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易经》是什么?
一听周易就想到算卦,这是常人非常一致的反应。碰上一个懂易经的,往往带有几分惶恐的敬意,内心又有几分不好言说的鄙夷。这两样心理都有根由。
人人都想有好运气,也都想提前知道点自己的好运气,碰上一个自称算得准的,面对自己人生的“剧透”,自然会有些诚惶诚恐。
建国后“破四旧”的一系列运动,成功地把周易和算卦一并扫入封建迷信的篓子,算卦基本属于旁门左道,找人算卦是愚眛落后,都会被人打心眼里暗自瞧不起。
时下算卦之类的“封建迷信”在民间有沉渣泛起之势,前些年更是流行看风水运势的“大师”,打着“周易”的旗号,不入流的“封建迷信”立马包装得高端大气,成了华民族古老相传的“易学经典”,其实和易学的皮毛也不沾多少边儿。
就这样学周易的人和周易同样处境尴尬,尤其是把《周易》作为学问研究的学者。钻研《周易》七年(文王拘羑里推演出周易的时间),和数不清的人谈过易经,几无例外开口就问算卦起名这类事,有一次开会碰上一个领导,听说我懂周易,很认真地打电话回家大概是和母亲核对了生辰八字,神秘地塞给我一张纸条,让我帮他算一算。
类似的啼笑皆非我早已司空见惯,给人说清楚“易理”与“术数”是如何不同仍就是件很费心力的事。
圣人说:“君子善易而不卜。”就是教人专注于其中的“易理”,不要尽在表面的占卜算卦这类皮毛上下功夫。世上还是俗人多,君子只是人群中的稀有动物,所以历朝历代周易大都用于卜筮决疑这类皮毛之用了。
孔子此处所谓君子并非专指道德品质,也泛指身居高位处于统治阶层的贵族,易理中也就既蕴含了涵养道德人格的精神,也有治国理政之道。惟其如此,“易”也才有资格称之为“经”。
《易经》“成经”最早在汉代。“经”的原始含义是织布时用棱子穿织的竖纱,是编织物的纵线,横线为“纬”,衍用为地理学中“经度”与“纬度”的概念。引申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就成了在变化中把握人生和家国治理之道的不变法则。
汉代有“五经博士”,以家族传承,每家治一经,对应的是孔子课徒时所传授的“大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到了汉代成了“五经博士”所治的“五经”,《乐经》此时大概就已失传。
“博士”这个称谓出现于秦代,字面意思是“博学之士”,也就是“有学问的贵族”。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春秋时代,治世的学问主要在贵族阶层传播,从孔子这个没落贵族的“至圣先师”出现,才开始向庶民阶层传习。
汉代由朝庭供养“五经博士”应该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关。灭秦之后,发现“知识分子”大都“坑杀”了,藏书也差不多给搜罗烧尽了,文化传承出现断层的时候,才能显出文化的珍贵。经济学里的“稀缺原理”在这里也起作用,这也符合易道的不变法则。
近代看到过一些为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文章——“焚坑事件要商量”——又有伟人的背书。
“焚书”并不是烧尽藏书,焚烧的只是六国史书,是为了防范六国后人死灰复燃;“坑儒”埋掉了也不是儒生,而是四百六十名“方士”,说起来和《易经》也许还能拉上点关系——近似于近代社会中的算卦先生。被秦始皇派往东海访求长生术的徐福就是一位著名的“方士”,传说中他访仙不成,为了避祸,带领随从三千童男女远赴东瀛,成了日本人的始祖。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始皇帝,求不到长生不老药,还一再被坑,坑杀一些坑了他的“方士”们泄泄愤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中间有一个误解,方士并非后世那些能掐会算神神道道的“神棍”,先秦的“方士”和“儒生”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从孔子那里开始,他所教的“易”就分出了“易理”和“术数”两支,世人熟知的七十二贤都属于易理派,拿《易传.系辞》和《论语》来对照,其思想根系是一脉相承的,这也是后人认定《易传》出自孔子之手的原因。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孔子传易于商瞿”,传给商瞿的大概是“周易筮法”,可视为“术数派”最早传人。这个流派散落民间,和医、卜、星、相合流,大概就是“方士”这个群体的来历。这些儒生方士在秦汉早年大都六艺皆通,也都是博学的“知识分子”,但知识当不了饭吃,生逢乱世生存才是最紧迫的,这些儒生方士“四体不勤五谷不丰,生存能力极差,反倒是看似装神弄鬼的算命看相成了吃饭的本领。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据顾颉刚先生考证,孔子所谓的“三千弟子”学的是高大上的“周礼”,讨生活主要还是要靠“殡葬礼仪”,顾颉刚称之为“春秋殡葬公司”。
