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言：诺贝尔奖获得者语言。
阿尔贝·加缪（1913.1960）
一.
法国作家，哲学家阿尔贝·加缪在1957年10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用饱含深情的语言给小学老师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热尔曼先生，
Dear Monsieur Germain，
我身边的喧哗已经略微平息，终于能向您倾诉我的肺腑之言了。我刚刚被授予了一项殊荣——这是一项我从未主动争取、也未诚心乞求的荣誉。
I let the commotion around me these days subside a bit before speaking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have just been given far too great an honour, one I neither sought nor solicited.
但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我第一个想到的人，除了我母亲，就是你。没有你，没有你向我这个可怜的孩子伸出慈爱之手，没有你的言传身教，这一切成就都是不可能的。
But when I heard the news, my first thought, after my mother, was of you. Without you, without the affectionate hand you extended to the small poor child that I was, without your teaching and example, none of all this would have happened.
我并没有获得过很多这类的荣誉。但至少，它给了我机会向您表达谢意，您一直以来对于我的意义，您付出的努力、工作和宽容的心仍然伴随着您众多学生中的一个小男生，尽管时光流逝，但他始终是那个心存感激的学生。我真心实意地拥抱您。
I don’t make too much of this sort of honour. But at least it gives me the opportunity to tell you what you have been and still are for me, and to assure you that your efforts, your work, and the generous heart you put into it still live in one of your little schoolboys who, despite the years, has never stopped being your grateful pupil. I embrace you with all my heart.
阿尔贝·加缪
Albert Camus
二.
中国作家，莫言在2012年10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用散发泥土气息的“高密语言”给小学时老师写了一篇作文。
我的老师
这是一个被千万人写过还将被千万人写下去的题目。用这个题目做文章一般都抱着感恩戴德的心情，当然我也不愿例外。但实际生活中学生有好有坏，老师也一样。在我短暂的学校生活中，教过我的老师有非常好的，也有非常坏的。当时我对老师的坏感到不可理解，现在自然明白了。
我5岁上学，这在城市里不算早，但在当时的农村几乎没有。这当然也不是我的父母要对我进行早期教育来开发我的智力，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村被划归国营的胶河农场管辖，农民都变成了农业工人，我们这些学龄前的儿童也像城里的孩子一样通通进了幼儿园，吃在那里，睡也在那里。幼儿园里的那几个女人经常克扣我们的口粮，还对我们进行准军事化管理。饥肠辘辘是经常的，鼻青脸肿也是经常的。于是我的父母就把我送到学校里去，这样我的口粮就可以分回家里，当然也就逃脱了肉体惩罚。
我上学时还穿着开裆裤，喜欢哭，下了课就想往家跑。班里的学生年龄差距很大，最小的如我，最大的已经生了漆黑的小胡子。给我留下印象的第一位老师是一位个子很高的女老师，人长得很清爽，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衣服，身上散发着一股特别好闻的肥皂味儿。她的名字叫孟宪慧或是孟贤惠。我记住她是因为一件很不光彩的事。那是这样一件事：全校师生都集中在操场上听校长作一个漫长的政治报告，我就站在校长的面前，仰起头来才能看到他的脸。那天我肚子不好，内急，想去厕所又不敢，就将身体扭来扭去，实在急了，就说：“校长，我要去厕所……”但他根本不理我，就像没听到我说话一样。后来我实在不行了，就一边大哭，一边往厕所跑去。一边哭一边跑还一边喊叫：“我拉到裤子里了……”我当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后来别人告诉我说，学生和老师都笑弯了腰，连校长这个铁面人都笑了。我只知道孟老师到厕所里找到我，将一大摞写满拼音字母的图片塞进我的裤裆里，然后就让我回了家。十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她与我妻子是一个村子里的人。我妻子说她应该叫孟老师姑姑，我问我妻子：“你那个姑姑说过我什么坏话没有?”我妻子说：“俺姑夸你呢!”我问：“她夸我什么?”我妻子严肃地说：“俺姑说你不但聪明伶俐，而且特别讲究卫生。”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二个老师也是个女的，她的个子很矮，姓于名锡惠，讲起话来有点外地口音。她把我从一年级教到三年级——我自己也闹不清楚上了几次一年级——从拼音字母教起，一直教到看图识字。30多年过去了，我还经常回忆起她拖着长调教我拼音的样子。今天我能用电脑写作而不必去学什么五笔字型，全靠着于老师教我的那点基本功。于老师的丈夫是个国民党的航空人员，听起来好像洪水猛兽，其实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他教过我的哥哥，我们都叫他李老师，村子里的人也都尊敬他。文化大革命期间，兴起来往墙上刷红漆写语录，学校里那些造了反的老师，拿着尺子、排笔，又是打格子，又是放大样，半天写不上一个字;后来把李老师拉出来，让他写，他拿起笔来就写，一个个端正的楷体大字跃然墙上，连那些革命的人也不得不佩服。于老师的小儿子跟我差不多大，放了学我就跑到他们家去玩，我对他们家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情。后来我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就再也不好意思到他们家去了。几十年后，于老师跟着她的成了县医院最优秀医生的小儿子住在县城。我本来有机会去看她，但总是往后拖，结果等到我想去看她时，她已经去世了。听师弟说，她生前曾经看到过《小说月报》上登载的我的照片和手稿，那时她已经病了很久，神志也有些不清楚，但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师弟问她我的字写得怎么样，她说：比你写得强!
