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思考的恶

文：Kuange 

清华大学有一位教授曾问她的学生：“如果刘文彩根本不是一个弄了水牢和收租院压迫贫下中农的人，周扒皮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主，只是一个富农，半夜鸡叫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过，你们能相信吗？”

结果，所有的同学摇头，说我们没法相信。

这位教授认为，学生们不是没法相信，而是不愿意相信。颠覆固有认知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因为人类思维存在惰性。

但是，懒于思考是人性最致命的弱点，它不仅会使我们受到欺骗，还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间变成凶恶之徒，走向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

1961年，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到审判。他被称作“犹太人刽子手”，是希特勒犹太人种族灭绝计划实际执行的负责人。

阿伦特向《纽约客》毛遂自荐，成为特派记者前往耶路撒冷参加这次审判。她希望通过庭审，去了解艾希曼的想法，去揭示“纳粹造成欧洲文明社会道德坍塌的全部真相”。出乎阿伦特意料的是，艾希曼并非一个穷凶极恶之人。

开庭第一天，阿伦特就感觉到了艾希曼的平庸和乏味。在给雅斯贝尔斯，还有她的友人和丈夫的信中，阿伦特写道，他算不上凶恶，“就像一个巫师药汤里的鬼魂”。“他还感冒了，在防弹玻璃间里直打喷嚏”。

其他证人的证词也表明，艾希曼并不是一个精神错乱的杀人狂。阿伦特记录有六位心理学家都证明他很“正常”，而且对周围的亲人、朋友和邻居充满善意。定期探视艾希曼的牧师也表示他是“一个非常具有正面想法的人”。

这场审判从4月开始，到12月结束，历时整整8个月，艾希曼始终拒绝承认针对他的每一项指控。

艾希曼说自己“在上帝面前有罪，但是在法律面前无罪”。到审判后期，控辩双方还有三位法官都懒得再问罪于他。因为不管怎样，艾希曼的答案都是：“事情就那样发生了……我什么也没做过”。

阿伦特翻阅了艾希曼的背景资料和大量审讯记录，卯足了劲也没在他身上发现“魔鬼的深度”。他既不是伊阿古那样的阴谋家，也不是麦克白那样对权力充满欲望的人，更不是理查三世那样的恶棍，他只是像一个办公室小职员一样，不遗余力地追求升迁发迹。哪怕面对以色列警察，艾希曼仍然喋喋不休地念叨他职业之路的坎坷。

那么，唯一能解释艾希曼行为的就是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或者说他从来不去思考自己到底干了什么，只是忠诚地执行来自上峰的命令。

于是，阿伦特说：“不思考注定了艾希曼成为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罪犯。”

这个定论一经提出，立刻激起千层浪，人们纷纷质疑和指责阿伦特。

一种质疑的声音是站在犹太人情感的角度，控诉阿伦特为纳粹辩护。以色列哲学家肖勒姆在公开信中说阿伦特没有良心，而且嘲讽钦佩阿伦特的人只不过是些“玩弄字母的文人”。大思想家以赛亚·柏林说他无法接受“平庸之恶”的观点，他认为阿伦特的书很荒谬。美国犹太人组织还对阿伦特下过绝罚令，这等于是把她永久驱逐出教会。

另一种质疑的声音认为，在一个极其恶劣的环境之下，妄谈个人不思考导致平庸之恶，岂不是无源之水？

这就涉及阿伦特毕生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极权之恶”。

“极权之恶”将统治意志渗透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在一个封闭的体制内规训个体，消除他们的个性，使之完全服从安排，同流合污。

加缪说：“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杀人凶犯的灵魂是盲目的。”

柏拉图的“洞穴之喻”，讲的就是人在封闭的环境中，是怎样被“教化”的故事。

在一个洞穴里，捆着一群囚犯，面朝墙壁坐着。他们的脖子被固定住了，这让他们无法回头，也无法互相交流。

囚犯身后，是一堵矮墙，矮墙后是通往外界的出口，出口上方悬挂着一个火把，照亮了漆黑的洞穴。时不时的，会有人进到洞穴，在矮墙后来回穿梭搬运东西，并交谈几句。

搬运者和物品的影子投射在囚犯面前的墙上，他们的交谈声，在洞壁上产生回响，就好像影子在说话。

在经年累月的跪坐中，囚犯的身体变得僵直，眼睛也适应了洞穴的昏暗。而且他们只能看到墙壁上的东西，不知道矮墙、出口、火把、搬运工、物品还有外面世界的存在。于是，他们就把墙壁上“会说话的影子”当做整个世界。

有一天，一个囚犯挣脱了枷锁，回头发现了矮墙和出口。但是火把的光芒对于他的眼睛来说太亮，让他极为不适。他忍着眼睛的痛苦爬出洞穴，外面的一切让他目不暇接。他从来没有想过，原来洞穴外面的世界如此丰富。