唐代贞观名臣魏征、禇遂良、虞世南等人合编的《群书治要》收录了先秦诸子百家和历朝治理经典六十七部,收入《周易》 卦。“群书”中“周易”排在第二位,排在首位的是《尚书》。
虞世南说:“不读易无以为将相。”
一部治国经典中选入卜筮之书,感觉上似乎有那么一点不伦不类。按照“易理派”的理解那就再合适不过。
“周易”六十四卦每一卦都可以视之为一个“思维认知模型”,大到经世济民、治国安邦的准则,小到趋利避害的原则、修身立命的标尺,易道广大,天下大小事宜无所不备,都能从中找到一个底层“思考模型”。“群书”中选入的那几卦是“周易”成书之前历代治理思想精粹的积淀。
易经只是一个思想认知的“系统模型”,是一种底层法则,其中并没有具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易经中的卦爻辞读起来感觉抽象模糊,这个笼统而模糊的法则需要进一步发展成清晰而严谨的思想,于是衍化出来先秦“诸子百家”。
乾卦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自息。”
孔子代表的儒家精神是“知其不可为而为”,正是“君子自强不自成”的精神;还有曾参的“吾日三省乎吾身”,这句名言对近现代中国文化影响极大,源头大概就出自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
坤卦象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厚德载物”后来成了北大的校训,至今仍是书法家们最爱题写的条幅。追溯源头,道家思想更像是从坤卦的卦德中来的。“六五”爻辞“黄裳元吉”,《系辞》中的说法是“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之乾坤”,“六五”是君王的位置,寓意是君主要遵循易道法则,天下自然而治。老子的“无为而治”把它发展成为“为无为”的思想,“厚德载物”是“无为而治”的底层逻辑法则。
中华文化中传承的两根主脉都源出于易经,其他就不必重复罗列了。
想到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把“三江源”比作中华文化的源头,儒家可比作长江,道家可比作黄河,儒、道两家二千五百年交互作用——“一阴一阳谓之道”——建构起中华民族千古传承之道统。
从汉代开始《易经》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这应该还是和“焚书坑儒”有关。秦始皇听从李斯建议,搜罗焚烧六国国史和诸子书以外,只保留卜筮之书,《易经》因此得以完整保留,直起到传承文化之功。根本原因还在于《易经》原本就是远古而来的文化源流,也就最有资格作为“群经之首”。
朱熹说:“易本卜筮之书也。”这
《易经》原本就是一本用于占卜算卦的工具书,“算卦”的意思是经过推算得出(属于自己)的那一卦。如今“周易”又退化到算卦起名看看风水这一类功能,也算是回归本原。只是有一个现实令人沮丧,任何算卦都有一个共同点——算不准!
量子物理学里有一个“测不准原理”,人世间的宏观世界同样有许多测不准的变量。远古圣人所说的“善易者不卜”,大概也包了对“算不准”的警觉。
但“万物皆数”毕竟又是宇宙法则,在信息大数据时代的“智能社会”,一切又都成为“算法”的存在,谁又能说《易经》这个源自远古的算法就一定是荒唐落后的“封建迷信”?荀
荀子所说的“卜筮然后决大事”是古人中的智能之士对“周易”的态度,不相信这个方法以及推算的结果,但是还是人遵从所揭示的底层法则。用现代语言表述,就是要遵从“算法”。这大概学习“周易”这个源于远在中华文化源头的“算法”对现代社会惟一的但也是不可或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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