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BN: 9787549559299
原书名：Max Perkins: Editor of Genius
内容简介：
普利策传记奖得主，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奖作品，追迹20世纪美国文学传奇“伯乐”麦克斯·珀金斯的非凡生涯。
美国出版史上，鲜有比麦克斯•珀金斯更具传奇色彩、更像谜一般的人物。他发现了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沃尔夫等多位伟大的文学天才，以激发作者写出其最佳作品的能力而闻名。在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他致力于寻找时代新声、培养年轻作者，单枪匹马挑战几代人固定下来的文学品位，掀起了20世纪美国文学的一场革命，并渐渐改变了“编辑”这一职业的作用。菲茨杰拉德称珀金斯为“我们共同的父亲”，海明威把《老人与海》题献给他以表对他的敬意。他是作者们“矢志不渝的朋友”，与他们共渡写作的难关，给他们毫无保留的支持和创造性的意见。作为一位文学编辑，珀金斯被认为是无法超越的，然而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条：书属于作者。
著名传记作家、普利策奖得主A. 司各特•伯格凭借大量一手资料，引人入胜地再现了珀金斯非凡的一生。20世纪上半叶美国文学出版最炽热的中心和现场，编辑人与重要作家交往合作的细节内幕，《了不起的盖茨比》《太阳照常升起》《天使，望故乡》等等文学杰作诞生的始末，在伯格生动精彩、充满悬念的讲述中一页页得以还原。本书是一位编辑大师扣人心弦的文学传记，也是一个时代的肖像，“一部叹为观止的文化史力作”（《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2016年，改编影片《天才》（Genius）上映，由科林•费斯、裘德•洛、妮可•基德曼等主演，入围柏林电影节。中文版封面使用精美剧照，获电影片方正式授权，精装典藏。
作者简介：
A. 司各特•伯格（A. Scott Berg），生于1949年，美国传记作家，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1971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著有《天才的编辑：麦克斯•珀金斯传》、《高德温传》、《林白传》等。
彭伦，1999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系。曾在《文汇读书周报》担任记者，现为外国文学编辑。译有《我与兰登书屋—贝内特•瑟夫回忆录》、菲利普•罗斯作品《遗产》、《凡人》。
精彩书评：
壹：短评
# 初衷只为文坛八卦，不料几度泪眼汤汤，迷惘一代和战乱里的近半世纪时间河流，37年的编辑生涯，与伟大的作家们同进退的“共同的家长”，心甘情愿的匿名者身后人，9月里沃尔夫的抬棺人，转瞬12月的白发人，永远在饱受酷刑折磨的敏感脆弱的为文字而生的心灵，遇到他能无条件欣赏你的才华回应你的情感需求，彼此生前最后的文字都是写给对方，灵魂羁绊如上天安排相生相成催育彼此最辉煌的才华，详尽书信与照片插图如定格的回眸，掩卷又哭一场
# 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托马斯·沃尔夫，你们三个就作吧
# 一言蔽之，菲茨杰拉德不但是个酒鬼，搁现在还一定是个卡奴。海明威又自恋又嘴贱，老爱欺负人。而甚得吾心的故事则是：有人向麦克斯·珀金斯抱怨某家出版社总是强调利润，他于是评论道：“哦，你的意思是说，那些人不爱书。
# 拿掉珀金斯简像的护封，封皮蓝色为底印着几行被涂抹掉的笔记，好看极了。菲茨杰拉德、海明威以及托马斯伍尔夫，这三位标杆性的美国作家都从属于一位编辑，而这位编辑就是Max Perkings。“沿着珀金斯的目光，我们窥视了天才们最放松也最任性的时光，发现他们有时候比自己笔下的人物更脆弱。”——我一直有个论调：只有天才才能发现天才。所以可以发现这三位天才的人注定也要是位天才，所以我很喜欢这本书的名字——天才的编辑——看似简单直白，但准确的无法更改！
贰：
《天才的编辑》（Max Perkins: Editor of Genius）是一本奇书，从此万神殿里又多一人。这是一部鲜活的美国现代文学史，是《午夜巴黎》的纽约版。课本上、选集里频频提及的各位伟大作家，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沃尔夫，齐聚第五大街Scribner’s出版社。Max Perkins是他们共同的编辑兼好友，见证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文学黄金时代的始末。他们的作品流芳百世，而最清楚创作过程种种甘苦的人，除了他们自己，当属珀金斯无疑。
