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是美国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一本奇特的小书。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在大明帝国的土地上没有什么重大事件发生。但是这一年，几件小事透露出明帝国未来若干年的走向，明帝国最终的命运在这个不起眼的年代已经决定了。
书中讲了明万历朝六个人物的故事，但这又不是一部人物传记。这六个人如果生活在其他历史时期，每个人都是个性张扬，敢与天地万物叫板，能创造出一段属于自己的传奇。但是在万历朝，他们个个如笼中困兽，不是潜伏爪牙忍受的困兽，是直接被剪了爪，拔了牙，心有不甘却无力挣脱。或者说，他们都深陷在无尽的泥潭中，想要挣扎着解脱，却无法发挥的力量。
万历，受困的皇权。1572年，万历皇帝朱翊钧坐上皇帝宝座时，还只是9岁的孩子，好在孤儿寡母可以依靠首辅张居正。张居正在万历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亦父亦师的角色。万历本人受益于这种亲密关系，又无时不感到沉重的压力。张居正死后，被查处，被抄家，万历总算从张居正的阴影下走出来，却又受到文官群体的压迫。不能册封自己宠爱的郑氏为贵妃，不能立自己宠爱的三皇子为太子，万历表面上是最有权势的人，却处处受到儒家道德掣肘，此时他大概最能体会“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的无奈。
申时行，受困的行政。1587年，只有52岁的申时行却感到未老先衰，他总是感受到一种沉重的负担，这是一种道德观念的负担。儒家“礼”的思想深深扎根在申时行的心中，各种官方的礼仪体现着朝廷的权威，一月三次的经筵，最能表现君臣守礼如仪、为天下表率，然而万历一次次“逃课”，让它成了笑话。申时行所处的困局，不是从组织和技术上可以解决的，没有明确的制度可以遵循，他只能依靠道德习惯和人事的手腕来应付一切，增加文官（小集团）之间的信任。
海瑞，受困的良心。1587年，海瑞去世。海瑞在传统中是刚正清廉的化身，对于他的评价，一直有极大的争议，这种争议可能还会持续许多年。海瑞尊重法律，并按照最高标准来执行，同时作为一个苦读圣贤书的文官，他也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以抽象的道德代替法律，以伦理的“善”、“恶”代替“合法”、“非法”，一丝不苟地执行太祖颁布的原则，但是其个人的道德表率，也无法弥补组织和技术上的缺陷，政府如果没有清晰的组织和技术手段，仅靠模糊的道德和个人的感召，根本无法提供有效的行政，后果是既无公平也无效率。
受困的进取心。万历十五年最后一个月（农历），戚继光去世了。戚继光是万历年间最有才能的将领，然而被弹劾罢官后，至死未得到万历宽恕，原因只是由于他与张居正关系密切。需要武将带兵打仗，在文官集团眼中，标志着自身治理的失败。而武将所受的训练和面临的环境，要求他们必须以实效为首要目的，必要时甚至不惜孤注一掷、舍命相博。这与文官标榜的稳健平和水火不容。观念上的差异，造成文官不仅轻视武将，还经常无理批评武将的指挥行动。戚继光要实现保家卫国的目的，只能靠巴结权贵的手段来实现，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哀！
受困的思辩力。李贽算不算一个哲学家值得商榷。他并没有找到一条愿意为之燃烧、为之献身的道路，也并不反对自己出身的阶级，但是他却为他的阶级所不容，他本人最清楚这一点，因此他的著作起名为《焚书》。李贽是儒家的信徒，他娶妻生子，读过书，做过官，按照儒家伦理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义务。万历十六年，他以出家的形式反抗当时世俗道德的桎棝，寻求个性的自由发展。表面上他背离了儒家的世界，实际他的言行代表了当时文人的良心。李贽没有创造出一种成体系的理论，他的片断式的言论，也常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人们只能看出他反对什么，而看不出他主张什么。他攻击传统的伦理道德，但他是货真价实的儒家传人。他受困于伦理道德的束缚，只能以出家讲学这种貌似反常的举动来实现个人的行动自由。
为什么会是这样让人困惑的局面？
从洪武皇帝开始，以科举取士，想要出人头地，必须以“四书”为思考和行为的标准，不可越雷池一步。程朱理学失去了思辩的能力，成为僵化的教条，阳明心学打破了旧标准，但“良知”先天不足以成为客观的标准，在解放思想之余，无法树立起新的标准。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万历年间朝堂上的“君子”们文则太过，处处战战兢兢，时时如履薄冰，踏错一步便可能万劫不复，张居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只因丁忧夺情便被官员弹劾、唾弃，质疑其人品（虽然其人品确实不太好）。然官员质则不足，如果不说“全无”的话，任何革新的言论、行动，都是与祖宗成法不相容的。于是朝堂便成了君君臣臣的表演舞台，儒家伦理变成了各种虚浮的仪式和教条。“文”官集团的力量是巨大的，无论皇帝还是权臣，无论清官还是英雄，无论行动家还是思想家，要么屈服不做任何事，如万历，要么用不光彩的手段换取做光彩的事的机会，如戚继光。
“文”太过，则必须以“质”纠正，大明帝国既然无法从其内部来纠正，从白山黑水间杀出来“野”气勃勃的女真人便主动扮演了这一角色。1619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机动作战，各个击破，以弱势兵力击败了颟顸迟钝的明辽东主力，基本取得了锦州-宁远以北的实际控制权。
怠政的皇帝、中庸的首辅、严苛的地方主官、行贿的英雄、出家的读书人，这些怪异之人竟然是那个时代真正想做点事的人。真正怠政的实际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组成这一环境的知识分子，但这些“君子”也并非坏人。
作为一种高级的意识形态，道德本身并不坏，但是当道德观念成为枷锁，一方面需要鼓励个性发展，一方面需要以更加明确清晰的法律和契约来约束人的行为，二十一世纪的东方，也需要这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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