学，就在拖拉机站安上煤油炉，每顿饭在锅里添上水，放入红薯块，点上火之后，在水没烧开以前这段时间里，还可以安静地背默英语单词呢！

    在我们上高中时，国家虽然困难，但在生活上，还坚持发放一定数额的困难生助学金，不多，每月3——5元，一个班里也就十多个名额吧。审定助学金的程序是：个人申请，大队证明，学校调查核实，最后由学校研究决定，很严肃认真的。申请助学金，同学们并不很积极参与，不是爱面子，而是同学们大多不认为自己就是困难学生，明明知道还有一些比自己还要更困难的同学啊！这样，宋老师就只好亲自调查，来动员比较困难的同学写申请了。

    在学校调查核实这个环节里，一班派袁克功和张新成两位同学，到申请人的家里了解情况。由于不便张扬，话也就不能说得太明朗了。克功和新成两位同学就在被调查同学的邻居那里拉家常，有意无意的询问家庭情况，邻居往往误以为是来提亲说媒的，都说家庭经济状况这好那好，有着有那的，很富裕的一个家庭。弄得克功，新成俩哭笑不得。回到学校无法汇报真实情况。

    学校东边有个大院，青砖瓦舍，是杨集地区的首脑机关。这里是自明清以来至1963年数百年间，历经王朝更替，龙旗翻卷，始终是方圆数十里的政府权力机关所在地，无论是里，乡，镇，保，区的称谓如何，这里的主人们烟云飘散。院内古柏森森，屋脊六兽骇骇，霸气仍在，不失威严之气！在我上学的时侯，这座院落，却落魄成一座储备盐库了。

    盐库管理员只有一个，名叫王书策，当年也就30来岁，军人出身。高个子，面色稍黑，略瘦，很精干利索！他配有手枪，是盐库的保卫者。我首先是对他的手枪很好奇和向往，才与之住来的，渐渐成为朋友了。

    班里的齐国忠，樊群忠，程国彦，周广林，我们几个同学，有时到盐库去玩，和书策交往多了起来。书策人好，重感情，阅历丰富，我们从他那里学到些做人的道理。由于我事繁，好动，国忠他们几个和书策有感情了，书策就让他们来抖麻包，就是把那些装过盐的麻袋提起来，使劲抖动，附着在麻袋上的盐粒子就散落下来了，抖一个麻袋一分钱，当下兑现。一次下来，一个人可以获得五六毛钱的劳务费。这对当时的我们，可是个可观的收入啊！

    “车到山前必有路”！

    面对物质的贫乏，我的同学们用自己的智慧，不断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艰难困苦，没有禁固我们灵动的思想，没有弱化青春的期望，反而使我们的意志更加坚強了。这就是我和我的同学，或者说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具有的情神标杆，才使得我们成为共和国极具有坚韧不拔，奋勇向上的创造者，成为当今时代的脊梁！

    用鲜朗进取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太阳，天天都是新的！

    第五章、让知识改变命运

    校园，因学生们的存在而美丽盎然！教室，因书声朗朗而温馨愜意！是青春亮丽勃发的生机，寄予了家庭的期盼，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因此，我和我的同学们，勤奋读书，诚实做人，修身养性，增长才干，让知识改变命运，让青春洒满阳光！

    我们这届高中生，是春季始业（也是文革时的产物）的。清晨5：30分，学校清脆的起床钟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噹，噹，噹的钟声，是同学们心中的最强音。大家都闻声而起，穿衣洗脸，（那时，很少有刷牙的），叠好被子，留下值日生打扫寝室卫生，同学们小跑步来到班级门口，列好队伍，到校外的大操场上出早操。当各班列队站好以后，先听学校领导讲话，再由体育老师领队，绕操场走，先齐步走，转三五圈后再跑步走。然后，各班散开，做第五套广播体操。那时没有音响设备，由各班体育委员喊号：“1,2,3,……7,8”。操毕，各班带回教室，早读就开始了。

    在春、秋时节里，靳兴羽老师也带我们到学校西边约400米远处的默河边，享受大自然的陶冶。同学们赤脚淌漾在默水清流里，默水缓缓南流，脚下是柔润的流沙，时而有鱼儿飘过，间或啄一口脚背，给你有瞬间痒疼的清爽感觉。河岸上柳丝拂风，花香扑鼻，百鸟争鸣。河滩里有茂盛的水草，散乱的牛羊，悠然地吃着青草。不远的浦口边，隐现着涉水渡河的青色踏石，有青春少女在青石上秀手浣纱，更有三俩老妪，在洗衣淘菜。偶而也有一两个健壮后生肩挑担子，从踏石上飘然掠过。

    班里的女同学们，嘻嘻哈哈地，或坐在绿茵茵的草地上，扬起秀手，向河水抛掷石子，看溅散的水花。或在追逐纷飞的蝴蝶，发出盈盈的笑声，那份青春烂漫，真令人陶醉！

    默水，朝阳，原野，青春……那是一幅多么令人心旷神怡的图画啊！停留我的思绪里，成了永不退色的记忆！

    一般情况下，语文李希哲老师早就站在教室前门口，一脸慈祥可亲的微笑，迎接同学们。在学生朗读语文课文的时候，李老师在走道上来回走动，以回答同学们的问题。我们两个班隔壁，他都是这样顾及的，没有厚此薄彼的现象。最后5分钟，李老师会走上讲坛，再扼要地说明课文中的重点或疑问。下课后，同学从抽斗，窗台上拿上碗筷，敲敲打打的，三五一伙去站队吃早饭去了！

    学生食堂的窗口是面北开的，同学们要绕过山墙去打饭，有点离经叛道，不合常规。为此，我曾几次找后勤主任张元坤老师反映，把打饭窗口改开在南边。可是，张老师的说法不无道理：

    “书成啊，这个问题以往有同学提过，不是没考虑。是因为灶台修在北边，就锅打饭，方便行事。还有个重要原因，北边的卫生清扫也方便，放在南边，狼籍一片，不方便清扫干净，影响学校形象，这是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做法，以后，大家习惯了就好了！”

    真是行当话啊，就这么个小事，还是经实践检验后的最佳方法。看来，处处留心皆学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言之有理耶！

    我们那时的课业称谓和开设，与现在的高中课程有差异，折射出文革年代的符号和印记：语文，数学，英语，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政治，生理卫生。

    下面简单回忆各科所学知识概要。

    语文：分一，二，三，四册。课文有记敘文，诗歌，散文，剧本，古文等，其中的选文多以鲁迅，毛泽东，报刊时评较多，古文，象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这些经典文章，都是有的。

    数学：和八十年代的高中数学差不多，小代数部分相同，大代数部分也有排列组合，二项式定理。立体几何中只学了几个简单的几何体，解析几何中也学直线和圆锥曲线，只是内容太简单了，作业题难度也不高。

    英语，课时少，语法部分只学到过去式，简短的对话句式，很浅显的。

    物理，就是兰皮封面的工业基础知识，内容有力学，电学，声学，光学，量子学，但和数学一样，有些浅显了。

    化学：就是黄皮封面的工业基础知识，内容是酸，碱，盐，化学反应，金属，卤族元素，原子结构，元素门捷列夫周期表。有机化学中有烃，烷，烯，焞，聚合化学等，也简单得很，最后是水泥制作流程了（属于工艺化学范畴）

    生物：分农业基础知识和生理卫生两本书，农业基础知识，主要讲农作物的种稙，家禽家畜的饲养，不是按门，类，纲，目编的，相当于地方土教材。生理卫生知识主要有人体结构学，卫生，保健，防疫，赤脚医生等。

    政治：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里，政治课是很重要的。主要内容是：辨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辨证法，政治经济学。时事政治没有教材，是临时插入的，有形势报告，毛选摘读，各种政治活动等。

    体育：课堂讲解体育运动项目的动作规程，田径、篮球、乒乓球裁判知识，开展各种体育竞赛活动。

    音乐：没有专门的教材，主要是教歌曲、简谱乐理和识唱，开展歌咏比赛和文艺活动等。

    没有地理、历史、美朮课。

    课时分配是这样的：上午，四节主课，基本没有自习堂。下午，前两节正课，第三节是小节30分钟，主要是班级，学校的活动安排，最后一节是课外活动，打扫卫生。自炊生，走读生可以离校。寄宿生可以打打球，看看书，三五密友在一起搞个小活动什么的，都可以。

    晚自习，两小节，一个小时，主要是做作业，语文，英语，政治作业量少，主要是物理，数学，化学作业，放在晚自习完成。

    晚上8：30回寑室准备睡觉，九点十分，熄灯。校团委安排学生干部轮流查寝，把异常情况及时处理后，这些同学也去睡觉了。

    郑重声明，学校没有打牌、吸烟等不良行为发生。

    班级的管理组织是这样的：班委会：我们班的班长是樊群忠，副班长王小伟，学习委员刘硕基，体育委员杨起超，生活委员张建涛。团支部：支部书记是王书成，组织委员李坷功，宣传委员胡丽霞。各科都有课代表，记不清了，只记得英语课代始终是刘硕基。

    一班的班长是谢俊超，支书是张新成，学习委员马敏翔，象刘富合，袁克功，樊炳辉，谢新国等同学，都是班干部，什么职务，记不准确，不便落笔，敬请谅解！

    在课业督导评价方面，也实行了考评方法，没有月考，但有单元测试，是课任老师自己掌握的。期中考试和期未考试是必须的，成绩只是学校教革组贾景州老师掌握，便于对教师教学成绩的分析，不做奖惩。对学生的成绩不公布，不排名次，但老师们会及时和学生交換意见，提出改正措施。在考试的过程中，学生们没有任何教辅资料。老师们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提出复习方案，自已出题考试。这样的复习考试，老师和学生没有在别人的指挥捧下旋转，头不晕，心不迷，自已管理好自已，真心诚意，货真价实，不走过程。同学们也没有任何作弊行为，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坦坦荡荡，不做矫饰。收到了很好的教学効果。

    在这里，我辑录了袁克功同学当年在对待学习的态度上，所写的一篇感悟。来展示同学们刻苦努力，认真学习的心路历程，以作为时代的印记：

    “能来到四中上学，要感谢老师、家人等等帮助过自己的人，这些在每个同学心中，都有一杆秤，自不必说。我要说的是一种隐情。

    隐者，时隐时现，实不明朗，隐情中含有隐痛，让人难以讲清，又确实存在。

    雷庙初中近五十名同学，大部分为本行政村的，父辈、家人均相熟，初中毕业能上高中的，按推荐序，克功、群中、书品、花荣，仅四人。上高中名额按村、按学生比例。就是说，百分数中，我们四个是分子，全体村民加初中同学是分母。他们用坚实的肩膀，杠起象木板一样的分数线，让我们四人站在上面。老实厚道的村民，对付出从不计较，一句话：那几个娃行，应该上。同班同学，有的掉泪支持我们，有的争来争去指标有限。是他们不优秀，不努力，不该上吗？均不是，假若没我们几个，他们中仍可有四人上学。他们的泪、气、恨、鼓励、羡慕和不甘，刺痛我的心。自认为夺走了他们的饭碗，挡住了他们的出路。

    当我下课吃黑桃A时，想到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吃着苦味黑桃A，顿感甜丝丝的。当杨湾默河冷水激得我浑身发抖时，想到他们拉犁挑粪的情景，顿觉怕苦有罪。学习遇困难，他们给我不尽之力。

    我总觉亏欠父老乡亲和初中同学，我见到他们的卑微也正是如此！

    随时光流失，你们可能将我忘记。忘记我是大度，是包容，是施恩不图报，而我若忘记你们，是忘恩，是负义。这种情埋在心中，是一辈子！

    我仅能做的是努力学，走正路，不为你们丢脸。

    无力为你们做什么，只能把这份情埋在心底。

    祝年年丰产，祝同学们另辟新路，一路辉煌！

    （注：黑桃A是上学时吃的红薯面馍）”

    杨集高中在教学管理上，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师生按步就班，各司其职，很努力的完成教与学的工作，在当时内乡八个高中比较中，最稳定，质量好，社会满意度高，声名卓著，这在内乡教育志中是有记载的，是不争的事实。

    第六章、让青春洒满阳光

    在我的高中岁月里，文革的形势己趋于缓和，“智育回潮正悄悄来临”，学校领导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在努力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积极开展了一些与课业，素质，管理等相关联的活动，以拓宽同学们的视野，增长才干，为今后走上社会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校内的活动是丰富多彩的！

    1、学生出校刋

    每年在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元旦节这些节日到来的时侯，学校都要出校刊。学校以校团委为主，联络各年级语文老师，评选出比较好的学生作文5--7篇，再经过修改，由马强敏校长（革委会主任）或张兴甲老师，李希哲老师，谢泽生老师审阅后，写好前言，用毛笔抄写在整版油光纸上，配置好彩色插图，编辑好版面，四边镶上红边，就是一份图文并茂的校刊了。一份张帖在教室前排房的东山墙上 ，另一份张贴在灌涨公社大门西边的墙面上。如果县教育局通知，还要贴到县教育局门口。校刊刊面上所有的写，画，编，贴工作，全是学生自己干的。

    1971年底的元旦节前，李希哲老师让刘硕基同学抄写校刊。天老是下雪，冷得很，写着写着，手就冻得僵硬了。就用废纸点着火烤烤后继续写。刊头的文章，标题，插图等完工后，还需要校领导和李希哲老师阅读审查。通过后，由刘硕基，杨起超，沈银贵，袁克功，马敏翔，杨玉国等同学一块儿，抬着浆糊桶，带上校刊，步行到灌涨街去张贴。

    贴校刊，又脏又累，登高爬低的，还需要讲究美观好看，大方畅漾，可不是个简单活。由于墙很高，我们在桌子上面，加放上板凳，先上去糊浆子水，再上去贴。刘硕基是抄写的功臣了，和马敏翔在下面指指划划的指挥着。杨起超和杨玉国上去贴，高低，左右，平皺，下面同学指点。最难贴的是刊头标，在最高处，是杨玉国站在杨起超的肩膀上，贴上去的。刋面贴好后，还要仔细审看，做细微整理，满意后才回学校去。

    贴校刊很辛苦，也很累，但倒也快活。因为四中是灌涨公社的最高学府，每次出的校刊都很受社会看重，方圆几十里地的文化人和学生家长，都要去欣赏阅读。甚至有不少初中生，小学生带着凳子，笔记本前去抄刊，当做范文背诵。

    同学们自己的作文，被校刊刊发了，是一种很高的荣誉，光荣得很！家长也高兴，亲戚邻居都有一种荣耀感。这就促使学生自己更加努力学习了。

    参与出校刋的同学，也有一种荣誉感和成就感，首先是能产生主人翁意识，另外也培养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当看到自己的毛笔字，插图贴上墙了，心里美滋滋的嘛”，多年后，刘硕基同学还这样津津乐道地说。

    2、文艺宣传队演出

    文革初期，我们都是小学六年级学生，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开展了许多社会活动，唱歌，跳舞，游行，集会，演讲，辨论，既是参与者，又是组织者。其中，在文艺宣传方面，培养了不少人才。

    学校成立文艺宣传队，是在高一下学期。以音乐老师张锋为主，在全校各班选拔人才，首先进入班底的有袁克功，齐国忠，胡丽霞，杨占元，王书成，樊炳辉，刘安丽，刘风菊，杨兴荣等同学，加上初中的张焕琴，梅君堂，杨秀华等同学，大约有十几个，班底不大，行当齐全。宣传队分器乐组和演唱组两部分，张锋老师既是主弦师，又是导演，梅君堂拉二胡，杨占元弹秦琴，樊炳辉打扬琴，郑秀月（年底调北京了）老师拉手风琴，我配笛子，基本上能体现管弦音乐的器乐合奏了。

    樊炳辉同学击打的扬琴，区别于传统的民族乐器，在观众看来是个希罕玩意儿。它的底盘有点象古峥，十多根弦，定好音后，用竹片制做的音锤击打，发出清脆悦耳的琴音。既有琵琶音色的清亮，又有古峥音色的厚重，也兼有提琴音色的张扬。配上樊炳辉那张青春洋溢，面容姣好的脸庞，给观众以神圣陶冶的情怀。最难忘炳辉那双灵巧的手，三十六分音符，击打得如热锅蹦豆，叭叭作响！全音，二分长音，余音轻颤，绵延悠长。当时我曾想，炳辉啊，要是咱俩都把双手剁掉，互相换换。让我也打得一手漂亮的扬琴，该有多好啊！

    杨占元同学弹拨的秦琴，是陕西三秦大地的民族乐器，故称之谓秦琴。外形有些像琵琶，三根弦，最外边的弦是配音弦，另外两根弦是主奏弦，基本上象我们见到的三弦。但却比三弦的音色清亮，比琵琶的音色要厚重一些。左手把握音位，右手用塑胶拨片拨弹，和扬琴在一起组成和声，清脆悦耳，沁人心脾。琴把遮面，使得占元那张稚气未脱的脸庞，若隐若现，飘渺其间，就像是圣童在咏唱天赖之音。

    演唱组的同学，男生有齐国忠，袁克功，梅君堂等。女生有樊炳辉，胡丽霞，刘安丽，杨兴荣，刘凤菊等几个，初中女生有张焕琴，杨秀华，杨建华等。特别是胡丽霞她们几个高中女生，青春亮丽，扮象俊美，洒脱飘逸，舞姿优雅，声音甜美。这几个女生身着华丽的演出服装，略饰粉黛，台前亮相，台下一片哗然，是文宣队的最大亮点，最具有青春向往和亲和力了。

    文宣队的演出节目，多以快板，对口词，三句半，相声，双簧，哑剧等语言类节目为主。也有曲剧唱腔选段，歌曲独唱，舞蹈，器乐独奏等，可以说门类齐全，行当皆通，在灌涨，王店，县城都有演出活动，很受社会各界的好评。1972年八一建军节，县革委指示我们与灵山解放军联欢演出，效果很好。我们还吃过部队精心制作的夜餐，肉片汤和白面馍，对于当时的我们，可真是山珍海味，神仙大餐啊！

    文艺演出的大节目，当属于齐国忠同学主演的《白求恩》了。这是内乡县曲剧团由王德英编剧，程建坤音乐设计，超鲍善导演，谢丹枫总监的八场曲剧剧本。当时，县教育局指定四中文宣队主演这个自编剧目，张锋老师压力大，但推脱不掉，只得临阵磨槍了。但文宣队的演员们却满腔热情，刘安丽，胡丽霞，杨占元这几个同学极力促进，齐国忠也就免为其难，担当白求恩这个主角色大任了。经过近月余的排练，国忠同学那男中音C调唱腔，把汉江，书韵，上流这些曲调，唱得浑厚圆润，悦耳动听。我们胜利了，我们成功了！

    在文宣队里的熏陶历练下，锻造了我们欣赏真，善，美的天赋，也成就了以后的人生旅途。张焕琴同学后来成了职业演员，她表演的坠子书《二嫂买锄》，曾获得全国曲艺大赛二等奖。从文宣队里走出来的同学们，都愐怀，感恩那段天真烂漫的岁月！

    3、慎思熟虑，多才思辨

    大辨论，是文革时代的印记。其实，辨论的派场，早在春秋时期就很受王公大臣们的重视和运用。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各路先哲，达人们，为了阐述和推广自己的见解，同时又要严守自己的精神高地，唇枪舌剑，相互攻阀，言辞绝绝，掷地有声。在维护自己观点的同时，把反对者驳斥得体无完肤，至到全面胜利为快乐！这在先秦文学，史学中多有记载。从而造就了那个五霸称雄，七国纷争的多彩时代！

    文革期间，时代又赋于了青年们多才思辨的机遇。那是派系之间在维护自我观点的口诛笔伐。我那时年龄还小，只是个旁观者。但是对于中学生的大哥大姐们的辩论，还是赏识的，羡慕的，甚至是仿效的。在我上高中以后，智育回潮，全身心都用在学习上了。但是，面对学习上的问题，或者是老师的讲解有误，从而使学生理解的程度不同，于是，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就会开展讨论，有时升级为争论，甚至是激烈的辩论。

    数学上有一条定理，就是平行公理：“两条永不相交的直线叫平行线。”数学大师孟昭赣恩师轻言一出，乏善可陈。我就对此不解其意，“什么叫永不相交啊”！就和同学们相互诘问，甚至在稿纸上划来划去的。有的说“画的太短了”，有点说“离得太近了”。有点想像说“一定能相交”，有的说“绝对不能相交”。我们争论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坐在讲台上的孟老师笑而不答，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现在才知道，这是一个不加证明的命题。是客观事实。我们在钻牛角尖了。但是，通过辩论，使我们的才思敏捷，考证深厚，培养了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力，发挥了自己先天的潜质潜能。

    马敏翔同学是一班的学习委员，成绩好，善于思考，能够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想法。我们相互之间就经常探讨，交换意见，甚至是辩论。记得在林彪叛逃事件公布以后，有许多同学感到很突然，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特别是他要刺杀毛主席，大家深表愤恨，（那个时代真实的情感）。学校也根据上面的指示，开展深入的批判运动。撰写的批判稿件基本上都是报纸上的内容或意思。但在寝室里，同学们对林彪的反党动机却展开讨论。特别对作为写在党章里，明确是毛主席的接班人，竟然也要反党，感到十分的茫然和不理解。我和敏翔曾私下里也交换过自己的看法。也是充满着惊诧，同时，也为国家的前途命运而担忧。

    在吃饭的饭场上，几个同学们也在为英语单词的细微差异而争论。那天早上，几个同学为“proletariat无产阶级”和“proletarian无产者”这两个名词的区别展开了争论，是动词？名词？各抒己见，引来许多同学围观参与，对单词的理解各有侧重，不够全面。硕基同学的英语学得好一些，，把大家的理解进行整理，认真的加以说明：“proletariat”是个名词，意思是无产阶级。而“proletarian”作名词是无产者，作形容词是无产阶级的。把这两个单词作了规范的解释。同学们由此而获得了知识，硕基同学也赢得了同学们的尊重。

    4、篮球队

    我们两个班的篮球健儿很有几个。二班的杨凌亚，杨启超，沈银贵，刘成敏， 李光华，李功勋，齐国忠，白定河，张学奎，符明兰，王灵霞，杨改兰等，一班的同学比较活跃些，打篮球的就多了，于风阁同学就是因为篮球打得好，直接送到县篮球队去了。王涛子篮球打得好，南阳武警大队直接要去服役当兵了。像袁克功，谢俊超，沈新军，杨宗和，李宝斌等都是篮球健将。刘成敏别看个子不高，但速度快，人机灵，老是插空运球，投篮很准，还能投几个三分球哩。高一一班有个张文霞，球也打得好，他俩一上场，老是作对垒攻防，成为好朋友了。靳兴羽老师特棒，还是国家三级篮球裁判员。对学校篮球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劳动，像于风阁，王涛子就是他的真传弟子。在与外单位联谊比赛，或者参加区域性比赛时，我们老有收获，几乎是常胜将军了。

    5、校团委

    四中成立校团委会，是在高一的下学期。我当时是班里的团支书，在暑假期间接到通知，参加县革委召开的“学习毛著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双先会），并作为全县唯一的学生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为学校争得了荣誉。校团委由政工组长张兴甲老师负责，开学后，刘富合，樊炳辉和我，还有初中的杨建华，马德献，郭国俊等几个同学，被选拔进了校团委。这些同学，都是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努力学习，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学校领导给予厚望，同学们视为榜样。我们愉快的接受了任务，开始做学生管理工作了。

    文革前期，学生造反，串联，成立组织，批斗反动学术权威，揪走资派，热闹的不亦乐乎。曾经教室里的小绵羊，倒也威风了一阵子。到了我上高中的时候，虽然正在智育回潮，但老师们仍心有余悸，对校团委的工作充满期待。在老师，同学之间，我们校团委的同学是一个桥梁和纽带作用，传达和执行学校的决策，维护老师们的辛勤劳动，维持好教学秩序，正确反映同学的意见和要求，充分保障老师教得好，学生学得好，为提高教学质量而努力工作。

    校团委的常规管理工作是：早操管理，清点到校人数。检查纪律，检查寝教室，清洁区卫生，查寝等事项。在组织管理方面，有举办活动，联谊，参观，访问，春游，运动会，批判会，演讲会等。在这里不必要详细叙述。

    有一件事值得记载下：

    应该是高二上学期（72年4月份），高一（1）班教室的山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反映李希哲老师散布封资修的母爱教育言论。要求批斗李老师。

    大字报一出，马强敏主任（校长）高度重视，要求政工组长张兴甲老师进行秘密调查。张老师考虑到刘富合同学是一班的学生，保密难度要大一些，他就把我叫到办公室，由于我们是老乡关系，比较容易沟通意见。张老师由我代表校团委调查清楚事情的原委。并要求我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我唯诺而退。

    在李希哲老师办公室里。“事情是这样的，有个学生早读没有好好读书，不会背书，我批评了他。规劝性的说了几句话”。李老师清了清嗓子，接着对我说：“学生们啊，看看你们，每星期背着红薯来上学，不好好学习，不仅对不起生你养你的爹妈，甚至连红薯都对不起啊！”

    和大字报上的内容是一样的。

    “就这么一句规劝性的话，是循循善诱，因势利导淳淳教诲啊。老师没错！”在回教室的路上，“再听听宋老师的意见吧。”我心里这样想。

    “李老师的话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和封资修不搭边，母爱教育也是教育 嘛！规劝学生学习，没错啊。”宋老师又小声说“你再看看，在老师们的层面上，有没有个人恩怨方面的情况呢？”

    下面是要了解一些来自同学方面的反应了。张新城我俩是初中同学，又是一班的团支书，应该听听他的意见：“这事不算什么，绝大多数同学，包括李老师当时批评过的同学，也觉得老师讲得没有什么错啊！很正常啊，在家里爹妈也多次说过类似的话嘛！什么封资修，无限上纲嘛。这又不是那几年！”新城同学忿忿地说。当然。周银东。马国栋，冯春华，几个同学也是这样的态度。

    我们班没啥动静，基本上都认为李老师没错。

    我把一天来的调查情况反映给张兴甲老师。当然，张老师也作了些调查，情况是吻合的。张老师又和李明玉（副校长）副主任做了个沟通，取得了共识。

    晚上，马强敏主任。李明玉副主任，张兴甲老师，我们四个开了个碰头会，汇总了全面情况，统一了认识。决定由贾景州老师出面，做写大字报同学的思想工作，平息事态。由李明玉副主任安抚李老师思想，放下包袱，安心工作。由我召集校团委干部开会，传达学校决定，分头在各自的班级里，找个时间说明原委，不要让同学们推波助澜，激化矛盾。要平息事态，化解矛盾，把思想集中到学习上来。