读传记往往心情沉重，因为从一开始就知道，传主必然要从意气风发的少年，过渡到残光暮景的老年。珀金斯虽然老骥伏枥，但也难逃艰辛岁月的磨蚀。多年的超负荷工作和精神压力，导致他老年脾气变差而且越发沉默，尽管魅力不减。何况珀金斯的传记不仅记录了他一生的辛勤劳作，还有另外一层沧桑意味。当年刚入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青年珀金斯，不惜慷慨陈词对抗老板和众多资深编辑，只为把文风新锐的菲茨杰拉德推上文坛。而他当上总主编后，再也不需要捍卫他自己的决定，但同时也很少给年轻人说话机会。他把握文学市场动态的直觉，似乎也不像当年那么敏锐。新一代的年轻编辑对他的态度，兴许和他当年对上一任总主编Brownell的看法不谋而合：老一辈编辑德高望重、奖掖后进，但文学品味与时代潮流不接轨。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即使像珀金斯这样开明的人，也难免为自己的全盛时代所桎梏。
对珀金斯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从第一章他做讲座开始就喜欢这位幕后英雄。他读书慢，拼写不够准确，照理说不适合编辑工作，但工作效率高，直觉敏锐，鉴赏力非凡。秉承保守的新英格兰生活方式，却大力支持新锐的文风。他是润物细无声的良师益友，自称想做大将军肩上的小矮人，悄声为他们参谋。自己才华横溢，却只把文采倾注于日常书信，一心一意做磐石供作家们倚靠。
相比于他那些签约作家，珀金斯的一生风平浪静。哈佛经济学专业毕业后，先是担任《纽约时报》记者，后来不满于新闻写作的肤浅、也希望找个时间规律的工作，于是跳槽到斯克里布纳出版社（Scribner’s）当广告经理，不久后有编辑离职，他正式当上编辑，三十多年青山不改，直到去世前夕仍然奋战在工作岗位。对于一个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的人来说，这样的一生可以说比较顺利。他生活较为规律，每天的时间安排堪比康德，连城铁工作人员都熟识他。
平静未必等同于幸福。他的婚姻不算圆满，虽然夫妻两人互敬互爱，但横亘在两人之间的矛盾始终难以解除。珀金斯不赞成妻子投身演艺事业，但又不满意她在其他方面缺少恒心；妻子碍于婚前的誓言，不能从事最热爱的工作，断断续续尝试过写作，仍然无法充分释放内心的激情，后来沉湎于天主教。有一年，他的一个女儿卷入车祸，后遗症久治不愈，他为此忧伤思虑、形容憔悴。他是个孤独的灵魂，不愿意敞开心扉，虽然有个红颜知己——也是夫妻俩共同的知心好友——Elizabeth Lemmon，但她也清楚，他绝不乐意别人尝试了解他的内心世界。
他继承了新英格兰祖先们的勤勉和隐忍，靠工作排解生活的忧愁。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大概可以用来形容他。据说他比实际年龄显得更年轻，简直不可思议，然而从照片上看确实如此。苏学士写道，年来四十发苍苍，始欲寻方救憔悴。而珀金斯从没想过救憔悴，他不知疲倦地拼命工作，拒绝承认健康受影响。海明威唯恐他身体垮掉，坚持带他出门休假，屡屡遭拒。菲茨杰拉德和沃尔夫也表达过类似的担忧。这些人可不是什么健康生活的模范，连他们都看不下去，可见珀金斯的工作狂性格实在不可救药。
珀金斯是个妙趣横生的人。喜欢戴帽子，整天都不肯摘下来，别人问起就说要出门。有一次妻子路过他的办公室，问他为什么不摘帽子，他腼腆一笑，承认这样很好玩。动手能力差，拧螺丝都不会。性格羞涩，被人拉去夜店会蒙上眼睛不看表演。有一次不得不提及海明威小说里的脏字，他不肯说出口只好写出来，连保守的老板都觉得搞笑。有英雄情结，喜欢宏大叙事，推崇《战争与和平》《旧约•传道书》，但也欣赏弗吉尼亚•伍尔夫、威廉•福克纳这样的意识流作家。他不擅长与女性打交道，却广受女作家欢迎，虽然口头经常抱怨女人给他添麻烦，却坦诚地在信中写道，“女孩子们出人头地的机会太少，离公平还差十万八千里。如果上帝是公正的，我们下辈子都应该做女人，或者上辈子当过女人才对”。
珀金斯最大的魅力，来自他的责任感和同理心。他刚成年那会儿，有次和小伙伴一起去河里游泳，小伙伴溺水呼救，他本来已经安全靠岸，犹豫了片刻还是果断回头去救他。小伙伴死里逃生，他从此暗下决心，永不逃避责任。他一生的工作，都是在兑现这个沉甸甸的誓言。
珀金斯视文学作品如生命，认为作家和作品不可分割。他能准确把握每个作家擅长的文风，给他们的修改建议绝不逊于专业的文学批评家。即便遇到他不擅长打交道的人群（女性作家）、不感兴趣的题材（比如莫扎特），他仍然侧耳倾听。Marcia Davenport写完莫扎特以后，珀金斯建议她多写写自己的生活，她最初坚持认为自己不擅长驾驭较为私密的话题，后来才发现这样果然能释放她的创造力。出于对作家和作品的重视，他希望与作家们保持长期合作，出版他们的整个创作生涯。因此，他不太热衷于协助已成名的大作家，也不愿出版零散的作品。Sherwood Anderson晚期转投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珀金斯很少为他修改，面对Anderson的抱怨，他歉疚地解释说，年轻作家更需要他的耐心。有一次他几乎成功签下Robert Frost，但后者临时决定与原出版商合作，珀金斯非常赞同这个决定，尽管失去了一个绝佳的签约机会。
