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到喜闻乐见，众所周知（？）——毕竟比起二程加一朱，陆王带群雄的南宋及明朝思想史来说，北宋这几位思想家已经相当温柔友爱了——的周敦颐，张载，邵雍等几位先生之前，北宋初期的思想发展史上，还有几位过渡性人物，这就是“北宋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他们重新开始强调经学知识，推崇韩愈留下来的“道统”思想，同时，一方面重整伦理纲常，另一方面则重视阐发经典中的义理，为儒学的再度复兴与深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而在这之后的道学初创阶段的几位人物，都是给后来的各种思想发展留下了重要理论线索和源头的开创性人物，他们强调的方面，运用的方法，立足的立场都有不同。接下来就从深刻影响了朱熹，编撰出《太极图说》，提出“无极而太极“的周敦颐先生开始讲起。
1、周敦颐一切的立论基础，都在于其融合儒道两家的，独特的宇宙衍化论，而该衍化论又是从一句”无极而太极“而展开的：在周敦颐看来，《周易》的太极和老子的无极，实质上是同一个东西，都是一种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无形又无象的状态，因此，他引用周易的创生法则，先是承接上一步，提出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静相转，阴阳分立的两仪生成步骤。接着又借助五行交错与其中数的次序，提出万（多样性）与一（统一性）的关系，认为二者分别是彼此的潜在与拓展状态。最后则将男女两性与乾坤二道联系起来，以此走向万物化生的最终具体步骤（前面都还是抽象的，元素性的，男女和生命的出现，就变得具体化和生灵化），并提出了立人极的伦理思想，即认为人是万物之最灵的体现，圣人应该以仁义，建立起人伦规范。这就把宇宙衍化论落实到道德本体论上来了，但是周敦颐并不是那种直接将仁义当作形而上之道的思想家，他主张的关键还是在于人要领会冥冥运行的天道法则，并以此来构建道德生活。所以，他的道德本体论的最高范畴是”诚“，即道体在人的一切运转中的默然显现，实际上就是道在人的认识与感受中的彰显（可以联想”逻各斯”，当然其实我自己现在都有这个感受，“诚”似乎的确是这个世界的真相与本质，而“神”是人对它的领悟与阐述）。因此，“诚“被赋予了以下含义：它是万物的本源，贯穿万物的始终，诚是寂然不动之体，而神是感而遂通之用——“从这里开始，我真的感到了自己的真实田园和广阔世界之所在，而它就在前方的路上，确确实实在我所在的这条路上，它们并不呼唤肤浅的记忆，机械的逻辑，愚蠢的投机取巧或程式化操作，它就在呼唤我，呼唤我掩藏已久的本质，呼唤我渴望挣脱而自由生长的真实”——诚作为世界的本质，其在伦理道德上的体现就是纯粹至善，因此它应该作为伦理的最高标准。而要以纯粹至善为标准与标杆，出于“立人极”之目标而订立的人伦规范，就应该包括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这应该是“神”对纯粹至善于社会人事领域的展开运用），而人同时又是有相应的人性基础去实现它们的，按照周敦颐的划分，人性可以分为五品，其中最为理想的是“中”，是各种状态的调和，体现了道的精髓。但无论人天生的品性高低好坏，最关键的还是要做到寡欲，才能回归“诚”。
2、邵雍，求索智慧之大成者，但哲学史对他的介绍实在太过简略，只知他是使用“加一倍”法进行衍算：即每一级的类都会分解出阴阳两个不同的象，若是要推求事物的类，首先就要看它处于哪一级，若是要了解它的性质，就要从它的阴阳之象出发来确立。而这种衍算是建立在对宇宙衍生的过程的基础形容之上的，邵雍认为天地万物都一统于心，但此心并非人心，而是包含了人心在内的天地万物之心，因此从先天立场来看，主客观具有同一性，一切先天之学皆为心学，一切后天之学也同样由心所发，而掌握天地奥秘的关键也在于始终使得人之心合于天。而心所洞悟到的法则正是万类分象，阴阳消长，兴衰成毁，因此邵雍将它运用到对宇宙演化的推算当中，并且提出包括有限的宇宙和天地在内，也是一个演化消亡而又新生出又一者的过程。从这样的宇宙观出发，当他重新回到对社会历史的评价与观察时，认为最好的统治方法乃是以道化民，崇尚自然的皇道，其次才是以德化民的帝道，以功劝民的王道，以力率民的霸道。而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也与天道的运行一致，不过治世在于人为，正如命数虽有起伏之定，但其中也要人为来将其推动落实。
3、王安石是新学的倡导者，所谓新学，也就是以古经为依据，阐发能为变法提供理论支持的新意。王安石对宇宙创生的看法，总的来说与周敦颐和邵雍有相似之处，都是从道的恒常不变进入到其流变生化，他认为道体是元气，卓然独立，道用是冲气，以阴阳对峙而生化流行，而生成万物则需要依赖五行作为具体的中介——这与周敦颐，邵雍的看法都非常相近——尤其是在强调人事上的应对方面，并不是与佛道那般，要以无为来回归道体，而是认为要以有为来积极应和道体，传统的因循守旧更不可行：既然正是阴阳的对峙导致天道发生新旧相革，那么人事的内在矛盾，也应是用来使得社会制度发生新旧交替与更改的动力性因素。除了阴阳作为推动力之外，还有五行作为具体的规定和变化形态，五行的相继以及五德的盛衰，都是需要对“时”的因素加以考量，因此要趣时应变。这就提出了要改革和要把握历史具体情景来改革的总要求，而如何改革呢？王安石将“革”训为“有为”，即强调通过实践和真抓实干来推动变法。而在晚年变法失败之后，王安石也开始致力于与道合一的人性提升，回归内心。当然，此种回归始终还带有儒家修养心性，徇顺道德的色彩。
4、沈括是一个富有科学精神的思想家和科学家，我认为之所以要把他放到这个道论的初创人物体系中来讲，是因为他的求知致实精神是与气论注重认知，强调规律的思路有其一致性。他认为学问思行要结合起来，在思考的同时要注重考察和观测，强调慎思明辨的同时，也注意到谬误的产生于人们思想上的障碍有关。但处于儒家经世致用和佛道超越经验语境的双重影响下，他一方面意识到科学发明的主体实际是各阶级的总和，另一方面也表达出了对人类认识能力的怀疑。
总的说来，在道学的初创阶段，空虚超盈的道与周易当中富有具体内容的衍化法则以及术数传统结合起来，它变得能为理性——价值理性或知识理性所把握，无论是强调制定道德人伦，倡导积极变法，计算历史盛衰，考察研究外物，都融贯了大量可以生发且落实到现实领域中的实际知识的潜藏脉络，为后来的气学、理学、甚至去除知识而回归无言的心学，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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