他回到洞穴，向其他人讲述他的发现，但是其他囚犯根本不相信他所说的，因为他们依然只能看到面前的墙壁。

逃跑者帮助其他囚犯解除禁锢，带着他们绕过矮墙，试图离开洞穴。然而，这些囚犯也经历了逃跑者面对火把时的痛苦，无法忍受之下，他们杀死了逃跑者，回到洞穴里去了。

我们可以把洞穴看做一个封闭的制度环境，捆缚囚犯们的枷锁就是极权，除了逃跑者以外的所有囚犯都是“不思考的人”。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些囚犯并非真的不去想，而是他们没有办法在自己脑海里创造一个不存在的现实世界，他们只能面对被给定的东西。

根据阿伦特的观点，希特勒统治下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就是柏拉图的“洞穴”。很多像艾希曼一样的人，被驯化为纳粹机器上的齿轮或者螺丝钉，认定谬误与恶意都是合理、合法的秩序，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这就是阿伦特所讲的“极权之恶”。

“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并不是想说谁的责任更大，或者用制度之恶遮蔽个人之恶，她重在探讨集体罪恶和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在她看来，极权之下，所有人都会面临选择的难题。”

“平庸之恶”与“极权之恶”相伴相生，“极权之恶”引发“平庸之恶”，“平庸之恶”无知而又自觉地维护“极权之恶”，如此恶性循环。

阿伦特之所以会作此思考，与她的传奇经历有关。

1906年，阿伦特出生于一个德国犹太家庭，幼年在康德的故乡哥尼斯堡度过。一战爆发后，她随家人逃亡柏林。

后来，阿伦特开始学习哲学，并师从哲学巨匠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但是，因为犹太人的身份，她无法在德国获得高校教职。

纳粹上台后，很多德国知识分子，甚至犹太组织都公开和纳粹合作，包括阿伦特曾经的老师和恋人海德格尔。这让阿伦特非常震惊，她不明白这些人怎么可能看不到纳粹友善的面具下，极权和残暴的本质呢？后来她讨论艾希曼案件时，还时不时把当时的不解和错愕拿出来说。

于是，阿伦特投身犹太复国运动，试图挽救她的同胞们于纳粹屠刀之下。结果，她遭到拘捕，被迫流亡法国。

这时的她已经不再是与海德格尔相恋时单纯的哲学青年，也不是冲动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通过与本雅明、雷蒙·阿隆、茨威格、布莱希特等人相交，阿伦特的思想不断成熟，对于现实的关怀也更加深刻。

二战爆发后，法国开始强制关押国内的流亡犹太人，阿伦特亦在其列。被关押的这段时间，是阿伦特离死亡最近的时刻。后来，她逃脱至美国，但是她的朋友本雅明，还有其他的犹太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阿伦特的前半生因为战争颠沛流离，直到1950年代，她才正式拥有美国公民身份。在经历半生的迫害和磨难之后，阿伦特安定了下来，并最终获得了高校教职，成为普林斯顿大学聘用的第一位女性教授。

不难看出，阿伦特深受极权主义之苦。她倾其一生揭示极权之恶，以及极权之恶造就的平庸之恶。她被称作“极权主义的掘墓人”，不仅在于她秉笔与极权开战，更因为她对于“极权之恶”和“平庸之恶”的诠释极具革命性。

阿伦特就像是席勒笔下的“远方姑娘”，席勒写道：

“她的来临带给人们喜悦，她带来了鲜花和果子，她的馈赠分给了每一个人。”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对政治的讨论大多着眼于政治人物与权力组织结构。即便是后来有霍布斯和洛克将人的天性和需求纳入到政治研究中，也没有直接探讨政治结构和人的选择之间如何产生关系。阿伦特颠覆了这一传统。

和20世纪其他伟大思想者一样，阿伦特深深感知到人类灾难深重。此时宏大的理论体系建构和抽象的概念探讨，已经不足以解释人类的灾难，那些最聪明的大脑，把目光转向对灾难与人的行动的剖析。米塞斯、哈耶克如此，阿伦特同样如此。

因此，阿伦特对极权的研究不仅是提醒人们警惕和反思权力滥用的后果，更是关乎在社会生活中人的思考和伦理觉醒。她爱这个世界，但她更爱人。

遗憾的是，人们津津乐道于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旷世奇恋，却忽视了思想家阿伦特，以及她对人的担忧、理解和爱恋。当海德格尔成为希特勒的哲学家时，阿伦特饱受纳粹之苦而颠沛流离；当海德格尔还在他的林中路上踟蹰时，阿伦特已经在理解人性绵长和蜿蜒的道上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阿伦特说：“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也要期待启明。”

阅读阿伦特，寻找人性觉醒的光辉，警惕极权之恶，告别平庸之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