他坚持认为编辑要隐藏在幕后，多次婉言谢绝作家们的题献，觉得自己只是完成本职工作而已。尽管如此，作家们出于对他的真诚感激，还是经常把作品题献给他。Van Brooks的《新英格兰的盛世》（The Flowering of New England），沃尔夫的《时间与河流》（Of Time and the River），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都是题献给珀金斯。（《老人与海》面世时，珀金斯已经去世。）他多次拒绝做讲座，直到垂垂老矣，自觉时日无多，才同意向未来的编辑们传授经验。
珀金斯的编辑工作，重点是发掘年轻作家、帮助他们发挥潜力。天才作家往往狂放不羁，拖稿、负债、狂躁、抑郁都是家常便饭。珀金斯是他们的工作搭档，更是他们的良师益友，倾听他们工作生活各方面的苦恼，尽可能地为他们减压。即便是多年后当上总主编，他仍然为他们操碎了心。菲茨杰拉德债台高筑还经常撂挑子，珀金斯多次想办法为他筹钱，预付版税、争取连载、卖电影版权统统试过，自己也借钱给他，有一次还替他垫付了旅店房费。Van Brooks有抑郁症，珀金斯坚持陪他散步，尽管把自己折腾得焦虑不堪。海明威喜欢冒险，珀金斯常常担心他不能活着回来。沃尔夫严重自卑、情绪不稳，珀金斯不断勉励他，劝他不要放弃写作，随时随地陪他谈心。这些作家像他的亲人：沃尔夫像儿子，菲茨加拉德像侄子，海明威像小弟。他们的人生风雨飘摇，而他是他们坚实的后盾。
每一位签约作家都视他为终身挚友。有些心气孤傲的作家比如海明威，不愿意谈商业契约，珀金斯只要得到他们的口头承诺，便坚定地予以信任。他们私生活里的烂摊子常常波及他，五楼的编辑办公室时常被搅得鸡飞狗跳，而他竭尽全力为他们解决各种乱七八糟的纠纷。他们感念他的信任与关怀，写作进展缓慢时，常常向他推荐新作家以示补偿。即便是与他合作不多的年轻作家，往往也对他心存感激。Erskine Caldwell屡屡遭拒，只有两篇短篇小说被珀金斯接受。已是资深编辑的珀金斯，虽然不太看好这个小作家，但还是给了慷慨的报价，并鼓励他在大萧条时期迎难而上。Caldwell最终决定换出版社，想到珀金斯的诚恳建议和热心帮助，不禁泪湿眼眶，一时竟有些动摇。
珀金斯与沃尔夫的深厚情谊，是本书的重头戏，也是一大催泪弹。读者从第一章开始就知道，珀金斯与沃尔夫密切合作多年后分道扬镳，这是珀金斯编辑生涯最严峻的挑战，也是他一生最深切的遗憾。
托马斯•沃尔夫自卑情结严重，渴望得到他人认可，声称只有看完他手稿的编辑才有资格与他合作。上千页的手稿，他自己都承认未必能看完，没想到珀金斯认真看完后给了他积极反馈，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即同意与珀金斯合作。一段传奇的合作生涯拉开序幕。沃尔夫写作信马由缰，不喜欢篇幅限制，手稿内容往往庞杂不堪。珀金斯爱惜这个文学天才，不厌其烦地通读他的手稿，帮他整理思路。《天使望故乡》出版后，沃尔夫看到几篇负面评价，心灰意冷，决定放弃写作。珀金斯苦苦劝阻，两个月后听说他回心转意，大喜过望。沃尔夫没有朋友，反倒有一段无法摆脱的虐恋，孤独无助时只能向珀金斯倾诉。珀金斯没有儿子，对沃尔夫视如几出，关怀备至。两个孤独的灵魂引为知己，自是一段佳话。
沃尔夫《时光与河流》手稿长达3000多页，珀金斯要把它理出头绪。同事说这工作量要累死人的，珀金斯说“誓死也要完成”。作家和编辑每天见面讨论、激烈争吵，珀金斯反复提议删减无关内容，沃尔夫每次都强烈抗议，但最终总会同意。沃尔夫有完美主义倾向，哪怕花上十年二十年也要不断修改下去，修改的内容多半还不能采用，珀金斯不得不多次委婉劝告他早日完成。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付梓，珀金斯婉言谢绝沃尔夫的题献，说他很享受编辑的过程，但破坏了沃尔夫理想主义的信念，因此不能接受感谢，反而深感愧疚。沃尔夫坚持把这部小说题献给珀金斯，称他为“无所畏惧、毫不动摇的挚友”（dauntless and unshaken friend），说没有他的帮助此书不可能问世。
沃尔夫脾气暴躁，有一次高声叱骂吓到了珀金斯的女儿，也曾酒后羞辱珀金斯以及他的客人。珀金斯只有忍无可忍才对他发脾气，平时总是包容他的一切出格言行。两人甚至一起闯入沃尔夫的旧居，被新主人报警，沃尔夫竟能和新主人聊得不亦乐乎。他们每天工作强度极大，从下午一直忙到晚上，即便如此，只要沃尔夫需要倾诉，珀金斯随时奉陪，尽最大努力为他营造轻松平静的写作环境。