    没有出现批斗现象，也没有同学聚众起哄，闹事现象。一切和没发生过的一样。

    2001年秋天，灌涨高中（杨集高中搬迁到灌涨街后的称谓）邀请历任校长和知名校友，采访，座谈该校校志编写内容时。马强敏主任情绪激动地说：“我在任时建立的校团委，干部们都是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努力学习，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稳定学生思想，树立榜样，激励同学认真读书，稳定教学秩序方面，成绩显著，是有功的！所以，受到了县教育局的多次表彰。我本人也被提拔为县文化馆馆长。我对当时的校团委是感激的啊！”马主任亲切地拉住我的手，连声说“这就是我当时在任时的校团委干部，好学生，好学生啊！谢谢了”！

    6、文学社团

    杨集高中时，大约在一年级下学期时，就开始酝酿成立文学社团织组了。是一班班长谢俊超发起的。他们班的杨玉国，马敏翔，袁克功，樊炳辉，刘安丽等同学。二班的刘硕基，沈银贵，杨起超，刘成敏，白定合，刘其华和我等同学，都是积极的参与者。但是，文学社团并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和领导人。主要是语文李希哲老师和政治杨宗太老师提供指导。同学们针对批判会题目，撰写发言稿，出校刊，班刊，墙报等。上面提到的同学，就是这些活动的主力军。

    二年级时，高一年级的两个班入校后，语文老师是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谢泽生老师，当年也就二十多岁，在河南日报社文艺副刊上作记者编辑，文学功底很好。当时正在创作一个独幕剧本《向阳人家》，他一边写出来草稿，一边由刘硕基誊抄成规范的文本，我是他作品的第一读者。有时侯，谢老师还能给我俩讲解小说段落中的创意与写法，设置悬念，激发灵感等知识，使我们受益匪浅。我的“文学梦”，“作家梦”就是在高中植根的。可以说，谢泽生老师是我文学的启蒙者，也是我心目中作家的偶像！

    在上小学六年级时，语文老师黄文彦曾教我写诗。我早期记忆中的诗是这样的一首：

    泥泞道路真难走，

    路上好象泼了油，

    一不小心滑一跤，

    满身泥水真发愁！

    黄老师看后，表扬了我，还把这首诗念给班里的同学们听。

    上高一时，我买了个新的笔记本，是蓝色塑料封面的，用作记录好文章词句用的。在扉页上，我写了这样几句似诗非诗，铭心励志的句子：

    我本就姓王，

    其中有纸香

    只要肯用功，

    方可把名扬！

    然后我郑重地写下：“王书成”三个字。这笔记本保存了多年，现在找不到了，很可惜的！

    高二的上学期时，我写过一首叫《家》的诗：

    我的家在一个清水池旁，

    挺立在绿色的林荫中央，

    院子里有一棵参天槐树，

    还有个刺玫架做她屏障。

    春天里池塘边岸柳摇荡，

    夏天里看荷花竞相开放，

    秋天里有鱼翔潜水漫游，

    寒冬里在冰上追逐疯狂！

    土坯瓦盖三间简陋小房，

    空荡荡冬天暖夏天凉爽。

    是苦啊是甜啊我有所居！

    父子俩相依命苦渡时光，

    如今我长大了上高中了，

    学知识增才干天天向上。

    同学爱老师亲我很幸福，

    成人后让知识改变家乡！

    这首诗写出来后，让李希哲老师，谢泽生老师批改后，李老师又拿给孟，宋两个恩师看。孟老师看后笑着对李老师说：“书成这娃儿解数学题还不错，要看他写这个东西啊，恐怕将来要是个人才的吧！”后来，李老师在选校刊文章时，就刊登在五一校刊上了。这首诗应该被我自己称之为“处女作”了。

    在学校文宣队里，张锋老师让我创编小剧本，和谢泽生老师商量，决定用河南日报文艺副刊上的一篇小说《召喚》，大致内容是写一个解放军战士回家探亲，与父母叙情，与女友相会，这时部队有任务，要他回连队。这战士和家人，女友洒泪惜别的情景。我把这篇小说改编成三幕小曲剧《召喚》。用了四天时间，写成草稿后，又让李，谢二位老师修改了几次，学校张兴甲老师也看过，张锋老师也看了可行。但后来学校接县局通知让演《白求恩》后，我写的《召喚》剧本就没有再排演了。

    高二的上学期，在同学们的手里流传着一本名叫《梅花党案》的手抄中篇小说，我也传看过。内容是写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潜伏下来一批特务，以梅花图案为接头暗号，最后被公安机关破获的故事，大概有20多页吧，在同学们中间疯传着。没几天，学校马强敏主任（校长）让彻查没收。这个过程很隐秘，我不太清楚。后来听说是谢俊超同学自己写的，或者是他开始传阅的，不太确切。多年以后，我问过俊超同学，他不置可否，只说“好象有这回事。”现在我想，俊超同学当年是学生领袖，文学才子，传言不虚呢！

    杨玉国同学也是我们同学之中的才俊。我在杨集村里做自炊生，放学回家我俩老是一起走，很要好的。他的文章也写得好，人很聪明。1973年参军入伍，1978年参加军队院校考试上了军校。1983年他探家时，和姐姐杨玉敏一起来学校看过我。我俩一见面就拥抱在一起，大喜过望，热泪盈眶，玉敏姐姐在一旁很受感动的。玉国辞世时，已经是少校军官了，前途是大有作为的，可惜英年早逝，十分痛惜！我也为之哀痛啊！

    文学社团里，或者说同学们中间的文学爱好者，在那时都初展风华，才俊若现。只可惜高中毕业后，不能再深造学业，断了前程。俊超，银章，银贵，克功，丽霞等几个同学从政了。敏翔，占元，国忠，广华，淩亚等同学参军了。炳辉，兴荣，东阁，花荣，安丽，硕基，起超，保彬等同学做了教师了。我自己也身不由已的攻读了理论数学专业，和文学不搭界。要不，一定会从杨集高中这所学校里，走出去几个文学大师的呢！

    7、男生们，女生们

    高中阶段，十七八岁，有极少数同学的年龄，还要大一些。在那个年代里，封建残余，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的，普遍被人们所接受。因此，在我们两年的高中时间里，同学们的交住都很正常，循规蹈矩的，很少出现谈恋爱，甚至越规的行为发生。

    但是，只要是春天，就会有鲜花开放。只要有青春向往，就一定会有爱情在滋生，这是人性使然，不是什么力量就可以阻挡得了的！所以，在同学们中间，时而有所耳闻，谁和谁好了，谁和谁在哪儿约会了，谈恋爱了之类的传言，也会不径而走，但又不会闹得沸沸扬扬，风雨满城的。

    先说说男生们心目中的女神吧！

    一班的樊炳辉同学，高挑白晳，风度优雅，学习好，还能够打得一手漂亮的扬琴，在同学们中间很有威望，而且总是和刘安丽，王继先，李玉芳，杨兴荣等亮丽女生相偕而动，群芳毕至，男生们必然驻目，几乎成为男生们的偶像了。还有马义琴，侯素琴，樊棠云，刘丰菊，冯芙蓉等女生，都是高雅文静的淑女形象，我到现在还直呼马义琴同学在高中时的呢称“小白女”哩！

    二班的女生中，要首推胡丽霞了，高桃，白晳，匀称，声音甜美，走路优雅，阿娜多姿，又是班级里的团干部，应该说是班里的“班花”不为过吧！还有马东阁，是接任我之后的团支书，除了长像俊美以外，心善，仁慈，大方，率真，而且又雷历风行的，很受同学们的爱慕！王小伟同学，高个，白晳，沉稳，持重，很早熟，是副班长。还有王灵霞，是个精灵鬼，心直口快，好说好笑，充满灵动的青春朝气。常中琴同学，坐在靠北墙第二个窗口下，和齐煥荣同桌，也是典型的淑女形象，少言寡语，笑容可拘，一旦开口，轻言慢语，似有害羞之态，给人以楚楚动人之感觉。至于张春荣，陈英明，李春梅、程凤仙等几个女生，娇小可爱，活波愉快，可人可意的，更是班级里的男生们心中喜欢的“娇女”啊！而且象符明兰，符慧琴，杨改兰，齐爱兰等女生，贤惠，文静，娇羞怜爱，充满温情，也是男生十分喜欢的“女神”形象了。

    男生中的“男神”，虽然没有选举和比较，从相貌，风格，成绩，气质，威信，特质等综合因素上分析，大家谈论较多的应该是一班的马敏翔了。中学时代的马敏翔，高挑，敏锐，思辨，健谈，是班级里的学习委员，为人正派，祥和，善良，有亲和力，他往那里一站，真是“云者一呼，应者百集”的气派。在饭场里，敏翔的周围总是一大圈子人，谈笑风生的，甚为壮观。他和袁克功，谢俊超，樊银章，王涛子这些同学们。学习好，多才多艺，文宣队，篮球场，批判会上都有他们留下的昂扬风采。

    二班的“男神”令人眼花缭乱，接应不暇。杨凌亚，刘硕基，白定河，沈银贵，齐国忠，杨启超，张学葵这几个同学，高挑，白皙，稳健，倜傥，标准的儒雅男生。其中，杨凌亚，活泼，豪爽，侠肝义胆；刘硕基，温文尔雅，诚实厚道；齐国忠，多才多艺，沉稳持重；白定河，长得像个瓷娃娃，满脸堆笑，还有两个小酒窝，令人羡慕之至。杨启超，聪敏，睿智；沈银贵，健谈，磊落。还有刘启华，刘成敏，杨文普，程益民，谢启芳等同学，虽不算高大魁梧，可也聪敏机灵，能言善辩，幽默和谐，富有情趣。

    这些男生们，女生们，构成了学校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同学们在学校里也演绎着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而且是以完美的喜剧而终场的。 我这里存放一份高中毕业时的情书，有砺志，有情意，有时代印记，感人至深， 能唤起我们青春的激情和冲动。我把这封情书辑录在这里，可以展示出我们当年的“男神”与“女神”们相爱时的内心独白和心路历程。回忆当年老酒陈蜜醉且甜。情书如下：

    “同窗二年，如梁祝再现，更如董永和七仙。你美妙的双手曾为我织就衬领，使我视若珍宝，你水汪汪的双眸勾得我魂魄将散。曾想启齿心胆寒，写就诗句夹在书间，今生若有缘应心照不喧，气场感应双方心愿。

    我自知生在黄土坡边，漏雨破房两间，平日破衣遮体，食仅粗茶淡饭，富人不曾抬眼看，不配有美好姻缘，但你的人你的貌你的德你的操像一块石头砸在我心间平静的水潭，梦里暗思白天不敢正眼看。

    我有火热的雄心一片，若是相偕，总有出头一天，近则县城扎根，远可创业一路至宛，你也可认为是大话连篇，女生芳心被谎言所骗，明日要毕业分手，我将代表两班发言，实难分难舍，口难张意缠绵，或可一去永不相见，或不日你将与他人相挽，苦我自己将话埋心间，泪水肚里流，莫让外人见，自尊又自爱，恐让人小看，走出校门尽力混，天不灭我或有灿烂明天。

    尽人事听天命，永在人下也不悔，二年学习，我为第一个校宣传队长，也曾数学化学夺冠，老师曾将作文讲台上念。英语不及格羞把人见。无不助我，人不助我，缘不助我我自助，纵是穷困—生也只能认命。

    再见吧！你若有一双慧眼，应将人看透，你若有一片善心，应平视穷汉，你若有爱，应将爱的种子撒到能够开花结果的土地上。几年内，若无长进决不吐真言，若有发展，定提出把手牵。若被拒也天怨言。若相许，共努力，定能家宅一砖到顶不是梦，三转一响列其间，一路杀进城里边。苦长居人下，定当是，窝居斗室书相伴，不再正眼望长发。

    懂我心者一一无

    称我意者一一独

    低看我者一一众

    应自强者一一己

    但愿

    车到山前

    柳暗花明

    沉舟侧畔

    病树前头

    并希望再见之后永相见。千言万语莫出口，字里行间莫露面。自承受，压心间，压心间！（七三年元月）“

    杨集高中毕业后，那些传说中的“男神”与“女神”们相爱的故事，以喜剧性的终场而谢幕！其中：谢俊超与范炳辉伉俪情深；袁克功和桑花荣喜结连理；杨启超和符慧琴百年好合，齐国忠和李玉芳永结同心。这些才子佳人们，成就了高中生时代的爱情佳话。令人向往，传为美谈！

    8、我恋爱过吗？

    我在杨集高中读书的时候，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恋爱观念的。这是因为自己从小就在缺乏母爱的环境中慢慢长大，而且因为贫困，很受邻人的歧视，从小就养成了一种自卑心理，对于恋爱婚嫁之类的事情，连想都没有想过。但是，毕竟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了，而且也知书达理，通达人情，对于男欢女爱的情事，应该是能够领悟到的。但没有任何要和那个女生谈情说爱的心理需求，更不可能有所行动了。

    但是，我自己还是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的。那个女生漂亮，那个女生聪明，那个女生贤惠，我当然是心知肚明的了。有时听到了一些关于男女生之间的绯闻，也有兴趣，甚至是羡慕，但绝不会搀和或起哄。毕竟自己是学生干部啊，要为人正派，不能在这方面丢人现眼的，影响威信，影响工作，有什么好处昵？

    我在看待女生的态度上，应该是一视同仁的同学关系，没有掺杂男女情感问题。但是，我虽然自守纯真，但并非心如止水呀！我有自己的眼光和审美标准，多年以后，在认真回味高中生活时，总是觉得有一个女孩儿，隐藏在我的心中。就品貌上看，长得也不错，漂亮！特别是一双明亮，忧郁的眼睛，让我十分难忘。整天不怎么说话，沉沉稳稳的，面带微笑。平时也有过交往，都是循规蹈矩的，言语交谈时，诚实，谨慎，典型的淑女形象。这个女生就是龚兰英同学。

    兰英同学的家境和我相似，一个姐姐比她大了十九岁，在她没有成年时就远嫁他乡了。家里她是爹妈的掌上明珠，但未免也显得孤单无靠，从她那双忧郁的眼神里，总能让我回味出自己的艰难与不幸，因而，也就会对兰英同学多关注一些，忍不住多看一眼。特别是兰英同学因为脚上出个毒疮，好长时间没来上学，心里老是惦记着她。从这个意义上勉强的说，我还是不缺乏初恋的吧。

    遗憾的是，就是在撰写这篇文稿的时候，我才告诉了她，我这个心中的秘密：“兰英，你是我上高中时心中的初恋！”

    有没有女生也在“暗恋”着我呢？

    大约是高二的下学期，1972年10月份吧，下午课外活动，打扫教室卫生后，我从桌子上放下凳子时，发现我自己脏兮兮的蓝色小手帕，被洗得干干净净，而且还洒了香水，叠成方块形，端放在桌斗里面。我当时就高声喊叫，“是谁的手帕放进了我的桌斗里了”？到了第二天还是没有人应声。大约又隔了几天，我发现我的笔记本里面，夹了几张饭票，不多，就三四张吧。我告诉了宋老师，宋老师要我别吱声。还有一次下午，我到自炊的地方做饭。老姐姐十分神秘的对我说：“刚才有个女孩子，把你的饭做好了”。这三次异常的事，使我心里有所警觉，但没有往男女生恋爱方面去想。

    这一次，就使我开始警觉了！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放学后，我拿上小扁担和小竹篮回家。刚淌过默河，回头一看，一个女孩子正走在对岸的河堤上。“是魏静”！我看得很清楚，心里立即紧张起来了。魏静的座位和我仅隔个过道，联想到以前的几件事，我明白了，有些害怕哦！没有多想，我马上藏在河边的芭茅棵里，也不敢往对岸那边看。许久，没有听见有淌水过河的声音，才慢慢的站起来，回家去了。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躲是躲不开的啊！事儿，终于来了。

    大约是在1972年12月上旬吧，眼看快要临近毕业了。晚自习下课后，同学们都到寝室去了，我也按照团委的要求，到各个班级寝室去查寝。到了教室门口，看到有烛光摇曳。“是谁还没有就寝呢？”我就走过去，在讲桌下面的座位上，烛光下端坐着魏静同学。

    我站立在门口，片刻。传来了魏静的声音：

    “坐吧，来，我有事和你谈谈，好吗？”我默默的走过去，心里有些忐忑。

    “快毕业了，可我还不是个团员哪！你能帮我入团吗”?我坐下来后，就这个话题，我把这次入团的一些要求，对魏静做了一些简单的说明。然后说：“魏静，入团的事，不是我说了算的，只要你够条件，应该没问题，况且，你还是班级干部的嘛！”

    黑暗的教室里，一支烛光摇曳着，一片沉静，我等候着魏静的回答之后，就可以回寝室去了。但是，只传来魏静几声轻微的叹息声。少顷，我说：“咱们走吧，别让寝室门关了，影响寝室纪律，多不好啊！”

    沉默，沉默！和黑暗中的烛光混合在一起，我好像有些心动，又好像有些后悔，还好像有些期待。就这样，我俩坐在教室里，静静地坐在教室里。突然，魏静提高了声音：“你看不起我，你就是看不起我！”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魏静就嘤嘤的哭了起来，而且还小声地嘟囔着说：“我对你那么好，你就是看不起我，看不起我。看不起我啊！”魏静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不断地饮泣着。我十分尴尬的坐在那里，不停地搓着双手，安慰着她，让她别哭。这时，已经晚上十点多了吧。

    在此前的好几天里，天下着大雪，地面上就已经堆上了厚厚的雪，天冷得很。这时候，蜡炬成灰了，已经是黑暗一片的时刻。我们两个人在默默地静坐着。已经是回不去寝室里了，魏静的情绪还没有好转起来，我也没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她一直埋怨我看不起她。其实，我对她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甚至是好印象，而且又是班干部，有什么看不起她的啊！向他解释些什么，又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地方啊，没有看不起她啊，可她一副委屈，可怜而又无助的样子，我又不忍独自离去，这可怎么办呢？

    教室里黑暗，寒冷，两颗心里充满着不一样的等待与期望。我想，已经就这样了，回不去寝室，脚又冻得发疼。我俩先是站起来跺跺脚。后来，在我的提议下，干脆随便从桌斗里拿出作业本，点燃后取暖。魏静的情绪显然好了许多，人也变得温存些了，我也受到了感染，情绪也好了起来，也不再有戒备心理了，俩人开始变得比较亲近起来了，甚至好像有些恋恋不舍的情愫在滋长蔓延。在暖和了一些后，魏静提议：“咱们出去走走吧”！外面漫天大雪，在雪的映衬下，夜空有些明亮，的确能够放松一下情绪！于是，我俩走出教室，我先翻过大门（当时的学校大门不高，好翻越），又拉着魏静的手，翻过大门后，踏着地上的积雪，发出吱吱的响声，穿过公路，沿着一片杨树林旁边的路，到默河堤上。往南沿河堤到南边的小路，一前一后，或者并肩而行。谈班级同学，谈老师印像，家庭父母，等一些琐碎的往事。这时我的思想上，已经没有什么障碍和防范了。

    魏静很聪明，也很沉稳，持重，分析问题中肯，话语不紧不慢，讲实事，说道理，我也觉得很有同感，语言就有些投机了。甚至可以说有点儿亲密感了。但是，没有说出类似于情啊，爱啊等语言。确实很实在的。到了南边一个废弃的有些破败的机井房旁边。魏静提出要到机井房避避风寒，暖和暖和。可我害怕里面有屎啊或者虫啊蛇啊之类的东西，甚至不小心有石头砖块坷垃掉下来砸人，没有敢去房里面。我俩靠墙站立了一会儿。由于不活动了，身上又冷得很，我俩靠的很近，可以说是紧挨着的，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

    魏静没有我的个子高，有两次，她的头就轻轻的擦在我的肩膀上，我的心里顿时一震，感到好害羞，好害怕的，马上把肩膀抽过来了。魏静也没有其他反应，只是很随便的说：“看把你吓得，吃你了还是咋的”？在机井房的墙边呆了大约有半个小时，我俩就沿着小路往东，上了公路。

    雪地漫游，夜色融融，应该说景像是美不胜收的吧！可是在我们那个时代，在对待男女情事上，规矩的很。我和魏静踩着脚下的皑皑白雪，且行且住的往学校走去。当走到杨集供销社路口时。魏静不想走了，我也有些不想走了，停顿了一会儿。就心照不宣的又向北面的杨树林走去。这时，我的心理障碍已经基本消失了，感到很愉快，惬意，甚至是兴奋的心情了。漫漫长夜，寒风刺骨，我们俩全然不知，我俩也已经不害怕了。在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接触，交谈后，我已经清楚魏静要说什么，要求什么，心里有了底。但是，我不能，坚决不能够答应她——只因为我的家太穷，我不能有这个奢望，更不能因此伤害了她……

    天仍在飘着雪花，万籁俱寂，白茫茫一片，天地间浑然一体。鸡不鸣，狗不叫的，只有脚下吱吱的踏雪声，合着两颗跳动的心，把心绪拉得悠长悠长……终于，我鼓起了勇气：

    “魏静，我家穷，就一个老爹，没啥本事，能把我养大，就不错了，不像你们家，你爸是干部，你妈是教师，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没法和你相比的啊！”

    “不，家庭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你人好，聪明，多才多艺，心地善良，很有前途的。现在穷了些，不算什么呀。以后你长大了，你是很有希望的，我看准了这一点，真的！”她扭搓着手指，低着头，又低声重复着：“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也看得准，真的，是……真……的……啊！”话语中充满着期待

    “以后的事，谁能看得见呢？我的苦，我自己去承担。咱们马上就要毕业了，又不能上大学，还不是回家做庄稼，庄稼汉一个，有啥前途？将来，我爹老了，我还要伺候他。我恐怕连个瘸子、哑巴，傻子女人都不一定会养活起的！听说你在小时候就已经许配人家了，可不能有另外的想法呀！”

    又是一段沉默，我们伫立在风雪中，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少顷，魏静又蹲下去，低着头，嘤嘤的哭了起来。许久，魏静才站了起来，理了理散乱的头发，仰起脸，大声说：“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有我的想法，我现在不给你说，我总有说清的时候，你就等着我吧！”说完，她猛一转身，朝学校的方向，一阵猛跑。我急追上去，拉着她的手，她不让拉，扭扭捏捏的。我们走走停停，翻过学校大门，回到教室里，点燃上作业本，烤烤火，魏静满脸不高兴的神色，索性赌气似的把自己的书本也拿来烧了。火光里，我看到她满脸通红，通红……

    第二天，学校里惊涛骇浪，一片喧哗。

    第三天，宋老师把我俩分别叫到办公室，询问了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但是我只承认夜不归宿，违反纪律，不承认谈恋爱。

    魏静呢？牛犟的很，问什么都不说，一言不发的站着，宋老师也没有办法。

    有些同学兴致蛮高的，在神秘的演绎着我俩在这一夜间可能发生的故事，好几个版本的绯闻不胫而走，弥漫在校园里，我真有些害怕哦！宋老师担心事情再无休止的演绎和扩散下去，不好收场，就决定让我俩在班级里做个检讨，有个了断。宋老师在班级里大概讲了我们俩违反纪律，夜不归宿的事实，也没有提男女同学之间谈恋爱的事。接下来，让我站在自己的座位上检讨。

    大庭广众下，我十分难为情，可不说又不行，就红着脸，吞吞吐吐的检讨了自己违反纪律，夜不归宿的错误，也没提谈恋爱这个大家十分期待的话题。

    魏静呢？直直地站在自己的座位上，高昂着头一言不发，一句话也没有说。同学们在小声地私语着。少顷，又归于平静，教室里雅雀无声，静的能让人心动！宋老师示意后，魏静平静地坐下了。

    风波总算平静下来了。

    毕业的那天，魏静在杨集供销社门口站着，好像是在等人的。见我走过来了，深情地注视着我。她突然把头一扬，说：“胆小鬼，丢人！”然后扬长而去。

    毕业，回乡，务农，当大队团支书，老农民一个。1973年7月，我在青山修公路，开山放炮，手握钢钎，身系钢索，悬崖峭壁上纵横穿梭，命悬一线，艰辛备尝，度日如年，人也变得又黑又瘦的，我的希冀到了冰点。转眼到了1974年4月份，高一的杨建华同学和刘花茹同学（她俩都是校团委干部）到青山公路工地上看我，建华悄悄的对我说：“书成，五一节放假了，到马寨小学路口的公路边等魏静，她有话对你说。”

    如期而至！五一那天，魏静远远地站在路边的杨树下，上身穿着粉红色的确良衬衫，搭配一条蓝莹莹的长裤，鸡蛋粗的马尾松垂在脑后，面带笑容，一副楚楚动人的打扮。我的心为之一振，急忙走向前去，寒暄问候几句以后。我首先开口。“魏静啊，我对不起你，我一个修路民工，苦的很，前途渺茫，罪孽深重，水深火热的，我自己都顾不住自己了。如果再让你跟着我受罪，那不是害了你吗？”我停了停，眼里似有泪水，就揉了揉，提高了声音说：“你别等我了，咱俩没什么可说的，我记住你对我的好，永远不会忘记的啊！”

    “啊……”魏静一声惊呼，高昂的头慢慢低了下来，又抬起头仰天看看，又扭着头左右看看。然后，低着头喃喃的对我说：“书成，我就知道你还是这几句话，你知道我愿意听吗？”她停顿了片刻后，“好吧，我们毕竟是同学一场，彼此别忘了，就好了！”

    就此作别！魏静理了理头发，道声再见，就扬长而去了！

    我怔怔的站在原地上。许久，我望望骄阳下的天空，有多高，有多蓝啊，公路上往来穿梭的车辆和人群，迎风摇曳的树枝，洒在地上斑驳的树影……这一切，对我还有什么用呢？

    .

