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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易经》是什么？
一听到周易就想到算卦，这是常人非常一致的反应，碰上一个懂易经的，往往带有几分惶恐的敬意，内心又有几分不好言说的鄙夷，这两样心理都有根由。
人人都想有好运气，也都想提前知道点自己的好运气，见识到“周易”这种高级算法，面对自己期待中的人生的“剧透”，有些诚惶诚恐也在所验证免。建国后“破四旧”的一系列运动，成功地把周易和算卦一并扫入封建迷信的篓子，算卦基本属于旁门左道，找人算卦是愚眛落后，都会被人打心眼里暗自瞧不起。
改革开放之后，算卦之类的“封建迷信”在民间沉渣泛起，前些年更是涌现出许多看风水、观运势的“大师”，一旦打出“周易”的旗号，不入流的“封建迷信”立马包装得高端大气，成了中华民族古老相传的“易学经典”，其实和易学的皮毛也不沾多少边儿。
就这样学周易的人和周易同样处境尴尬，尤其是把周易作为学问研究的学者。钻研《周易》七年（文王拘羑里推演出周易的时间），和数不清的人谈过易经，几无例外开口就问算卦起名这类事，有一次开会碰上一个领导，听说我懂周易，很认真地打电话回家大概是和母亲核对了生辰八字，然后神秘地塞给我一张纸条，让我帮他算一算。
类似的啼笑皆非我早已司空见惯，给人说清楚“易理”与“象数”是如何不同仍就是一件很劳心费力的事。圣人说：“君子善易而不卜”，就是教人专注于其中的“易理”，不要尽在表面的占卜算卦这类皮毛上下功夫，世上还是俗人多，君子只不过是人群中的稀有动物，所以历朝历代学周易者又大都用于算卦、起名、看风水这类皮毛之用了。
孔子此处所谓的“君子”并非专指道德品质，也泛指身居高位处于统治阶层的贵族，易理中也就既有涵养道德人格的精神，也蕴含着治国理政之道，惟其如此，“易”也才有资格称之为“经”。
易经被奉之为“经”最早出自汉代，“经”的原始含义是织布时用棱子穿织的竖纱，是编织物的纵线，横线为“纬”，衍用为地理学中“经度”与“纬度”的概念，引申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就成了在变化中把握人生和家国治理之道的不变法则。
易经就是在因应世事变易中所须遵循的不变的法则。
汉代有“五经博士”，以家族相传承，每家治一经，所传承的是当年孔子课徒时所传授的“大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大六艺”流传到汉代成了“五经博士”所治的“五经”，《乐经》此时大概就已经失传了。
“博士”这个称谓出现于秦代，字面意思是“博学之士”，也就是“有学问的贵族”。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春秋时代，治世的学问主要在贵族阶层传播，从孔子这个身为没落贵族的“至圣先师”出现之后，才开始向庶民阶层“传习”。
汉代的“五经博士”由朝庭供养，这应该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关,灭秦之后，发现“知识分子”大都“坑杀”了，藏书也差不多给搜罗出来给烧尽了，在文化传承出现断层的时候，才能显出文化的珍贵来，因此朝廷要供奉专门治经的“五经博士”来传承文化根脉。
近代出现过一些为秦始皇“焚书坑儒”翻案的文章——“焚坑事件要商量”——还有伟人的背书。
“焚书”并不是烧尽藏书，焚烧的只是六国史书，是为了防范六国后人诽谤朝廷聚众谋反，以图死灰复燃；“坑儒”埋掉了的也不是儒生，而是四百六十名“方士”，说起来和《易经》也许还能拉上点关系——近似于近代社会中的算卦先生。被秦始皇派往东海访求长生术的徐福就是一位著名的“方士”，传说中他访仙不成，为了避祸，带领随从三千童男女远赴东瀛，成了日本人的始祖。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始皇帝，求不到长生不老药，自己还一再被坑，坑杀一些坑了他的“方士”们泄泄愤也是可以理解的。这里需要澄清一个误解，“方士”并不能等同于后世那些能掐会算装神弄鬼的巫婆、神棍，先秦的“方士”和“儒生”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从孔子开始，他所教的“易”就分出了“易理”和“象数”两支，世人熟知的七十二贤都属于“易理派”，拿《易传.系辞》和《论语》来对照，其思想根系是一脉相承的，这也是后人认定《易传》出自孔子之手的原因，但是极有可能和《论语》一样，只是门人记录孔子所传授易学的“学习笔记”的整理总汇。