情谊越深，误会往往也越深。沃尔夫真诚的题献，为日后的裂痕埋下了种子。《时光与河流》获得高度评价，但有一篇书评触怒了沃尔夫。书评说，沃尔夫没有能力独立创作，只能写些浮光掠影，最终整理成书要归功于珀金斯及其所在出版社。等于说，沃尔夫的作品是出版工业的产物，而不是他个人天才的结晶。珀金斯看到这篇书评忧心忡忡，沃尔夫会有怎样的反应，他再清楚不过。自己致谢编辑是一回事，别人说同样的话，性质大不相同。果不其然，沃尔夫深受打击，甚至诛心地认为珀金斯私下里也这么想。珀金斯百口莫辩，无可奈何地慨叹，沃尔夫很可能要抽身而去了。
由于沃尔夫百般纠结的性格，两人的决裂进行得漫长而痛苦。首先席卷而来的是一系列琐事，比较重要的一件是版税纠纷。珀金斯告诉沃尔夫，他的新书《一部小说的故事》篇幅太短，很难卖出好价钱，建议调低版税。沃尔夫欣然同意，后来发现出版社单方面提高书价，大怒，找珀金斯理论。后者代表出版社向沃尔夫道歉，立刻把版税调回原来的比率，但沃尔夫又回心转意，不想因为这点小事伤害多年的友谊。不久以后，沃尔夫构思新书，打算以珀金斯及其出版社同事为原型。珀金斯大惊失色，想起自己曾经多次酒后失言，向沃尔夫透露过出版社的内部信息。他托人转告沃尔夫，希望他不要采用自己酒后爆料的内容，然后不小心多说了一句，“不然书一发表，我就得辞职”。话一出口，旋即后悔。不出所料，沃尔夫反应激烈，放下狠话，“我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你也不用辞职，反正我到时候已经换出版社了”。
本来两人还有可能继续做好朋友，结果又发生了一些事，加深了两人的隔阂。珀金斯政见偏保守，不完全支持罗斯福新政，投票支持共和党，沃尔夫对此十分不满，指责珀金斯支持资本家压榨底层人民。同年11月，沃尔夫卷入一桩诽谤诉讼，因为作品中某个人物的原型觉得遭到了冒犯。珀金斯最初赞成上庭，但发现沃尔夫情绪躁动不容易给陪审团留下好印象，再加上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希望避免舆论压力，最终决定庭外和解。沃尔夫同意了和解，但始终愤愤不平，逢人就说出版商没有捍卫自己的权益，随后正式与斯克里布纳出版社解约。无独有偶，沃尔夫又被一个手稿商人敲诈勒索，珀金斯应其辩护律师请求透露了他的新奥尔良地址，沃尔夫酒后发电报怒斥珀金斯不守信用。他酒醒后立即道歉，但得知珀金斯再次建议庭外和解，又指责他不够仗义，而珀金斯的本意是尽快了结官司以免影响沃尔夫写作。
沃尔夫给珀金斯写了一封28页的长信宣告独立，从此不再依赖珀金斯的帮助，顺带着痛斥了整个现代出版业乃至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他写道，他原本与珀金斯不谋而合，认为两人完美契合，但实际上性格迥异、见地相左，不能融洽相处。珀金斯多次强调，不管沃尔夫写什么他都愿意出版，但沃尔夫渐渐开始怀疑珀金斯的诚意。很多优秀的作品没能出版，仅仅因为篇幅太长不适合杂志，或者篇幅太短不宜出书，或者结构内容不像短篇小说，或者不够完整不足以成为长篇小说。沃尔夫认为珀金斯墨守陈规，不愿意打破出版业的条条框框，试图用同一个模子塑造所有的作家。他畅想自己的新作，宣称要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不再受出版业行规的限制。他承认珀金斯是个优秀的编辑，但他要另谋出路。
珀金斯读这封决裂陈词时是什么表情不得而知，但人们知道他一边读，一边在信纸边缘做笔记。他在回信中说，“虽然我的虚荣心不比别人少，但我还是十分高兴能读到这么一篇真诚的创作理念宣言”。这句“虚荣心不比别人少”让我怦然心动，原来表达委屈的方式可以如此谦逊温和。他接受了沃尔夫的批评，同时表示一旦沃尔夫需要，他依然会随时相助。关于现代出版业的局限，珀金斯写道，作家完全应该随心所欲地写，否则书籍岂不沦为大众娱乐产品。但有些限制是无法忽略的，比如时间，比如空间，比如人世的规则（human laws）。作家有权利天马行空，而编辑有责任审时度势。
珀金斯在回信里透露了一丝委屈。他怅然发问，难道沃尔夫忘记了昔日共事的时光？他从未想过“塑造”沃尔夫的作品，何况沃尔夫是那般桀骜不驯。“何况，如果我们当初没有删减直接按原样发表，一旦结果不理想，你难道不会怪我？我一定会痛切自责。”最后这个两难抉择，是横亘在珀金斯心底的一大难题，他甚至和同事Wheelock讨论过，也许不修改更好，但既然改了，也无从反悔。
珀金斯珍藏着沃尔夫的这封信。Wheelock多次见他仔细重读，似乎想探索字里行间的幽微。那年春天，Wheelock有一次碰巧没打招呼就进了珀金斯的办公室，看见他又在读信，几乎眼含泪水。珀金斯看他进来，马上把信收回去，开始谈正事。这封信对他打击极大，但他既没有报复，也没有博取任何人的同情。
读这段时，我心里始终盘旋着一个疑问。传记作者究竟怎样看待这段公案？误会的缘起责任在谁？整个过程到底谁对谁错？反复读了几遍，还是没能窥见端倪。斯科特•伯格不愧是优秀的传记作家，面对自己敬仰的传主，也能如此冷静客观。全程没有替珀金斯辩护一句，也没有对沃尔夫有任何贬损，最多借海明威之口说沃尔夫行为幼稚，而海明威很难视为公正的决断人。传记作家胸襟开阔非我所能及，他根本无意渲染两位昔日好友如何渐行渐远（放到我辈庸才手里，很可能变成猎奇八卦的好素材），而是通过这段故事再现小说创作和编辑工作的巅峰挑战。作家的激情和编辑的冷静是一对旷日持久的矛盾，可以一拍即合创造奇迹，但也可能互相摧残直到无法挽回。日神和酒神，理性和灵性（浪漫派所谓“神魔”daemon，大概就像沃尔夫这样），相辅相成即是佳话，相爱相杀也在所难免。
