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故家

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一书，我颇喜欢，由一篇篇小文组成，文字明澈平实，却多回味的地方，这是很难做到的。

这书里的文章，写成于一九五〇年代初，周作人在《后记》中说，“这本书的写成与出版全是偶然的，最初给上海的《亦报》写稿，每天写一段，几乎没有什么结构，而且内容以事实为主，不杂议论。”这就与周作人以前写的文章有很大的不同，较少掉书袋，做文抄公。从这个角度看，此书不失为周作人的一本写故家的纪实小史，创作味道很浓。

周作人笔下的绍兴老家，一个世居大家族，人口繁杂，新台门，老台门，每支的长房，中房，小房加起来，少说也有数百号人。周作人笔下的老家，还是意趣其间者多一点，有着平人的喜与悦、哀与痛，也许更切近实生活。鲁迅小说里的老家绍兴，有些阴沉，冷漠。这当然与鲁迅写小说时的理念先行有关系。按周作人的说法，鲁迅在北京教育部做小官那几年，为了遮人耳目，给袁世凯密探以玩物丧志的印象，开始抄碑。没想到还真玩上了，袁死了还在抄。后来张勋来了一下复辟，北京城给扔了几颗炸弹，“大家受到很大的激刺”，加上经常来闲聊的金心异（钱玄同）一番话怂勇，力劝鲁迅做一点文章，“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灭这铁屋的希望。”鲁迅听进去了，正式开始其文学创作生涯。由此可见，鲁迅的小说大都皆为理念先行小说，有启蒙味道也很正常。在鲁迅的刻意为文下，这个阴沉沉的“铁屋”氛围笼罩下，九州里的一个故乡县城，其间好多的人与事，被艺术化描摹，与实生活相较，失真度相当高。比如父亲的病，据周作人的说法，是早有病根，按症状描述估摸是现今看来某一脏器癌症中晚期，发现晚了，即使当下的医学水平，也是没有办法，不能太怪中医。而在鲁迅小说里，中医本就是整个“铁屋”中的神像之一，依着这个由头猛砸一气，正好使。

关于这支绍兴周氏的来历，周作人很老实，没有后来的那些吃鲁迅饭的那么无聊。他道明朝正德年间（一五〇六年为正德元年），一个被后人称为逸斋公的第一世先祖移居绍兴城内，没有证据表明与写《爱莲说》的北宋周敦颐有何血源关系，更别说去比攀周公了。周作人甚至推测，逸斋公的一家当初或者是乡下种田的，后来搬进城里大约就做生意了。记得以前看到一些鲁研家的文章，即考证说鲁迅是周公周敦颐的后代，还说本朝开国周首辅与鲁迅是同宗，当时就觉得有些稀奇。还是周作人实在，我们祖上是种田的乡下人，又怎么了，不过祖上历数代经营，举人，进士入翰林的也有好多，不失为书香传世，台门人家就是了。

关于周作人祖父介孚公那场著名的科考案，周作人说得较隐晦，为祖父讳，大约因他与祖父自小就着实，得祖父宠爱有关。周作人说是被一个祖父的跟班，叫徐福的坏了事体。介孚公是翰林老爷，同年关系网较多，丁忧在家也没有闲着。刚好那年乡试，为几个亲戚朋友去打招呼，叫那位名叫徐福的二爷去主考船上递信封。主考官见副考官在船上，不便面拆，让先回。不想那二爷是个港督，叫了起来，说里面有钱，怎么不给收条，于是事发。按说这事，事发地苏州府处理起来，可大可小，介孚公还是被监了七年，要不是遇上大释，怕是要死在牢里了。可算是重刑。周作人这样为其祖父讳，只说：“介孚公爱骂人，自然是家里人最感痛苦，虽然一般人听了也不愉快，因为不但骂的话没有什么好听，有时话里也会有刺，听的人疑心是在指桑骂槐，那就更难受了。”但是他祖父骂了一个不“一般”的人，据周作人族叔冠五爆料，族里有一位姑爷，秀才陈秋舫（章锡）夫妇结婚后住在公用的“三间头”里，住得留连忘返，介孚公看不惯，骂：在布裙底下躲着的没出息的东西（此句非知堂所写，为冠五手笔，要是知堂用绍兴话写下来，要好看得煞）。这话传到陈姑爷耳里，当即辞别岳家，说：“不出山不上周家门”。后来果然中了进士。刚巧科考案时，陈秋舫是苏州知府王仁堪门下的刑名幕友，王要大事化小，陈姑爷不肯，乘机报复。周作人说祖父留有《恒训》一卷，为子孙家训，我猜想周作人写至此大约是只能苦笑，介孚公自己修身未遂，如果他有曾国藩在“敬”字上修行的十分之一作为，估计我们就等不到那么“痛苦”的鲁迅出世，也就没了那么沉痛的《呐喊》看了吧。

