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民国，遇到人物出场，除了名字，大多后面还跟着个"字"一一另一份名字。类似现在流行歌里的"副歌"部分?一个、两个，或者数个。真的就“副歌"一般，有的"字"混得比"名"还响亮，喧宾夺主的感觉。似乎主人也并不计较，还乐见其成。
比如，周树人，字豫山。大约只有他的发小，或者更熟悉的朋友，才树人、豫山地直呼。大多数的人们只习惯称其为鲁迅，或者后面再加个"先生"。鲁迅，却只是他的一个笔名。
在民国，笔名尤其盛行。没有笔名而被称之为文人的，绝无仅有。
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因生在西学东渐的民国时期，才时髦的取了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里的"适"字。也果然，一生适之，春风得意似的。却其实他的原名是胡洪骍。
钱钟书，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中规中矩的民国格式。却大多的人们更乐见钱钟书这个名字，就像认可他的《围城》，相看两不厌的人文风景。
如此，对民国的阅读中，常能感觉到她夹裹着的一股清风，和雅趣别致的书香味，自民国丛林里吹过来，由远及近，余味不绝。
除了名、字、笔名，有些书画家，还更雅一点，另有其"号"。大多跟从其心志，其文房的堂号，或者其他典故中来。
徐渭，字文长，号青藤老人、青藤道士。其书房:青藤书屋。书屋？很有现代味的组词，若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例。青藤?也才有愿做"青藤门下走狗"之说。当然，这是个明代的例子。
所以说，毫无疑问诸如字号、別称之类，并非始于民国。更古代的文言文时期的华夏文明，就已经很普遍了。若陶渊明，名潜，字渊明，又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一张一驰，另一首诗词般。
个例的，还有“绰号"、"外号"之说？
章太炎，原名学乘，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但因一次出格的演讲，而得了个“章疯子”的绰号。
“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是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听听，是不是确有几分狷狂疯癫。
清末民国时期的一批留学生，还可能有一个"洋名"。比如，徐志摩，原名章垿[xù]，字槱[yǒu]森，留学英国时改名志摩。英文名:Hsu Chih-mo。由于诗人的特质，他的曾用笔名: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怕是十个指头都数不过来。
所以，这些原本文化人的情趣雅致，一点缀而已，并非多多益善。再若画家齐白石一例。
齐白石，原名纯芝，字渭青，号兰亭，后改名璜，字濒生，号白石、白石山翁、老萍、饿叟、借山吟馆主者、寄萍堂上老人、三百石印富翁。
虽个个因从典故，总感觉得泛滥得有点不好打理了，犹民国地界里，仍未肯剪掉长辨子的老夫子。只好，人们留下一个好读好听又可爱的"齐白石"。
太多风景与情趣的民国，清高而卑微的民国，又一言难尽的民国。才留给今人深深的背影，和一份心里痒痒的念想。
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
也许，那些往去的名、字、号，和笔名，只如一串串绝响之下的遗音，一种时代寂寞的情调。隔空隔世，颤动的或都是一颗颗寂寞的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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