而且沃尔夫的写作生涯还牵涉到其他一些问题。比如写自己身边的人是否合适？沃尔夫与Marcia Davenport正相反，前者喜欢就地取材，后者喜欢写与自己无关的内容。两种取材方式各有所长，只是前者更容易导致纠纷。珀金斯尽了最大努力，还是没能减轻这类纠纷对沃尔夫的困扰。另外，正如珀金斯回信中所说，沃尔夫的指责使得他痛切自省，反思编辑工作的责任和边界。编辑究竟要做到哪一步，是完全顺应作者的心意，还是努力调和作者与市场的矛盾，珀金斯恐怕也无所适从。
珀金斯不像沃尔夫，他不把困惑写在脸上，也很少任由情绪影响工作。这场风波对他的外在影响，体现在他将近一年没给Elizabeth Lemmon写信，解释说自己身处逆境时写不出信来，但阴霾总会过去，他迟早会振作起来。他依然是那个雷厉风行的编辑，依然是那个寂寞漂泊的灵魂。
珀金斯言出必信，沃尔夫一有需要立刻出手相助。手稿商人敲诈案即将开庭，沃尔夫请求珀金斯为自己出庭作证。法庭上，沃尔夫被感动得一塌糊涂，因为他看到珀金斯第一次当众戴助听器。珀金斯患有耳硬化症，听力受损多年，平时坚决不戴助听器，嫌它既麻烦又难受。但这次，为了沃尔夫的官司，他愿意改变习惯。尘埃落定后，珀金斯满目忧伤，猜想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共事。此次别过，终成永诀。沃尔夫病危期间，珀金斯殷殷垂询，还体贴地叮嘱沃尔夫的哥哥，“如果你觉得我的问候不利于他康复，请把信丢掉”。沃尔夫读到珀金斯风趣温暖的问讯，偷偷违背医嘱写回信表达思念之情，仿佛完全忘记了以往的嫌隙。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下一次相遇，沃尔夫做过脑瘤手术，再也认不出昔日的好友。
沃尔夫的葬礼上，珀金斯是指定的扶灵人，但他没有在棺侧送葬，也没有应邀发言，而是远远伫立，目送逝者。和沃尔夫生前一样，珀金斯选择退居幕后。此后将近一年的时间，珀金斯作为遗嘱执行人四处奔波，为他发表遗留的手稿。珀金斯生前最后一篇作品，是哈佛图书馆沃尔夫档案的序言。正如沃尔夫的绝笔是写给珀金斯的信，珀金斯的绝笔也献给了沃尔夫。
珀金斯麾下的年轻作家，相当一部分是受沃尔夫的影响投身写作。James Jones喜爱《天使望故乡》的名句“O lost, and by the wind grieved, ghost, come back again”（嗳，失落的，被风凭吊的，魂兮归来——乔志高译），而这句迎风招魂，恰是珀金斯编辑生涯晚期的写照。第20章题为“凋零”（Diminutions），整章回响着伤逝的基调。菲茨杰拉德和另外几位年轻作家相继去世，故友如冬叶，萧萧日落稀。他们的离去，不仅意味着知交半零落，更是一个文学盛世的终结。二战后的文学市场被年轻一代引领，老一辈人再开明恐怕也很难完全接受。却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珀金斯做编辑早已轻车熟路，当年发现旷世天才的激动心情，让位于日复一日勤奋工作的惯性。James Jones很可能成为沃尔夫一样的天才，珀金斯对他关怀备至，但两人心照不宣，沃尔夫绝无仅有，情如父子的体验再难复制。即便如此，James Jones仍然感念他的悉心栽培。他除了照例辅佐年轻作家，还要推动20世纪上半叶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后面这项工作，利润少，战线长，吃力不讨好，但为了让故友流芳百世，珀金斯甘之如饴。
晚年的珀金斯越发沉迷工作。五个女儿纷纷成家立业，老夫老妻生活志趣相差甚远，家庭生活趣味寥寥。多年并肩作战的朋友们一个个先他而去，应须一曲千回首，西去论心更几人。连他心爱的度假胜地温莎，一场飓风过后也变成残垣断壁。此情此景，只有工作才能聊以解忧。他一直梦想着退休后回到佛蒙特老家，办报、写文章，指点江山，经世济人。然而这个梦想，正如六十岁以后和海明威一起远足的愿望一样，注定很难实现。
珀金斯去世前一天仍在鞠躬尽瘁。被送上担架前，还不忘叮嘱女儿把两部手稿送到秘书手里。没有亲身经历战争是他终身的遗憾，但他以兢兢业业的编辑生涯，诠释了一位战士的高风亮节：勇敢坚毅，百折不挠，迎难而上，誓死尽责。英雄气概，文士风骨。
喜乐悲愁，皆归尘土。珀金斯的葬礼简朴而隆重，吊唁者两百多人，还不包括无法赶来的若干至交好友。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他再也不必独自承担所有人的压力，可以去另一个世界重逢故友、归隐田园。
