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
说一句，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
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从前的锁也好看
钥匙精美有样子
你锁了 人家就懂了”
这是一首木心先生的诗歌《从前慢》，里面的意思，估计只有我们那代人和以前的人才能够理解。
从前，那日子是真慢，慢到一个消息的传递，快的可能得几个小时或者一天才能到；要是慢的，至少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再或者，两个月、三个月、半年，甚至更多。完全不像现在，几乎秒到。
当年那会，传递消息最普通的方式是主要靠人捎信、写信，打电话、发电报都是比较快的种传递方式，只是有些太奢侈的，一般人是不会打或者发的（因为那会识字的人不太多，加之银子也金贵。）。
捎信，是当年村人比较经常而适用的一种方式，既经济又实惠，还方便，也可以省下一二分的信纸钱。谁家有走亲戚的，热心的村人都会提前说一下，我明天要去哪里，有谁家顺道的，可以捎一下信。于是，大多是“你家里都好，不用担心；你嫂子前些天给你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再不就是“家里的母猪下了七八只小猪，过几个月，你可以回家捉上一头。”或者说“田里的稻子长势蛮好，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等等之类的，反正都是些家长里短的凡人小事。只是短短的这些话，就可以让不算是远方的儿女们少去不少牵挂。
至于写信，则是那会比较普遍的一种交流方式。当年的农村人，虽然经过新中国的扫盲，但毕竟还是识字不多，稍为上点岁数的人，顶多也就是能认识几个字，会写的不多。像我母亲那样的，能够勉强看懂一些简单的文字就算是不错了；我父亲那样上过初中的，都算是相当的文化人了。只是那会，写信的人不多；村里能够收信的人，也不多。没有亲人在远方的，一年到头都难得见到一封信。谁家要是收到一封信，差不多会是全村的大新闻。要是碰到海外的，那简直就是特大号外了。有一年，村里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来信，收信人是邓泽犀。“犀”“曦”同音，邮递员就把信送到我的堂伯父邓泽曦手里，伯父感到有些惊奇，小心翼翼地撕开一看，原来不是写给他的，是远房伯父邓少林（我的《邓氏枭雄》曾经介绍过）的二弟写给他四弟邓泽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人员流动也越来越多，村人渐渐地去向远方。于是，收到来信，也不再是一种稀奇事了。
从军之前，我只打过一次电话。印象中才十来岁，父亲要在生产队做农活，不能请假，便让我去镇上邮局给在城里的二姑父打电话，好像是某个事已经办结，免得表哥又费心地跑回的意思。短短几句话，老爹怕我过坎的时候掉沟里了，专门让我重复了几次，才放心地给我递上两块钱。到了小镇邮局，我把父亲给我的电话号码交给柜台的工作人员，然后等了近二十分钟左右，才有人让我去X号电话间接。因为是第一次接电话，我都不知道如何拿话筒，只听得二姑父在电话里“喂、喂、喂”的，我却不知所措，急得我差点哭了。旁边一个电话间接电话的人见状，好心地教我如何正确的拿话筒，我才清楚电话是该如何接的。只是声音特别嘈杂，我使劲地对着话筒大声说着父亲让我转达的意思，姑父在那边还是没有听清，一个劲地让我大声点。（后来到了部队，听通信营的战友介绍，这个时候，越是大声，反而效果不佳。）一边担心打的时间长了，怕钱不够；一边和姑父再三重复着父亲的话。至于用了多长时间，我是记不得了，好像父亲给我的两块钱，打得只剩几手钱了。入伍后，印象中没有打过电话。只是后来当了干部，请通信营 的小丫头们通过军线要了几次表哥家里的电话。再后来，电话的普及率高了，有些战友家里、地方朋友家里也有了电话，偶尔去蹭了一下。最牛是的有一年春节，营长老耿的一个邮局老乡，有一个像大砖头一样的带充电线的无线电话（非手提），我兴奋地抱过来，印象中用了一两天，把能够联系上的家人朋友差不多打了一个遍的。那会的邮局人好像有特权，他们的电话似乎是免费的，所以我才敢放肆乱打一通。
电报，一个字七分钱，对于当年的我来说，是特奢侈的，不到紧急时候，绝对舍不得用的。偶尔用一下，也是“后天探家”等少得可怜的几个字。
没有经历那个年代的人，是体会不到那时慢时光给我们的那份牵挂、那份惦念、那份相思……。那是一种精神上的期冀和怀想，慢到有如“去年一滴相思泪，至少流不到腮边”，珍贵得有如“恒久远”的钻石！
有时候，等待，也是一种相当的幸福！
大漠孤鸿2022.1.21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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