    第七章、恩师啊，您是我灵魂的再造！

    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山东省嘉祥县马集公社马集小学教师侯振民、王庆余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大意是：建议全国公办教师全部下放到原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一建议，史称为“候王建议”。一时间，在各地（中小学）工作的教师们，纷纷回到原籍地附近的学校教书。由于杨集地区的教育比较发达，从这里走出了许多优秀人才，现在也“奉召”回乡，这就为杨集高中存留了许多优秀的师资队伍。我的恩师中就有卓有成就的教育专家。在四中接受这些哲人，贤达的耳提面授，是我一生的荣耀和自豪！

    我的恩师有：语文：李希哲；数学：孟昭赣，马清献，张元贵；英语：张兴甲，冯保民；政治：杨宗太；物理张东升；化学：宋子畔；生物：闫英斗，南枫，沈鹏；体育：靳兴羽；音乐：郑秀月，张  峰

    班主任：宋子畔老师

    下面我带着感恩的心情，怀念我的恩师，重现他们的音容笑貌

    1、孟昭赣恩师

    恩师孟昭赣是我恩师中（除李希哲老师外）所有老师的恩师，因为孟老师在内乡高中教书多年，这些老师们都是他的弟子，同校授业，师生共冕，实为佳话，在内乡传为美谈！

    孟恩师原籍邓州构林镇，其先祖是邓州生员，略有家资，书乡门弟。其父在家乡设馆授徒，民国初年投笔从戎，在西北军任教官，参谋之职，时驻军江西，生恩师于彼，故名昭赣，其弟昭豫，可知生于河南矣！中原大战后，所部溃败，返乡后被内乡实力派首领别迋芳聘为幕僚，恩师举家曾栖居在县城西关。恩师父亲年高后，归根于邓州老家，终老天年。

    恩师1942年考入西北工业大学化学工程系，1945年秋，孟老师因身上生疥瘡，无法继续求学，在家治疗瘡疾。一年后，又考取了陝西师范大学数学系，攻读数学教育专业。1947年5月，国统区学生发起“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运动”，孟老师积极参加运动，与中共学运领袖谷景生等一起积极工作，相交甚密，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1948年秋天毕业，由于孟老师受到过6年高等教育，历经社会巨变和人生跌宕，又参与了激烈，复杂，残酷的学生运动，学养深厚，品德高尚，能力超群，受聘于内乡高中担任数学教师。

    1963年秋，内乡高中高考成绩突出，特别是数学高考成绩在全国名列前茅。据传说，高考中的试题，孟老师猜中了六道，实属难能可贵。国家教育部在当年的11月份，在内乡召开高中数学教学现场研讨会，孟老师在会上作典型发言，介绍经验。此后，孟老师声誉鹊起，多次出外讲学，交流经验，风光显赫，一时传为佳话。

    文革时，学生造反，揪斗反动学术权威，孟老师也在劫难逃。好在，恩师德行高尚，贡献突出，各派势力尊敬有加。他脾气好，凡事不急不躁，慢腾腾的，没有人给恩师多少难看，他也优哉游哉的过日子。

    师母马淑萍，就是清末拔贡马寅生的千金。1949年初，与恩师结为伉俪，所生四子一女，长子孟宪楚，次子孟宪潭，三子孟宪飞，怜子孟宪勇，爱女孟宪华。次子孟宪潭下乡在马山公社关帝坪大队，在修建通往关帝坪的公路时，于1969年10月，排除哑炮时，牺牲在石板河工地上，年仅18岁，被内乡县革委追认为烈士，虽死犹荣，但也令人十分惋惜！其他子女日后也多有建树，成绩卓著，家庭美满幸福。

    上高中以前，孟老师的传奇，对于我就已经如雷贯耳，敬爱有加了。课堂上，初见恩师，——年近六旬，个子不高，微胖，稀疏的头发，散乱在谢顶的周围，松阔的脸，腮边下坠。肩膀宽厚，面目慈祥，沉稳持重，给人以雍容祥和的感觉。

    开始讲课了，孟老师嗓音浑厚，略带秦（陕西）腔——不是标准的内乡音韵，其中的“甚僵，甚僵，”一句，尤其让我们听不明白。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句典型的老陕话，是“什么，什么 ”的意思，就是咱内乡的“啥啊，啥啊”的意思。以后习惯了，却别有韵味。 “甚僵，甚僵”，作为孟老师的语音标志，因语忆人，倍感亲切，令人难以忘怀！

    孟老师的讲课特点是，课堂结构完整，条理清晰，重点突出，几乎不做重复。课堂中的各个部分，脉络清楚，衔接自然。导入简洁明快，直接入题；新课讲授：概念部分说清楚，不重复纠缠。例题部分是重点，讲究思路，分析清楚，一步一步板书出来，完整协调。这是孟老师的亮点，他常说“数学，就是解题的，概念再清楚，不会解题等于没学。”他要求我们在解题的过程中，理解概念，掌握概念，效果非常好，大概这就是恩师的独到之处吧。他年之后，我就完完全全的继承了恩师的衣钵，受益匪浅啊！

    我和孟老师的感情是深厚的。刚入学时，他就发现我的数学成绩底子好一些，就让我当他的数学课代表，收发作业，有时替他批改作业，我也能够认认真真的履行课代职责，也听恩师的话。空闲时，帮他收拾桌面，扫地，提水等，渐渐的，也就情同父子，深得恩师的怜爱了。恩师平时持重沉稳，不苟言笑，但语出惊人，富含哲理，令人难忘。记得在处理李希哲老师的“母爱教育”事件时，路上偶遇恩师，“这事闹不起来，不是个啥事！”孟老师淡淡的对我说。可见，恩师分析中肯，切中时弊，果真如此的呀！

    1973年春节里，天已经下了好几天雪了，特别冷。由于刚毕业，前途未卜。在家要做一辈子庄稼了，心里别扭的很。宋老师的家就在我们村的学校里，见了几次面，老提不起来精神来。宋老师回学校，见了孟老师，告诉了我的情况。孟老师当下就说：“啥时候去看看这孩子吧”。

    初五早饭后，雪住了，天阴冷阴冷的，门前边的水塘里，结了厚厚的冰，人们大多都没有在外面走动，蜷缩在被窝里过年。我已经吃过饭了，坐在房门边上，漫不经心的看着书。大门吱的一声开了，“是书成的家吗？”我抬头一看，一个老者，手里拄着一根木棍，跌跌撞撞地扑进大门，头上冒着热气，胡须，睫毛和头发上都结满了白霜。

    “孟老师！”我惊呼着站起来，跑到恩师的面前，急忙搀扶住他。“哎呀，老师，你咋到这里啊！”我不知所措，扶老师坐下，心里是又激动又惊讶的。

    这时，孟老师放下木棍，弯下腰整理着裤子，脚上没穿袜子，“我不知道路，只知道你出校门一直往西走，河上没有桥，又结了冰，我是踏冰淌水过来的呀！”。

    “唉！快六十岁的人啦，老师，你咋受这个罪啊”！我不知所措。还好，我赶紧拿来柴火，先点着火，让老师烤烤火。紧接着，往锅里倒上水，拿来八个鸡蛋，赶紧给老师烧碗热茶喝。

    师生俩偎依在一起，嘘寒问暖，促膝而谈。恩师要求我安心在家里干活，挣工分过日子，农闲时看看书，写点文章，千万不要把所学的文化知识忘了。

    “孩子，记住，国家不会老是这样的，国家需要建设，建设需要人才，你要耐心等待，掌握本领，总会有一天，国家需要你们出来，担当责任，出力流汗的。”

    那天，我们师徒二人说了好多话。中午，晚上，全村的人们都轰动起来了，邻村的许多人，象赶大会的那样，都想来亲眼目睹声名远扬的大师孟昭赣。院子里，门外边挤满了好多人。我的家也因此而蓬荜生辉，恩师也沉浸在幸福之中。第二天早饭后，杨集高中的周书堂师傅也过来了，说恩师家里有事，师母催促恩师早些回家，我就用架子车，上面铺上棉被，让老师躺在车箱里，送回家去了。

    1977年10月，国家宣布恢复高考招生制度。我毕业后在历经了务农，公路民工，水库民工，化工厂工人等人生跌宕之后，在内乡县工业局政工组工作。孟老师带着宋子畔老师，张东升老师，马清献老师，闫英斗老师一行五人，辗转于王楼，马山化工厂，最后来到县城北关工业局机关。师生们欢聚一堂，坐下后，宋老师首先开口说：

    “书成，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你这次应该报名参加考试，孟老师约我们几个来，是让你坚定信心，参加考试的”！

    张东升老师接着说：“我们对你是抱有希望的，一定要参加啊！”

    清献马老师说的很直接：“你要是不参加考试，我们几个算白教你一场了”。“试试吧，书成，我们几个跑这么远，图的啥？”闫老师笑眯眯的，但话里透着恳切和期望。最后孟老师吭了吭嗓子，提高声音，说：“娃子，时间不多了，就剩四五十天了，下力气把功课复习一下，参加考试！”语气是决绝的。

    我们又对有关考试的相关问题，互相交换了意见。最后，孟老师说“报清华，学数学，你努力吧”！

    1977年12月8日，我参加了高考，也报考了清华，但是由于清华是双划线的，我的总成绩到线，数学成绩才考了49分（60分过线），辜负了恩师们的期望，现在悔之晚矣！

    在我到内乡师范学校工作以后，孟老师常来走动，在教学上也常常给以指导。1990年后，我搬到单位单元楼上住后，孟老师还和小勇一起来，送我两盆花哩！

    宪华妹待二老仁慈孝顺，恩师和师母晚年，大多在平顶山居住。2003年10月，惊闻恩师辞世已经数月，我顿时泪流满面。我找来在同校工作的田全德（内乡高中5届生，孟老师的高足。也是当年杨集高中的老师，教高一数学）老师，我们俩一起到内乡高中见到校长张维新，田老师愤愤地说：“维新，孟老师是你一个人的老师啊！是你一个内乡高中的老师啊！老师辞世，为啥不登报，发讣告，给我们说一声啊！”张维新校长唯唯诺诺，连连检讨，赔礼道歉。

    孟昭赣恩师历经坎坷，跌宕一生，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人才，功勋卓著。恩师鸿愿已了，享年90岁。

    但愿恩师与学生天缘再造，下辈子再做您老的学生！

    2、李希哲恩师

    在写下李希哲老师的名讳之后，我陷入了久久的沉思！他是在我的恩师中过世最早的一个。同在内乡县城工作，恩师的家乡也就在城东李岗村，课闲之余，我也常与恩师来往走动，能与恩师倾诉心曲，倍受教诲，想来也是一件人生幸事！

    李希哲恩师是我的语文老师。汉语言文学，是文化科学知识诸科之母，也是习学先贤，固化思想，接受民族文化精粹陶冶的必备课程。加上我从小就热爱文学，且小有成绩，当然就对语文情有独钟，因而也就对语文老师敬爱有加了。

    李希哲老师的学历不象孟老师那样显赫。由于他出身卑微——县城东李岗村的贫民子弟，1917出生，在村里的私塾就读，私塾先生是个性格乖张的老头，但对国学中的启蒙读本四书，五经，大学，中庸，论语，左传之类的典籍，倒是具有独到的见解。在他的熏陶之下，李老师对古文赏析，词句解义颇有涵养，在塾生中见长，因而受到塾师的见爱。在那个连年佂伐，离乱频仍的年代，李老师的童年也颠沛流离，学业时断时续，但恩师锲而不舍，总是抽空习学功课。1943年秋天，李老师考入镇平石佛寺河南大学战时预科学校（即因战乱搬迁于此的河南大学预科班），学习高中课程。两年后，学校又西迁陝西省武功县，因家庭资财无继，李老师中断了学业。

    解放初，鉴于李老师具有高中文化，内乡县政府教育科聘任他在内乡初中（校址在黉学）担任语文老师，1951年，李老师又考入河南大学中文系师资班，完成了他的高等教育学历阶段

    在内乡初中教学期间，李老师与杜如楼先生要好，私交甚密。恩师在河大毕业期间 ，杜已经担任唐河县高中校长，杜校长聘任李老师到唐河高中教书，因其教学努力 ，成绩显著又善于团结同志，就担任语文教研组长，也就是说，李老师那时就是唐河县高中的顶梁柱了。唐河县，也是个人文荟萃，哲师达人层出不穷的地方，中国近代驰名的延安红色诗人作家李季；文学家兼具哲学家冯友兰和他的冯氏三兄妹；以及中共早期革命家张星江等，都是在唐河中学接受过教育的。所以，恩师能够在唐河高中担当重任，久负盛名，想来是造诣匪浅，难能可贵的吧！

    开学第一课，预备钟声响过之后，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笑容可掬的站在教室的前门口，同学们匆忙而安静的走进教室，端坐在座位上，班长樊群忠同学一声“起立”！同学们刷的站了起来，向老师行注目礼。李老师郑重的颔首示意，这就是我们的语文老师——略高的身材，清癯黝黑的脸上，棱角分明，眉睫修长，目光有神，嗓音轻沙，富有磁性，吐字清晰，抑扬顿挫，引人入胜，既具有文人学者的慎思和敏锐，又蕴含敦厚长者的慈祥与包容。

    语文课是大众课业，不比数理化那样抽象艰涩，乏味难懂。一般而论，同学们对语文课是喜欢的，也能够学进去，至于个性的差异和兴趣的爱好，那就另当别论了。一般文体中的记述文，古现代诗词，小说，散文，评论，剧本，语文课文中都有的。记得李老师讲解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由于恩师就出生在那个年代，对课文的时代背景，段祺瑞执政府的残暴，描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在讲解“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逝，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这段情感述评时，李老师情绪激动，慷慨激昂，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鲁迅先生内心刻骨铭心的爱恨情仇，渲染得动人心魄，使我深受感动。作为热血青年，我的心头为之一振！对我的心灵启迪，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

    李老师最擅长古典文学的讲解了。古典文学古文古意，艰涩难懂，由于恩师潜在的国学功底，讲解起来就显得驾轻就熟了。词性词义，引经据典，准确释义。在学习《鸿门宴》一文中的“赐一彘肩”一句，李老师的讲解是：“彘”就是猪，“肩”就是猪的大腿。于是，象刘成敏，郭国选，王彦充等同学，就把“你是猪”说成是“你是彘”，“你的腿” 说成是“你的肩”，借以逗乐。对于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这些古文，在李老师的严格教授下，我到现在还能够倒背如流，一字不差。其中的“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於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还有李白的“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些诗句，对于我世界观和品质个性的养成，也起到了一定的固化作用。

    我个人有个不成熟的看法，知识分子的命运大多是悲哀的。李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处事小心谨慎，总害怕得罪人，处处因循守旧，看别人的颜色行事，内心的执着和张扬，在那个年代，根本就无法施展开来，整天一副谦谦君子的样子。可是，老怕事，偏偏来事儿。前面说过的“母爱教育”事件，就差一点落到恩师的头上了。多年以后，和恩师提及往事，老师依然心有余悸，凄然一笑说：“书成啊，还是我的错嘛，要不为啥不贴别人的大字报呢！”可见，知识分子心头的时代烙印，交织着原本的自尊自爱，形成了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性格特征，实际上是矛盾心态啊。写到这里，我也在想，作为民族的脊梁和历史前进的动力，知识分子们，啥时候才能够人尽其才，扬眉吐气呀！

    1975年秋天，老师奉调进城，担任城郊高中语文教师。在我到内乡师范工作以后，师生俩常来走动。晚年的恩师越来越显得敦厚慈祥，饱经沧桑的脸上，仍不失典雅学究的做派，说话慢吞吞的，洋溢着满足和微笑。岁月的侵蚀，剥离了当年那个文学大师的浪漫与自信，成了一个慈祥温顺的长者。

    退休以后，李老师在老家居住，安享天伦之乐。1997年春天，惊闻恩师辞世也已经数日了，我顿时泪流满面。好几天里，恩师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形若眼前，使我夜不能寐，食不甘味。恩师莹塚就在城东五龙庙坡下，我准备了祭物，骑上自行车，不想打扰恩师家人，就沿途询问，来到恩师的祖坟上。这是一个三面环坡，西面开阔的陵地，一座新坟赫然在目。飘零的招魂幡还在风中摇曳，纸剪的圆形铜钱散落在地上，香灰，火纸灰表达着哀思。只有突兀的坟丘，挺拔在原野上，显示着另类的执着。我凄然泪下，点纸，上供，叩头，默哀，致敬，一切都在虔诚中进行着……

    恩师啊，您的精神，风范，才智，有学生在，又有我的学生在，将永垂不朽！

    3、宋子畔老师

    在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王楼学校调来一位女老师，他就是后来的师母齐改梅老师，住在学校东边面西的三间厢房里。平日里齐老师带着他的两个孩子（晓飞，晓红），上课，玩耍，给学校平添了许多生机。尤其是晓飞，晓红兄妹两个长得很漂亮，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们十分喜爱。一到星期天，就看到一个带着黑框眼镜，皙白修长，文质彬彬，年轻英俊的男子，带着两个孩子在河边上玩耍嬉戏，村民们都为能在这穷乡僻壤的闭塞山村里，见到这样一个高雅俊秀的，带有书卷气息的年轻人而感到荣幸。他就是我后来的恩师——班主任宋子畔老师。

    初中毕业前夕，由于是大队推荐上高中，初定名单里没有我，学校老师们颇有微词，到公社教改组反映我的情况（前面的第二部分已经叙述）。当时，宋老师和王楼初中的老师们都很熟悉，直接或间接的对这个过程也是了解的，也很同情我的际遇，而且也希望我也能够上高中。常言说：“缘分自有天注定”，这也是我与恩师所注定的缘分由来吧！

    上高中以后，我又恰恰分在二班，宋老师是我的班主任，但是我和恩师并不熟悉，既没有共事方面的联系，更没有情感上的交流，仅仅只是知道他是和齐老师一家人而已。开学后的入学文化课摸底考试，我的成绩在年级中是比较好的，加上在同学们中间的表现：活泼，快乐，直爽，口才也好。于是宋老师就让我担任班级里的学习委员兼数学课代表，这样一来，就和恩师的接触多了起来。我性子直，责任心强，富有正义感，敢说，甚至不怕得罪人，但是又不记仇不记怨的。这些性格特征恩师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班级里成立团支部的时候，我就担任了团支部书记，直接开展班级里的学生管理工作，这就和恩师建立了工作上息息相关的密切联系。可以说，自此以后，恩师无论是在思想上，行为上，品德上和个性养成上，都对我产生了十分重要的教育作用。

    宋老师1935年10月出生在王店镇宋沟村，家境贫寒，祖祖辈辈以农为生。童年时的恩师，也曾躲避匪患，背井离乡，饱受离乱之苦。恩师的启蒙教育是在本村的初级小学（只有1——4年级）里。高级小学阶段在王店完校就读。1951年秋，恩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内乡初中，1954年升入内乡高中，师从孟昭赣，李启舜，杨北原（班主任）等名师，1957年，宋老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新乡师院化学系普通化学专业学习。

    1961年9月，宋老师以新乡师院的高材生，班级团支部书记的身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贫困偏僻的山区县——淅川高中担任化学老师，原南阳市委副书记黄玉均就是恩师在淅川高中时的学生。宋老师凭着他雄厚的专业知识和勤奋敬业的工作精神，担任淅川高中的化学教研组长，为淅川高中的化学教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69年10月，在由“候王建议”引发的教师归队热潮中，宋老师回到家乡，在杨集高中担任化学教师。

    宋老师所教的高中化学，他不仅给我们讲解化学元素的分子结构，原子分布，化合键，各种化学反应方程式，原子平衡规律，元素周期表，酸，碱，盐，金属，非金属，有机化学中的烃，烷，烯，醇，聚合化学等化学知识，还能够运用化学的演示与实验，让我们亲眼目睹到物质变化的奇妙与奥秘，很快使同学们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逐步培养了我们的探索研究意识。记得宋老师在演示电解氯化钠（化学分子式NaCl）溶液制取烧碱（氢氧化钠，分子式 为NaOH，俗称烧碱）的实验后，我就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回到家里，把手电筒的两节废电池破开，取出里面的碳棒，接上正，负极电源，插入到盛在碗里的食盐水里后，碳棒周围就出现了许多小气泡。停一段时间以后，盐水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出现浑浊，颜色泛黄，用手一摸，盐水光滑，咸味也变淡了。这就说明原来的食盐水，变成了氢氧化钠溶液了。

    恩师不仅教授我们的化学知识，还告诉我们：化学不仅是研究物质变化规律的一门科学，根据物质不灭定律，物质是从一种形式变化成另一种形式，在这个思想的启迪下，化学不仅给我们提供了物质变化的规律和方法，而且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中，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辩思想，把我们从单纯地学习知识，升华成为具有哲学探究的思维品质，培养我们的创造才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多年以后，我在恩师的教导下，也按照恩师的指导思想，在教学的过程中，既要传授知识，又要培养哲学思辨思想，还要在努力纯化学生的素质方面下功夫，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宋老师的人格魅力是高尚的。恩师的个人形象特征是：白皙，高挑，挺拔，沉稳，持重，很有知识分子的儒雅气质。既具有亲和力，也能够令人产生敬畏心情，因而也就能够在班级里产生向心力和凝聚力。我最感受深刻的是恩师的性格，正直无私，爱憎分明，积极向上，充满朝气，就是通常所说的“为人正派”，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充满正能量”。 我们几个班干部就是在恩师这样的师德，修养熏陶之下，也逐步养成了“勤奋学习，正派做人，严以律己，以身作则”的管理特点。班级的同学们也普遍显得积极，奋进，诚实，善良，甚至是规范，自律，谨慎，守纪，从来不惹是生非。在我们极具有可塑性的韶华岁月里，宋老师的言传身教，对我们的世界观，品质，素养，信仰等人格特质方面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固化作用。

    和李希哲老师的命运一样，恩师的际遇也不尽如意。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知识分子的命运显得十分脆弱。尤其是在庸人专断，阴谋肆虐的政治环境下，加上文人相轻的不良习气，那些具有良知，而且优秀的知识分子，在这样乌烟瘴气的生存环境里，既不能左右逢源 ，又不能委曲求全，更不能违心奉迎，矛盾的心态使他们在夹缝里不得翻身。1982年春天，宋老师和师母两个人被调到夏馆六中教书，而这时候，晓飞兄妹四个正在读书，恩师和师母急难照顾 ，家庭面临着生活和教育的危机。1983年秋天，宋老师在淅川高中教书时的学生黄玉均，刚调任内乡县委书记。我多次劝说老师去找找他，先诉说原委，再提出要求，尽量把两个人调回来。但是，恩师老是犹豫不决，不好意思启口。还是师母对我说：“书成啊，你脑子活泛，口才还好，你和老师一起去见一下黄玉均，说说情况，最起码能让他知道我们所受的委屈吧！”

    那是一个深秋的下午，冷风嗖嗖，梧桐树叶满街飘散，我和恩师在县委大门口徘徊着，恰好县委保卫科长是杨集高中的学生，名叫梁鄂。他的外祖父就是我们王楼村的。我俩熟悉的很。还管我叫老外爷（他妈管我叫爷的）呢！我们说明原委，梁鄂带领我们俩来到书记院，这里有武警战士站岗。梁鄂和一个武警战士耳语了几句，梁鄂自己进去了。少顷，梁鄂带领我们到了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黄玉均书记满脸笑容的站在门口迎接。师生相逢，倍感亲切，由于我和黄书记同出一师，不必拘谨，寒暄几句后，就切入正题。宋老师简单的诉说了被调到夏馆六中的原因，主要是有人拉山头，画圈子，搞小集团主义而受陷害的。我也在适当的时候，做了客观上的说明。黄玉均书记听了以后，没有即时表态，只说“我有时间了，了解一下情况吧！”在相互客气一通之后，我们俩就与黄书记告别了。

    学期结束后，宋老师和师母俩人就接到了调令，又调回四中了。当时我对老师说，“你应当趁这个机会调到县城一高才对啊”，但恩师却说：“书成啊，县教育局领导在征求我的意见时，就是这样说的。可我对四中有感情，那里的人好，学生好，同志们也好，我也在那里生活惯了。我的心就搁在那儿了，就是到了别处，我也不会安生的。”

    这就是我敬爱的恩师啊，母校啊，您有这样的老师，能不自豪吗？

    宋老师于1995年10月份退休，定居在县城西关农行大厦东边菊潭小区里的独家小院里。那时晓克还在上大学，晓飞，晓红和晓蕾都相继成家立业，恩师和师母安享晚年，倒也清静闲适，其乐融融！

    2002年夏，宋老师的爱婿（晓红夫）江涛不幸触电身亡。恩师悲痛欲绝。那些日子里，我和国忠同学时常陪伴恩师了理后事，几个月后，我们开始筹划理赔事宜，而且走了司法程序。国忠同学陪同宋老师往返于内乡、南阳几次，受到了硕基，占元，宗和，保彬，安丽等同学们的热情招待和帮助，在精神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在恩师病危之际，还常常提及此事，深表谢意！

    宋老师的健康状况，在没有退休前就患有心脏病，主要是供血不足方面的病患，时好时坏。刘安丽同学多次为恩师诊断研判，在病理学的理论方面，提供了最好的医疗方案。江涛故去后，对恩师的打击是残酷的，而且眷顾晓红，就更加劳心费神了。2006年后，病情逐渐加重，每年都入院治疗。在这方面，晓飞是尽了人子之孝的了！2008年春天，一次住院长达半年之久。恩师饱受病痛之苦，身体虚弱，我每每探视，总痛彻于心，不忍离去！

    2009年暑假里，恩师就已经病危，鉴于晓飞是医院医生，院方尽力抢救，从来都没有下达过病危通知书，可见晓飞在院里的信誉和院方的道义是令人钦敬的！大约离世前半月，我到病房里探视，恩师艰难地拉着我的手，用微弱的声音交谈着，言语中和眼神里都对杨集高中充满眷恋，对高中同学充满思念和期待:“书成啊，你们那届学生，是文革时代的洪流造就的，热情，向上，激昂，有进取心，有荣誉感，有感恩的心！”恩师干咳了几声，竭力表达着自己的认识：“要是高考制度早恢复几年，你们中大有做为的同学多了去了！”恩师断断续续的说：“文革……十年，成就了……你们的知识与……品质，却耽误了……你……们的……青春……年……华，因而……也断……送……了……你们的…大…好……前程……啊！”

    是啊！对于文革，我们这届同学，有幸是文革的亲历者，见证了那段激越峥嵘的岁月。但又是文革的牺牲品，痛失接爱高等教育机会。文革之后，我们大都成家立业，忙于生计，为了各自安身立命，很难在伟大的改革开放年代里，发挥聪明才智，担当大任。！

