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读到她的文,立马就喜欢上了,笔头轻盈,情绪柔软,既感性又精准妥帖,还有淡淡的诗意,情不自禁地就融在了她絮叨的世界里。直叹这是怎样的一位奇女子,有这么厉害的功力。
很早就想读她的传记,这次读到葛浩文的《萧红传》,总算是了了一件心事。一口气读罢,放下,过些天又翻了几页,叹息不已。准备为她记下些什么。
1930年,萧红拿到初中三年毕业证后,父亲将她终身许配给一个大军阀的儿子,而那个唯一疼爱她的祖父撒手西归。她决定逃婚,离开了家乡,去了哈尔滨。
她曾在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中这样回忆祖父:
所以每每在大雪中的黄昏里,围着暖炉,围着祖父,听着祖父读着诗篇,看着祖父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
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象白棉花一样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象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
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
“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
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
“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
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不久,她与女中教书的李姓青年同居,几个月后,她发现恋人竟然还有太太和孩子,她苦恼不已,一个人搬出,在小旅馆租了一间小房间,怀着身孕。半年过去,山穷水尽,她向《国际协报》文艺副刊的编辑投了求救的通讯。编辑和萧军替她偿还了欠旅馆600多元的外债,把她送去医院,萧军天天去看她。她生下的女孩送给别人了。
据描述,萧军生得短小身材,国字脸,目光锐利,弯弓眉,性格粗暴,常酗酒、口角、打斗。 他们在一起了五年,也有相互扶持的快乐时光,在此期间,萧红写了不少作品,她的写作大部分可说是受了萧军的影响和鼓动。但萧军的性情急躁,最后竟惯于在有人面前揭露她的弱点,且对她时而拳打脚踢。萧红忍无可忍。
1937年她与端木蕻良相识,这是个仰慕她的人,萧红名气比他大,因此她在与端木之间的关系上占了上风。他们迅速在第二年的5月举行婚礼。胡风提议新郎新娘谈谈恋爱经过时,萧红说:
“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事实上,这位新伴侣并没有让萧红满意,她和友人抱怨说端木是个“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的。”她的不满并不是只针对他一人而已,她对整个世界,尤其是女人的世界,感到非常心酸,她写道,
“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我知道;可是我还是免不了想: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灾难算什么呢?甚至死算什么呢?我不明白,我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是这样想的是我呢,还是那样想的是。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白朗说,“萧红是个神经质的聪明人。”萧红自己说,“我的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我知道这是不对,我时时在批判着自己,但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
与她一见如故的丁玲写道,
“当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的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直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原故吧。但我们却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我们都尽情地在一块儿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当然我们之中在思想上,在情感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没有差异,然而彼此都能理解,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而揶揄。”
1940年,萧红抵达香港,41年春,病情加重,而她正打算另写一篇长篇小说:
“内容是写我的一个同学,因为追求革命,而把恋爱牺牲了。那对方的男子,本也是革命者,就因为彼此都对革命起着过高的热情的浪潮,而彼此又都把握不了那革命,所以悲剧在一开头就已经注定的了。但是一看起来他们在精神上是无时不在幸福之中。但是那种幸福就像薄纱一样,轻轻的就被风吹走了。结果是一个东,一个西,不通音信,男婚女嫁。在那默默的一年一月的时间中,有的时候,某一方面听到了传闻,那哀感是仍会升起来的,不过不怎么具体吧了,就像听到了海上的难船的呼救似的,辽远,空阔,似有似无。同时那种惊惧的感情,我要把他写出来。假若人的心上可以放一块砖头的话,那么这块砖头再过十年去翻动他,那滋味就绝不相同于去翻动一块放在墙角的砖头。”
而身体不允许,她已知复原无望,除了听天由命外,偶尔也发发“愤怒”:“我本来还想写些东西,可是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你们了,留着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你们难过什么呢?人,谁有不死的呢?总要有死的那一天,你们能活到八十岁吗?生活的这样,身体又这样虚,死,算什么呢?我很坦然的。”她终以喉瘤炎、肺病、虚弱等症逝世,年仅三十。
一位评者说,萧红“不以诗名,别具诗心”,觉得很是妥帖。
可叹才气逼人,花期太短,她的一生都在颠沛流离,和她的理想追求相去甚远。
可以想到的最好的怀念方式,就是阅读她那诗样的行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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