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国学小白，四书五经难入门径，理学心学雾里看花，最近听专栏《熊逸书院》反倒对此有些全局观，有种恍然大悟之感觉。
为什么宋朝会出现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的发展根基是什么？它与传统儒学有什么不同之处？我好像知道了一些答案。
一
传统儒学缺乏终极真理，无法面对佛道竞争。
孔子与孟子的儒学，严格来说，是一种政治哲学，只盯着当下的社会，看社会如何如何不好，要如何如何恢复上古制度。
孔子最想恢复礼乐，孟子最想恢复井田制，满满都是社会责任感。但人不能只考虑社会，还要考虑自己。
孔孟只教人做君子，只要合乎道义的事情就放手施为，不计成败得失。这种标准注定只有极少数能真信、能践行。
当某种道德教条总是让自己吃亏的时候，还能坚持不变的人绝对不多。再多苦口婆心的宣传教育，都敌不过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利害关系。
孔孟一直回避这样的问题，这是世界的真正本质是什么？运行规律是什么？以及与人是什么关系？给人的存在与死亡赋予什么意义？为善与为恶到底有什么区别等等。
没有一个解释一切、吸纳万物的终极理论，仅凭一句上古之礼、先王之道，是无法抵挡不住别人的追问的。
尤其面对，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这种社会常态时。
转头一看，道家正在宣传修仙的技术，人能修炼成神仙，但坏人不能。再看看佛教，佛好像比神仙更厉害。
佛教对人生的种种疑难问题都做了合理解释，好人为什么总是吃亏，这是因为他前世做了坏事，如果你今生坑人害人，来世就会做猪做狗。
佛教的理论体系也很完备，还分化出很多流派，不管你是城市文盲、乡下老太，还是高级知识分子，总有一款适合你。
佛教不但给你着落，还给你指明了出路，甚至还生产出佛祖、菩萨、罗汉的各种塑像，让你能有求告的目标。
孔子之后，中国士大夫阶层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探讨人生的意义和世界运行的规律，是在魏晋时期盛行的清谈之风，史称魏晋风范。
那会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儒学的局限性，所以寻求新理论的支持。
特别是唐宋时期佛、道两家高手辈出，不停在挖儒家的墙角，让儒家死忠分子很有阵地失守的紧迫感。
儒家必须要想办法，把缺乏终极理论的先天缺陷补好，才有赢的可能性。
于是，理学出现了。
二
传统儒学土壤严重缺失，不变则水土不服。
孔孟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分封秩序，宗法封建还没有彻底崩塌，“人各亲其亲，长其长”的人际纽带还没有彻底断裂。
儒学所要恢复的是一个更稳定更静止的传统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家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别人会做什么，心里很踏实，不需要找个上帝来信，找个佛祖来拜。
当环境中的不确定性越强，利害关系越大，人对心理依托的需求就越强。所以，古代的海员，现代的官员和明星，迷信心态会远超平均值。
春秋纷争，战国混战，秦汉以后更是改分封为郡县，社会结构、经济板块、各种思潮不断变化，尤其秦汉末年动乱，两晋南北乱战，五代十国厮杀，给儒家学说造成巨大冲击，越来越无法自洽，越来越难以解释现实。
就像我们如今的社会，老人常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以前的社会风气多好多好，其实传统的农村不过是熟人社会而已，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不仅一辈子，而且世世代代都捆绑在一起。
如果某个人行为不够检点，不合乎当地的风俗习惯，结果就会是“唾沫星子压死人”，其父母会被人指指戳戳，孩子也会抬不起头。
而陌生人社会，哪怕你把身边所有人都开罪光了，没关系，打包走人就是，到新环境寻求新发展。
你可以活得随心所欲，出门随地吐痰，不管路人再怎么翻你白眼，你们也不过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没人能奈何你。
你在公交车上和孕妇抢座位，一车人就算集体谴责你，但下了车你们就各奔东西，谁也不认识谁。
可以说，这是重复博弈与单次博弈的差别，社会结构变了，传统美德约束不住人了，你会发现道德感越低下，反而活得越潇洒、越开心。
所以，儒家为什么越来越不受待见，就是它无法解决甚至解释这种困境的出现。
不过，随着社会法治和信用体系的重建，社会越来越向重复博弈方向发展，儒学的振兴就有了现实基础。
三
理学上继孟子，而非孔子的学说。
寻找终极真理，必须要考虑合法性问题，修补材料不能凭空发明，必须在儒学的原有典籍里找。找来找去，发现《孟子》最合适。
《孟子》认为，人有四种与生俱来的善心，除了恻隐之心外，还有羞耻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它们分别是仁、义、礼、智的萌芽。
找准了善的根源，然后把它们小心呵护，使萌芽成长为参天大树。这就引出一整套心灵修炼的方法，
《孟子》的这些内容，恰恰是宋朝儒家最需要的，性善论为儒家落实了终极依据，心灵修炼的方法填补了儒家的空白。
宋朝学儒从孟子的理论发展出“理”和“气”，“理”是抽象的规律，“气”是具体的物质。人的身体属于“气”的范畴，人性属于“理”的范畴。
朱熹在《孟子集注》里解释人性善，说从“气”的角度来看，人无非是一种普通的活物，有知觉，能运动，和动物没多大区别，但是从“理”的角度来看，人心中的仁、义、礼、智完全具备，这就是动物比不了的。
理学家发现了“天理”，而且“万物皆是一理”。这是很了不起的发现。
今天的物理学家致力于统一引力、强力、弱力、电磁力这四大基本作用力，很想凝练出解释一切物理现象的大一统理论。前沿物理学家们至今没能做到，但宋朝的理学家做到了。
禁不禁得起推敲是另一回事，但它至少是一种“终极真理”，具体而微，解释力惊人，完全有资格和佛教、道教的“终极真理”媲美。
宋朝的儒学，几乎全是在孟子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假如孔子复生，一定看不懂。到了这个时候，孔子只是一个牌位，被高高地供起来。
孔子和孟子的关系，有点像《水浒》里边晁盖和宋江的关系：宋江虽然后上梁山，但做了梁山上的实际操盘手；晁盖注定会死，但晁盖的牌位永远要比宋江的座位优先。
不过，理学的出现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也不好说。
王小波有篇文章写的很有意思：
“四书也好，《红楼梦》也罢，本来只是几本书，却硬要把整个大千世界都塞在其中，我相信世界不会因此得益，而是因此受害。”
“任何一门学问，即便内容有限而且已经不值得钻研，但你把它钻得极深极透，就可以挟之以自重，换言之，让大家都佩服你；此后假如再有一人想挟这门学问以自重，就必须钻得更深更透”。
“此种学问被无数的人这样钻过，会成个什么样子，实在难以想象。那些钻进去的人会成个什么样子，更是难以想象”。
古宅闹鬼，树老成精，一门学问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妖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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