    半月以后的下午4点许，晓克打来电话，告诉我恩师辞世。我顿时瘫坐在沙发上，泪水夺眶而出。同往吊唁的有国忠，玉芳，丽霞，硕基等同学。也难怪晓飞事繁人忙，重孝在身。大家也由于痛失恩师，举足无措，没有及时向同学们讣告消息，至使很多同学错失送别恩师，瞩仰遗容的机会。

    恩师魂归故里，那儿山（高坡）环水抱，苍翠蔽日，左朱雀，右白虎，守望灵气。恩师卧居在圈椅形的陵寢之中，遥望远山近水，悦听百鸟争鸣，喜看花开花落！

    恩师啊，您将千古永存！

    4、恩师概述

    在杨集高中读书期间，除了上面已经记述的三位恩师外，还有杨宗太，马清现，闫英斗，张兴甲，张东升，冯保民，南风，靳兴宇，张峰等恩师。时隔四十多年，恩师们大多都渐次作古，再也见不到慈爱的师长们了！

    马清献老师教我们几何，他是孟老师的学生，与孟老师同堂上课，有时两人交替上课，同学们戏称为“马助教”。马老师戴着一付深度近视眼镜，总是和善可亲的态度。年近五十，罹患心脏病多年，身体发福后，胖得与青年时判若两人。长期的病痛，使马老师在六十三岁时就故去了！

    南风老师，一个黑瘦高个子的老者，县城西关人，江西师大毕业后，任江西省生物研究所研究员。调回家乡后，教我们高中生物课。对内乡四张奇人张四木现象（此人一生下来又聋又哑，但是能双手写字，有奇异功能，迄今为未解之迷）有研究。2003年故去！

    杨宗太老师，内乡高中六届生，1960年秋毕业于开封师院政治系，教我们高中政治。在那个突出政治的时代。除了按照上级要求，在传授政治，哲学，经济学的同时，并没有把政治留于口头和说教，而是教会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方法论。教导我们用哲学思辨的方法，去辨证的分析问题，用历史唯物主义看待历史人物和事件。从他的教诲中，我们学到了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一分为二的辨证唯物主义观点，从而把我们引入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轨道上来。

    闫英斗老师，灌张前湾人，内乡高中七届生，西北工业大学毕业，教我们农业基础知识课。其实，闫老师是学工程物理的，在那个时代，工程专业前途远大，就是在今天，西工大的工程物理学，也在国内高校是比较雄厚的学科，令人羡慕，很可能会发展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呢！也是由于时代的因素，闫老师却改行教我们生物了。说是生物课，其实就是家乡常见的农作物种植，家禽家畜饲养知识。可以说，是对人才的浪费呢！2012年故去

    冯保敏老师，灌张街东冯庄人，内乡高中六届生，开封师院地理系毕业，对地理学科有独到的见解，尤其是自然地理很有造诣。但我们当时没有开地理课，冯老师就教我们英语。虽然不是英语专业毕业，但对于我们初学英语的学生，还是蛮可以的。2009年故去。

    张元贵老师，内乡高中十届生，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是数学方面的高才生。尤其是对高等数学很有造诣。他应该是高校数学教师，或可从事数学理论研究。也是由于时代的原因，成了为我们批改作业的“助教”了！现居住于南阳市。

    张东升老师，灌涨张营人，内乡高中九届生。新乡师院物理系毕业，任教于镇平高中，颇有建树。教师归队后教我们物理，当时也就三十出头的年纪，很有物化主义风范。尊重实事，讲究规律，追求效果，雷励风行。很受同学们的敬重。1983年，因其家属是农民，分田到户后，无能力耕种，备尝艰辛！适逢教育形势发展，偏远地区急需教育人才。张老师别井离乡，受聘新彊克拉玛依油田。至今仍居克市。

    英语张兴甲老师，内乡高中九届生，开封师院英语系毕业。任学校政工组长，作风正派，积极向上，主抓共青团学生会工作。对稳定教学秩序，督导学生认真学习，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现居于海南。

    靳兴羽老师，内乡高中十四届生，国家三级篮球裁判员，当时也就二十多岁，他的三大步投篮动作，十分优美，青春，阳光，激越，昂扬，令人难以忘怀，很能和同学们玩到一块。在各种体育活动中，能够使我们既掌握理论知识，又健康了身心。上世纪八十年代，调南阳市教育局工作，2016年故去！

    音乐老师张锋，开封师院艺术系毕业，在声乐，器乐，曲谱等音乐领域成就卓著。在学校文艺宣传队里，培养了我们的音乐兴趣，在舞台艺术设计，戏剧编导，交响音乐指挥等方面，造诣非浅，而且也造就了学生中的音乐人才。2005年故去。

    这些恩师们，都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特点：

    年轻有为：老师们当年都是在三十岁上下的年令，对于他们来说，正值壮年，精力充沛，昂扬向上，英姿勃发，具有强烈的号召力和感染力。面对我们这些中学生们。他们既保持了和我们共有的青春烂漫的蓬勃朝气，又具备了超越年令的沉稳持重；既能和我们一起欢呼雀跃，又能阻止我们行为上的轻浮与狂傲；既能与我们在一起，感慨生活的缤纷与多彩，分享青春的快乐与豪迈；又能在我们因客观现实中的不如意而气馁沮丧时，用人生的感悟，来点燃我们生命的光焰。看一看照片上恩师们的音容笑貌，实在也看不出与学生们太多的差异。这就是说，能和我们在一起和谐共处，在交流中，没有所谓的代际鸿沟，没有意识上的障碍，更谈不上有格格不入的情调和认知缺憾。因此，师生们能够在一起教学相长，相互勉励，共同进步！

    知识洲愽，学养深厚：我的高中恩师，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大学本科生。前面敘述过的孟老师，就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西北工业大学和陝西师范大学的双校毕业生。在建国初期，国家的教育资源十分稀缺，在一般人的眼里，能够完小毕业，就是个秀才了。初中毕业生，在闭塞乡村也不多见。而高中毕业生，当然是凤毛麟角的了。而能够考上本科院校，真的不亚于高中魁元，人中龙风的呢！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学霸”无疑的了。可见，恩师们的才智是超群的吧！更何况，在上世纪，传统的民族文化，还没有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思想，道德，修养还具有很浓重的传统意识色彩。在教育的层面上，爱国，敬业，感恩，奉献，俭朴，礼让，诚信，自律，担当等传统美德，还不断在发场光大。这就能够很好的陶治恩师们的情操，纯化恩师们的信仰与追求，从而成为一个知识渊愽，学养深厚的知识分子，进而形成了当之无愧的“博学为师，品正为范”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有报效桑梓的赤子情怀：由于1968年的“侯王建议”引发了教师归队热潮。恩师们从外地回到了家乡，这无疑于是实现了他们报效桑梓的夙愿。所以，老师们总是竭尽其能，极尽才华地为我们传授知识！例如，政治杨宗太恩师，原来在内乡高中教书，现在却回到了他的家乡杨集，而且他的胞弟杨宗和，也是他的学生。所以，杨老师的心情十分舒畅，他感到自己能夠直接为老家人贡献自已的聪明才智，报效乡梓不再是一种愿望，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了，能收到立杆见影的效果了！现在想一想，若没有“侯王建议”，我能遇到这么多哲师贤达的高人来耳提面授吗？

    俭朴率真，真诚感人：恩师们生在旧中国里，在那个灾荒遍地，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险象环生，生命倒悬的社会环境下，我的恩师们饱受离乱之苦，饱经蒼桑变易，历经跌宕人生。因此，恩师们热爱新中国，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他们是新中图建没的亲历亲为者，而且为国家更加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和力量。所以他们勤俭，朴素，务实，率真，实实在在的做好自己的工作。把教好书，育人才，当成是责无旁贷的事，不矫饰，不浮游，真诚感人，素心若雪。这种品质，毫无疑问的对我们产生了十分深远的潜移默化作用！

    积极向上，愖慎善行：正是由于那个积极向上的时代，造就了象我恩师们这样的群体。在时代的感召下，恩师们积极向上，努力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亲历亲为，自觉，主动，积极的去工作。既不需要约束，也不必动员，更没有号召，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真实！那时候，社会活动多，没有人去质疑它的合理性，可行性，就是千篇一律地“听党话，很党走”，“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那里”，“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对于上级下达的任务，雷历风行，贯彻执行！那个时代，真的是一个诚信，昂扬，奋发，积极，向上的年代啊！

    这些恩师们，通过他们的教育行为和辛勤劳功，不仅为我们传授了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在道德，思想，品质，素养和世界观形成方面，都起到了十分良好的培养和固化作用，使我们在正值青春烂漫的时代里，沿着正确的成长道路，发展，完善，纯化，升腾着！

    第八章、学子们，是母校的骄傲与自豪！

    我们这届高中学生，是由县教育局会同各高中下达招生计划，再把计划数分解到各初中。由原初中所在的大队革委会推荐的。由于文革时期把学校教师视为臭知识分子，称之为臭老九，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实际上是大队干部在操控管理学校。

    文革时期的社会风气，应该说是积极向上的，公开，公平，正义，保持和发扬了传统的社会道德。开后门，以权谋私，基本很少有权力寻租等歪风邪气。社会清明，人心向善，大公无私，还是主流的社会风尚。至于出现个性化的，不按照规定和原则办事的特殊现象，也还是有的。但是，各级领导和基层群众还是能够抵制，与歪风邪气作斗争的。如前所述，在我的上学资格上，就出现过歪风邪气，但在学校老师，大队革委会成员，公社教改组，甚至是公社党委书记等一系列具有正义感的人们的抵制下，还是有惊无险的上了高中。所以，我们这届同学，应该说还是“择优录取”的吧！

    入学以后，学校进行了文化摸底考试，公布成绩后，绝大部分同学的成绩还是不错的，老师们就十分欣慰。用张东升老师的话说：“这届娃儿们中球着哩，能学成，清整了”！言语间流露出对我们的学业成绩是满意的啊！入学以后，学校进行了文化摸底考试，成绩一出来，老师们就十分欣慰，绝大部分同学的成绩还是不错的。用物理张东升老师的话说：“这届娃儿们中球着哩，能学成，清整了”！言语间流露出对我们的学业成绩是满意的啊！

    我现在辑录出杨集高中的同学名单：

    杨集高中高一（1）班同学名单

    樊银章  刘安丽  张金荣  王继先  胡风敏  马运乾

    宋秀阁  袁克功  桑花荣  张新成  谢秀奇  于风阁

    王涛子  李 旭  代瑞灵  樊谦鹏  杨书琴  杨宗和

    杨玉国  陈俊国  杨文占，周银东  刘春景  谢俊超

    马国东  马守月  马俊莲  马义琴  樊炳辉  樊棠云

    杨玉霞  杨花层  侯素勤  谢国敏  陈国富  王宗敏

    刘富合  刘丰菊  闫凌华  闫香兰  闫继宗  杨国义

    杨兴荣  郭保国  谢新国  沈新军  李新华  冯春华

    冯芙蓉  杨占元  李保彬  马敏翔  李玉芳  徐大华

    符焕省（54位）

    杨集高中高二（2）班同学名单

    张学奎  李运先  王群书  樊群忠  雷书品  王书成

    谢其芳  白定河  李柯功  王灵霞  杨保国  杨盘云

    马政国  马国茹  刘硕基  程风仙  张春荣  陈英明

    符明兰  周光林  杨凌亚  马其林  王彦崇  葛喜灵 

    杨文普  杨月华  薛俊茂  张建涛  张国志  马东阁 

    曾义凡  程益敏  杨改兰  李功勋  刘玉茹  闫先菊

    贾德道  李春梅  符慧琴  程国彦  杨淑英  杨淑娜

    常中琴  吕丙谦  王小伟  刘其华  胡丽霞  李光华

    郭国选  齐国忠  银银阁  徐变群  周英转  沈银贵 

    刘成敏  杨启超  樊振军  梁高层  齐焕荣  齐爱兰

    （60位）

    （以上仅凭记忆，可能有误！）

    在历经高中两年的学习，毕业之后，由于当时的大学，实行推荐招生制度，我们在失去了继续深造的读书机会之后，都在通过各自的努力，去开辟人生的道路，相继走向了社会。报效国家，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人生的舞台上，一展英姿，以酬壮志！

    1972年春，王涛子，杨凌亚二位同学，由部队直接选拔参军入伍。于凤阁同学被选拔到县篮球队。1972年11月份，当年的征兵工作开始了。上级要求在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征集兵员。杨集高中设立了体检站，男同学们响应号召，积极参军。在经过了报名，政审，体检等过程后，一班的马敏祥，郭保国，二班的齐国忠，李光华，李功勋，周广林6位同学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家卫国，同学们十分羡慕。我当年也参加了体检，也符合征兵条件，就是因为在家里是独生子，政策不允许，使我懊恼了好长时间，实际上是后悔了一辈子。1973年杨占元，刘富合，杨玉国，程益民、雷书品同学也参军了。这样，先后就有13位同学以军人的身份，走上了工作岗位。

    1973年——1976年这四年里，通过推荐继续读书的有陈俊国，王宗敏，李新华，范炳辉，杨玉霞，杨淑英，沈银贵，袁克功，桑花荣、刘安丽，马义琴，葛喜玲，胡丽霞，闫灵华这14个同学，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得以继续读书学习，走上了工作岗位。

    最令人羡慕的是，樊银章，谢俊超，张金荣，谢新国，沈新军，李玉芳，王彦充，杨文占，宋秀阁、徐大华，常中琴、张学奎，杨花层，这14位同学，分别以接班，内招，知青安置等方式，在党政事业机关参加了工作。

    毕业以后回乡务农，那时的农村学校缺乏教师。由于我们受到过正规的高中教育，有知识，有文化，先后有樊群中，张新成、周银东，李  旭、马国东，马守月，侯素琴、王继先、杨兴荣、冯春华，冯芙蓉、谢启芳，刘硕基、李保彬。薛俊茂，马东阁，杨改兰，闫先菊、程国彦，范振军等20位同学，担任了乡村民办教师。这些同学在当了多年的民办教师以后，根据国家政策，都转正为国家正式教师了。

    当时，通过进工厂企业参加工作，也是一条出路。其中的白定河，李柯恭、杨启超、王灵霞、杨保国，马国茹、符明兰、张建涛、曾义凡、符慧琴、杨淑娜，王小伟、杨宗和、戴瑞灵、樊谦鹏、陈国富，刘凤菊、闫香兰、马俊莲、王书成20位同学，以合同工，临时工，亦工亦农的身份，在工厂、企业单位当了工人。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1984年间，先后按照国家政策转正为正式职工人了。

    1977年12月恢复高考制度以后，通过参加了高考录取，继续读书后，又重新安排了工作的有王书成、马敏翔、杨玉国、沈银贵、刘硕基。杨启超、李保彬，王继先，张新成等9位同学。

    在杨集高中的同学们中间，不乏优秀饱学成功之士，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值得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马敏翔，男、1951年8月生，于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参军入伍，历任副班长，班长，排长，参谋，连长，股长，科长，装备技术部长等职。一九八四年 参加全国高考的军事区考试，录取于后勤学院。两年毕业后任命为技术部长。曾荣立三次三等功，一次荣立二等功。 一九九七年元月转业，到河南省地方铁路局机关工作，任河南省铁路建设总公司党委书记！

    刘安丽，女，1955年12月出生，毕业于河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病理学专业，教授三级，任南阳医专病理教研室主任兼南阳医专一附院病理科主任，河南省医师协会常务委员，河南省抗癌协会委员，南阳市病理主任委员，南阳市肿瘤病理实验室主任，分别获南阳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及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和河南省优秀教师荣誉称号。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和临床病理诊断，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编写教材十余部。获省、地科技成果一、二、三等十六项。

    沈鹏（沈银贵），男，1953年8月出生，毕业于河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开封市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开封市资深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医学专家。从医30余年，在治疗糖尿病、青春期疾病、肥胖症、男女不孕不育症等内分泌疾病具有深厚的理论知识和丰富临床经验。主持完成国家重点科研项目2项，发表论文20余篇，科研成果获省市科技奖20余项次，出版专著6部。

    王书成，男、1953年6月生，1975年12月参加工作，历任县化工厂工人，工业局机关材料员（局办秘书），1977年考入南阳师专，后就读于河南教育学院。本科学历，文理兼备，原南阳市第二师范学校高级讲师，中国数学学会会员，中国教育学会会员。《南阳日报 》驻站（特邀）记者。发表教科研论文数十篇；文学作品数十篇；著作三部。省重点科研课题一项；首创课堂教学新法并推广使用，曾荣获省科研成果一等奖四项；省“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一等奖优秀辅导教师”，“南阳市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袁克功、男、1951年10生，洛阳市蔬菜副食品总公司监事会主席。曾参与国家95科技重点项目冷链工程的研讨，并参与子项目的编写。在国家、省、市报刊发表菜篮子工程方面的理论文章和写实报道数十篇。多次参加全国菜篮子工程理论研讨和经验交流会。对冷链工程：（即通过冷藏、冷冻，使生鲜食品在生产、加工、运输、销售、贮存等各环节保质、延时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杨玉国，男、1953年4月生，1974年参军入伍,1978年参加军事院校招生考试，考入部队本科军事院校，毕业后在部队担任连长，营长，团长职务，少校军衔，1998年病故。

    齐国忠，内乡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

    谢俊超，内乡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陈俊国，内乡县新华书店总经理

    杨文占，内乡县工商局王店工商所会计。

    谢新国，内乡县工商局灌涨工商所商会会长

    杨占元，南召县第二轻工业局局长

    刘硕基，南阳市第五高级中学高级教师

    王继先，南阳油田高级中学高级教师

    杨启超，郑州铝业集团子弟中学高级教师

    樊炳辉，内乡县实验中学高级教师

    杨玉霞，内乡县实验中学高级教师

    杨兴荣，灌涨初中高级教师

    李新华，灌涨初中高级教师

    马义琴，王店初中高级教师

    冯春华，灌涨初中高级教师

    杨凌亚，内乡县国税局税务稽查分局副局长

    樊银章，内乡县水利局副局长。

    李玉芳，内乡县检察院财务科主办会计

    葛喜灵，内乡县水利局财务科会计。

    张学奎，内乡县马山口镇民政所所长

    周广林，内乡县安监局副局长。

    胡丽霞，内乡县科技局项目科科长

    王彦充，内乡县灌涨镇水利站站长

    张金荣，内乡县农发行资金管理科科长

    刘富合，中铁十七局某段公安派出所所长，项目部经理

    白定河，内乡县果酒厂副厂长，驰名品酒师

    陈国富，内乡县机械厂材料科科长。

    樊谦鹏，内乡县化肥厂办公室副主任

    李功勋，湖北省郧县客运汽车站调度室主任

    樊群中，王店镇雷庙小学校长

    谢启芳，王店镇王楼小学校长

    程国彦，灌涨中心学校教研室主任

    李光华，灌涨镇李营村党支部书记，县功勋村支书

    文革年代，就业十分困难，甚至是难上加难的啊。但是杨集高中的同学们，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都在不同程度上为自己寻找出路，有79位同学参加了工作。这里面，有处级干部，有专家、教授，作家，学者，国家学术团体成员，优秀党员，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等。涵盖了党政、军队、教育、科研、卫生，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各个阶层。同学们都在各自的不同岗位上发挥聪明才智，担当大任，做出贡献。这种现象，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实属杨集高中母校的骄傲与自豪！（以上信息没有经过本人核实，可能有误，敬希谅解）

    第九章、时代的思考与启迪

    毛泽东主席说过：“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的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的中学时代，恰在文革中期， 作为中学生的我们，没有资格，也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时代。这只能归咎于上帝的安排，也只能服从于这个安排。我们的命运，自己主宰。就象国际歌里的歌词那样说的：“从来也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已！”正因为这样，我们经历过文革运动的洗礼，不可避免地反映在我们生活当中，个人品质的形塑上，无不打上这个时代的印记！在历经四十五年之后的今天，在我们的身上，还能夠折射出那个时代所赋于的风度与气质。今天，追忆往事，总结人生的经验与启迪，追寻着我们成长的轨迹，我们可以面对历史前进的列车，大声疾呼：我们无愧于青春年华，无悔于那个灿烂的时代！

    对于高中岁月生活的思考，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记述：

    1、我们历经苦难

    我和我的同学们，绝大部分出生在1952年——1955年之间，极少数是1950年、1951年或1956年出生的。由于1966年秋天，小学六年级正在准备参加初中考试，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没有让毕业，就在学校参加运动。但是，五年级同学就可以升入六年级。这时，就出现了两个六年级，简称为老六年级和新六年级。到了1968年秋天，两个六年级同时毕业，升入大队办的“小学戴帽初中”学习。所以，班级里的同学年龄就悬殊了差不多四、五岁。这段时间里，新生的共和国正在英姿勃发，百废待兴，宏图大展的时期，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更加焕发了共和国的青春活力，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方兴未艾，成就卓著。这是一个“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年代。所以说，我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共和国的新生代。但是，我们的祖国是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还很贫穷，为了建设，还要勒紧裤带过日子。吃不饱，穿不暖，而且又遇到了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甚至是节衣缩食，吃糠咽菜的过日子。我们当时的年龄才刚到5、6岁，正是至关紧要的发育期，饥肠辘辘，营养不良，对我们的健康状况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是，我们的父母有希望，有信仰，教育我们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以苦为荣，发奋图强。所以，我们的精神是饱满的，意志是坚定的，行动是果敢的，“人啊，就是要活个精神嘛！”所以我们挺过来了，而且养成了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追求意识，因而也锻造了我们坚强的奋斗品格，奠定了我们这代人所具有的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高尔基说过：“苦难就是大学”。就是这个道理。

    2、我们渴求知识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的文盲半文盲大约是80%，祖祖辈辈目不识丁的比比皆是。，党和国家重视教育，对扫除文盲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是，父辈们的努力，已经时过境迁，亡羊补牢而已。于是，家庭，民族就把复兴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对先辈们没有文化的苦处亲历亲见，感同身受。所以，就把学习文化知识，当成自己改变家庭命运的神圣使命，勇敢的担当起来。于是，我和我的同学们，就如饥似渴的学习，学习目的明确，态度自觉，积极主动，最大限度的去释放自己的聪明才智，而且还能够超前意识，自我加压，负重奋进。具有秉烛夜读，手不释卷，不耻下问，知难而进的学习态度。这是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的主流意识，而且还能独树一帜，锐意创新。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取得好成绩。

    3、我们伸张正义

    毛泽东主席说过：“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人们的认识，从各自的不同立场出发，出现了不同的观念，主导着不同的行为。这里面，必然有正确的，错误的，正义的，邪恶的，进步的，颓废的，不一而足。但是，用发展的眼光去观察、分析，当然是要伸张正义，鞭笞邪恶了。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社会进步，群体团结，取得公平，公正。

    杨集高中时期，文革正告一段落，经过了五年（甚至是七年）的运动洗涤，“破四旧，立四新”，荡涤了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残余，树立了社会主义的新风尚，新秩序，可以说，那是一个洋溢着前进，创新，奋发，向上的年代。作为中学生的我们，是时代的大潮，簇拥着我们向前的。那时，雷锋就是我们做人的一面旗帜，焦裕禄就是我们做官的楷模。当然了，毛主席就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董存瑞，黄继光，向秀丽，王杰，杜凤瑞……这些英雄们就是我们的榜样！那是一个对英雄顶礼膜拜的时代，学英雄，见行动，没有功利思想，争当无名英雄，争做好人好事。拾金不昧，见义勇为，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现象屡见不鲜，比比皆是。擦黑板，扫教室，出墙报等班级里的公益事业争着干。学生中基本没有出现吸烟，喝酒，骂人，打架，斗殴，起绰号，揭隐私，偷东西，打击报复，称人之危，损人利己，假公济私等现象。即使有，也只是极少数，而且没有形成群体现象。更不可能成为风气了。

    4、我们诚信笃行

    诚信，是做人的立身之本，是道德的生命线！这个优秀品质，虽然来自于儒家学说教条，但也被历代先贤所弘扬和光大。也责无旁贷的被党和人民所接受，并认可为最起码的做人良知。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的条款上，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上，诚信：体现了党的原则、国家的意志和公民的主流意向。由此可以看出，诚信是多么重要啊

    笃行，就是要坚定的履行自己的行为，说话算数，说到做到，不打折扣，按照责任和要求，百分之百的完成任务。

    我的高中岁月，就是一个讲诚信，守纪律，言必行，行必果的时代。比如，学校举办活动，开会集合，几乎是军事化的行为方式：哨音一响，同学们立即行动，在班级门口列好队伍，前后左右，都是事先按排好的。体育委员喊着口号，同学们踏着整齐的步伐，按照指定的位置、顺序集合好，没有任何杂音，谁也不会冷不丁的发出异响或异动。一旦有了这种情况，这个人会觉得很羞愧，很丢人的，很多天都是不能理直气壮的样子。可以想见到同学们“笃行”的程度了。

    在同学之间的个人交往中，讲诚信，重承诺，已经成为一种风尚，没有人去故意僭越这个道德规范，要不，“以后谁再可能与你打交道啊！”我们小的时候，在做“拍拍手”游戏时，就念念有词的说“做实事，讲信用，谁骗你，是小狗。”就是在这样的诚信笃行的环境中，同学们和谐相处，互相关爱，共同进步，感情真挚，友谊深厚，历久弥新！

    在对待老师的态度上，我们不仅从内心里尊敬老师，还特别听老师的话，老师是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去做。不仅把老师看作知识的化身，人生的楷模，还把老师当成崇拜的偶像。而老师呢，也把自己的学生，视为自己知识的传承，甚至当作自己生命的延续。师生之间同呼吸，共命运，构造了教育教学的命运共同体。在这样的师生关系中，教学相长，共同进步，其乐无穷呢！

    过了四十四年之后，特别是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今天，在社会物质丰富，人民幸福安康，国家繁荣昌盛的同时，也折射出社会繁荣下的种种弊端。当然，这些弊端虽然是物质丰满下的衍生物，但也滋生出不可忽视的潜在危险。在安享太平盛世的同时，思想的颓废和道德的沦落以及信仰的缺失，将会重创我们几千年来的道德防线。我深切的感受到，今天出现了一些诸如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不良现象，在经济繁荣，物欲横流，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环境中，伴随着人们的生存压力将会越来越重，经济的巧取豪夺带来了道德的下滑，正在影响着我们民族的尊严。外国反华势力忘我之心不死，唯恐我国社会不乱。西风东渐，正在摧残着我们子孙的思想和观念。我们不仅要面临着信仰的迷失和道德的危机，还可能面临着中华五千年文明，遭遇沉重打击的可能性。

