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崴：我眼中的《我們仨》

         

                  我眼中的《我們仨》

            ——寫在楊絳離世一週年前夕

            （世界日報《上下古今》版）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五至十七日

                            張葳

去年五月我和先生回國探親。象往常一樣，我在前年底就開始物色送給錢鍾書夫人楊絳的禮物。就在我們臨行前，好友在電郵中傳來了錢伯母住院的消息。我們一起為她的康復祈福。到北京後，我對先生說:“等錢伯母康復回家後咱們再打電話給照顧她的吳阿姨，到時在門口將禮物交給她，就不進去打攪錢伯母了。”未料卻等來了錢伯母於五月二十五日過世的消 息。

當年錢鍾書伯伯和父親在清華大學同屆考取中英庚款留學英國。錢伯伯在牛津， 父親在曼徹斯特。錢瑗姐姐于一九三七年在英國出生，我大姐同年在柏林出生。抗戰爆發後，錢伯伯、錢伯母和父母一樣懷抱着不滿週歲的女兒匆匆輾轉回國，學成的海外學子一片赤膽忠心，殷切地要用自己的知識來報效國家。

我本人跟錢家的《我們仨》開始有面對面接觸則始於文革期間。約是在一九七二年的春夏之際，父親對我說:“聽說錢伯伯、錢伯母已從幹校回來了，咱們去看看他們吧!”父親買好了一包蘇式糕點， 我們乘公共汽車到了東城的社會科學院大院，按照傳達室所示，找到了他們的住處。 印象中好似一排簡易平房中的一間，門外有一蜂窩煤爐，進屋後只見大床、書桌和幾把椅子，房間雖小但陳設十分簡潔。

錢伯母沏了茶，就着蘇式小點，大家相互問候了一下近況，我們很快就告辭了。

再到錢家已是一九七五年我結婚後了。 當時先生和我住在甘家口的婆婆家，而錢伯伯、錢伯母已搬到三里河的南沙溝。因甘家口和南沙溝很近，在我回和平里的父母家後，常遵父囑將一些書信刊物送到錢家，從此我便和錢家的《我們仨》有了較多接觸。

先說和我大姐同屬牛的錢瑗姐姐吧! 一九七四年的一天，父親對我說:“錢瑗結婚了，咱們去買個禮物祝賀她吧!”到商場後，爸爸決定挑條粉色床單，我問為什麽?父親解釋說:“按照英國人的習慣， 新婚穿白色婚紗，再婚就用粉色的衣物了。 (錢瑗的前夫在文革初期含冤自殺)。”

隨後父親向我提起，錢瑗的公公姓楊， 是父親的老朋友，一位有名的工程師。我們買好一條花紋淡雅的粉色床單，送到東城西石槽的楊宅，當時只見到錢瑗姐姐的公公婆婆。這次去西石槽送禮一事，一直在我心中隱隱顯見出老一代知識份子的重禮儀之道，“君子之交淡如水”。按理父親與錢伯伯更熟識，交往更頻繁，可父親還是將賀禮親自上門送到錢姐姐的夫家。 我意識到父親這樣做，表達出他作為錢瑗姐姐的世伯對其夫家的尊重，也加重表達 了錢家對楊家的尊重、錢瑗姐姐對夫家的尊重。

一個冬日的星期六，我因為政治學習 稍早結束，便帶着父親讓我轉交的東西去了錢鍾書伯伯家，我向錢伯伯轉達了父親的話語，又與錢伯母楊絳聊了些家常。 一看時間已經不早，邊起身告辭邊問伯母: “這麼晚了，錢瑗姐姐還沒回來?”正在這時，錢瑗姐姐開門進來，大衣圍巾裹得嚴嚴的，右肩上挎着一個又大又重的布書包，很像聖誕老人揹着礼物在涼風中推門而入。她一邊脫大衣一邊對錢伯母說: “開會下班晚，我又去新街口買了樣好吃的，等會兒熱熱嚐嚐看。”

燈光下，我第一次見到錢瑗姐姐，臉頰紅撲撲的，額頭上浸出微汗。她很像媽媽，身材嬌小，皮膚白皙，說起話來輕輕柔柔的。

過了些時日，又是星期六的晚飯前後， 我去錢家送東西，臨離開時我還是問伯母: “錢姐姐還沒到家呀?”錢伯母回答:“她回夫家了。在這兒，她做女兒; 去夫家是做妻子、做母親。”

我最後一次見到錢瑗姐姐是一九八二年在美國。那時先生和我在紐約Ithaca的康奈爾大學求學。我先生鄧家有一世交， 是曾在燕京大学任職的周學章教授，周家大兒子周迺文大哥早年來美，當時住在紐約Skaneateles，Ithaca和Skaneateles這兩個風景絕佳的小鎮相距不遠。那年夏天周大哥邀請我們去他家小住度假，那天我們開車到他家後，才知他們來了一位親戚 ——周太太的弟妹，她從英國留學歸途中到美來探望他們。

進屋坐定一見面，這位弟妹竟是錢瑗姐姐，我們真是喜出望外。周大哥一家準備了豐盛的餐點，我們一起品嚐美味，一 起談笑風聲，飯後一起到他們後院的雞窩去撿雞蛋，好開心呀!但萬萬沒想到，這竟是我和錢瑗姐姐的最後一次見面。

讓我感到一些欣慰的是，在一九八四年買到一本英漢小詞典(修訂本)，在修訂版前言寫有“本詞典於一九六五年排成清樣，因十年動亂而影響出版。一九七七年第一次印刷前，曾請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審訂，參加工作的有......錢瑗等。”

