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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里回忆：父亲伯宜公“看去似乎很是严正，实际却并不厉害，他没有打过小孩”。他举出的例证是和鲁迅有关的。有一次父亲来到三兄弟的房间，翻开垫被，发现鲁迅画的一幅画，画着一个人倒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支箭，上有题字“射死八斤”。“八斤”是周家隔壁的小孩，生下来就有八斤，身高马大，经常欺负周家兄弟，鲁迅不服气，就借着漫画来报复。奇怪的是，父亲看了并不责怪，只是把这页撕去了。周作人说：“他大概很了解儿童反抗的心理。”
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里回忆：父亲“并不打骂我们，也不和母亲吵架拌嘴，只是独自生闷气”。
而在鲁迅眼里，父亲是很可怕的。收入《朝花夕拾》里的《五猖会》写过节时，鲁迅迫不及待要去看迎神赛会，父亲却偏要他背书。看鲁迅的反应：我忐忑着，拿了书来。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我担着心，一句一句地读下去。
“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这是绝对不容分说的命令似的语气。
“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着，——而且要背出来。”
这之间的隔膜是刻骨铭心的，鲁迅为此感到莫大痛苦。
可以看出，对父亲的看法，鲁迅和他的两个弟弟是完全不同的。在周作人和周建人那里，父亲是懂儿童心理的，看上去严正，其实温和；而在鲁迅看来，却感觉压力山大。
其实，三兄弟的看法都很客观，只是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父亲已经去世了，正常的情况下，子女的回忆里大多会记得他的好处，而故意选择忘掉那些“不好处”，比如打骂过他等等，这种选择从心理上讲叫“避重就轻”。而鲁迅则不然，我们说鲁迅思想可贵，就在于他常能跳出常人的视角去看问题，总是能看到问题背后的问题，也可以叫做“避轻就重”。在他幼小的心里，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认识，父亲逼着他背书，实际上已然形成了对他精神上的奴役，所以，他才会把这件事情看成是极端痛苦的事情。这样的心理在周作人、周建人那里应该不会有，所以他们不会感觉这样的痛苦。其实，从这里，已然能够见出鲁迅先生早期“立人”思想的端倪。只是他当时并不敢反抗，所以这痛苦是加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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