    祖国的未来在于青少年，青少年的未来在于教育。教育，是何等重要啊！但是，多少年以来，教育危机正悄悄来临。高考的指挥大棒，捆绑着鼓励独生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全社会望子成龙的家庭， 一味的追逐着高考升学，出现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从而也扭曲了人生的价值取向。学习文化知识，只是为了高考上大学，而对于社会性的实践活动，做人做事的基本规则和方法，却熟视无睹，置若罔闻，显得十分幼稚可笑，连最起码的生活常识都不懂，甚至成为低能儿。而对于培养爱国情怀，塑造高尚品格，树立远大理想，报效国家人民的宏伟志向，则更是乏善可陈。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那么，从我们的高中岁月出发，面对当今的教育现状，我有一些想法，或许会有些许的启迪作用吧！

    1、营造一个清正廉明的社会环境，是教育景气的祥瑞之兆

    教育，是社会化的产物，学校、教师、学生都是社会的个体参与者。教科书，也是社会化的产物。在社会化的大环境下，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可能超然于社会而独立存在，即使所具有的独立性也是有限的，微妙的，微不足道的。这就是说，教育是以社会为本的教育事业。有了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也就有了什么样的教育结果。我上高中时，文革的大环境下，教育也具有文革的特征：激进，向上，热情，果敢，以报效祖国为远大目标而学习。因此老师教得好，学生学得好。看看今天的一些教育现状，不难看出，社会化的功利主义使得人们趋炎附势，唯利是图，围绕着一己之私而作为！学校的一些管理者是这样，有的教师也是这样，学生中当然也会是这样的。在狭隘的学习动机下，被动的学习，追名逐利，蝇营苟且，贪污腐败，相互欺诈，欺世盗名等不良现象，也已经并不鲜见了。

    我们不能单方面的去指责教育的过错，事实上，教育的是是非非，就是社会是是非非的反映。反过来，教育出现的失误，又反作用于社会。所以，普通民众指责教育危机，实际上，教育危机来自于社会危机，教育不公平来自于社会不公平，大学校园里的奇形怪状，来自于社会层面上的奇形怪状！整肃教育秩序，改革教育制度，改革高考模式，首先要重视社会环境的改变。

    营造一个清正廉明的社会环境，是教育景气的祥瑞之兆，而且是必不可缺的先决条件。有些专家学者认为，只要给教育足够的独立性，尽量摆脱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学校具有足够的自主权利，教育事业就会蓬勃发展。我本人不太苟同这样的观点。只要学校生存于社会的大环境中，学校与社会息息相关，再多的自主权利，面对浩大的社会环境，总会显得无能为力的。这实际上是舍本逐末的事啊！

    2、让学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不要把学校与社会隔离开来。

    我的中学时代，是贯彻毛泽东主席的“五.七指示”为办学原则的。就是说：“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所以，我们当时既参与运动，又学习知识，还能够参加农业劳动，就是不上大学，也能够自食其力，养活自己。而现在的学生，一味追逐考大学的思想，是害人的，是要把学生逼到死胡同里去的。考不上大学，而且又不了解社会，不会做工，不会作农，能力低下，怎么生活啊！

    当然了，现在的社会形式不一样了，中国已经从一个农业大国变成了现代化的工业大国了，已经进入到了电脑时代了，也就不需要劳动了，在土坷垃地里刨食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劳动的方式变了，勤劳朴实的思想和作风应该保持，而且要从小就要培养好这个观念。要通过参加社会化的工、农、兵的劳动和生活方式，培养吃苦耐劳，尊重劳动成果的精神意识，应该是教育的功能所在。我们不能把学生培养成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人吧！

    /  3、树立远大目标，淡化功利意识，让学生淡泊明志，心存高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学习。

    我们做人做事，要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不能只看眼前利益。思想狭隘，鼠目寸光，是干不成大事的。我们50后，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是新中国的新生代。毛主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战天斗地，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敢叫日月换新天，为人类的解放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大公无私，克己奉公，党的事业，民族的复兴，就是每个公民的理想和追求。所以，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们，很少为自己去着想。狠斗私字一闪念，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始终把自己融入到集体的利益当中去，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学习。我在这里描述这些语言，在今天的环境中，好像是天方夜谭，天大的谎言，有些年轻人肯定不相信。在《红楼梦》里，作者曹雪芹有句名言：“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我不必要针对这句近乎于禅教语言的句子来详细阐述，只可以郑重的告诉现在的新生代们：“你们认为是假的，可在当时，确实是真的啊！”在当代物欲横流，追名逐利，无所不用其极的经济社会下，一切都是在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奋斗的，为党、为国，为民族，为他人的做派，你认为肯定是假的。这就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准确解释了。

    作为中学生，世界观还正在形成，学校应当正确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要胸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观念，淡泊名利，心存高远，做暴风雨中的海燕，搏击长空的雄鹰。只有这样，才能够品格高尚，卓而不群，逐步成长成为国家的栋梁人才。

    4、崇尚英雄，关爱社会，勇于担当，与智者为伍，和德者同行，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做社会进步坚强的维护者和建设者。

    毛泽东主席对青年人寄予厚望，曾经充满感情的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可以看出，国家、民族的未来，要依靠青年人，而且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才对啊！但是，由于经济富裕，社会安定，人们优哉游哉的安享太平盛世，过起了小康生活。这固然不是坏事。但是要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国家要长治久安，人民要永远幸福安康，不可能随你心愿，总要会出现曲折和困难的。因此，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保持社会清正廉明，公平，正义是一个永恒的课题。遗憾的是，在物质丰富的同时，生活奢靡，安享尊荣，不愿再过艰苦朴素日子的心理因素，在滋长蔓延，甚至成为寄生虫的现象，值得警惕。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这种思想意识大有人在，而且可能形成一种社会化的常态。

    你可能会看到，演艺明星们的粉丝重重，这些少男少女们，像苍蝇逐臭，莹虫趋灯，肆意模仿，顶礼膜拜。而对于英雄模范，却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就连黄继光，董存瑞，雷锋这些毫无争议的大英雄们，不仅不敬仰，反而还要怀疑其动机，践踏撕毁形象。这是何等的民族悲哀啊，一个只追捧戏子，漠视英雄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丧失了民族大义，放弃了责任担当，没有远大志向，也就失去了立国之本。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幸福安康，将从何谈起呢？国外反华势力所谓的“颜色革命”，就是要我们的青少年一代，消磨斗志，不思进取，蜕化变质，沦丧为积贫积弱！所以说，要教育青少年们，崇尚英雄，关爱社会，勇于担当，与智者为伍，和德者同行，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做社会进步坚强的维护者和建设者。

    第十章、 晨钟，暮鼓，老人心

    1973年元月，我们这届同学毕业后，学校得以继续招生，一直延续到1983年春天。这期间，教我们的老师大多都还健在，而且一直在杨集高中执教。刘硕基同学自毕业后的1974年春天，也在母校担任民办英语教师，见证了学校的发展经历。伴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高中教学对教学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生源质量是重中之重。但是，内乡县一高历来是人们所向往的优质学校，优秀生源得天独厚，教学质量堪称一流。交通发达，信息畅通，资源共享，择校读书的现象，已经打破了地缘界限，杨集高中的生源质量日渐堪忧，每年高考成绩很不理想。1983年春天，学校搬迁到灌涨街西岗312国道北侧。这里原来是灌涨公社的液化氮肥工厂，人们俗称为氨水厂。院子里有一个巨大的烟囱，再加上有一些简易厂房，对于办学的标准来说，是极不相乘的。尽管如此，学校还是艰难的办下去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灌涨高中”了。

    搬迁之后的杨集高中原址，只保留初中部分，也就是说，她已经不再是一所高中了，而是一所初级中学了。我们班的程国彦同学，在这所学校里，担任了好几年校长。但是，随着城镇化的进程步伐加快，初中办学前景也不容乐观，生员不断减少，以至于到了2000年以后，杨集初中也停办了。

    停办后的杨集初中，校园一片荒芜。荒芜寂静得让路人触目惊心。校舍，房产，土地毕竟是国有资产啊，长期搁置，也不是个办法。再加上杨集小学的校舍古老破败，几乎成为险房。于是，灌涨镇党委、政府研究决定，在杨集高中的原址上，改建成镇养老院，收容全镇几乎丧失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在这里养老。但是房舍太多，就扒掉了那些多余的，危险的房舍，开垦成菜地，种植蔬菜，补贴老人们的生活。现在只保留了最后两排教室——就是我们的教室和前面高一年级的教室了。还有学校办公的工字房（就是马强敏主任办公的）的那一排，这三排房的屋顶换上了蓝色钢瓦，也就面目全非了。

    杨集小学搬迁到杨集村南边，遗留下来的校园还原成十九世纪的老模样——吉祥寺。院内两棵古老的皂角树大约有两围多粗，仍然枝繁叶茂，昭示着寺院的古老与庄重。院内青砖铺地，大殿，中殿，后殿供奉着如来佛祖，文殊菩萨，观音菩萨以及十八罗汉的佛像，香烟袅袅，给人有远离尘世，超凡脱俗的感觉了。

    敬老院的大门仍然在原来四中时的老地方，面南洞开着。院子里还存留着中区办公房前面的几棵核桃树，约有水桶粗了，枝繁叶茂，阴郁蔽日。星散的老人们，无精打采的坐在树下，打着瞌睡。遥望夕阳，耳听吉祥寺里的晨钟暮鼓，木鱼声声。偶尔也会传来几声狗叫，使原本宁静的院子里，平添了几许苍凉和郁闷。夕阳西下，暗夜即将来临，肯定又是一片沉寂。

    是啊，时间改变了一切。再过多少年以后，有谁会知道，这里曾经活跃着年轻的生命，响彻着朗朗的读书声，是一个青春绽放的文华之地啊！

    第六乐章

    在漂泊中跋涉前行

      1973年元月底，18岁的我高中毕业了。由于文革的原因，我知道毕业是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不能继续求学读书了，要回到祖辈们繁衍生息的地方，“在那个广阔的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因为那里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魚跃”的“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哟！

        其实，尽管当时的报刊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宣传报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光荣，必要和前途远大，邢燕子，董加耕的故事感人之深。而且豫剧《朝阳沟》里的银环，也曾“人也留来地也留”的忧豫傍徨过，但还是义无反顾地扎根农村，与天地奋斗其乐无穷。但作为在农村土生土长的我，还是有几分愁怅百结的心怀啊！

      必竞，高中毕业后，听不到了学校里那深沉响亮的，催人奋进的黄吕大钟，也看不见慈祥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们了。生活的频道转换之后，要面对的是苍茫的田野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及没有多少文化素养的乡亲，就未免要显得落漠而低调，间或有些许的不适应感。你说，我能因为高中毕业而欢欣鼓舞吗？

    从此始，在生命的长河里，在我正值青春韶华的美好时节里，却沦落在漫漫漂泊的路途中跋涉前行。现实与抱负，聪慧与蒙昧，昂扬与颓废，交织在彼此不相谐调的频动之中，谱写了一曲迷茫，奋斗，冲击，悔恨的人生乐章，凄美而蒼凉，哀婉而动人！五年后，我带着累累的创伤，才迈进了大学的殿堂！

       

    第一章、 落漠的大队团支书

    由于我在初中时就是学校的团支书了,到了高中,也是校团委的主要干部(团委书记由张老师兼任)。高中毕业后,原本是要当民办老师的,可偏偏当了个大队团支书。表面上看,还是青年人中的佼佼者呢!可是,在当时的派性对立,相互恶斗中,是不能够独善其身的。而且由于年轻,也适应不了乡村里的那种沉闷,压抑的生活。尤其是在大队部里,那些缘于个人恩怨,相互间或明或暗的演绎着是非纠葛,我就特别感到十分的无奈和落寞。于是,干脆一走了之!半年来的日子里,遗留下了几多的感慨.

    1、龙春林的说服

        在高中毕业前夕，我和爹曾有过一次长谈。在事关儿子的前途，命运的大事大非上，爹总是显得低沉而无可奈何！

    “娃啊，都高中毕业了，心别野，咱祖辈都是大字不识的庄稼人，你就安心待弄地里活，做庄稼的人多了去了，饿不死的！”

    “是啊，爹，我也想着能是个高中生，就不错了，也满足了！”停了停，我的心似有不甘：“要是高中毕业就一直爬在家里做庄稼，那上高中还等于没上嘛！”

        诚然，爹的心里也跟明镜似地，他能说什么呢！他的心思里能没有畅望吗？他不羡慕那些城里的国家工作人员吗？深沉而难耐的寂静，旱烟呛人的味道，更让人心堵得发慌。

        1973年春节里，我到村西的学校里，看到王书臣校长正好在值班，就兴致满满地迎面朝恩师走去。王校长听了我对毕业后的期待与迷茫之后，沉思片刻说：

      “书成啊，能学成归来，本身就是好事嘛，值得庆贺呀！你是从咱初中走出的高材生，成绩好，又是学生干部，我都了解。”他顿了顿，接着说：”咱学校现在缺个教英语的老师，我给大队和公社教革上说说，你来当民办教师吧，能把所学的知识用上，也算报效桑梓了呢！”

      “能行吗？”我怯怯的问！似觉不妥，敢紧又补上一句：“我在高中时的英语成绩还可以，如能当个老师，我求之不得呢！”

    “好吧，我会去联系安排的”！王校长满脸的慈祥！

      几天后，王校长通知我，到学校担任初中一年级两个班的英语老师。

      事隔一天，大队支书于运红却通知我，任大队共青团支部书记。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我们王楼村有一个叫于二川的青年，长期不务正业，流窜在外，私刻多枚政府公章，在外诈骗作案。内乡县公安局，在1972年底，派来了一个三十来岁，名叫龙春林的干警，在暗中蹲点侦破此案，名义上是下派的包队干部。龙春林系镇平人，是我高中物理老师张东升的学生。张老师遇见龙春林，曾谈到在王楼有个叫王书成的学生，成绩好，又是学校团委干部，是个很有出息的好学生，让龙春林注意关照些。既然是个高中才俊，学生领袖，龙春林觉得不可小觑，就见了我几面，相谈很恰，印象很好。当他得知我即将担任民办教师的时候，自认为没出息，极力反对。就游说大队支书和王店公社的团委书记庞相元，把当时的团支书王文治，改任成大队信贷员，让我接任团支部书记职务了。

    2、少年狂躁

    大队团支部书记，在那个年代，也算青年才俊，人中龙凤了呢！这是因为毛泽东主席有一席高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主席一言九鼎，经天纬地，何人不仰视遵循呢！更何况，文革运动，说是群众运动，倒不如说是青年人的政治舞台呀！而做为共青团组织，是共产党组织的后备生力軍。说具体点，就是未来的接班人哪！也真难怪龙春林，上下游说，让我当团支书，用心良苦的很呢！

    大队团支书，列席队委会，参与大队部的工作商讨与决策，每月定补记22个（即220分）劳动日（支书才26个）工分。

    我的工作职责是三个方面：

    1，负责全大队青年，团员的思想教育与管理工作。

      2，保管大队里所有上级文件，报刊，杂志，资料，指导学习性活动，起草大队的各类文稿。

      3，分管第五，第六生产小队的生产劳动！

      那时年少狂放，不知深浅，自认为比其它队委干部有知识，有文化，遇事急躁冒进，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例如，老看不惯事，大队开会，支书总让我“守滩子”，就是由我先开门，布置，准备，做会议记录，会后再清理。换句话说，是个小秘书兼通讯员呗。其它队委干部大多不守纪律，老去得晚一些，这就让我去叫他们。那时没有电话，手机，都是步行去寻找，挺烦人的。时间长了，我呢，也就埋怨那几个来得晚的，他们就说我坏话。

        我管理报纸的事，也曾闹出了些矛盾。当时报纸是稀罕物儿呀！人们对报纸的需求很渴望，当然不是用来阅读，珍藏的，而是为了拿回家裱墙，糊顶棚，剪鞋样，包东西，甚至是擦屁股用的。而且还可以显摆自己是有文化，地位的象征性含义。有的人明要，有的人暗拿，甚至有人强抢，每月的报纸总不够数。而我个人认为是最大的失职行为，心里过不去。因而也管得严。要，不给，抢，就告发他，因而得罪了不少人。

      我给上级公社写大队的汇报总结材料，支书，大队长他们在口头汇报时，文化水平低，大老粗，总不按我写的说，有时念着念着，就自由发挥，不按路数来了。特别是一些数字，文词，支书，队长记不住，也不甚理解，就随便按自己的意思说，弄出了不少笑话，很尴尬。上级领导批评他们了，他们却倒过来批评我，我好委曲呢！

        大队队委在协商，表决某件事时，除了我年少外，其它人都很世故。绕弯子，看山头，搞对立，甚至故意捣乱，罔顾左右而言他，不摸边际。曲意奉迎的有之，故意找碴的有之，不理不睬的有之，弄得不欢而散。这时，自已年少气盛，往往挺身而出，凭着自已的知识与口才，筒明扼要地点明主题，切中时蔽，甚至妄自下结论。虽然自认为讲得头头是道，却让其它人认为是“露能”，“出风头”，“抢场快”。扫了人家的兴！人家不满意，我自己还在暗暗得意着呢！

    3、创办乡村图书室

      1973年4月份，我包队在谢凹村（五，六小队），安排棉花生产。由于棉花技术含量要相对高一些，要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来种植，管理。在安排棉花技术员的问题上，与小队干部的意见相左。由于棉花技术员的工作，体力劳动强度要相对轻些，务工时间少些，外出开会的机会多些。也就是说，既能挣高工分，还能拿补贴，报销。好事啊，谁会不争抢呢！他们都不讲究技术，知识条件，专提自己的人选，对立各方还争吵不休，互不相让。当时，我了解的是队里有个青年人叫明生，内乡初中毕业生，很聪明，但他家是富农成份，没人提他的名。而我呢，坚持要明生当棉花技术员，甚至拿出大队干部的作派来压制小队干部，硬是让明生当了技术员。事后，支书运红，大队长天相，都称赞我这个事做得好！既化解了纠纷，也得到了人才，更树立了自已的威望。

    1974年5月份，上级团委要求，成立农村图书馆。这可是我的专长呀！于是，我在全大队范围里发动捐助图书活动。一时间，捐助了大约千余册，满满地摆放了两间图书屋，盛况空前。为了方便乡村人们来阅读，我就分门别类，摆设挂放，又制定了比较程序化和规范化的管理制度。此项活功，队委其它人不便参与，也没能力参与，所以没有什么干扰，我就凭着自已的智慧和劳动，干出了业绩，成为王店公社团委上报的“先进乡村图书室”，受到了表彰。团县委书记芦春生同志还专程在公社团委书记庞相元，副书记刘保臣的陪同下，参观了我的图书室，受到了高度的表彰。此后，全县部分乡村团支部书记，组团参观了我的图书室，声誉大振，为大队，公社立了大功。我也在那段日子里，很是兴高彩烈的呢！

    4、我没有告黑状

      大约是1973年5月下旬，大队出了点事。

      那段日子里，我在大队部，总觉得有几个队委干部看我的眼神，和往日不太一样。尤其是支书于运红，我能读出他的眼神里有怨恨的成份。当时，我自以为是自己不愿和他们同流合污，出污泥而不染的气质，使他们诚服了呢！

    支书运红这个人，是刚解放时的农民积极分子，因为是高小毕业，有点文化，工作有成绩，提拔成国家干部，在夏馆区政府工作。小伙子长得帅气，温文尔雅的，很有人气。就是这人不太磊落，爱私底下拉小山头，搞小动作。在为人处事上，爱留一手，待人不够真诚，也不太厚道，而且也有些妒嫉心理。

      重要的是，他在夏馆时，作为有妇之夫，却爱上了一个当地的小媳妇，这在当时也是个原则问题。 恰遇1958年精兵简政，下放机关人员，他就被下放回到了家乡，被任命为大队支书。中间几进几出，在文革时也饱受冲击，造反派打倒他，保皇派保护他，闹得不亦乐乎！

      1968年8月，大队成立革委会，造反派，保皇派以及老班底三方结合，由张天相任支书。林彪事件后，起用老干部，又让于运红当支书了。

    虽然成立了革委会，但造反派和保皇派之间的恶斗，并没有停下来，而是转換了形式罢了。于运红当上了支书，显然出现了两种态势：一种是保皇派扬眉吐气，二是造反派低迷落魄。而且于运红暗中支持保皇派打压造反派的骨干人物，引起了造反派的強烈不满，同时，造反派里也出现了投机分子。于是，1973年的初夏里，伴随着炎热与雷鸣，大队上空的阴云就开始密布起来了！

    其实，我什么也不知道，也不属于哪个派别，我只在乎我的工作，躲在在图书室里阅读思汤达，莫泊桑，雨果，托尔斯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罗曼·罗兰等大师们的作品！可是，风暴却来临了！

    一天晚饭后，又是大爹在院里弦外有音：“日他妈，咱这娃没本事，不会当官儿，又不会整人，还不会告黑状，等那个鳖娃成精了，咱们跟着享福去，哼！”

    我和爹听着不对劲儿呀，以往他都这样，这不是骂我，是骂谁呢？

    两天后，我和爹才断断续续听到：有人告大队支书了，告状信写给县革委，历数于运红五大罪状，而其中第三条：“对团支书要求苛刻，打压年轻人，阻止上进！不支持新生事物”。

        有点影射我呢！而上下一致地认为：是王书成告的黑状，他娃子有文化，能说会写，见过大场子，错了别人，没这大本事！

      多年来关爱我的成德二哥，刘桂灵二嫂，还有房后九娘，他们或多或少也知道些传闻。爹呢，胆小怕事，背着我叹气呢！

    终于，还是九娘拉住我的手，挚情相问：“成啊，娘看着你长大，你不是那奸诈人，不会告黑状，是人们有意错怪你了！”

      九娘又是把我搂在怀里，象是自语：“唉！是真是假，谁能说清呢！看来这个黑锅，娃儿啊，你是背上了！”

      是啊，九娘说得是。乡下人诚厚，见不得告黑状的行径，喜欢在明处论理。我要背上个告黑状的罪名，今后咋在乡亲们面前站立呢！

      “我没有告黑状啊”！那些日子，我垂头丧气的，没精没神，情绪灰暗到了极点！

    5、心里很落寞

    熬到了盛夏，告状的事不了了之。我也有意少了些跑大队部的机会，甚至是有公务也躲着不去了。

    七月初，传来了县里要修建内乡城通住化工部第二胶片厂的专线公路，大队要抽出30个青壮年民工修路！

    还是一个晚饭后，和爹在大刺架下坐着乘凉，我把心里想的说出来了：

      “爹，我要去北山里当修路民工，行吧！”

      爹猛地一惊：“啥！修路？你才几岁，那是开山放炮，炸石头，填山沟的活，你有那气力？你有那胆量？”

      “我意思是，我要在人堆里混，只有在人堆里混，才有出头之日，我这个高中生才能显露出来！”我震震有词地继续说着：“工地上不一定要每个人都去开山放炮，走悬崖绝壁。那里也要文化人，也要会说，会写，会算，会画的人吧！我在这方面是强项呢！”

      爹沉默了好久，终于，爹又喃喃地说：“娃啊，别去，那里危险，爹不放心！况且，爹有你也是个伴儿，你一走，爹一个人，咋过呢！”

      顿时，我泪流满面！满面泪流！

      夜里，我睡不着觉，反复考虑着。终于，我下定决心，要去当修路民工！

    不在风雨中闯荡，怎能体现我高中生，大队团支部书记的价值取向呢！

         

    第二章  钢钎、石头和书

    第二胶片厂位于内乡县板场公社的让河口。这里是伏牛山的腹地，山环水抱，蒼翠欲滴，周围的高山上，都是原始森林，阴凉蔽日，人迹罕至。1968年秋天，由于和前苏联闹起了矛盾，引发了珍宝岛事件，大有一触即战的危机感。于是，中央决定大搞三线建设，把位居于大城市或军事前沿的重要军工企业，迁移到内地三线来。

    第二胶片厂是一个生产感光材料，与音像产品配属的央属企业，隶属于当时的化学工业部，原厂址在河北保定。周恩来总理和江青亲自堪定厂址，是内乡县域内最大，规格最高的企业。1969年开工建没，1973年建成。在交通规划上，灌二公路既不能承载大量的车流，又不能保障军事机密。于是，经国务院批准，新建一条专用通道，称之谓135工程。该公路南起赵店西的大谢岗，与312国道接轨，北止二胶厂区，绝大部分路段都在崇山峻岭中穿行。是一条高质量，高难度，保密性强的深山公路。

      1973年9月至1974年10月，我在这里渡过了人生中最艰苦的400个日日夜夜！

    1、顶替民工

    在大队干了半年团支书，其实也算是平平安安，卓有政绩的，仅就“先进乡村图书室”引来全县参观，就己经是赫赫然的了！但是少年狂躁的毛病，还是需要历练的！可我总觉得在家门口混，整天面对的就那么几个半老倚少的乡野村夫，也没啥长进，“好男儿志在四方”嘛，出去混日月，接触面宽一些，应该是一种进步吧！

    爹不让我去修络，我十分理解，父子俩相依为命，也在情理之中啊！虽说是“高堂在，不远游”，但鸟儿长大了，还是要飞出去的，老爹爹呀，您老就原谅孩儿吧！

    队里确定让文卓和宜贵去山里修路。宜贵有家室所累，不太情愿去。有一天我去宜贵家，“宜贵，我替你去山里修路，行吗”！

    “你去？不会吧，就你这么点年龄，能受住那活？再说了，三爷能舍得你出那力气？大队能放你走啊？”宜贵满脸惊诧！

    “我去，一定去！”我小声说：”你别给我爹说，走时你把我的被卷行李带上，你前头走，我在后面空手撵，撵上你后，你就回来！”我压低声音，“生米做成熟饭了，我爹也就认了”。

    在临走的那天夜里，我偷偷地把被卷拿到宜贵家里，谎说到文记家里看小说去了。第二天早上，饭后，我佯称到大队部去，就急急忙忙地往山里赶，到马山坡上，撵上了修路的队伍，而宜贵呢，也就返回来了！

    七里坪公社青山大队邵庄村，那里原是内乡县青山水库工地。水库停工以后，留下了修水库民工们的一排排简易茅草棚宿舍，三尺高的檐墙，山墙开门，在沿墙边铺着稻草，我们铺上自己的草席，放上被服，就是自己的家了。

