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赵匡胤从无名小卒崛起为开国皇帝的经历。
这段故事，听起来十分过瘾。
但其中并没有多少新东西。
它基本上是按照当时标准的“篡国指南”，一步一步走下来的。
只不过，郭威和柴荣去世的都很早，这让赵匡胤夺权的速度骤然加快了。
本质上，称帝之初的赵匡胤，就是一个年轻版的郭威，宋也只是改头换面的后周。
它的疆域面积刚满105万平方公里，往南过不了长江，往北到不了太原，人口还不到1300万，毫无中兴的气象。
另外，五代不仅有“篡国指南”，还有“亡国流程”。
新朝初创，都会大封功臣。
得到封赏的节度使，往往志得意满，开始对皇权产生轻慢。
没有加官进爵的，更是怀恨在心，密谋发动兵变。
等到开国皇帝去世，蓄力多年的节度使们，就会兴兵作乱，一通混战，直至产生新王朝和新君主。
如果赵匡胤只是一个头脑简单、随波逐流的武夫，那宋极有可能走上这条老路。
今天的历史也许就不会有“五代”这个说法，而是叫“六代”，加上一个同样短命的“后宋”。
赵匡胤成功避过了这个“坑”。
登基刚满一年半，赵匡胤就召见几位最资深的禁军将领，削去他们的统兵权，让他们离开首都开封，出镇外藩。
成语“杯酒释兵权”，说的就是这段故事。
那禁军将领们，为什么会乖乖接受，没有生出异心呢？
主要有两项理由。
首先，被削去兵权的将领，基本都是当初的“义社十兄弟”成员，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也在其中。
这些将领在后周时代，地位不算高，完全是因为“从龙之功”，才获得拔擢。
他们身边，还没来得及聚拢谋士、家将，也没有形成稳定的个人集团。
赵匡胤看准这个时机，把他们逐出禁军，但保留每个人的官衔、俸禄，并继续和他们维持亲密的个人关系。
这样一来，大将们的地位和收入没有受到影响，怨气不算太重。
只要他们安分守己，子孙就可以永享富贵。
这比造反失败，身死族灭，风险可是小太多了。
另外，“杯酒释兵权”，并不是让把兄弟们回家养老，什么都不干。
赵匡胤只是剥夺了他们对中央禁军的控制权，但依然封他们为节度使，让他们执掌地方藩镇。
这些大将对自己的新治所，并不熟悉，对当地军队的控制力也很弱。
赵匡胤一等他们上任，就频繁发动局部战争，让这些将领带着陌生的部队去参战。
过了几年，又让他们互相轮换，避免统帅和军队的关系固化。
宋朝后期有个说法，叫做“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它的源头就在这儿。
对那些根基深厚，心怀叵测的前朝老将，比如前面提到的李重进，赵匡胤采取了坚决诛灭的态度。
但老部下里出镇外藩的，只要能立军功，依然受到重用。
这样一来，节度使就成了皇帝的工具，而不是威胁，“篡国指南”也就渐渐失效了。
从“杯酒释兵权”，又引出了宋太祖的第二项制度安排，叫做“强干弱枝”。
前面提到，五代后期，政权更迭往往被中央禁军操控。
禁军的指挥权，掌握在殿前司和侍卫司手中；
人事安排，则由枢密院负责。
殿前司、侍卫司和枢密院的负责人，都是武将，有时一个人还兼任多项职务，权力非常集中，这就给大将谋朝篡位创造了机会。
有鉴于此，宋太祖在登基后，先是拆分了殿前司和侍卫司，把两司变为三司，接着又用文官出掌枢密院。
三司有统帅权，但没有发兵权，最高指挥官经常更换。
枢密院有发兵权，但不负责战时指挥和日常训练，彼此形成制衡，降低了威胁。
中央的问题是解决了，地方上的节度使怎么办呢？
宋太祖的做法，是改变禁军的性质，把它从护卫京师的小股部队，变成武装力量的基干。
赵匡胤要求各州挑选精壮男子，送到开封充当禁军。
这支禁军，平时就有20万人，一半驻守京城，另一半在各地轮流值守。
节度使自己掌握的部队，改称“厢军”，基本上都是老弱病残，无法与禁军抗衡。
收走节度使的兵源之后，宋太祖还用知州分散他们的行政权力，用转运使控制地方财权。
经过这样一番操作，昔日大权独揽的节度使，渐渐变成了有名无实的礼节性职务。
五代乱世最重要的一项官职，被宋太祖彻底“拿捏”住了。
光是降伏军队，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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