这位伟大编辑的经历尘封了30余年，终于借助斯科特•伯格的翔实研究，得以重见天日。美好的终究不会磨灭。没想到业内就有这样荡气回肠的传奇，竟是孤陋寡闻了。忽然觉得做研究动力满满，说不定哪天也能参与书写这样一段美好的故事。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这部传记的滥觞是斯科特•伯格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本科论文，导师是英文系教授卡洛斯•贝克（Carlos Baker），也是一位学者型传记作家。伯格的本科求学经历颇有点类似菲茨杰拉德的女儿司各蒂，两人都想过辍学去工作。当年的司各蒂丧父不久，想辍学工作，珀金斯为她筹集学费，诚挚劝告她完成学业，“再坚持一年毕业，这样出去工作就有学位了”。斯科特•伯格想辍学当演员，卡洛斯•贝克教授也是这般循循善诱，“毕业之后再去，当个有学位的演员岂不更好”（"graduate, so at least you'll be an actor with a college degree", from Wikipedia）。伯格没有当演员，反而成了优秀的传记作家，继承了恩师的衣钵。
读完原著再来读中译本，只为重温这部文士英雄的传奇。译作十分谨慎，几乎逐字逐句直译，时有佳句令人拍案叫绝。遗憾的是有几处瑕疵：珀金斯是有独立见解的民主党人而非共和党人；珀金斯给病危的沃尔夫写信，特意嘱咐沃尔夫的哥哥“如果你觉得会影响他康复，请扔掉这封信”，这个重要段落漏译了。还有一些小细节，比如某处“不愿”实际上是“不忍”。译本虽好，总归没有原著那么有魔力。
为了表达对这位伟大编辑的追思，我决定读他推崇的《战争与和平》《旧约•传道书》，他编辑过的所有书，及其偶像拿破仑和格兰特的逸事。面对伟大的心灵，值得慢慢进入他的世界，体会他的襟怀。
叁：
“珀金斯的成就之所以无法复制，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如今高度产业化的出版界已经不可能再找回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艺氛围。那些年，好作家和好编辑之间更少精确的测算，更多随性的发挥，在规模庞大、分工精细的流水线出现之前，还残留着一点手工作坊式的温暖。”——黄昱宁
就像所有水准线以上的传记一样，《天才的编辑》也把传主麦克斯·珀金斯从编辑行业的神还原成了人。所以，如果能打乱这本将近六百页的作品的叙事顺序，我更愿意从珀金斯的一个不太成功的案例谈起。
厄斯金·考德威尔进入珀金斯视野时尚且籍籍无名，经过一番可以想象的投稿 / 退稿回合之后，终于有两个短篇被珀金斯所在的斯克里伯纳出版社旗下的同名杂志录用。在考德威尔的自述中，珀金斯当时给他开的条件远远超出了一个新作者的期望，他们的对话简直类似于一段颇具反转效果的情景剧台词：“二加五十？我不知道。我还以为可以拿得比这多一点。”“你那么想？那三加五十应该没得说了吧。我们为这两个短篇能付的最多也就这点了，我们得考虑成本。”“那就这么着吧。我还以为两篇加起来总会比三块五多一点。”“三块五？哦，不！我一定是让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三百五十元。”
但紧接着情景剧就开始走味：主旋律是考德威尔在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单行本《美国的土地》和《烟草路》的销售版税甚至不足以达到他拿走的预付金，聊作和声的是评论界教人难堪的沉默。珀金斯只好婉拒了考德威尔的第三部小说，退稿信写得不无哀怨：“……令人沮丧的销售促使出版社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现实态度打量这部书稿，简直没法跟那些纯粹以销售数据说话、只重实际的人争论。无法向你形容我遗憾的心情。”
压垮考德威尔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经纪人把他引荐给维京出版社时走进了一家合意的餐馆，对方让他想吃什么就点什么，“不用考虑价格”。考德威尔的眼前不禁浮现出珀金斯唯一请过他的那顿饭：小店，花生，黄油，果酱三明治和一杯橙汁，还有珀金斯那句一点也不好笑的笑话：“在佛蒙特，男人消瘦而饥饿的面容是倍受尊敬的。”于是，怀着对珀金斯的“帮助和忠告”的无限留恋，考德威尔蝉过别枝。新东家接盘的时机刚刚好：在此后的七年中，根据《烟草路》改编的戏剧创下了百老汇的演出纪录，考德威尔的事业从此蒸蒸日上，但他再也没有在斯克里伯纳出书。
珀金斯得罪或错失的作家当然不止这一个，原因五花八门。舍伍德·安德森在创作巅峰期过后开始在斯克里伯纳出书，他寄希望于依靠珀金斯重回大师行列，熬到第七年终于大失所望。“你的确对你的一些别的作者显示了巨大的兴趣”，他留下这样伤心的句子，随即绝尘而去，转投别社几个月之后死于腹膜炎。还有一个微妙的例子是福克纳：珀金斯至少有两次将他收罗帐下的机会，最终放弃行动的理由只有一条——怕海明威妒忌。彼时的珀金斯已经是行业传奇，马尔科姆·考利发在《纽约客》上的那篇人物特写《矢志不渝的朋友》将他推上了个人声誉的顶峰——即便如此，他仍然必须在文学生态圈里费心周旋，外圈是口味莫测的读者、难以取悦的评论家和在食物链上毗邻的文学经纪人，内圈是出版社里“纯粹以销售数据说话、只重实际的人”，核心则是编辑与作家在技术与情感上的双重对弈。初衷都是要把这盘棋下到天荒地老的，但中途掀桌走人、谈钱伤感情或者谈感情伤钱的变故也在所难免。只不过，关乎文学，事情就会变得更戏剧化一点。