      我们六个大队的214位民工，组成了“135工程四团二营三连”的民工团体，连部在宿舍后面高处的三间稍好的茅草房里，由六个大队的领队干部分别任连指导员，连长，排长什么的。伙房在宿舍前面的一个水库民工们遗留下来的小院里！

    连指导员是我们大队的大队长张天相，他是支书于运红排挤来的。连长是岗樊大队的王富刚，食堂管理员是薛河大队的下台会计王克欣。

      有吃，有住，有领导，有工友，修路的日子，开始了！

      工地，就在青山水库坝址西边的陡峭山腰间，离湍河河底约50余丈高。站在还没有开挖的路基划线边沿的岩石上，远远望去，对面也是崇山峻岭，下面是碧波荡漾的水库，水面上还摆停着几艘舢板帆船，那是“长江水利办公室”的测量船。往北望，是湍河遇阻大青山的冲积平原，三道岗村隐隐若现，轰隆作响的湍水迎面而来，虽没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气势，倒也十分壮观！南面数百米处，就是横断湍水的大青山，巍峨青天，壁立千仞，蒼翠若碧，山上的红枫在夕阳下，一片殷红，真有点晚秋霞红的意境呢！

    我虽然年轻，“少年不知愁滋味”，但想着未来将要面临着的艰难和困苦，心里有些许的沉重，哪还有心思观赏风景呢？

    我知道，心里也很明白，流血流汗的日子，在等待着我呀！十九岁了，我能承受得起呢！

    2、打眼、放炮，翘石头

      工地的活，主要是三大项，一是用钢钎、铁锤打炮眼，装上炸药，把山石炸开。二是把炸开的石头，石碴清出路面，拉到低凹处填起来。最后是把那些已经松动的石头，用翘棍翘掉。每一项工作都是苦，累，脏的活儿啊！

        用钢钎，铁锤打炮眼，是每个民工的基本功夫。一人撑钎，一人抡锤，打出约一米深的洞。撑钎要垂直，抡锤要精准，必须锤锤打在钎头上，如果一偏，轻则落地，重则砸人，这样的事故没少发生。才开始那段时日，几乎天天就有人挨锤，鲜血淋淋，头青眼肿的有的是。于文耀，王文太就是因为锤砸在膝盖上，落下了终生残疾！

      放炮的活，有很大的生命危险。在炮眼里填上炸药，用木棍捣实，安上雷管，接上导火线，用烟头极其迅速地点燃导火线，再去点另一根，这样一连点约十根左右。要估算好时间，要在第一炮即将炸响前，迅速跑到山崖里边上的避炮棚里，如果晚了，就有生命危险。一连一个姓赵的民工，就是由于在跑往避炮棚的路上，由于鞋不跟脚，被炸飞在半空，我亲眼见到血肉横飞的场面。后来，亲人捡回些许的肉骨和衣物葬埋了呢！

      翘活石头的工友，先在腰里拴根好几丈长的绳索，一手一根重达十多斤，长约二米的钢钎，在悬崖峭壁上荡悠，用钢钎翘掉炸松动的石头，由于绳索在不停的悠荡着，把握不住方向，人被吊在空中，碰头碰腿还是小事，掉入湍河水中也有好几个人呢！马沟大队的马金乾，是个复员军人，小伙子很精明強干，因绳索断裂后，撞在石壁上，又沉入水库中，死了！

    以上的三种套活，我都干过。我心想，这玩命的活，唯一避难的办法，就是要胆大心细，提高技术含量，眼明，腿快，具有准确的判断能力。打炮眼时，撑钎要直，身子要避开落锤的方向，胳膊要硬，眼要盯着硾下落的轨迹，一点也不能马虎。而自已抡硾时，要摔开胳膊，把锤在空中抡成一个和钢钎成一个平面的圆，下锤有力，精准，效率才会好，更减少危险！

    点炮时，我能准确计算出第一炮的导火线，在有限的长度内燃烧的时间，能快速点燃几炮，计算好最后的炮眼，距离避炮棚多远，需要多长的时间。只有能准确计算好这些了，才能安全点炮，快速返回。

    翘松动的石头，我也会总结出自己独到的办法，核心是要认准石头松动的程度，能不能翘下来，别出死力气！方法是用钢钎震动，听声音，空洞声大的，就松动得很，发出叮咚的声音，就别管它了！

      以上这些活，实际上都是具有很强的计算能力和判断能力，以及随机应变能力，所以没出过事，还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我不具备这方面的实线知识和经验，能写出这段文字吗？

      高中生，我没有白当的啊！

    3、清算贪污账

      1974年春节前的三个月里，工程指挥部给我们民工按合同工待遇划拨经费。每人每月37.5 元，扣除缴生产队每月12元工分钱，剩余25.5元，每月生活费按8元计，再扣除些没名没分的开支，还有雨雪天气不上工，还有病假之类的扣项，我在春节前领到手36.4元的工钱，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呢！我回家的第二天上午，到杨集去看望高中老师们，顺便在供销社给爹买了一条绒裤，一个搪瓷脸盆，割了四斤猪肉，过了一个很丰盛的春节。

    过了年返回工地后，我们的生活标准一落千丈。春节前，每人45斤粮，白馍，肉菜，肉片汤什么的尽你吃，以致于吃烦了。一句话，就是国家工作人员的配置标准，白面7，杂粮2，薯面1的比例。而年后呢，量是每人一天八两，却成白面2，杂粮2，薯面6的配比。而且薯面因保管不善，发霉变质。整天都是红薯面窝头，我们称黑头A。

      没有工资了。上面的解释是：全县类似的民工都是吃自筹桹，内乡养不起，也没钱，国家也没粮没钱拨付。咱内乡人民为国防建设做贡献，吃点苦，光荣得很呢？还震震有词地说：你在家里能吃这么？而且还把口粮省在家里呢！什么逻辑呀！

        实际情况是：国家照样拨款调粮，只是因为内乡县要建化肥厂，财政紧张，只能够节衣缩食，艰苦创业，所以，我们的生活标准也就降下来了。可以说是我们的血汗钱， 支援建起了县化肥厂的啊！

        我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把伙食管理员王克欣送进了监狱！

        由于开春后，伙食条件差了，民工们原本就吃不饱，可比比其它营，连的民工生活，我们就更糟糕了。大家私底下意见大，一致认为王克欣贪污伙食费。但没有证椐，也没人会算帐，连里干部不仅不支持清帐，还压制民工的意见。

        有几个人气不过，私底下商量，找几个人自发组织清帐小组，但苦于不会算帐。因为能派到工地当民工，下死力的，大多数都是在家的光身汉，没本事，不善处事的二百五，是既没心计，又没有知识的人呀！

      一天晚饭后，带头的于明亭，张伟志，谢黑旦他们五六个人，把我拉在房后的大柿树下，围着我，问：“书成，听说你是高中生，真的假的，别骗我们！”

    “是的，咋了？”

    “别骗我们啊，高中生能来出这死力气！”

    “骗你干啥！我不但是高中生，还是学校的团委干部，现任的大队团支书呢！你们问这干啥？”

      “那你会算帐吗，会写告状信吗！”

      “肯定会算帐，但不一定要写告状信，那要看啥事以后，再说。”

        听了这些，那几个家伙态度和气多了：“就看你是个文化人。是这，咱们算王克欣的帐去！”

      我沉思良久，伙食差，王克欣有问题，这是大家的共识，但要算帐，要有证椐才行呀！其实，我那时年轻气盛，也对伙食有意见呢。

    “算就算，简单得很，先把他的支出条椐审核审核，只要有不合格的，甚至是白条下帐，咱们就有戏唱了！”

    “对，对，还是你有办法！”

    于是，经过两三天准备，我们找张天相指导员，提出成立清帐小组，我们愿承担后果，连里干部也没什么理由可阻拦的。

    恰好那天下雨，不上工地了，我们就突然闯进伙房，一百多人把王克欣团团围住。以我为主，尽量控制大家的情绪，让王克欣先拿出年前三个月的条据，审查是否合格，正规。王克欣颤颤兢兢地拿出书夾子夾好的条据，我一张一张审核，合格的放左边，不合格的放地下，大约二十多分钟，地上就飘满了一大片纸条子。

    这时，我有泡尿，分开众人，到外面的简易厕所里尿尿，还没尿完，听后面咚的一声，回头一看，是王克欣跪在地上，头叩着地：“书成，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嘿，我心头一紧，会有这事儿？在我还没反应过来时，进去几个民工，拖着王克欣出来了，接着，民工们就打起他来了！

    正在不可开交的时侯，营连干部来了，几个民工找来葛条滕，顺势把王克欣梱了起来。王克欣被捆成个肉团，嚎啕大哭，声音很悲切凄惨。在营连干部的指挥下，让王克欣当面看着，我把散落的条据归类整理完毕，又算了不合格条据达6700元哪！封存好后，营连干部把王克欣押到营部里去了。

    下午，指挥部公安派出所来几个带枪的人，把王克欣和相关的帐目都带走了。几个月后，王克欣犯贫污罪，判了六年徒刑，听说在新乡劳改。

    4、工地战报记者

    王克欣事件后，我的威望挺高的。连里让我当伙管员，我死活不干。主要原因是在工地上热闹，虽说活苦，但我们都心里有数，能干则干，不能干就歇，也算随便。春节期间，我借来大约七八本书，笛子，秦琴也都带来了。空闲时背着大伙，坐在山上的大树底下，或钻进不远的山洞里读小说，吹笛子，弹秦琴，还真能苦中做乐呢！这期间，我把思汤达的《红与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雨果的《悲惨世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等国外名著看了个够。特别是《红与里》和《安娜卡列妮哪》两部爱情小说，正对我当时的年令和处境，对我精神上是很大的慰籍。正是这些文学巨著，使我熬过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度过了落漠，迷茫，无助，失望的岁月时光！

      好事来了！

      开山放炮炸石，石块横飞，有些碎石块，飞落到山对面的道路上，很不安全。要在放炮期间禁止行人通过，以免砸伤行人。这就要安排人员，阻挡人们在放炮的时间内过往，这个工作叫做“放警戒”。以前放炮时放警戒，是指挥部与七里坪公社沟通，由当地人放警戒。因为他们地理熟悉，人缘向好，必竞过住行人当地人居多。但日子长了，他们就提要求，要东西，和指挥部起了纠纷。不干了！

    我是高中生，能写会算，能吹会弹的名声也传出去了。这时候，营教导员刘玉堂找到我，让我放警戒去。

    “我看你这娃行，脑子活泛，去放警戒，一是注意行人安全，二是别出现纠纷。”

      就这样，我不再在山上干活了，每天只需要上午11点到下午1点，晚上4点到6点在公路对面的路口放警戒。

    以前当地人不负责任，站在路口喊几声就了事。我干这活时，做四个木牌子，上面写上警戒需知，其中有“擅自闯线，破坏国防工程，罪大恶极，责任自负”的警示语句。在两端的路口边放上木牌，拴上粘有红绿纸条的绳子，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防线了。然后，我就坐在后面半山上或观望，或看书，或弹琴，很悠然自得的呢！

    营里不比连里简单，管理任务繁多，总结，汇报，讲话，报告，通知，简报等公文，时常有，刘教导和王营长往往自己写。我在营里放警戒，前半晌无事，刘，王领导就让我处理营里的公文。当然，几次下来，他们非常满意了。

    工程指挥部有个政工组，办了一份油印的宣传小报，名子叫《工地战报》，八开四版，图文并茂，报道工地战况，先进事迹，上级指示等方面的文章。有个叫谢万彬的人，负责营里的宣传衔接事宜。他是天宁寺初中毕业生，有点儿文化，也善写作。相熟以后，他鼓励我往报上撰文投稿，他一准发表。大约二十几天时间里，我就连发好几篇动态，特写，通讯方面的文稿，报社里几个编辑十分惊奇：“这工地竞还有这样的人才呢？”大约在1974年7月初，指挥部叶松锋副指挥长，通知我到指挥部当战地记者兼指挥部通讯员了。

    在指挥部政工组工作，吃得好些，还有少许的补贴金，住的瓦房，睡的木床，门前还有商店，医疗所，邮电所，小食堂，理发店什么的。人员的素质也好，大多数是国家干部，职员，少数民工，多数是有素质有涵养的人。

    公路民工的路，我走上了顺畅通途！

    5、山路弯弯

    在指挥部政工组，我的工作主要是下各营，连发送报纸，采访典型人物事件，撰写稿件。每天到对面给指挥长们提水，扫地，生煤炉之类的，到各营传达电话上不能表述的指示精神等，年轻，腿快，也机灵，诚实，很让领导们满意。

      8月底，爹来山里看我，父子俩相拥而泣！爹说，”这里好，你好好干，兴许公路修好后，招个工什么的，只要熬出不扒坷垃蛋子，咱就有出头之日了。”

    “爹，好好干是肯定的，能不能招工，这不是咱想的。”我停了停：“我还是想当兵，就我这性格，当兵会有个好前途的吧！”

    爹默不作声了。我知道，他舍不得我远在千里之外。而且，国家政策，独子不当兵嘛！

    “你跟我根成哥（我的一个奶奶的兄长）说说，他生个办法，让我今年当兵去！”

      第二天，我领着爹参观了公路工地，让他理理发，在小食堂吃了两碗粉条稀饭，爹满意的下山了。

      十月中旬，爹的信托人捎到了：抓紧回家，去体检当兵！

    午饭后，我收拾了行装，告别了政工组的同伴，和叶指挥长简单说明情况后，背上背包，直接翻越大青山，走赤眉夾道，碾盘眼，独树沟，大花岭。80多里的路，一路上红红的柿子，黄黄的山梨，夾道河里一尺多长的鱼，这一些晚秋的风景，我都没多留意。晚上6点多，就到家了！

    “娃啊，你昨回来这么晚呀，人家上马山体检，已经过去5天了！”

    “我一听说，就赶回来了。”

    “是信儿稍得太慢了，已经快十天了！”

    我顿时疲惫地坐在椅子上，半天说不出话来！

    第三章、从水库扬帆启航

    原本是高高兴兴地 ，从青山公路工地回来当兵的，由于得信儿晚了，错失了机会，我的心里十分懊恼。那一夜，虽然很累，但翻来复去地睡不着觉！

    公路工地是去不成了。九月份时，山里的路基就修好了，民工们已经陆续回家，留下极少一部分人，修建县城的湍河大桥。工程指挥部也撤到了县城，山上只是个留守摊子，做些善后工作。

    想想自己已经二十出头了，连个兵也当不上，前途渺茫未卜，今后怎么办呢？第二天一早，我随队里在老虎庙岗上拔盛麻，心里憋着股气，十分不开心。在往家背盛麻时，背了180斤，令乡邻赫然！

    那时，内乡县在打磨岗修水库，需要大量的民工。阴历十月初六，我又随大伙，到40里外的马山公社打磨岗村，当了一名修水库的民工，这一干，又是400个日日夜夜！

    1、风展红旗如画

      打磨岗水库，是1958年大跃进年代时规划，1968年开始建没的一座中型水库，拦截从圣朵山下的默河支流梅子河，流域面积58平方公里，设计库容1323.8万立方米，惠及马山，王店，余关三个公社的3.6万亩良田。1974手10月，开始大规模修建，最多时有民工1.5万人，盛况空前！

        我们王楼，谢凹两个自然村的民工，就有80多个，分散居住在打磨岗第4，5两个生产队的农户家里。我和队里的七、八个人，住在赵新伍家门口处的小房屋里，仍然是地铺。

      伙房设在赵马娃家的东院墙外面，吃的都是从自已家里筹兑来的粮食，生产队有少许的补贴。指挥部按土石方计算，每立方米再补贴2角钱，3两粮，生活十分艰苦。

    还好，大队的带队干部还是张天相，他仍是与支书运红面和心不和，自己愿意外出带队。由于我们俩在公路时，关系不错，他也知道我所具有的能力，品质和为人，再加上他一个人要管理200来号人，忙不过来，就让我打个下手，也挺照顾我的呢！

      水库工地的管理机制是：指挥部下设营，连，排（也是文革时的产物）但不编置序号，我们的团队称谓：“王店营堰张连”。劳动性质很单一，就是用人力架子车拉土往坝基上倒，摊平。我们连所分配的坝基宽度有35米。每天铺上20公分厚的土，就完成任务了。

      我的具体工作是：每天早上早早地起来，用石灰粉（或草木灰）把35米宽的施工作业面，分划成16个宽窄不等（每个队人数多少不等）的小长条作业面，每个生产队的民工就在自己的作业面上填上厚20公分的土，平整成统一水准后，夜里由指揮部施工队的链轨推土机，推平碾压实，这一层就完成了！这期间，我还要督导平整坝土的民工，保障统一水平。特别是界边沿处，往往都不愿填，因此，边界处应盯紧他们，还要化解为此而出现的推诿现象。这项工作，不忙，不累，玩嘴皮子。我人也和气，口才也好，人也勤快，细致，所以干得好，大家都比较满意！

    住大埧基上拉土，劳动分工是这样的：每把拉车三个人，一人掌把，两人推车。放土的人，各队都有，在一起统一放土。这个活有危险。一般都是放“神仙土”，就是把土崖的底部掏空后，在上面震动，让土崖自己垮下来。但是，掏底洞时，掏着掏着，土崖自己就垮下了，压死人的事时有发生！在水库上，就因为“神仙土”事件，死了好几个人呢！

    我在历经修公路，修水库期间，亲眼目睹了二十多条人命沦丧，我时常很悲叹：社会底层的草民百姓，生命多么没有保障，怎么说死就死了呢？就这么不值钱呀！

      工地上从土坑到坝基上，有两个陡坡，连里安排姑娘（队里的壮劳力往往走不开）们在坡根推车。这些姑娘们也就二十多一点岁数，乡下人粗俗，又是乡里乡亲的，很熟悉，互相间互帮互助，男欢女爱打情骂俏，与水库工地上红旗招展，喇叭高亢，人生鼎沸，车水马龙的场景相映衬，真是一幅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图画，令人感动，难以忘怀！

    2、想女人的男人

    我们食堂的伙管员，是村东头的于志功，人很精干，当年也就四十多岁，也帅气。天相要他管理伙食。时间一长，又是人们意见大。而且传闻他与旁边的当地一个女人有染。有人见他往她家拿东西。这女人和孩子到伙上想拿啥就拿啥，想训谁就训谁，民工们都看不惯，也有怨气，况且，于志功也原本就有点傲，民工们多次和他争吵过！

      还是和在公路工地差不多，谢凹有几个二百五，找到我，窜笼着我，去算于志功的帐，并且也顺势传扬着，我当年把王克欣送牢判刑的事。于志功听到风声了。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河边的树林里。

    “成啊，好兄弟，听说有几个人要整我？”

      “二哥，有传闻，也找过我，我不想参与这事，谁叫你是我哥呢！”

    “谢凹那几个家伙坏极了，要真要闹起来，你忙忙我吧！”

    “咋帮你？”我问。

      “只要你不参与，凭那几个二百五，我不怕！”

    原来他是怕我呢！于是，我向他保证，不参与这事。

    几天以后，志功二哥好像有心事，那女人来伙房次数也少了，见了二哥黑着脸。而谢凹的那几个人还在闹着算帐。于是，二哥又把我叫到河边，对我说：

    “好兄弟，我这几天心里毛得很，弄不好，要出事，丢人呢？”

      我开门见山：“那个女人待你不好了，是不是？”

    “这段时间不往她家送东西了，怪我了呢！”

    “这样吧，三十六计，走为上！你给天相说说，把手续交给做饭的振河，你就说家里二嫂病了，很严重，请假回去，别再来水库了。”

      “唉，你二嫂就是真的病了呢，也是听回去的人胡说的，气病了，就是非要让我回去呢！”

    我舒了一口气，说“二哥，既然是这样，你迟早会有大麻烦了，就按照我说的，赶紧走吧！”

      于志功走了，慢慢地，人们只是在饭后淡淡地骂他几句，也就风平浪静了！

      类似的事还有一件呢！

      天相女人生娃了，要回去伺侯，大队派民兵营长谢春来当领队。在我当团支书时，春来待我不咋的，他就是傲，粗，爱耍横。名声不太好。但他在打磨岗有亲戚，所以，支书运红让他来替天相当连长！

    春来的亲戚有个近门庞姓小媳妇，她男人会个捞纸的手艺。纸浆大多是在夜里做，夜里捞，白天贴在墙上晒干。他的腿有些瘸，不方便，队长就让他常年住在河边的纸房里。这女人三十多岁。这次春来当民工连长了，从前就与她相熟，长住下来，来往就多了。当地传出他与这女人不清白，人们很不满意，特别是该队叫遂学的队长意见大。

    我当时换了住处，就住在遂学家的廂房里，由于我闲些，早上划好坝土的分界线后，就没事了，回到住处看书，玩，吹笛，弹琴等，他们一家也很喜欢我。

    一天，遂学家来了几个人，他们不知道我在屋里看书呢，就商量着要派人捉奸，我听得很清楚！

    这事是给春来说不说呢？我拿不定主意。他必竞是我的领导，乡亲，丢人不说，弄不好还犯法坐牢呀！要说吧！人常说，“劝酒不劝色。”他会认为揭他短，恨我的！

    但还是考虑到事关重大，要给他说这事！但春来这人和我不亲近，见面晃一下就走了。而且也往往是到庞姓女人家去的，我也没有机会和他单独谈这件事。

      果其不然，一天夜里，大约12点多吧，我被暄闹的人声惊醒，外面聚了几十个人，骂骂咧咧的，庞姓小媳妇在院子里哭。人声杂乱，说是当时大门插着，喊开门时，春来翻院墙跑了，没撵上。几个捉奸的互相埋怨，不该喊开门，应该翻院墙进去，一定会抓到奸夫的！

        春来一走，大队支书运红，指示我暂时负责领队。十多天后，派来大队民兵副营长谢金提，来工地当民兵连长了。

    3、恩人杨光有

      1975年5月中旬，田野里的麦子正灌浆泛黄，“一黄，二黄，饿得眼黄。”那年头，荒春时节，麦熟是农人的最大期望，“顺镰把子吃顿饱饭”是留传几千年来的希冀。可是，农人就怕麦熟连阴雨，弄不好，成熟的麦粒，是要发霉变质的呢，丰产未必丰收啊！

    这不，还真是下起了连阴雨，我们不上工了。躲在宿舍里蒙头大睡。我呢，从来不睡懒觉。捧着在高中同学袁克功处借来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编著的篮皮英语教本，就叽哩哇啦地读着。同屋的几个人怪烦的。文卓呼地坐起来说。“别叽哇了，俺们都睡不着了。要不，你还吹笛，弹琴吧，比这好听些！”坐在大门口葡萄架下的房东大婶也说“你这娃笛吹得中听，我也想听呢！”

      于是，我先弹了几曲秦琴，又吹了几曲笛子，引来好多人围观。

    这时，有个四十来岁，穿着讲究的干部模样的人，也站在院子里听。在我停奏的时侯，他走到我面前，不声不响地翻看着我已经打开的小木箱，里面放着小说，书，纸，笔，本之类的学习用品，又抚摸着放在旁边的秦琴。站起身来，面无表情地问：“这箱子是你的？”

      我回过头回答“是我的，咋了？”

      他手拍着《莫泊桑短篇小说集》问“你能看懂这？”“能，已经读两遍了呢！”

      “这本书能读懂？”他指着我刚才读的英语教本：“你啥学毕业？”

    “高中毕业！”我振振地回答着！

      人们都用惊诧的目光看着他。

      他又很快地把散落在床铺上的书，琴放回箱子里，合上盖儿，站起来，走出去了。人们面面相观，不知所措！

      立刻，这人又折转回来，指着我说：“你抱着这个箱子和书，笛，琴，跟我上营部去！”口气不容置疑！

    还是文卓站起来说：“你是谁，俺们没犯法，下雨不上工，不兴俺们玩玩吗？”

    那人也不回话，指着我：“快跟我走吧”！

    我征征的犹豫了片刻，想着不应该是坏结果吧！就默默地抱上小木箱，跟在他后边，往西岗营部走去！

      路上，这人简单地问了我的姓名，住址，家庭成员，学历，爱好，经历之类的话，我都如实做答，不知不觉的，就到营部了。

    他一进营部，就高声喊叫：“闫书记（闫振铎，公社副书记，营教导员），周秘书（周文朝，公社秘书，营长），你们来，我带来个才子娃，很聪明，是王楼的，高中生呢！

      于是，营部的干部们把我团团围住，那人把发现我的经过简单介绍了一下，几个干部又问这问那的，我都一 一作答！

      半小时后，周营长对我说“娃啊，你就是营部的施工员了，下午把被子，衣服都拿来，给你安排床位和工作。”

    后来才知道，他叫杨光有，镇平人，部队军官出身，原上海军事法庭庭长，现任王店法庭庭长，目前任营部副营长。

    于是，我成了王店民工营里的一位施工员了。

    　       

    4、改建直属连

    营部的领导干部有五个：王店公社党委副书记闫振铎任营教导员。党委秘书周文朝任营长。王店法庭庭长杨光有任副营长，王店供销社副主任符德堂任副教导员。王店粮管所副所长薛德申任后勤供应处处长。

      营部施工组的施工管理员有三个：王店街的张成玉，王店街的何保财，王店街边于营村的于朝锋。其中，张成玉年令最大，当时30来岁，60年代初的王店农业初中毕业，何保才和于朝锋是初中毕业。张成玉是施工组长。

    施工组的主要工作：对上，属工程指挥部施工队领导，接受施工队安排的施工任务。对下属营部派遣，负责全营的工程施工过程中的任务分配，质量验收，土石方测算，钱粮计核发放等工作。任务重，权力大，是工程一线上的窗口。

      在我没到营部以前，他们三个人很忙，很累，也没少受气，甚至挨了不少批评。主要的工作瓶颈，是工作能力差和工作态度简单粗暴引起的。

      首要的问题是土石方测算，由于土石方的体型不规则，要认真观察好估算，分割后再测量。由于他们的文化层次低，做不好，因而算不准，各连意见大，有时发生争吵，激愤的民工素质差，干脆打他们。张成玉为此而挨了多次打呢！