第三个让我终生难忘的老师是个男的，其实他只教过我们半个学期体育，算不上“亲”老师，但他在我最臭的时候说过我的好话。这个老师名叫王召聪，家庭出身很好，好像还是烈属，这样的出身在那个时代真是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一般的人有了这样的家庭出身就会趾高气扬、目中无人，但人家王老师却始终谦虚谨慎，一点都不张狂。他的个子不高，但体质很好。他跑得快，跳得也高。我记得他曾经跳过了一米七的横杆，这在一个农村的小学里是不容易的。因为我当着一个同学的面说学校像监狱、老师像奴隶主、学生像奴隶，学校就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据说起初他们想把我送到公安局去，但因为我年龄太小而幸免。出了这件事后，我就成了学校里有名的坏学生。他们认为我思想反动、道德败坏，属于不可救药之列，学校里一旦发生了什么坏事，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我。为了挽回影响，我努力做好事，冬天帮老师生炉子，夏天帮老师喂兔子，放了学自家的活儿不干，帮着老贫农家挑水。但我的努力收效甚微，学校和老师都认为我是在伪装进步。一个夏天的中午——当时学校要求学生在午饭后必须到教室午睡，个儿大的睡在桌子上，个儿小的睡在凳子上，枕着书包或者鞋子。那年村子里流行一种木板拖鞋，走起来很响，我爹也给我做了一双，我穿着木拖鞋到了教室门前，看到同学们已经睡着了。我本能地将拖鞋脱下提在手里，赤着脚进了教室。这情景被王召聪老师看在眼里，他悄悄地跟进教室把我叫出来，问我进教室时为什么要把拖鞋脱下来，我说怕把同学们吵醒。他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事后，我听人说，王老师在学校的办公会上特别把这件事提出来，说我其实是个品质很好的学生。当所有的老师都认为我坏得不可救药时，王老师通过一件小事发现了我内心深处的良善，并且在学校的会议上为我说话。这件事，我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感动不已。后来，我辍学回家成了一个牧童，当我赶着牛羊在学校前的大街上碰到王老师时，心中总是百感交集，红着脸打个招呼，然后低下头匆匆而过。后来王老师调到县里去了，我也走后门到棉花加工厂里去做临时工。有一次，在从县城回家的路上，我碰到了骑车回家的王老师，他的自行车后胎已经很瘪，驮他自己都很吃力，但他还是让我坐到后座上，载我行进了十几里路。当时，自行车是十分珍贵的财产，人们爱护车子就像爱护眼睛一样，王老师是那样有地位的人，竟然冒着轧坏车胎的危险，载着我这样一个卑贱的人前进了十几里路。这样的事，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出来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王老师，但他那张笑眯眯的脸和他那副一跃就翻过了一米七横杆的矫健身影经常在我脑海里浮现。
三.
智利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945年10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她自己就是一位乡村小学老师，于是，她用灵魂至情写下给自己人生后事的安排语言。
1957年1月10日，68岁的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因癌症在纽约去世。在她的遗言中，她要求被埋葬在家乡，智利北部的蒙特卡罗格兰德（MonteGrande）山谷里。她希望，通过这样做，那里的穷孩子，那些与世隔绝的小村庄，就不再会被她的国家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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