奠定珀金斯编辑生涯的三局棋构成了《天才的编辑》的主体，对手分别是菲茨杰拉德、海明威以及托马斯·沃尔夫，每一个都贴得上大众心目中的“天才”标签：成名够传奇，才华够横溢，起伏够跌宕，辞世够扼腕。这也是这部传记的可读性大大超过期望值的原因——沿着珀金斯的目光，我们窥视了天才们最放松也最任性的时光，发现他们有时候比自己笔下的人物更脆弱。
珀金斯对菲茨杰拉德的一席话曾经被反复引用：“不要一味听从我的判断。假如我的判断真的让你在关键之处听从了我，我会感到羞耻，因为一个作家，无论如何，必须说出自己的声音。”但他们之间的通信可以证明，在写作过程中，恰恰是在好几个“关键之处”，珀金斯的判断照亮了菲茨杰拉德艰难跋涉的夜路。
现在几乎所有读者都对他如何聚敛巨大财富而困惑不解，觉得应该得到解释，当然，给出一个明确、清晰的答案是愚蠢的。你也许可以在这儿那儿插入某些短语，可能的话，安排一些各种各样的事件，轻轻带几笔，暗示他正积极从事某些神秘的事情。你写了他去接电话，何不让他在酒会上与政界、赌场、体坛或随便什么行当的神秘要人商谈的时候，被人看见一两回呢。可能我是在乱出主意，不过这种实话也许有助于你明白我的意思。在那么长的故事篇幅中完全缺乏解释——或者不说解释，而是某种解释的暗示——我认为是一种不足。他究竟是干什么的，答案即使能说，也不能清清楚楚地说出来。无论他是被别人利用的无辜者，还是他卷入到何种程度，都不应该解释。但假如只是隐约勾勒出他某种生意活动的轮廓，倒是可以增加故事中这一部分的真实性。他自称毕业于牛津、当过兵之类的说法，我以为你在实际的叙述过程中会设法逐步让读者知道真相。
在引用这段话时我不舍得删去一个字。这已经超越了编辑的职业标准，完全可以载入文学史，成为阐述小说现代性的范本。在这个案例中，编辑敏锐的文字嗅觉以及他在琐碎日常工作中练就的实际操作能力，足以让很多凌虚蹈空的文学教授汗颜。末了，在预见了这部作品的巨大潜力之余（“而所有这些，以及整个悲剧性的情节，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在文学上都有一席之地，借助T. J. 埃克尔堡之力，以及他投向天空、大海，或者城市的那不经意的一瞥，你已赋予了一种永恒之感”），珀金斯又退回一个编辑的位置安守本分：“我不知如何改进，但我相信你总有办法解决的，在这里我只想说，我认为它需要加点什么内容来控制节奏和连贯性。”比起多年后以近乎专制的态度“塑造”并伤害了卡佛的著名编辑戈登·利什来，珀金斯的进退有度几乎像一个奇迹。
从最后的成品看，作者不仅心甘情愿地采纳了编辑的每一条建议，而且把他俩本来都觉得“松松垮垮”的第六章和第七章加固成全书节奏最紧凑、推进速度最坚决的段落。结构封顶之后，在菲茨杰拉德选择困难症发作时，珀金斯又跟泽尔达一起帮助他在一堆拗口的标题中一锤定音：这个“堪称奇迹”（珀金斯语）的中篇小说定名为“了不起的盖茨比”。
此后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故事，菲茨杰拉德踩着和盖茨比相仿的节奏飞升、坠落，珀金斯则一直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欣喜或担忧。担忧渐渐超过了欣喜，珀金斯通过出版社预支稿费和自掏腰包借钱给菲氏的次数也渐渐超过了他进出其豪宅参加派对的次数。珀金斯曾经写信给朋友，说他垫钱是“因为出版社已经没有经济上的正当理由可以继续借钱给他。我想让他能够专心写作，避开好莱坞以及诸如此类花天酒地的生活”。
海明威同样需要珀金斯在创作与经济上给予长期关注，但这位自认为比菲茨杰拉德“硬汉”一百倍的天才当然会自创一套麻烦，等待珀金斯替他量身定制解决方案。为了海明威，羞涩古板的珀金斯（他表达最强烈的情绪的字眼是“上帝呀”）被迫到老板那里去讨论他小说中的那些粗话该怎么处理。珀金斯实在羞于启齿，于是老板只能发话：“那就写下来吧。”
珀金斯只好写下来。老板一瞥便笺簿，摇着头说：“麦克斯，如果海明威听说你连那个词都写不出手，他会怎么看你？”珀金斯很快发现，这一类麻烦成了连续剧。他得耗费好一番口舌，才能说服海明威处理《死在午后》里的“四字词”——即根据大多数州的法规，把四个字母中的两个字母空出来。他甚至得耗费更多的口舌，才获准在《非洲的青山》的校样上，改掉海明威以“母狗”代称格特鲁德·斯泰因的段落。海明威最后只同意把“母狗”都改成female——你可以译成“女的”，也能译成“母的”；既足以使斯泰因暴跳如雷，也能让珀金斯勉强满意。
偶尔，当海明威的阳刚指数亟需自我确认时，珀金斯的办公室还得充当战场。他旗下的另一位作者麦克斯·伊斯特曼写过一篇评论海明威的文章，断言其“对自己是个大个子男人这一点还缺乏笃定的自信”，文字风格“堪比在胸口上贴假胸毛”，这段话被海明威直接翻译成了对其性能力的恶毒攻击。可想而知，当他俩在珀金斯办公室巧遇时，一场动作戏便如箭在弦上。海明威先亮出“毛茸茸的胸膛”，然后“笑嘻嘻地上前伸手解开伊斯特曼的衬衫扣子，露出他那光秃秃的、如男人秃顶的胸膛”。为了化解危机，珀金斯甚至也准备解开自己的衬衫，把剧情往自己身上引。然而，来不及了，海明威开始质问，进而朗读那些引发冲突的句子。珀金斯再度试图扑火，自告奋勇把书念下去，但海明威抢过书扔向伊斯特曼，两人终于成功地扭打在一起。