    另一个问题是月底结算，土石方折换钱粮的事，这可是关乎民工们生活的大事，白花花的真金白银和米面呢！张成玉老算错，还不想放权给何，于两个帮忙。没办法，薛处长（有时叫薛所长）有时亲自算，还有几次让王店粮所来人帮忙！重要的是各民工连认为少算了，算错了，意见大，甚至结仇结怨。张成玉日子不好过。但是，张成玉这人也心狠，能耍横，连里也怕他报复，有时也只好巴结他。

    施工组就是在这样的纠纷和恩怨中艰难前行，日子也就一天天过来了！

    我到施工组以后，先从印象上看，就一下子压倒了他们三个人：文化水平高，人利索，也和蔼谦恭，谨慎小心，文质彬彬的，年令也小，就在气势上先声夺人了。再从内涵上看，口才好，文章好，算盘打得好，心明眼亮，对于土石方估测，能一次到位。连里干部有时胡搅蛮缠，讲歪理，我能和颜悦色地，有理有椐地驳斥得他们心服口服。两个星期下来，名声就传开了

    “王楼那娃儿聪明，心底清，靠得住啊！”

    月底结算粮、钱，薛处长早就对我说：“书成，你来结算，不让成玉算了！”

    我害怕成玉有意见：“那能行，人家是组长，还比我有经验嘛！”

    “你别担心，营里商量过了，让你结算！”

    我还是不放心，提出让成玉当面给我说。后来闫，周都给成玉谈过话了。张成玉也就顺势给我说好，由我结算钱，粮！

      我的算法和他们不一样啊，或者是大相径庭呢！

      我先把十四个连里的连长，算谁叫谁，当面算，把土石方，零工等务工流水帐当面让他看，谁知人家也有本帐呢！（难怪人家以住老打张成玉啊），如果两处对不上，就商量找证据，在结算过程中，遇到零头，只上进不舍弃。连长认为没意见了，就让他签字画押！

    就这样，十四个连长，都高高兴兴地回去了！而我呢，真的是声誉鹊起了！

      营部有个机动连，民工们俗称杂工连。就是没有硬性的工程任务，只做些临时性的服务工作，诸如修修路，布置会场，清理遗留，搬运物品，打扫卫生等工作。活轻，甚至闲着，也没标准。而补贴呢，却是按人按天定额计算。可以说是沾大光的呀！

        这个机动连是王店连。因为张成玉是王店人呀！公社机关也在王店街啊！这就是“朝里有人好做官，”“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可糟糕的是：街边的人，混混，皮子多，都不正经干，而且还惹事，让干的活，总是应付。张成玉也很生气。特别是有一次指挥部要接待南阳的大领导来参观指导工作，意义重大。那天刚下过雨，泥泞，让机动连修路，布置会场等，他们来的人少，而且还没干好，指挥长很生气。当面批评闫书记：“把机动连换掉！”

      消息一出，各连争着当机动连！吵闹不休。周营长就征求我的意见：“书成，你认为哪个连来做机动连呢？”

      我想了想，自己的连来吧，保不定要给自已惹麻烦，让别的连来吧，就把老家人得罪了。于是，我跳出原来的思维模式：

      “周营长，这样好吗？”

    “你快说！”

    “咱在各连队抽几个人，组成60人，不叫机动连，叫营部直属连，由咱营部施工组直管，让符营长当连长，单独立伙房，单独住宿。要求各连选派那些诚实，年轻，能干，素质好的民工来组成直属连，而且，工程上有突击任务，也参加。算是咱营里的骨干力量！”

      周营长听我说完后，沉思片刻，噔地站起来，大声说：“你这娃，好主意啊！以前咋没这样想呢！”又拍着我的肩膀说：“娃子，你是个材料啊，唉，杨光有咋发现你晚了呢！”

      于是，营部领导认真商量后，下文件，每个连队抽3个年令不超过30岁的年轻人，其中，有一个未婚的女同志，来营部组建王店营直属连。连长由符德堂副营长兼任！

    我的改革成功了，不仅直属连工作出色，而且各连托人找关系，要求来直属连。直属连不仅只干服务工程上的活，就连营部一些私话，随便找他们都来干！

    王店营直属连的创立，使马山营，余关营也如法组建，成效显著，成了水库工地一道亮丽的风景。

    更重要的是，直属连旺盛了营部的人气，热热闹闹的，特别是那十几个姑娘，更让人不再感到水库工地的冷漠与艰辛，而是充满了温馨和爱意！

         

    5、初识施工队

      我在指挥部施工员的岗位上，整天坝上坝下，指挥部，施工队，营部，连部上下窜来跳去。年轻，利索，话到位，尊重人，事办得圆满，声誉满满的。营里的五位领导，总爱带我出去办公务，散步，上山，下河什么的，简直是个警卫员了。关系很亲密的呢！

    有时侯静下来了，看书学习，吹吹笛，弹弹琴，大家都很喜欢的。周叔（相熟以后，我私下称营里五位领导叔，其中对闫称伯）是秘书出身，但小学毕业，经过几十年的历练，机关版式文稿还是写得可以的，我时而帮他构思，润色，文章也很有韵味了。总之，我在营部的日子很开心，也很充实。

    当然了，同行相欺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朝锋我俩还好，保财似有些什么，而成玉呢，却很不满意！但他没办法，不敢过分得罪于我，他明知道营领导喜欢我，工作上他又要依靠我。特别是有几次，他和连里民工发生矛盾，人家要打他，都是我解的围呢！人家明说：“要不看在书成的面上，非揍死你娃子不可”！所以，成玉心里怎么想，面子上还算行吧。

    周叔常往指挥部汇报工作，间或提起我的情况。特别是改建直属连的事，影响大，指挥部多次表扬。周叔告诉指挥长是我的主意。当时政工组的叶松锋（还是当年135工程指挥部的政工组长，改任的）组长就问：“是不是在公路政工组报社的那个王书成啊！哪天让我见见。”

    施工队的队长叫胡同，河北人，北京水利学院毕业，时间长了，很熟。还有个赵堤形，邓县人，长江水校毕业，他主要是搞测量绘图的。我在施工队办事，很关注图纸，时而与赵交谈几句，很在行的话语，使他很赞同。赵曾问“你上过高中？懂这？”

    我说：“高中毕业，而且是数学大师孟昭赣的学生呢！”

    “学过测绘吗？”赵似乎有点认真了。

    “多少学些，水准仪，标尺，前视，后视，原始基点什么的，知道些。”

    “绘制图纸呢？”

      “平面，坐标，方位，确定以后，按测量数据标出坐标点，然后连线，辅配等。”

      赵技术员很惊诧：“哎呀，你真懂啊，要不，有时间来帮我打个下手吧。”

      “一知半解的，不敢在老师面前逞能啊！”

      “以后再说，民工堆里你这样的人才，不简单啊！”

    以后的日子，还是照旧忙碌着。突然有一天，周营长把我叫到他面前说：

      “成啊，我留不住你娃子了！”

      “啥啊？周叔，啥意思啊？”我一脸惊诧，又低下头，喃喃地说：“我啥时惹你们生气了？”我怯怯地问。

    周叔沉默片刻后，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没惹叔生气，是指挥部要你到施工队去呢！”周叔满脸慈祥！

    “咋回事啊，周叔？”我心有不舍地问。

    “是指挥部政工组叶主任（叶时任县委办副主任，周的业务上线）直接通知我的。”他顿了顿：“叶主任还指示要我把你领去，安顿好呢！”

    我默默地低着头，心里有些忐忑。

    6、复测溢洪道

        第二天上午，营里热闹极了，周叔让伙房炒了个肉菜，下了捞面，对大家说：“送书成到指挥部工作了，今天改善改善！不凭票，管吃饱，只收二角四两啊！”其实，也就是便餐的价位，大家心里高兴，说着祝福叮咛的话，成玉那天特热情呢。

      见到叶组长，他还真吃了一惊：”成啊，我以为你当兵走了呢，这不，又转到我手心里了！”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了！

    我的工作单位是指挥部施工队，原来的胡同，赵堤形，杨宗有，李元恒是国家干部。樊金等，李正武是合同工，加上我，共七个人。水库设计方面的工作早就完成了。当前的主要工作是组织施工，检验质量，杨宗有，李元恒，樊金等，李正武他们具体负责。我呢，胡队长让我跟着赵堤形测量绘制溢洪道图纸。而重要的是，我年轻，嘴甜，跟指挥部对接。实际是跟马更申指挥长（水利局长）对接，上下联络，汇报工作等。

      都说高处不胜寒，可我咋觉得，越住上走，越轻松嘛。看来，我的工作是跑腿，耍嘴皮子的事呢！

    接下来，见过了指揮部的指揮长贾福祥（工业局长），副指挥长叶松锋，副指挥长马更申后。重要的是，见到了杨集高中的同学刘安丽！

    那时，刘安丽在指挥部做广播播音员，年轻，漂亮，文静，高雅，很有修养。其父亲是内乡高中校长，在我们当学生时，就气质优雅不凡，是同学们中间的才女和大家闺秀，都很仰视她呢！

    而我呢，一个黑瘦黑瘦的乡下小子，又衣衫不整，其貌不扬，满脸俗气。见了刘安丽同学，心里也蛮高兴的，但未免自惭形秽。尽管刘安丽同学落落大方，十分热情，我们还是寒喧问候了几句，就匆匆地离去了。

    在施工队里，我干了一件也算值得记载的事，也从此奠定了我以后的人生道路。

    我和赵堤形负责绘制溢洪道的图纸。测量数据是文革前几年就测量好的，我俩只是按数据绘制就行了。为了熟悉业务，我先是阅读了设计说明书，查看了有关数据以后，用了两天的时间，一个人又实地堪踏了实际的地形地貌。经过认真思考后，我发现了一些问题，而其中的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变迁，数据是否符合实际。二是溢洪道的出水口的高度有些高，洪水安全系数往往限于理论上，而实际上呢，要涉及到蓄水总量，流速，流量，周边环境等因素。我建议对数椐进行复测，重新评估。

    我向赵技员汇报我的想法后，他不太同意，认为没必要复测。

    “小王（他这样称呼我），上面摧着要，有现成的数据，咱别费这个事了。 ”

    “不行，我认为复测很有必要，别的不说，要是开挖后发现有误，就晚八百年了，咱们还得负责任呀！”

      于是，我俩汇报给胡队长。胡队长也认为我说的有道理，但涉及到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他做不了主。

    “我看即使有问题，出入也不会大吧”！胡同说。

      我们三个人反复商量，还是我提议：“队长，写个呈请报告，递上去，交给马局长吧！”

      “好吧，你来写。”

    一天后，我写了个呈请报告，提请复测溢洪道测点，根据测点实际数据，制定出水口高度！

    几天后，经过复测，许多数据不符，经研究，把出水口下降1.2米。

    我的又一个收获，是可想而知的呀！

                   

    7、推荐上大学，盖不了章

    施工队，营部和指揮部三个机关，呈三角形，相距差不多600米远。很方便串访着玩。但我有个习惯，离开一个地方后，再回去有些不好意思。听人家说好吧，委曲人家了，自已也不好意思听，心里也过不去。所以，我一般也少回营部，但感情仍然是浓浓的。所以，我就把心思放在施工队和指挥部了。我的业务管理上级是马更申局长，接触多些，汇报工作，提茶倒水什么的。叶主任文雅，不太爱多说话，一付温文尔雅的样子。贾指挥长人诚厚，随和，爱亲近人。所以，没多少日子，就和他们相熟了。叶主任处多有报刊，去翻阅翻阅，交谈些文史类的知识，还算可以应付吧。给他们提茶倒水，扫地，整理桌子什么的，都是举手之劳。那时，他们也就四十多岁吧，正是干事创业的年令，是工农干部出身，也注重，爱惜人才，作风正派，没有官架子。其实，那时候的领导干部都这样的！

      倒是贾富祥指挥长，总要领着我转悠，不喊名，一句一个“黑娃，黑娃”的叫，挺亲切的。在听到复测溢道测点的主意是我首先提出来的后，很赞赏，让我给他谈当时我咋能看出这样的问题。我就原原本本地向他汇报，看资料，堪现场，做观察，提想法，写报告整个过程，贾局长很欣赏。时间一长，他有意无意间知道了我的身世背景，好学上进，诚实俭朴，刻苦认真等方面的品行和素质。曾当着我的面感慨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要是我的儿女们像你这样，我算省心了啊！”

    在好几个场合里，贾局长都一直在表场我！

        1975年夏天，县里为了稳定水库工地因为事故频发，生活艰苦，劳动强度大，使民工情绪不稳定的现状，申请县里分配推荐一名工农兵大学生。贾局长提议推荐我，并得到了领导们的一致同意。我填写了招生推荐表以后，在招生表的一栏里，有基层党组织推荐意见。叶主任犯了难：

    “咱水库指挥部没有党组织啊！”

    几个领导商量来商量去，决定把推荐表拿到我所在的堰张大队去签章。贾局长带着叶主任，周文朝，闫振铎和薛德申一行五人，两辆北京212吉普，来到大队部找大队支书于运红。在大队会议室落坐后，还是周叔先开口，他俩关系很铁，刚解放时在杨集区政府一起干过，现在又是于运红的上级领导，他曾向贾局长保证过，签章的事好办，很容易的。

      “运红啊，书成这娃在水库上干得不错，县里今年分给水库一个上大学的指标，让他去，我们几个来，是让你知道这个事，在表上盖个支部的章！”

    闫书记接着说“感谢你为水库输送个人才呀，学成后，说到底是你们堰张大队的光荣呢！”

    几个领导分别简要说明情况，都是表扬和祝贺的话，情意满满的呢！

    支书运红呢，听了后默不做声，许久，才支吾了句：“我想问一句，到底是你们水库推荐的呀，还是俺们推荐的啊！”

    这一句话，领导们面面相观，少顷，还是贾局长说：“当然是我们推荐的呀！”

    “名额下达到我这里，是我具体承办的！”叶主任解释着。

    又是一段沉默后，于运红说：“要是给我大队也分配个名额，这个章我盖！”

    领导们又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没人说话了。

    还是贾局长说：“这，我们几个当不了家，指标分配是县教育局张兆祥的事，而且已经分配完了！”

    “你还是盖个章吧！”周叔的话带有些恳求了！

      “那样吧，这事得让我们队里商量商量，章又不在我这儿，在会计荣安那儿呢。我去找荣安去。”于运红离开会议室走了。

      五个领导，两辆吉普车，都静静地等侯着于运红和于荣安的到来。眼看天快黑了，一直没个人影。两辆吉普，坐着我的五位恩人，绝尘而去！

    一个多月后，贾局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坐下后，说：”黑娃，县里招工了，咱水库分了一个名额，上次推荐没弄成，这个当工人的事，不用商量，我敢当家！”

      还没等我醒过来劲儿，贾伯（他比我爹年长一岁）又说：”表在桌子上放着，你现在就认真填写好。放心，我还是工业局长哩，这不算个啥事！”

      于是，我用颤抖的手，怀着激动的心情和感恩的心，认真的在表格上的第一项上，郑重地写上：王书成！

      当我走出贾伯的办公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心里仍在忐忑：

      天啊！这回应该能行了吧！

    第四章、化工厂里的小“秘书”

    在写下这个标题之前，我慎重考虑，秘书的称谓是有历史渊源和考究的。在我国五千年有文字记载的文明长河里，有文字功夫，能写成词章的人，是了不得的呢，秘书的最初涵意里，必然与书有关。以此而演化几千年，在历经尚书，中书，俭书等带有“书”字的称谓，都是显赫的朝庭大员重臣，以至于宰相也无不可。可见，秘书的历史地位不容轻视的呢！今天看来，万变不离其宗，一句话：为机关，单位撰文写章的人，即可用秘书一词而概之吧。

    鉴于此，对于我，从1975年底到1978年初，在化工厂，工业局，两个单位，确实也从事过所谓的“秘书”工作，添加引号，仅在此作戏称罢了！

         

    我被招工了

        填好招工审批表以后，我又去过贾伯的办公室，原本想询问的，还是贾伯先开口：“你娃子急了吧，这能是你急的事吗？其实，一有消息，县里要下文件，劳功局要组织体验，下调令等一系列事，他们能撇开我这个工业局长吗？”

    于是，我还是照样干我的工作。一想到就要离开自己奋斗一年的水库，反而觉得欠着这里有太多的债务呢！这就要求我更加谨慎，自觉，努力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了！

      1975年12月7日，叶主任让我去见他，给我看了劳动人事局的招工文件，我的名子列在倒数第二名，最后一名是靑山水库的李永士！并通知在县第二招待所（现在的内乡初中）参加学习班。

    第二天，我告诉贾伯，我不想要欢送仪式，总觉得能走到这一步，我自己亏欠您们太多了，心理上受不了，言词恳切，眼里满含热泪！贾伯听后，沉默了许久说：“黑娃，别这样，这是你应该得到的，要是让别人去，我，你叶叔，周叔，闫叔，甚至胡同，堤形他们，能饶过我们吗？”

    “谢谢了，谢谢了！”我一连声地道谢，这时，己经是泪流满面了。

    “孩子，只要好好工作，大家的眼不瞎，会看得见的呀！”

      我己经泣不成声了！

      我出门后，原本是要到营部里去的，但我怕落泪，也觉得亏欠着我营部里的长辈们，最终没有勇气走过去。

      第二天早饭后，我收拾停当，叶叔来了，他只说了一句话：“书成啊，你床上的铺盖，收拾带走，我知道你缺这个，公家不缺，只当送你礼物了！”

    我顿时又热泪盈眶！这套被盖，我一直用到90年代啊！

    在二所集训了七天，体验，学习，参观工厂，开会，最后是分配，我被分配在内乡县化工厂！

    即将结朿的那天上午，我到街上买煤油炉，恰遇近门国典二哥，我告诉他：“二哥，我经县里招工到化工厂当工人上班了，你见我爹说一声，让他知道。”国典二哥回家后，告诉了我爹。

    “不会吧，咋能说招工就当上工人了呢，我不信！”

    当时在旁边，有人阴阳怪气地说：“吹的，招工，那斗大的雨点，也淋不到他头上！”

    在场的乡亲们面面相观，爹也是一脸的茫然。

    2、这里是化工厂

      内乡县化工厂位于马山口河北自然村境内的北山沟里，原地址叫玉尺沟。解放初期，马山口的几家竹业社和爆竹作坊，经工商业改造后，成为地方国营企业，就几十个工人的规模。三年自然灾害后的1962年初，国家施行调整，改革，提高政策，关闭了小厂矿，厂子也就关门歇业了。1969年后，文革形势趋于缓和，国家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就开始生产了，而且新上了制造民用爆破产品的生产线，1972年开始形成规模，工人达230多个，是一个象样的工厂了。

    工厂所属五个生产车间，按照民用爆破产品的全国代码编号，84#车间，生产硝胺炸药。85#车间，生产雷管，而且又区分为，火雷管和电雷管两个产品。86#车间，生产导火线（行业语言称导火索）。另外还有一个修理车间，是为各车间维修器械的保障性车间。这些产品都是爆破物品，危险系数高，工厂属于地方国营企业，业务主管直接由国家第五机械工业部指导，而且在地方上是县公安，消防的直接布控单位。

    由于民爆火工产品是国家安全调控产品，是按需求量生产的。就是说，生产量由国家第五机械工业部下达指标，统一调拨使用，所以不存在市场开拓问题，而且产品成本不高，效益相当可观！

      时任厂长叫邓国富，五十来岁吧，是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邓厂长原籍河南确山县，他的家乡在鄂豫皖苏区时代，就已经是中共党的活动区域了。在抗战时期是新四新的驻地，著名的早期将领彭雪枫就在那里开展抗日战斗。所以，邓厂长17岁时就成了新四军战士，千里转战，解放初在陈庚兵团第25軍任连长，参加解放内乡的战斗。内乡县解放后，留任内乡县军事管制小组，维持冶安，剿匪反霸，担任内乡县首任公安局长职务。后几经迁任，到县化工厂任厂长职务。

    邓厂长的搭档是武连登副厂长，也是和邓厂长一样，是抗战时期的军人。还有副厂长徐玉坤，也是军转干部，他们都是从槍林弹雨中走出来的铁汉英雄，我十分敬重他们！

    化工厂建设在山沟里，因为所生产的是民爆产品，要相对安全些。其中，84#车间在南沟，只要没有火源或强烈震动，仅凭炸药，是不会爆炸的。85#车间在北沟，产品是起爆源，每个雷管的爆炸威力是800当量，危险系数很高。为了防爆，车间里用一公分厚的钢板，隔离成一个个三平米的作业室，每一室安放着一台雷管装填机，工人在有书本面大小的钢板开口处作业，仅两手能伸进去。一旦发生爆炸，由钢板隔着，工人尚且安全，但也有重大伤亡事故发生。86#导火线车间在北沟口，离厂部仅200米远的距离。产品的制做工艺是：牛皮纸筒里面，紧紧裹满火药，外面缠紧棉线后，再用石碏浸封，以防受潮。

      1975年12月17日下午，我和我的60位工友，从内乡县第二招待所出发，分乘两辆卡车，到内乡县化工厂报到上班。我的住室安排在厂部院内靠西的三合头土坯瓦屋内的上房里，每人一张木质小床。我和赤眉的王克勤，王店的王忠欣左右而居，开始了我的工人生涯！

         

    3、三天出师的学徒工

      很幸运，我被厂部分配在86#车间。这里原本就危险性少些，而且我还是产品的最后一道工序：质检包装工。这可是个令人向往的工种呢！

    头天下午，车间主任李建周（也是军转干部），领我到车间岗位上，见了我的师傅时珍联，她也就二十多岁，中等个子，肤色细白，瓜子脸，明亮的眼晴，一头乌发，穿着一身兰色劳动呢工装，手戴白手套，很温文尔雅的，属于很漂亮娴淑的那种女孩子。见了我后，我轻轻的地低头叫了声：“师傅好！”，师傅微微地笑着看看我说：“你也好！听主任说你是个高中生，我初中还没上完呢，啥师傅不师傅的，以后别叫了，都是个工人嘛！”我怯怯地回答：“我是你的徒弟，你多关照啊！”

    时师傅甜甜地笑了，轻轻地颔首点了点头，一付挺满足也挺温馨的样子！。

    李主任让师傅一边工作，一边指点说明，由于车间里机器轰隆地响着，声音太太，而师傅戴着个大口罩，声音太小，听不清。看了一会儿，李主任就把我带回去了。路上，李主任郑重地告诉我：“你在三个月内就要出师，师傅厂里要另行安排工作，你要认真学啊！”

      常言说：“徒弟，徒弟，三年手艺！”我在心里骂着：“李主任呀，你也太狠了吧，三个月？我这徒弟，不指定能把师傅的心捂热不能，你可要我出师呢，啥鸡巴主任领导啊！”

      第二天，我和师傅来到车间里，由于是后道工序，前道产品没下机，我俩就没事干。时师傅才认真给我讲解，示范。我听明白了，我的工作有三个程序。

    首先是质检：就是做导火线的质量检测。随机截取三段一米长的新产品，点燃后先测燃速，在110---115秒内算合格品。然后观察导火线燃放完最后冲出的火苗颜色和长度，颜色泛蓝是合格的，长度在2--3公分是合格的。

    其次是包装：就是把从生产线上卸下来的大滚导火线，检验合格后，放在倒线机上，用机器缠绕成一个个小盘，每盘长度250米，用细丝捆扎好，贴上标签和合格证。

    最后是存放：就是每四盘导火线装在一个滕条篓里，盖子用细丝扎好，用架子车拉到仓库里保管。填写好入库清单，签上交接人姓名。一天的工作就干完了。

    第一天下来，我就很顺手熟练地操作了。师傅虽然话不多，老是温温地笑，轻声地说“你行啊，窗户纸，一点就破。”满含善意，显然，师傅很满意！

    第一天下午（我们没夜班）下班后，我就到生产科去，见到了李科长，怯怯地问：”咱厂里有关于导火线方面的书吗？”李科长看看我，沉思片刻说：“有啊，专门的书呢，在隔壁生产资料室里，我把门开开，你自已去找吧！”

        资抖室很脏乱，有几个破旧的木柜，放着散乱的书，诸如，炸药，雷管，导火线方面的册子，还真有不少。而且还存有许多产品使用说明书呢。我翻看了几本，就拿了约五六本，各类产品都有，关上门后，又是怯怯地问：“科长，您能不能让我带到宿舍里看些天呢！”科长盯了我片刻，我赶紧补上一句：“看过后就还给你，给你打个借条吧！”

      这时，李科长才嘿嘿地笑了，说：“这东西没人看，也看球不懂，你拿走算了，借啥借啊！”

      我急忙拿着书，走出了生产科，身后传来了李科长的声音：“行啊，这娃还知道学习哩！”

      晚上，我在灯下认真地阅读着有关导火线制作工艺，质检，倉储，使用方面的知识，很晚，很晚，很晚！

      第二天，我提出让我单独操作了一天。时师傅很满意。她是那种文静善良的女孩，话不多，但总是微笑，发出啧啧的称赞声！

    第三天，还是我单独操作，车间李建周主任到车间来了。车间噪音大，听不清主任和师傅在一起说着什么，大约个把小时，主任和师傅把我验过的导火线截取了好几段，在外面燃放。又过了半个小时，李主任走了。下午，生产科李科长和车间主任一起到车间里。还是我一人单独操作，他们三个在指指点点的，我只顿忙碌，也不太注意他们，半个小时后，二李领导说笑着走了。

    下午下班后，吃饭前，李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师傅和班长王洪义（名义上是班长，但我的工种是独立工种，业务联系不多，他也管不着），早就坐在那儿了。还是师傅先开口：“书成，李主任和生产科通知我，调离咱车间，到成品库当保管员了。叫你来说这事呢！”

      我有点赫然。三天徒弟呀，我可要出师了？况且，那么溧亮甜美的师傅，我也舍不得呢！

      “李主任，王班长，不会吧？我还没出师啊！”话里有点恳求的意味呢！

      班长说：“书成，咱主任和李科长去见你的活干得好，利索，厂里决定调走你师傅，你自己放心干吧！”

    这时，李主任才开腔：“书成，你是个高中生，心窍灵，活干得不错，我和李科长都看过了，研究决定让你师傅走，你自已干吧！”

    “这样吧，主任，再给我个十来天时间，让师傅再多教教我，你不是三个月后吗？”

      李主任想了想说：“等我再和李科长商量商量吧！”

