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前两天在海南博鳌向政策制定者隔空喊话：
房产税呼吁了十几年，我现在继续呼吁，要赶快施行房产税。怎么实施？我的建议是，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双轨过渡，增量改革。根据房屋价值进行税收减免，如对仅有一套房屋和低价房屋进行税收减免，降低低收入阶层的住房成本。
他分析说，需求侧改革最重要的长效机制就是房地产税，因为房地产税是内在稳定器，一是改变收入流，将未来要交的税现在逐步缴纳，并非在地价中一次性缴纳；二是减少投资需求。
而最关键的则是下面这句话：
房产税征收不会造成房价暴跌，因为目前房地产在多行政手段调控下，需求被严重抑制，一旦实行房地产税长效机制，就可以放开调控，合理需求足以弥补挤掉的不太合理需求，房地产仍然能平稳发展。
道理还是这么个道理，没有佶屈聱牙和故作高深，浅显易懂。但我可以断定的是：此次喊话依旧无效。
此轮调控与过往许多轮调控的不同之处在于，一切尽在政策制定者的掌控之中。调控政策的层层递进，有序出台，招招见效，持续发酵，威力渐显。政策的首创性与不留后路的决绝、封杀令人刮目相看。但唯一一个盲点则是房地产税。
其实，并非政策制定者遗忘了房地产税，也并非坊间传言将此杀手锏列入了长效机制之中。而是，在有可替代的政策有效掌控市场热度与走向的情况下，他们需要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不到万不得一，在政策未用尽之前，不会启用房地产税。
比如这段时间热炒的住房租赁政策体系的建立。广州率先发出声音，但旋即陷入沉默。本周二有一房地产论坛专门探讨租购同权的话题，但最后被上级有关部门低调处理。网络直播取消了，同城媒体的报道也尽量淡化。
广州这次的先行者角色有些尴尬。其他城市间或有所跟进，但质疑的声音更多，有些城市甚至回应称，租购同权或租售同权是炒冷饭。因为比起房地产税，租赁政策的可落地性与可操作性以及实施的时机都远远没到。市场还远远没有到“改天换地新时代”的地步。
同样是在海南博鳌，原房改课题组组长、现任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理事长孟晓苏在发言中说出了三个数字：房改18年以来，房地产投资增加37倍，拉动GDP总量增长将近9倍，房地产业拉动经济的作用非常明显。这位亦官亦商的地产领袖级人物在回顾中国房地产的前世今生时说，当年就是在房改课题组的建议下，国务院在1998年7月出台城镇房改的文件，启动了全国住房制度改革，从此住房走向商品化。2003年，国务院再次接受房改课题组的建议，把房地产业写入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只相信数字的力量。回望二十年房改史，中国式楼市之所以走出来这条艰难曲折、总体向上、勇往直前、无惧污名、有所担当的路径，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承担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能。房企再神通广大，机敏过人，开疆拓土，成就一方霸业，始终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房地产的功过是非，无须多言。
房地产税迟迟不入政策制定者的“法眼”，但不时拿出来亮剑一番，一种浮浅的说法是，这一政策事关奶酪的分配，而今年两会期间新闻发言人的“一剑封喉”式表态，一开始即打消媒体记者的好奇心，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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