不过，若论珀金斯投入的情感强度，则海明威与菲茨杰拉德这两个案例加在一起也比不上托马斯·沃尔夫。沃尔夫下笔千言，砖头厚的稿子砸到各出版社无人敢接，珀金斯就捡起来一句一句推敲。每次沃尔夫指出他自己愿意删掉的段落，珀金斯反而作势要阻止他：“不，你必须一字不动地保留——这段描写太棒了。”珀金斯就是有这样的本事，从作者血肉间长出的文字会迅速在他身上扎下根，进而长出枝叶来。他习惯于把困难的问题留到最后，有了前面那些感同身受的铺垫，像“缺乏真正的结构”这样的评语就更容易被作者接受。最后，沃尔夫非但没有因为大篇幅删节的建议而沮丧，反而觉得空前的轻松。“在我记忆中，”他说，“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具体地告诉我，我写的东西还值那么几个钱。”
这一改就足足删去了九万个词，在别处屡遭冷遇的稿子《啊，失去的》成了现象级畅销书《天使，望故乡》，同时，却也种下了多年之后两人渐生嫌隙的祸根：1936年，沃尔夫的宿敌——评论家德·沃托以沃尔夫曾在第二部小说《时间与河流》中向珀金斯致谢（修改的规模与第一部不相上下）为论据，得出了刻薄的结论：“这本书所体现出的组织能力、批判智慧，并不出自艺术家的内心，也不出自他对作品形式和完美的感受，而是出自出版社的办公室。”两人之间所有的积怨都被这条离间计点燃了。这些积怨既有编务琐事中产生的分歧，也有沃尔夫出于作家本能的窥私癖——他总是把珀金斯透露给他的办公室八卦写进小说里。但究其实质，这是任何一对亲密到他们这种程度的人都可能爆发的危机。当珀金斯的太太和沃尔夫的情人艾琳（说到他和艾琳死去活来、纠缠一生的姐弟恋，则又是一个很长的狗血故事）都在抱怨他俩的友情占去了彼此太多的时间时，当沃尔夫在作品中把珀金斯比喻成“狐狸”时（“狡猾的狐狸，你的狡猾是多么单纯，你的单纯又是多么狡猾……你为人公正，眼光犀利……高尚……单纯——但是从来没有在讨价还价中吃过亏！”），这一对“天作之合”就离分手不远了。可想而知，今年好莱坞将《天才的编辑》改编成电影，动用科林·费斯和裘德·洛这样的大卡司，看中的也正是这个爱恨交缠、有多重解读空间的故事——更何况，它还有一个催人泪下的结局：三十八岁的沃尔夫死于脑结核，临终前给已经交恶的珀金斯写信，缅怀往日时光，声言友情不渝：“我永远都会记得三年前你我在船上相见，然后我们登上高楼楼顶，感受下面这座城市和生活的所有奇特、荣耀和力量。”
珀金斯的成就之所以无法复制，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如今高度产业化的出版界已经不可能再找回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艺氛围。那些年，好作家和好编辑之间更少精确的测算，更多随性的发挥，在规模庞大、分工精细的流水线出现之前，还残留着一点手工作坊式的温暖。那些年，珀金斯和沃尔夫站在高楼上壮怀激烈，海明威发电报宣告他终于想出了小说《丧钟为谁而鸣》的结局——“桥被炸毁”，菲茨杰拉德醉醺醺地说我是一个好蛋你也是一个好蛋，然后开车载着珀金斯一头扎进池塘里。这是珀金斯最爱跟别人讲的笑话，每讲一次，那个池塘的面积便在“狐狸”的描述中被扩大一次。或许可以这样说，所谓“天才的编辑”，乃是个人与时代的相互成全。
归根结底，狐狸究竟是怎样的人？楼顶上的狐狸，池塘里的狐狸，办公室里的狐狸，哪个才是真正的珀金斯？通过这本传记，其实你很难得到特别明确的答案，因为在大部分故事中，他总是自觉充当那个更低调更克制的配角，他习惯于被天才的光辉照耀得面目模糊。我们只知道，在某些方面，珀金斯好像并不适合这个职业。他拼写很差，标点乱用，阅读“慢得像头牛”，但是“他对待文学就像对待生死”。他并不跟所有作家都搭调，最吸引他的，总是那类璀璨夺目却洋溢着悲剧色彩的天才——或许正因为如此，他跟他的天才都难逃英年早逝的厄运。他固执，拘谨，周期性抑郁。他跟太太的关系从中规中矩到渐趋淡漠，一共生养了五个女儿，还有一个终生默契却不越雷池的女性朋友伊丽莎白·莱蒙。尽管相貌英俊，很容易引起女性的注意，珀金斯却不太擅长与女作家合作，而且终其一生，他对待女性的态度总是自相矛盾，对她们既思慕又厌弃。独处时，他似乎是个十分乏味的人，每天的作息时间雷打不动，走同样的通勤路线，吃同样的午餐。他的热情有一多半都倾注在写给作者的信里，书信的见识与文采在圈里传为美谈。有人忍不住问他：“你自己为何不写作？我觉得你的写作水平会远高于现在大多数写作者。”沉思好几天以后，珀金斯才缓缓作答：“因为我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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