此字典為楊絳所著《我們仨》第三部中寫到的“錢瑗參與編寫 的《英漢小詞典》(商務出版)”。她的剛正敢言讓父母佩服， 她的年輕有為得到大學者丁聲樹、鄭易里老先生的青睞

至今這本小詞典都放在沙發旁茶几上， 先生和我常常用它。有時碰巧翻到扉頁， 腦中就不免浮現出那個肩背又大又重布書 包的錢瑗姐姐。

  提起錢伯伯，我就會想起父親每次要去請教錢伯伯時就心感忐忑不安。他對我說:“又要去挨錢伯伯說了。”父親雖然是學工的，但酷愛文學，他常將讀文學作品中遇到的問題攢到一定程度，就親自上門去請教錢伯伯。

  在父親眼中，錢伯伯是一本名副其實的“活字典”。我記得有一次父親與錢伯伯談論法國作家斯威福特的哲理著作時，錢伯伯能很快找出原文出處，並找到字典上的精確解釋。父親說錢伯伯可將字典倒背如流了。

錢伯母和母親同是身材嬌小的江南秀女，但錢伯母比母親堅韌得多，學問大得多，普通話講得也好得多。錢伯母是個典型的大家閨秀、書香之後。她身材嬌小，皮膚白皙，剪着齊耳的短髮，戴着一副細邊眼鏡，身着淡雅大方的襯衫，說起話來聲音輕輕柔柔，臉上總是帶着甜甜的微笑，是那樣的幹練高雅而莊重。

父親最後一次回北京是在一九九八年夏，當他見到錢伯母時，才得知錢瑗已去世、錢伯伯在住院。父親問錢伯母:“我要不要去醫院看看鍾書?”錢伯母很淡定地說:“不用了，鍾書現在全身都插滿了管子。” 這是父親和錢伯母的最後一次見面。

一九八〇年代後我們和父母長住美國， 我也很少回國。二〇〇四年後，父母相隔三年先後離世，我們兩次隔年回去辦理安葬和清理家中父母遺物事宜，直到二〇一一年，我才得以有時間去探親訪友。

那次回北京，我第一個想去拜訪的人 就是錢鍾書夫人楊絳。臨行前，我按母親的喜好給錢伯母物色了三樣禮物，一個是穿着藕荷色小裙與媽咪“捉迷藏”的聲光感應洋娃娃，一瓶高級擦臉油和一袋藍莓巧克力糖豆。

通過周大哥內弟楊先生得到錢伯母的電話，事先與吳阿姨約定好，四月二十八日下午我和先生去看望錢伯母，正巧趕上是她一百歲壽辰的前夕。吳阿姨把我們讓進客廳，就見錢伯母輕盈快步地從臥房走出，招呼我們和她一起坐到沙發上。

說起我們五姐妹，她興趣盎然，談起我們小時的種種，還說我妹妹“小五最淘氣”。她很喜歡那個講英文的洋娃娃，把她放到胸前，雙手摸着洋娃娃光滑的着小腳丫。先生問她:“每天看電視嗎?”她說:“不太看，只是看新聞提要和廣告中的胖娃娃而已。”因為她有幹不完的事情， 還在忙着寫新書。

講起當今社會上風行裝修房屋，錢伯母很不以為然。她的住房幾十年不變。她 說，周邊的人家都把小陽台封了起來，像個小暖房，她不喜歡。開放的陽台，在天好時，可以站在陽台上看到一小片藍天， 呼吸到自由流暢的空氣。她還指給我們看天花板上日光燈旁淺色的手印，頗自豪地告訴我們，那是多年前她爬上高凳去換燈泡留下的手印。

她很滿足地對我們說，這些年來她日夜兼程整理、編寫、核對，出版《錢鍾書全集》。限量版發行時，她有些忐忑，唯恐銷售不好，但沒想到限量發行的書一搶而空。很多讀者因未買到非常遺憾，她十分欣慰終於完成了錢伯伯的遺願。

    臨行前，我們拿出二〇〇七年八月第一版的《走到人生邊上》請錢伯母簽名。 她高興地提筆寫下了:“張葳鄧國仁賢伉儷存正 楊絳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錢伯母很慎重，先在白紙上試寫， 然後再抄在書上。

二〇一三年先生回國，打電話給吳阿姨，吳阿姨說錢伯母近日身體不好不見客 了。二〇一五年我回北京參加同學聚會，打電話給吳阿姨，回答仍是“不見客”。

二〇一六年我們回北京，一心盼望着錢伯母可以康復回家，我們可以請吳阿姨將禮物轉交給她老人家......，但這一機會永遠地失去了。

這一年來我常常回憶二〇一一年和錢伯母交談的情景，突然覺悟到錢伯母選擇了一個絕佳位置來擺放錢伯伯、錢姐姐的照片，無論是她從沙發起身走去書桌還是放下紙筆回房休息，錢伯伯、錢姐姐的照片都在她的視野中。她和丈夫、女兒就這樣天天在一起，生活在七十年代社會科學院分配給他們的單元房間裡。

錢伯母，您在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七日來到世界上，一百零五年的歲月中，您作了“最才的女，最賢的妻，最慈的娘”。 在洗淨世間的塵埃後，您回家了，您和錢伯伯、錢瑗姐姐在天上相聚了。從您們身 上折射出來的老一輩知識份子的人品、學問和為人是我們小輩仰慕不可及的。今天，請允許我稱您錢媽媽，我們永遠懷念您筆下的“我們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