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孔子传易于商瞿”，传给商瞿的大概是“周易筮法”，可视为“象数派”最早传人，这个流派散落民间，和医、卜、星、相合流，大概就是“方士”这个群体的来历。这些儒生、方士在秦汉早年大都六艺皆通，也都是博学的“知识分子”，但知识当不了饭吃，生逢乱世生存才是最急迫的，这些儒生方士“四体不勤五谷不丰”，生存能力其实极差，反倒是看似装神弄鬼的算命看相成了吃饭的本领。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据顾颉刚先生考证，孔子所谓的“三千弟子”学的是高端大器的“周礼”，讨生活主要还要靠“殡葬礼仪”，顾颉刚戏称之为“春秋殡葬公司”。
唐代贞观名臣魏征、禇遂良、虞世南等人合编的《群书治要》收录了先秦诸子百家和历朝治理经典六十七部，也收入了《周易》 卦，“群书”中“周易”排在第二位，排在首位的是《尚书》。
虞世南说：“不读易无以为将相。”
一部治国经典中选入卜筮之书，感觉上似乎有那么一点不伦不类，按照“易理派”的理解那就再合适不过。
“周易”六十四卦每一卦都可以视之为一个“思维认知模型”，大到经世济民、治国安邦的准则，小到趋利避害的原则、修身立命的标尺，易道广大，天下大小事宜无所不备，都能从中找到一个底层的“思维模型”。“群书”中选入的那几卦是适宜于治国理政的思维模型，所谓“卦有大小，辞有险易”，“大”者可引为治国经典，用于思考“国之大者”；“小”者也可用于模拟个人运势，帮助趋利避害。
易经就是一个思想认知的“系统模型”，是一种底层法则，其中并没有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易经中的卦、爻辞读起来感觉抽象模糊，这个笼统而模糊的法则需要进一步发展成清晰而严谨的思想，于是衍化出来先秦“诸子百家”。
乾卦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自息。”
孔子代表的儒家精神是“知其不可为而为”，正是“君子自强不自成”的精神；《论语》中曾参说过一句话过：“吾日三省乎吾身”，这句名言对近现代中国文化影响极大，源头大概就出自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
坤卦象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厚德载物”后来成了北大的校训，至今仍是书法家们最爱题写的条幅，追溯源头，道家思想更像是从坤卦的卦德中发展演化而来的。
中华文化中传承的两根主脉都源出于易经，其他就不必重复罗列了。
想到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把“三江源”比作中华文化的源头，儒家可比作长江，道家可比作黄河，儒、道两家二千五百年交互作用——“一阴一阳谓之道”——建构起中华民族千古传承之道统。
从汉代开始《易经》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这应该还是和“焚书坑儒”有关，秦始皇听从李斯建议，搜罗焚烧六国国史和诸子书以外，只保留卜筮之书，《易经》因此得以完整保留，起到传承文化之功。根本原因还在于《易经》原本就是远古源流而来的文化根脉，也就最有资格作为“群经之首”。
朱熹说：“易本卜筮之书也。”
《易经》原本就是一本用于占卜算卦的工具书，“算卦”的意思是经过推算得出（属于自己）的那一卦，如今“周易”又退化到算卦起名看看风水这一类功能，也算是回归本原。只是有一个现实令人沮丧，任何算卦都有一个共同点——算不准！
量子物理学里有一个“测不准原理”，人世间的宏观世界同样有许多测不准的变量，远古圣人所说的“善易者不卜”，大概也包了对“算不准”的警觉。但“万物皆数”毕竟又是宇宙法则，在信息大数据时代的“智能社会”，一切又都成为“算法”的存在，谁又能说《易经》这个源自远古的算法就一定是荒唐落后的“封建迷信”？
荀子所说的“卜筮然后决大事”，这是古人中的智能之士对“周易”的态度，不相信这个方法以及其推算的结果，但还是要遵从其中所揭示的底层法则，用现代语言表述，就是要遵从“算法”这大概是学习“周易”这个源于远在中华文化源头的“算法”对现代社会惟一的但也是不可或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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