冠五关于周家的补充材料，与周作人的文章两相对照，让我更明确了一个事理，即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观的正确性。一切历史，语言书写的历史都是一种虚构，很难与事实有百分百的相符。只要是语言书写，书写人的偏见将影响语词的组成结构；当时社会的群体意识也会影响形成“群体言语”。周作人在稍后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书里，很有些适应时代的群体言语。很有意思的是，差不多同时在《亦报》上连载的张爱玲的《十八春》里，也比现了这类群体言语。还好这本《鲁迅的故家》，尚少见这类趋时文字，所以很是难得。这些作用力下形成的文本，其语词的能指总归会偏离事实的所指。虽然周作人早已在对读者打预防针，说是五六十年前的事实，靠他这老人的记忆，会有偏差。这话在某些方面是有道理的，好多已为冠五指正，周作人也承认了。在另外的一些方面，比如周自己为了替祖父讳，决不说穿祖父判重刑很大的缘故是口舌之咎，自作自受，这就要外人之言旁证了。再比如，有的历史事实，非亲历，只是耳食所得，那出入就更大了。

书中有一例，周作人与鲁迅，因仲翔有“新党”气味，三人较谈得来。周作人写年关送桐生吃食一事，偏听了仲翔的说法，说是仲翔好心自己作主送去的馒头。而按冠五的说法，是两长辈提出，命他与仲翔两人同去，而且送的是年糕等物。冠五还认为仲翔为人势利刻薄。

更有趣的一例是，桐生以前在一家药铺当过伙计，那老板叫申屠泉，后来在家吃饭时，“忽然被外边抛进来的一块砖头打破了脑袋”，死了。周作人自己也觉着这事有些搞笑，不自禁地在书里叙述了两遍，我看到此处，常要想象这位狙击砖手是何方神圣，何等面目，印象当然也很深。不意想，冠五一盆冷水兜头一浇，说申屠泉不是被人抛砖击死的，乃是和一个名叫阿意的泥水匠盗掘了朱姓的祖坟，事发潜逃，不知所终了。这个说法同样颇具戏剧性。至此，我也不知道要相信哪个，简直就是罗生门。

周作人这本书里，我顶喜欢《一幅画》一文，是写他的四弟椿寿的。“我有一幅画，到我的手里有八九年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如说是画，也就是的，可是又并不是，因为此乃是画师想象出来的一个人的小像。这人是我的四弟椿寿，生于清光绪癸巳（一八九三）年，四岁时死了父亲，六岁时他自己也死了，时为光绪戊戌。他很聪明，相貌身体也很好。可是生了一种什么肺炎，现在或者可以医治的，那时只请中医看了一回，就无救了。”下笔时感情能收束如此自如，写得既平淡，又温情，我看了很是佩服，以为与他写的纪念早殇的女儿若子那文，可作姐妹篇看。周作人老人本想将此画烧掉，后来其儿子捐给了文化部，挂在鲁迅故居原来的地方了。

二〇〇九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