      一个星期以后，时珍联师傅调离了车间，到厂部库房当保管员了！

    4、押玉祥事故报告

        接下来的日子平平淡淡，就是上班，下班，到山上玩。我们86#车间制造导火线燃药，把配料比例多加入火硝，少加入木炭，在球磨机里多磨个8个小时，就是猎槍的火药了。在修理车间的铁炉子里炼上一两桶铁水，往沙窝里一拨，冷却后就成了大小不等的散子弹。那时，猎槍控制不严，闲着没事时，跟上厂医杨富成，王洪义，袁华强，石建林他们几个比我大几岁的年轻人，到山上摘山果，打兔子，采蘑菇，打鱼什么的。有时侯一个人躲在床上，看看书也行。日月静好，平平安安，到月能领到三十七八元的工资。生活还是挺有滋味的哟！

        1976年4月中旬，接上级通知，伏牛山南召到夏馆的岩石板块有断裂层，要发生地震。我们就不上班了，在空阔地带搭建防震棚，吃住在里边。还组织演练地震互救，自救，避险等活动，虽然人心惶惶，但也挺热闹的。年少不知愁，独上高楼，信步山行，漫游河畔，那份闲情逸致倒还是有的。这眀间，象灯晃了，门响了之类的地动现象，还发生过几次，女孩们狂呼乱炸的，既让人心慌，也让人好笑。但终究没有出任何事呢！

      那时已是文革后期了，反而运动多，开会学习，讨论，演讲，出板报，上马山街游行等。这时，我的强项就展示出来了！

      政工组长曹俊基大哥，是这种政治活动的组织者，象姬相成，苏科伍，刘玉良这些高中生，都围在他周围，是厂里的秀才。经过几次会议，活功，显而易见，我的文字功底，品性素养还行，曹大哥就看重我了。他多次把写的文稿让我过目，我也挺郑重地拜读学习，时而在创意，写法，词汇上说点儿看法，他也挺赞同的。

      邓厂长家就在厂里的一个小院里。邓婶是王店邮政所的话务接线员，六个孩子，十分繁忙。尤其是三子邓运锋，长女邓荣正在读初中。那时社会上读书无用论泛滥，成绩不好。可邓婶要求严格。于是，曹大哥就推荐我给荣、锋姐弟补课。他俩也挺听话，没多久，成绩向好，邓婶挺夸我的。她留我吃饭，我就帮他做饭，间或问及我的身世，邓婶也挺怜惜我的。日子长了，荣、锋姐弟感情也好，成绩大有起色，邓妈妈好欢喜啊！当然，邓厂长心里蛮高兴的。

        于是，我这个一线工人，就进入到了厂里首脑们的视野里了！

        大约是1976年底吧，政工组曹俊基通知我，任化工厂厂部材料员。文革时期，废除旧观念，旧意识，旧传统，把知识分子前面冠以“臭”字。我的工作是帮政工组长起草厂里的公文，基本上相当于现在的厂办秘书，但那时不称此谓。写材料人员，简言之：厂材料员。

        我的工作有这样几个大项：一是撰写厂部公文。二是宣读，讲解上级指示，报刊文章，社论等。三是组织会议，活动。四是出版墙报，书写宣传标语等。但是，这些工作实际上是政工组的核心工作。政工员曹俊基也大我没几岁，内乡高中十八届生，能力，人品都令我折服，他住住也都亲力亲为，我只是打个下手而已了。

    当然，一些宣传，报道，简报，通知，布告之类的事，组长哥一交待。，就不用兄长多操心了！

    押玉祥故事，是我示展才华的一次重要机遇。

    押玉祥是85#车间的制雷管工人，因违规作业，炸响了制作雷管，同时也引爆相邻的作业室，押玉祥被炸得血肉模糊，残不忍睹。

    事故发生后，全厂惊骇，人人自危！上级要求严查原因。要求撰写调查分析报告。当时厂里的指导意见是，既要分析问题的原因，也要体恤押玉祥同志。可实际上是押玉祥确有不当操作的因素导致的。这个调查报告的角度和分寸不太好把握！曹大哥我俩商量了好几回，由我先起草个初稿。

      我在苦苦思考着写作路径，选择角度。首先，押玉祥人都死了，能算他的帐吗？这在道义上难于下笔。再者，报告是上级看的，整改是厂里的事呀。我想，如果把押玉祥事故，放在设备落后，陈旧，购置材料质量也有问题上着笔下文。而押玉祥的不当操作，只是事故的诱因，既没有主观故意，也没有违章违规，只是动作上的误导，是微不足道的。

        这样考虑好了以后，我就欣然命笔，在设备陈旧，材料劣质，环境不规范上做文章。押玉祥同志则是个优秀工人。我的落笔结论是：押玉祥事故向我们敲响了惊钟，作为民爆产业，人命关天，更新设备，管控质量，改善环境才是消除押玉祥事故发生的关键。押玉祥同志的生命和鲜血，是警钟长铭，是善意提醒。他把生命献给了民爆事业，英灵长存，永垂不朽！

        我敬爱的曹俊基大哥满意，邓厂长也满意 ！而押玉祥同志呢，则身后哀荣隆盛…………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这就是知识的力量！这就是“文官动动笔，武官跑死马”的千古铭训之所在啊！

    5、参加全县工业普查

      毛主席逝世后，中国的形势发生了风向转动。文革时代的气息已经淡化了许多，提倡发展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务之急了。1977年3月，县工业局在化工厂召开了工业现场会，与会的领导都是工业系统的厂长，经理大员。政工组办理这次会务，我和几个年轻人忙得不亦乐乎。我有幸在一年半后，见到了敬爱的贾富祥局长。此前，我给他写过几封信，都是一般性的问候，也没啥成绩，也真有点不敢直面他呢！

      “黑娃，你娃子也不去看我呢？”

      “在这里都挺好的，就是没干出啥名堂，怕您老人家失望呢！”我说。

      “孩子好好干啊！”

      在旁作陪的邓厂长似有惊诧，小声问：“贾局长，书成是你啥呀？”

      “是我在水库时跟着我干的黑娃嘛！”贾伯没有太多的在意。

      “嗨，贾局长，这孩子行啊，文章好，这次的会议文件，也有他的份呢！

      “是吗？那就好好培养他吧！”贾伯淡淡地说。

      这次会议后没几天，县里就成立了“工业整顿普查办公室”，主任是工业交通办公室主任曹炳伍。我接到通知，抽调到“工普办”工作，办公地点是在县工业局机关，隶属于工业局政工组领导！

      曹主任是“工普办”的主任，但具体办事的是我们从各工厂抽来的工作人员，副主任赵锡哲带队，对全县14个地方国营企业进行资产，设备，人员，管理，规章制度，生产，销售等方面的情况摸底考察。我呢，显然是捉笔弄文的。而且他们几个都是中年人，我才23岁。中间因运动办办停停，历时50余天后，我写出了个总结报告后，就回到化工厂去了。

      1975年8月底，邓厂长把我叫到办公室，他是个军人，不太爱说话，而且语音多带有山东口音，是战争期间转战山东的缘故吧！

    “书成，有个事，应该告诉你。”

    我站立着，两手下垂，一付洗耳恭听的样子。心里似有忐忑：“邓叔，是不是我有什么做错的事呀！”

    “看你这娃，你咋不想着有好事呢？”他清了清嗓子说：“贾局长想调你到局里去当材料员，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邓厂长让我坐下，又给我倒了一杯水，递给我后，接着说：“你的工资，人事关系还在厂里，那要一个过程。”

    “我听厂长您的。”

      我们又聊了些其它问题后，临走时，邓厂长告诉我：“你等局里的通知吧，上次局长只是给我打了个招呼。”

    没几天，厂里出了点事，工人们罢工了。

    事情是这样的：县里在经过工业普查后，向上级报告内乡县工业现状时，没有县化工厂这个厂子。谣传说县化工厂效益好，不上报就不给国家交税，让化工厂变成内乡县政府自己的“韭菜园”。这就影响到工人们的身份地位了。于是，工人们就相互告知，一百多人到县里去“造反”。

    其实，还真没有这事，那个时代，群众性的集会，游行还是合法的，没有警察拦阻。我也在这个队伍里。折腾了几天，县里回答这是不可能的事。工人们追问着说一定是事出有因，这是严重的迫害工人阶级老大哥的事件，闹着要追查到底。但是，工业局，人劳局，计委这几个单位都说没听说过。“谁敢把一个工厂变成黑厂呀！”于是，风波慢慢平息下来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去了北关工业局机关，见到了贾伯，在谈及来工业局工作的事，贾伯的意思是不急，看清机会了，按程序办。但是，他又表示，现在是新形势，工作多，头绪乱，文字工作跟不去，也是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了！

    于是，贾伯最后表了态：“黑娃，你先来上班吧，先熟悉一下机关工作情况，人在政工组，还是材料员，但手续还在化工厂，说到底，没出咱工业系统，在哪都是我手下的兵嘛！”

    1977年9月底，我就在工业局机关上班了！

           

    6、参加七七高考

        其实，那时的人事管理并不严格，主要是人们的诚信度高，能自觉遵守。就是人们常说的：法是为犯法的人制定的，而对于不犯法的人，法是没有意义的！贾局长话的核心是“没出工业系统”，所以当时我实际上是两头跑。我这人重情份，不能轻易忘记曾经工作过的化工厂啊，所以两边的活都干，不就是写文章嘛，坐在哪儿，还不是一样的提笔写文啊！

      十月下旬，县里开始传达恢复高考的中央文件。从1966年到1977年12年间的高中毕业生们，终于盼到了“锋芒毕露”的机遇了。但是，私下里都在反复考量着希望与现实的距离。高考：到底是一种政治谋略啊，还是鲤鱼跳龙门的奋力一搏？十年的政治运动，把人们都搞得晕头转向，“臭知识分子”，“反功学术权威”这些震耳发聩的喧闹，还言犹在耳。加上自己是不是肚子里真有点货色，还真不敢拿定主意去一搏高飞呢！我也在犹疑不定当中。

      这时侯，杨集高中的五位老师：孟昭赣，宋子畔，闫英斗，马清献，张东升，从王楼到马山化工厂，又到县工业局机关，辗转百余里来找我，动员我参加高考。恩师们的核心意思是：你能行，不妨一试！（前面已经详述了这次会面的情形）

      在经过四十几天的复习中，时而因工作繁忙而耽误，时而又觉信心不足而煥散，时而也有些烦心的琐事而放弃，并没有孤注一掷地去认真复习功课。由于当时的高考报名程序是和现在不一样的，在报名的同时，就填报了志愿院校之后，才走进了考场。

      1977年12月8日，9日两天，内乡县十二届高中毕业生，八千余名考生同场竞技。县城凡能使用的桌，凳全都搬进了考场。我在第二十九考场第12号坐位上，考完了语文，数学，政治，理化四门功课。考后深感学识浅陋，难以高中。岂不知文革十年，教育不振，学工学农又学军，又要参加运动，没有专注学业，录取者寥寥无几！

      1978年2月初，我正在化工厂厂部开会，贾局长电话打到政工组的话机上，曹俊基大哥要我去接听电话。一个和蔼的长者，传来十分亲切的话语：“黑娃，你考上大学了，通知书不允许代领转交，你到县文教局去领取吧！”我听到后，来不及道谢，怔怔地站着。电话成了忙音后，我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第二天，我到县教育局领取了录取通知书：上面盖着鲜红的印章，赫然写着：

      河南省南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第五章  白水南流，岁月正长

      1978年3月8号，早饭后约九点钟，我怀惴着学校录取通知书，用一个竹片扁担，一头是被服卷，一头是我在化工厂时的炸药木箱，里面装着相关的书籍，还有跟随着我多年，陪伴我走过了在漂泊中跋涉前行的那支笛子和那把秦琴，挑在肩上，步行八华里，在灌涨街坐上1元2角票价，驶住南阳的汽车，在南阳老汽车站（大约在现在的仲景路上）下车，差不多快十二点了。又急不可待地挑着担，往学校（现南阳一师）走去。到校后，吃了自己带的干粮（杂面烙饼，我们常说的锅盔），在水龙头上接点水喝后，就在学校东边的小操场边歇息！

        没多大会儿，有俩个女孩，老远跑过来，打量我后问：“你是内乡的王书成吗”？我顿时惊诧，少倾，惊呼“是义琴，喜灵啊”！她俩是我高中时的同学呀，五年多没见面，异地重逢，十分感动。葛喜灵和马义琴搶着告诉我，她俩在新生名单里见到我的名子，认定可能就是杨集高中的同学王书成，上午（她俩都是76级推荐的工农兵学员）就在校门口接我。

      于是，喜灵和义琴领着我办了注册手绪，又帮我把行李拿到119宿舍。班级辅导员老师把我的床位排在北排东数三床上铺。我就安顿下来了。

      在铺放被褥的时候，宿舍里的大多数床位都铺好被服了，对面南排的一位同学也在铺床。打过简单招呼后，听口音是内乡的，询问后得知，他叫邢永举，内乡人，白晳，高挑，文静，有礼貌，很亲切的！这是我认识的第一位同学啊！

    晚饭，我和永举同学在学校吃了大学生活的第一顿晚餐！令人难以忘怀！

      晚饭后，又相继认识了肖文庆，侯英保，李庆安，李建华，贾荣亮等同学！

      第二天中午，到宿舍对面教学楼二楼，紧靠楼道西边的教室里，辅导员李薇老师安排临时坐位，我和周明君同学不期而遇，成为同桌。三年间，相依相偎，如切如磋，永无分离，以至今天！

        我的班长是王正荣兄长，他是唐河人，文革前的高中生，已经是三十开外的人了，显得很沉稳持重。团支书是李银国同学，和我同龄。他是个现役军人，湖北人，既有军人的气质，又有湖北人的精明和睿智。还有一个军人，倜傥高雅，气质不范，是京畿门户------河北保定的同学，叫陈崇明。我也有幸是我们北排的小组长。

      阳春三月，百花争艳！学校南边不远处，就是静静的白河，缓缓南流！岸柳荡漾，柳絮入怀，令人心旷神怡。西望卧龙岗上，古柏森森，庄严而神圣，这里曾经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结芦隐居，抱膝咏吟，静观天下巨变的圣地。汉室贵胄刘备，曾三顾茅芦，与年轻的诸葛先生，纵论天下！走马疆场，伐曹魏，战江东，取西川，定成都，三分天下有其一啊。

        于是，1978年3月8日，我在缀学五年之后，在历经大队团支书，修路民工，修水库民工，化工厂工人，工业局机关秘书等工作，在漂泊中跋涉前行。在我遭遇了人生路途中的困顿与迷茫，激越与奋进之后，时年23岁的我，又坐在庄严，神圣的大学殿堂里，开始了聆听哲师贤达的教诲，安享同学挚情关爱，沐浴教育复苏的春风，在知识海洋里冲浪搏击的大学校院生活。

          我站在杨柳丝垂的堤岸上，看白河水静静地向南流淌着。四顾张望，名播华夏的文明之城，智慧之城，南阳市，在两千多年间，走出了越大夫，商圣范蟸；西汉长沙太守，医圣张仲景；东汉科学家，科圣张衡：三国武侯,智圣诸葛亮；以及当代毕升，科学家发明家王永民等著名先哲贤达，使之在东汉时期，就成为汉室帝王故乡的陪都南阳城，地灵人杰，才人辈出。此时此刻，华灯初上，车水马龙，行人匆匆，繁华依旧！不远处，传来了带有江南情调的“青青茉莉花”醉人的乐曲，令我心旷神怡，激越昂扬，思绪难平！

        我知道： 今后的生活，将会多姿多彩，岁月静好，前路正长，正长！从此，我将要在这里，饱读诗书，习学科学，书写华章，去开辟人生旅途中新的征程，让多彩的生命振翅远翔！远翔！！

    　

    不是尾声：美丽故乡岁月长

    在历经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后，内乡县城市建设也日新月异，城市框架不断拉大，原312国道在1986年间向北改道，当时就远离了城区。但在经过二十多年之后，又被城区所包围。特别是在湍东的工业产业集聚区内，312国道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拥堵现象。于是，在2011年秋，县政府呈请省交通厅，请求312国道再向北改道！

    经省交通厅公路设计院堪测设计，决定把312国道西起赵店西岳庙，东接镇平县界牌，实行全境改道。新的312国道途经家乡南洼，呈东南----西北走向，在东河的狼洞沟潭处筑桥，西下河菜园处筑桥，穿柳树沟，开挖长尺岭，过桑树沟科五垱，翻贾沟，走老虎庙后沟，入湍东地界，扬长西去！

    道路通，百业兴！新312国道，彻底改变了家乡的面貌，随着西坡上的“煤电运项目区”的建设，“思念食品”又落户在312国道南部谢圪塔，北凹，小浆子，西下河这几个区域内。县物流园区又将落户在以谢凹西坡为主要区域内。家乡王楼，已经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工业园区了！

       

    一，惊现宋代古墓

    2012年春天，新312国道开始施工，在位于南洼地里的路基上，挖掘机挖出了一个古墓群，呈东西走向，位于路基上的有五个墓穴。由南阳市的考古工作者全面考察，清理和论证，发现墓室是一个圆形带有穹顶的，内壁有花纹图案，装饰壁砖镶砌，有壁画，墓灯，铜剑，古钱币等随葬品。与近现代墓室造形有很大区别，形制和华丽程度都折射出年代久远，墓主人生前荣华富贵，属于达官显贵的人物！

    经考古专家学者论证，可得出以下结论：1，是北宋时期的墓葬。2，墓主人是富人或显官。3，规制完整，可代表北宋年代的殡葬形制。4，说明在一千多年前，家乡王楼村已经是一个文化胜地。能够在这里殡葬如此的达官显贵，或者说墓主人就是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的人，完全可以说明此地真的是地灵人杰，风光赫然，严然为周边望族，令人仰视的呢！

        此前，关于家乡的地缘演化，和根椐堪舆学的理论知识，从地脉，地望上分析，家乡的山川形胜，以觉确是佳境：东河，西河，象两条玉带，南北洼是一艘舟船，王楼村恰座落在船倉之中，左（东）左（西）两岗就是船邦，在两河水流的承载之下，风帆竞发，兴旺发达着呢！

        从宋墓发掘可知，家乡王楼是一个宜居之地，先祖们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了千百年了，已经积聚了厚重传统的人文意识，对于子孙后代的传承，起到了良好的积淀作用！进一步印证了家乡王楼村，的确是一块风水宝地。

    二，煤电运项目区

    如果说，老虎庙是家乡的千年地标，那么，自2013年春，内乡县引进了国家电力投资公司的建设项目，涉及到老虎庙岗上的谢凹，王楼，大、小浆子四个村；湍东东王沟村的高家，柴家，黄沟，东王沟四个村。其中柴家，高家两个村庄全部迁出。把北起老虎庙后沟，南到大浆子对面的西大沟往西，全部高铲低平，成为一抹高、平、阔，面积达7000亩的工业园区，十分壮观。总投资120亿元人民币。成为家乡王楼村在当代的新地标。

    该项目区有三大功能，其一是靠东王沟地界，建火电厂。其二是在东部区域，是储备煤炭能源库。其三是建设与宁西铁路衘接的专用铁路。这就是“煤电运”项目的内涵。

    与之相适应的是水源供应，自邓州市张村镇，引进南水北调丹江库水专线渠道，供发电厂用水。

    在环境治理开发方面，打造生态人文景观，满足项目区从业人员的生活生存条件。治理默河流域，把西下河，东下河小流域治理成为水环境下的游览观光风景区。

    在村庄正南，312国道南侧，设立内乡县交通警察服务大队，一幢办公大楼兀立在南洼，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与项目区相配套的交通设施，自南起石材城处的老312国道口，往北到柳树沟老秧田地处的新312国道口，修建了40米宽的仙鹤景观大道，既是内乡县城通往新312国道的引线，又是项目区的运输通道。这条大道，把家乡王楼与内乡县城紧紧相连接。昔日的闭塞山乡，如今成了具有城市郊野风貌的美丽乡村了！

    三， 美丽乡村

    家乡族人们的富足生活，其实自1948年5月，解放后就开始了。用时代语言描述：穷苦农民翻身当家作主了。那时，在族兄王俊德的带领下，斗地主，分田地，保卫杨集区政府人民政权，族人中几乎所有的适令青年，都参与到了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中，而且多人参加了工作，人脉轰然起来了。后来，族人们多重视文化教育，读书成才的族中弟子比比皆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真的是翻了身！也不道阴阳玄道里确有玄机明朝中叶，时有江南堪舆先生在踏堪板桥河地脉时，曾预言：当板桥水冲垮了谢圪塔西边的红石隘口后，王楼村的地脉将突现祥瑞！如今，堪舆先生的预言，真的实现了！

    那些走村串乡的生意小贩，每把商品车停靠在村中的路旁叫卖，族中人多有买者，且从不计较价格，质量，数量，偶有骗局，乡人们大多付之一笑，而不与计较。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经商不易，人生艰难，何必与之计较呢！久而久之，数十年间，使商贩们多有感触，十分感慨：“王楼村中间的人富余，厚道，文明，体谅，礼让”。这成了商贩们的共识，好评多多，誉满周边乡村。这也是先祖嫡传的家风呢！

    自西坡建设项目区后，征地补偿款，每人可分得近5万元，一个家庭，差不多有二十万元呢。于是，族中的家家户户，在县城或大都市购置房产，有近一半家庭有车。小康生活时代，已经到来了！

    如今，族中弟子们或读书成才，或务工，经商致富，大多都业绩非凡。族人中开枝散叶后，居住在美国，海外，台湾，北京，郑州，南阳，内乡的多了去了。

    族中弟子们的职业价值取向：从政的司厅级，县处级，科局级不乏其人。教育，文化学术领域里的教授，作家，学者，国家学术团体成员也并不鲜见。在商企业界的经理，董事，老板，精英也多有成就！在公安，军队，金融，地质业界内也有突出贡献者。先祖的恩泽

    被及子孙！王家传统风范，正在发扬光大！

    如今的王楼村，在王世敏殚精竭虑的引导下，在王秋贵，王文占，王文学，王新军的带领下，村容村貌煥然一新，水泥路四纵通达，环村围绕，明丽的楼房，排列整齐。太阳能路灯亮如白昼。人们在树荫里，路灯下谈天说地，游乐玩赏，尽享太平盛世下的田园生活。其乐融融，幸福安康！

    后 记

        去年五月份 的一天，我打开微信，一个群名称赫然在目：《杨集高中同学群》。在惊讶之余，我心怀希冀：“是我在杨集高中读书时，同学们的微信群吗？”打开一看，微友的网名让我心跳加剧，十分感动——杨占元，刘富合，刘安丽，刘硕基，胡丽霞……这些熟悉亲切的名字，让我激动了好一阵子。可是，我没有加入群啊，——应该是那个同学把我拉进群里了！太好了，太高兴了，就这样，在经过了四十四年之后，我们在群里见面了！

    感谢杨占元同学，他是群主。感谢刘富合同学，是他把我拉进群里了。 感谢微信时代！

        同学们在微信群里，真是相见恨晚啊！昔日的风华少年，豪言狂放，踌躇满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颇有些“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我以我血溅荐轩辕”的豪迈气概。昔日的少男少女，今日的老头老太，人虽老矣，壮志犹存！大家在微信上谈天说地，直抒胸臆，言辞恳切的表达着自己历久弥新的同窗情谊。真让人备受感动。我们聊到一个永恒的话题，就是在杨集高中的岁月生活片段，聊敬爱的师长们的呵护和慈爱，聊最能够让人心动的校园逸闻趣事。回忆是美好的，回忆是幸福的，回忆，让我们年轻，唤起了我们的思想憧憬，激起了我们学生时代曾经的热望和期盼……我们壮怀激烈，志得意满。好幸福哦！

        就是在种情感的感染之下，我萌发了要把在杨集高中的生活记忆，写成著述，让历史为我们作证，让子孙为我们喝彩！于是，我首先撰写了本书的第七篇篇章：《青春绽放在默水岸边》，并且在群里或者朋友圈里发发。这就唤起了同学们对高中岁月的回忆， 甚至也给出了诚恳的评价和赞扬。也引起了一些文学爱好者的关注、关爱和支持。而且有几位有成就的文学作者，也鼓励我续写成一部自传体的文学作品，

        就这样，在同学，朋友和文学老师们的鼓励，帮助下，我也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从我的故乡情结出发，仰望先祖的背影，追忆多难的亲人，感怀少年启蒙教育，回顾高中毕业后，漂泊跋涉的艰苦途程，一直到走进大学的殿堂………通过追寻自己的成长轨迹，来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讴歌时代，弘扬传统，唱响主弦律，倡导正能量，喚醒当今信仰缺失的青少年们， 为社会的发展，做出一点积极的贡献！

      在撰写这部书稿期间，我真诚的感谢 同学、朋友、同事们的支持和帮助。学校党委袁延波书记，张天伟校长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中央监察部的陈崇明同学，南阳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振江同学，南阳理工学院教育学院党委书记李建华同学，南阳市第三小学教务主任王琪伟老师，在作品的结构，方式，思想性方面，都给出了重要的指导。学校里的许桥老师，王永广老师，在写作技术上给予了很好的指导。更难忘的是高中的杨占元、 杨改兰，马东阁，胡丽霞，齐国忠，杨凌亚，谢俊超，李保彬、王继先，程益敏……好多好多同学们，对我的支持和关爱，都是满满地，深深地，令人感动的啊！ 尤其是袁克功，马敏翔，沈鹏、刘安丽，刘硕基，杨兴荣等同学，更是无微不至的关心，关爱和关注着这部文稿的撰写过程，及时提出了宝贵的的见解。有不少情节，创意，描绘，述评，都是在他们的指导下，才可能够完成的。

        这期间，历经酷暑、严寒，由于身体健康状况不佳，断断续续的写啊写啊！在这部著述中，我的故乡、亲人、同学，恩师、领导、恩人，我所经历的人和事，跃然纸上，注入笔端，鲜活在字里行间，徜徉在篇章里面！ 总算对养育我们成长的那个时代，有个简单的记载了。我这部著述：《沧桑寄情》，虽然水平有限，却洋溢着我满满的情怀，让历史永驻，让灿烂永不褪色！

      这部文稿得以杀青，诚惶诚恐的奉献给诸君阅读。我虽然禅精竭虑，历尽辛苦，但本人毕竟属理科出身，才疏学浅，不敢张扬文字。纰漏悖谬，实属难免。恳请读者诸君，不吝赐教，不胜感激之至！

            作者：王书成于菊潭古治

          公元二〇一七年四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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