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叫伍庸伯的先生，这个人我是比较熟悉，因为熊十力先生和伍先生我都见过。由于有这样一个父亲，别人见不到的我都见到了。
熊先生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都没有听说过伍庸伯，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称呼他。是新儒家还是什么，我认为这些称号都不必要。在我父亲心中，伍先生是可以补朱熹、王阳明的不足，评价非常高。但是大家不知道他，我就先说一下伍先生。
伍先生他原来是学军事的，是第一名的毕业生，而且很快就在军界一帆风顺。等到1916年中国买了几架飞机想要组建空军的时候，他是管几架飞机的空军。有一次他笑着对我说，我是中国第一个空军司令，我吃惊。他说我不会开飞机，是别人扶我上去的，这是他对自己的自嘲。
一个人做军人活一辈子对吗？他一定要弄清楚，不弄清楚这个问题他没有办法活，他活着就处在一种迷惑的状态，所以他一定要先弄清楚这个问题然后再说，其他他不能干了。所以他就辞职。别人说你辞职吃什么穿什么？他不管。
后来他辞职了，而且他的陆大的同学和同事们，一人给他几块钱，他靠这个活着，在北京找各方面的基督教的牧师、和尚、道士，北京大学去旁听。他用6年的时间，最终他选定了，儒家最好。并且还有一个特点，他选定儒家之后，再也不评价其他的学派或者是其他的宗教有什么长短。我就认为这个好，其他有什么我不说，他就是这样的态度。
伍庸伯先生另外一个特点，他此后再也没有回到部队，但是在北伐的时候出任后方办公的厅主任，掌握最繁重的工作，前面在打仗，他是这个办公室的主任，北伐一完成他就辞职。他有两次代理广东省的主席，主席一回来他就交权，他的力量就是利用在本乡，办教育，缴土匪，他的儒家学问只在本乡跟他的一些乡亲们中间有兴趣的人，讲给他们听。
我想说的是，他选择的儒家的路就是差不多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同时周遭靠近他的，他也关心，或者说他也愿意辅助人们来解决问题。他没有更多的要求，这就是跟我父亲不一样了。我父亲是说他要用儒学来拯救人类，因为佛家太高，这中间关切的范围是区别非常之大了。
我只能用很少的几件事情来说明伍庸伯先生的不平凡，以及修身方面及其认真来让大家有一个印象。
他的老家是在广州以北几十里的地方，他进广州通常都是坐火车，几点几分有一个火车离他们村几里远的地方，他坐这一趟火车进广州。以前都是火车到他也到。但是有一次是火车已经到了他还没有到，如果他跑还能够赶得上，但是他不跑，他立刻就决定我今天回去了。回想今天我为什么没有赶上火车，因为火车是定时的，我去火车站需要走多少时间也是一定的，都是非常清楚的，为什么我今天没有赶上。
就是这样一件事情，他可以用来检查自己，防止一时之懈。顷刻之间心不在，他们强调心要刻刻在当下，不要走作，中国成语说心猿意马，人在做这个事，其实脑子里面在想着别的事，这是他们非常反对的。伍先生决定不赶上火车，我今天就是有所走作，心有懈，就是懈怠的懈，当我们把这个作为小事放过的时候，他不放过。
他后来在北京生病住院的时候，我去看他，我进屋就看他的嘴唇缩上去了，上嘴唇盖不住牙齿了，有手指那么宽的缝子露出来，正好他拿着一个小镜子在看，他也看到牙齿露出来了，他说了一下，恐怕大势已去了，然后他就不吃药了。同时还对别人说了一句话，我这个时候死正好。什么意思呢？因为当时他身上没有任何的责任，对于乡土，对于其他的人都不负有任何的责任，此时生命的在与不在只关系到个人，所以他说此时正好，他不吃药就死了，这就是伍先生的儒家工夫实践的一面。
他在讲书解书，他解书在我父亲看来是最正确的，为什么正确？朱熹、王阳明这些大家，常常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加到古书里面。有一个毛病，解书的时候，多有转折，把一个意思加以改动，经过3、5次的改动成了他自己的意思，不是古书的意思。用我父亲的语言说：古人就我。让古人来迁就我的意思。
但伍庸伯先生没有这个意思，他不善改古书，他对王阳明和朱熹的批评就是他们有这个问题，王阳明讲着讲着就要讲“良知”，就是“格物致知”，王阳明加了一个“良”，加了究竟好不好，它不是古书的意思了。这个古书在我父亲看基础是摆在那里大家看的，每个人自己去体会，不要你去改，靠自己的心得去理解古书，所以他说伍先生的态度最好，他讲解书的时候最原原本本，一字一意，一句一意，而王阳明他们不是这样做的。
我父亲对于伍庸伯先生长处的评价是什么呢？伍先生这样的解书，这样的实践，好在什么地方，可以利于初学普济一般人，他更明确的说，不要用心太过，虽然你是研究孔子的精神，但是你用心太过，用力太大都不好，这里面好像也是对于朱熹、王阳明的不赞成，反过来说伍先生在解书的时候没有这个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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