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时期的讲学之风

司马迁说“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韩非曾说，孔子的弟子七十子都是服事孔子的执役之徒。

子弟或弟子、门徒（门生）制度，实际是一种变相的收养假子制度。而春秋后期出现的这种讲学聚徒风气，后来演变为战国时的贵族养客制度，汉晋时的豪强、贵族子弟门生收养制度，是一种半人身依附性的收养。

孔子时期的讲学之风

“门人”和“弟子”之类的字眼。这是春秋末年的新名词。那时沿守旧制的，有时也称为“徒”，称为“役”。门人服侍先生，与仆役奴隶的情形差不多，不过是志愿性，而非强制性而已。“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先馔。”先生出门的时候，弟子要执“仆御”（当车夫），要任徒卫。但弟子究竟不是徒，不是役，年稍长者先生视之如弟，稍幼者视之如子，因而有“弟子”之名。

清末章炳麟以来有一种流行看法以为，孔子首创“私学”，从而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变畴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此风气实孔子开之。”

其实，这种私人讲学之风气，并非始创于孔子，而是春秋后期一种新出的政治文化现象。私人收徒讲学的风气，究竟起于何时，始于何人？今已难考。但根据现在所能看到的史料，则可以说明，至在春秋中后期，这种现象已经形成风气。

孔子时期的讲学之风

例如，据《左传》等书记述：晋国的叔向，由于受到晋平公的特殊敬重，门弟子众多，以致已投入其他人门下作弟子者，后来也改投到叔向之门下。又如郑国执政的大臣子产，早年拜有名师多人。自己身居国相之后，去见老师时，还要和同学按年纪排座次。

又据《吕氏春秋》，郑国的邓析多收学生，助人兴讼。只要交纳一定财物作报酬，就可以到他那里学习。“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

孔子时有鲁人王骀，曾经犯罪，被砍掉一只脚，但是信徒众多。“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与夫子中分鲁”。

少正卯是鲁国的大夫，号称“鲁之闻人”。少正即小正，是鲁国的职官名，以官为氏，表明少正卯出身也是世官贵族。他也在鲁国讲学，同孔子相竞争，吸引了孔子的很多弟子，以致“孔子之门，三盈三虚，惟颜渊未去”。

后来战国时代兴起的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发生，正是这种私人讲学风气的产物。

讲学之风亦并非始于孔子。孔子授徒讲学，并不完全是私人性质，因他是具有宗社师儒的正式名份的。孔子作为鲁宗社之胥相，有正式名分可以传习礼教，聚徒讲学。

许多人以为，孔子是依靠弟子献奉的“束修”而谋生的。这是严重的误解。

清儒已指出，束修者，束须也。古人十五束发从学，曰“束修”。束脩并非是什么腊肉或者干肉。

有证据表明，孔子的学团是一个非但不收费，而且免费收养当时飘流于社会中的“庶子”（多馀人），为弟子提供食宿的社团。那么这个社团的经济来源何在？据《周礼》，宗社司祭是学官，教授贵族子弟书写计算及礼仪制度。而宗社中的社田，其收获正可以养育这些在籍的子弟。

孔子时期的讲学之风

孔子讲学的目的，一是形成社会舆论，从而实施其政治主张。二是培养“君子”，即培养从政者——政治家、演说家（言语）、外交家和祭司（胥相）。“学而优则致于仕。”

春秋时代，正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百家诸子都兴起于此时。《汉书·艺文志》将先秦诸子划分为十家，认为每一家都是出于某一种“王官”（政治分工中的官属专业）。但实际上，除老子一派道家具有源远流长的史官渊源外， 晚周诸子之学如墨、法、兵、名等，基本都出自孔子或其所传授的弟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